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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早年自号湘上农人，又喜自署亮，湖南湘阴人。出身于一个世代以耕读为业的破落地主家庭，道光12年(1832)中举。与曾国藩、李鸿章一样，都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中兴名臣”，后又率兵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进兵新疆，荡平阿古柏分裂割据势力，晚年坐福州，指挥抗法战争。他一生驰骋疆场，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其军事思想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
左宗棠在咸丰6年(1856)就提出了“反客为主”的战略战术。他给刘峙衡的信中说：“攻城之难，人皆知之……近年因九江环攻不得，益悟守城之易，故江西诸郡既陷，辄拌死守之。贼为其易，而官军好为其难，殊不可解。欲反客为主，以逸待劳，自不若扼要立营，断接济接应，而以时雕剿旁县为愈。此策仆早发之，而人不能用。……假使官军不贪近功，先清其接济之路，渐逼渐近，何至于此。”①后来，曾国藩也极力主张，湘军作战，“深以主客二字为重。扑营则以营盘为主，扑客为客；野战则以先至战地为主，后至战地为客；临阵则以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②又说：“贼来寻我，以主待客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善为主，不喜作客。”③他还对其弟曾国荃说：“城贼猛扑，凭濠对击，坚忍不出，最为合法。凡扑人之墙，扑之濠，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主为客，所谓至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所谓至人而不至于人者也。”④这种战术，即是“反客为主”的攻势防御，目的在于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因为以主待客，便可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故能养精蓄锐以待敌人疲劳；以静制动，故能持重待变，乘隙破敌。主守客攻，所以主逸而客劳，主静而客动。因此，善用兵者应努力争取为“主”，不要轻易作“客”。当敌来攻营时，则凭墙坚守，避其锐气，坚忍不出，待敌气衰力疲，彼竭我盈，然后乘锐出击，必可致胜。如遇敌为主坚守，我为客进攻的时候，则必须反客为主，不必急于冒死攻城，而是先筑坚垒以自守，挖长濠以困敌，切断敌人的一切粮食、物资、武器的供应接济，迫使敌人不得不出城来攻，这样就是我反为主，敌反为客了。李续宾败石达开援军于武昌，曾国荃攻克安庆、天京，都是用这种以主待客的战术。胡林翼总结这种战略战术时说：“躁者必败，静者必胜。动者必躁，静者有所持，有所谋，不可测也。”⑤发轫于左宗棠，发展于曾国藩的这种战术，就是自己守得越久，敌人的弱点就越暴露得彻底，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这就是胡林翼所说的“愈老愈坚，湘军之本领也，切莫改样”。⑥
蔡锷在《曾胡治兵语录》中对湘军的这一战略战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概括，并给于很高的评价。他说：“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其时俄土两国亦盛行其说。）”⑦《曾胡治兵语录》作为黄埔军校的主要教材，对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红军中的不少高级将领执教或毕业于黄埔军校，他们正是从《曾胡治兵语录》中吸取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并熟悉自己的对手国民党的军事思想渊源，反过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
二
左宗棠主张要有“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⑧的坚定信心，并把作战“譬之弈棋，败局中亦非无胜者。惟心有恐惧，则举棋不定，不胜其耦矣”。⑨即必须首先去掉心中的恐惧，树立敢于战胜敌人的勇气。这和毛泽东所说的“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⑩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左宗棠指出：“盖兵三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也。”(11)即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摆在首要地位。他在战争实践中，对事物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有着特别深刻的体会。他说：“天道不翕聚则不能发舒，无夜何以有昼，无秋冬何以有春夏，此恒理也”(12)。他从人间的贫富、社会的治乱、国家的盛衰、战争的胜败中看到，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不处在永恒的发展变化中，颇为深刻地论述了战争中强弱、长短、迟速、利敝、损益、胜败等相互对立的范畴，既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又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并指出了促进矛盾双方转化的关键在于人，特别是决定军政大事的人。他既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自强为急”，(13)又指出必须符合客观变化的规律性：“实事求是”。(14)
左宗棠对战争中强弱互相转化的问题，认识深刻。早在与太平军作战时，他就认识到：“兵之强弱，在乎气之盛衰。无以司其消长之权，则强者弱矣，今日之贼是也。我有以妙其鼓舞之用，则弱者能强矣。”(15)他举例说：“始贼以重围困我，贼众我寡，其锋锐甚，不可战也。贼见我不动以为怯，数挑战，骄也，骄极必怠，俟其怠而击之，用力少而成功倍也。”(16)这是在敌众我寡，“重围困我”的不利条件下，乘敌骄怠，一举破敌、转弱为强的成功经验。左宗棠进军新疆之后，在沙俄占我伊犁，祖国领土面临“日蹙百里之虑”(17)的严峻情况下，坚决主张针锋相对地斗争。他说：“惟自古胜衰强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势。”“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致理喻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一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18)他提出，如果俄国敢于侵入中国领土，中国也可以出兵“越境入俄边……俄人须防后路，自不敢一意向前。”(19)这就象围棋“打劫”一样，通过“打劫”来造成“劫活”和“转换”：“意以用棋局劫著为宜”，(20)即在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后，再通过谈判来解决中俄争端。左宗棠对战争中转弱为强的主观能动性的认识，在湘军人物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连曾国藩也认为，左宗棠“谋划之密，远出国藩与胡宫保（林翼）之上。”(21)
三
左宗棠还对知己知彼，灵活机动，“多算胜少算”的克敌制胜思想作了比较深刻的理论总结。他说：“至用兵之道，规模局势，先后缓急，尚可预商。至临敌审机致决，瞬息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止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窃维用兵一事，在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至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贼不应，并有贼算出于我算之外者。始叹古云：‘多算胜少’，及‘每一发兵须发为白者，非虚语也。’”(22)
左宗棠既精辟地指出了战争中“规模局势、先后缓急，尚可预商”的周密计划性，又深刻地看到了战争中“审机致决，瞬息不同”，“胜负只争呼吸”的机动灵活性，这是战争的计划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他充分发挥了我国古代“多算胜少算”的军事思想，指出必须善于根据预先周密计算与战争实际进程符合的程度，不断总结经验，加强计划性，从而更加深化了对战争的计划性与灵活性的认识。他在收复新疆的战争中，正是运用这种思想，对战争规模、敌我兵力、军费开支、粮食需要、军火供应、运输线路、交通工具、骡马饲料、地理条件、气候变化、进攻时间、战争步骤等等，都进行了极为周密的筹划与精细的运算，制定了“层递灌运”与“缓进急战”的作战计划，并在实施中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加以灵活机动地调整和发挥。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证实了左宗棠预见的正确性。
左宗棠每到一个新的战场，指挥一个新的战役，都要首先分析天时、地理、后勤供应及敌我双方等各方面的特点，然后确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方针。例如，他用兵陕甘，平定回民起义时，就首先敏锐地看到西北用兵的特点是：“窃维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23)且是“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24)针对这一特点，他提出了耕（屯田）战结合，“剿抚兼施”(25)的方针。当收复新疆时，又针对新疆地区“道经戈壁，无水草，无民人，无牲畜，均须由关内筹划”(26)的地理特点，作出了“层递灌运”、“缓进急战”的战略决策。由于这些决策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因而，取得了预期胜利。他在“通筹”全国海防计划时，也从各地战略特点出发来思考：“就海防分言之，闽、粤、吴、越、燕、齐及孤县各岛，凡可收船寄碇之处，均宜察勘，预为之防。然合七省通筹，则只此一海，如人一身，有气隧、血海、筋脉、包络、皮肉之分，即有要与非要之别。天津者，人之头顶；大江三江入海之口，腰膂也；各岛之要，如台湾、定海，则左右手之可护头顶腰膂，皆宜严为之防。以此始者以此终，不可一日弛也。此外视如髋髀，谓其无足爱惜固不可，谓其必全力注之，亦不必也。北、东、南三洋，轮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势”。(27)这反映了左宗棠不仅善于分析全国各地的不同战略意义，而且善于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辩证联系的观点。
四
一切从战争的全局出发，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歼灭敌人为主。这是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的重要用兵原则。左宗棠在浙江作战时，“谕将士击寇，以歼灭为期，勿贪克省城近功，惮遇阻而忘大局”。他说：“无论曾否克复省城，总以杀贼多少为劳绩高下。”(28)对湘军的这一用兵之道，蔡锷曾给予很高评价：“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唱道者，如出一辙。”(29)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尖锐地批判了那种害怕“打烂坛坛罐罐”，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军事方针，提出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30)灵活机动地运用“诱敌深入”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打了很多漂亮的歼灭战。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中指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31)这里，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歼灭敌人与夺取地方的辩证关系。解放战争时期，我各解放区指战员都自觉运用了毛泽东的这一军事原则。战争开始时，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农村，让敌人背上包袱，拉长战线，分散兵力，使敌人的攻势很快成为“强弩之末”。我军则大踏步地进退，集中兵力，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从而逐步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的这一军事思想，也与左、曾、胡的军事思想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五
体察百姓疾苦，严明军纪，以争取民心是左宗棠的又一重要军事思想。他掌握兵权之后，用兵最重军律，对于官兵上下，有所谓“行军必禁”之规定：凡犯奸掳烧杀者，查明即行斩示，决不宽贷；即打牌、聚赌、吃烟、酗酒、行凶、宿娼、私出营盘、聚众盟誓、妄造摇言揭贴之类，讹索民财，封掳民船、强负民货，皆当严禁。”(32)左宗棠所部确曾在一定程度上执行这些纪律，所以他曾自夸其军纪说：“综计师行八省，以至关陇全境，无论经过何地，所需军食，均自行备办觅雇，概照民价发给，未尝以丝毫供支累及地方，亦不准各省地方官藉口支应兵差，为开销张本。”(33)收复新疆时，左军转战千里而纪律严明，他多次指示各军：“大军所至，勿淫掠，勿残杀，王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34)他给嵩武军统领张曜的信中说：“此次大军所至，非申明纪律，严戒杀掠不可。如能以王土、王民为念，则南八城易复，而亦可守矣。”(35)因此，左军很受新疆天山南北路各族人民的欢迎，“各城阿齐木、阿浑、玉子巴什携酒酷、献牛羊，络绎道左。”(36)左宗棠后来论及出师新疆的问题时说：“此次师行顺迅，扫荡周数千里，克名城百数十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至其本原，则仁义节制，颇有合于古之用兵。理主于常，而效见为奇，……贼以其暴，我以其仁，贼以其诈，我以其诚。不以多杀为功，而以妄杀为戒”，“使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故回部安而贼党携，中国服而外夷畏耳。”(37)
左宗棠每收复一地，都要“严饬富民捐赈，令军士就地耕垦，广招邻省农民，畀以耕牛，种籽”，(38)以恢复农业生产，安定民生。他主张“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39)“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心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温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都在慈母心中……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40)左宗棠能够顺利地平定西北、收复新疆，巩固祖国西北的半壁河山，与他的这种“真心爱民”，“实心办事”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六
左宗棠在用兵西北之始就认识到：“自古边塞战事，屯田最要，……汉宣帝时先零反，赵充国锐以自任。其所上屯田三疏，皆主持久之义。宣帝屡召诮责，充国持议如初，卒定底定成效。”(41)又说：“自古用兵塞上，屯田以裕军储，车骑以遏突骑，方略取胜，剿抚兼施，一定之理。壮侯（赵充国）初不见信于汉，韩范（指北宋韩琦与范仲淹）终不见用于宋，是以数百年富强之区化为榛莽。”(42)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民族保卫战争中，所运用的战略战术，连外国人也感到震惊，据《西国近事汇编》记载：“当初陕甘总督左钦帅募兵于关外屯田，外国人方且笑其迂。乃今观之，左钦帅急先军食，谋定而往，老成持重之略，决非西人所能料。1876年兵克乌鲁木齐，分略诸地，部署定，然后整军进征，强劲之虏阿古柏带领大队兵马应敌，离喀城2700里之遥，狐火宵鸣，鼓角晓震，有气吞天南之概，乃中途殒命，……汉兵自吐鲁番、库车进阿克苏，势如破竹，迎刃而解。其部伍严整，运筹不苟，如俄人攻基法一般。……中国至喀什噶尔一律肃清，可谓神矣。其克喀喇沙拉也，兵也寡胜。其克喀什噶尔也，兵以合围胜。使欧人当此，其军律亦不过如此。平时欧洲轻料中国，谓中国人不能用兵。今观中国之恢复回部，更胜于克复云南大理，足令吾欧人一清醒也。”(43)参加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四星上将史迪威称赞左宗棠指挥的这次远征为“历史上最杰出的战役之一”，是“‘谨慎和大胆’、‘主动和毅力’的高度结合。左‘完全掌握了局势’，当遇到即便更著名的将领也感到为难的情况时，他采取了正确的步骤。”(44)可以说，左宗棠在备受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大振国威的一页。
建国之初，王震率部进军新疆，同样实行了“屯田实边”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当即给予充分肯定：“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45)建国以后，我国在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建立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兵团，既发展了边疆地区的生产，又巩固了祖国的万里边防。作为这一战略措施的重要执行者之一的王震同志，曾多次给左宗棠以很高的评价。他说：“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难苦，可以想见，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46)
左宗棠经文纬武，南征北战，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用兵经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他青年时代即以诸葛亮自命，自号“亮白”，后来又自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47)虽然有些居傲自夸，然而，后人“历古以来，书生戎马，而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未有如宗棠者也”(48)的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收稿日期：1994-03-09
收稿改稿日期：1994-06-14
注释：
①《左文襄公书牍》卷3。
②③《曾文正公书札》卷6，卷15。
④《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84-385页。
⑤(15)(16)(19)(20)(47)(48)《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30，39，39，40，40，103，35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⑥《胡文忠公遗集》卷三十九。
⑦(29)《蔡松坡集》，第1250页。
⑧⑨(11)(12)(13)(14)(17)(18)(22)(23)(24)(25)(26)(27)(28)(38)(41)(42)(43)《左宗棠年谱》，第5，387，272，243，300，136，315，245-246，291，249-250，164，240，264，272，93，93，141-143，143，342页。
(44)姚凡立等译：《蒋介石的外国高级参谋长——史迪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230页。
⑩(4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99，61页。
(2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十四。
(30)(31)《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卷211页，第4卷第1247页。
(32)(33)(39)(40)《左文襄公在西北》第41、42、208、208页。
(34)《清史稿·列传》第199页。
(35)(37)《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36-37，61-62页。
(36)曾毓瑜：《征西纪略》卷四。
(46)杨慎之：《左宗棠研究论文集》，第2页。
(49)本文资料主要取自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