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中国新的发展热点——西方媒体对重庆直辖的有关报道初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庆论文,热点论文,中国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以来，在西方人的眼里，重庆，总是以其优越的地理资源和战时陪都的辉煌历史闻名：当1997年3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将重庆升位为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时，重庆又一次成为西方各主要媒体关注的集点。作为中国西南的一个内陆城市，重庆在城市现代化历程中，已处于极为关键的转型时期。而及时把握时代的脉搏，迅速了解全球最新信息，实现重庆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便成为迎接这一世纪之交的挑战的重要举措。因此，研究西方媒体动向，理所当然成为当代重庆城市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
作者在访美学习期间，受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周勇教授的委托，他又是重庆市发展战略研究专家组副组长，研究西方媒体对重庆直辖的反映也是他“重庆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重要内容。因此，我特地搜集了大量有关重庆直辖消息的西方著名报刊资料。仅就其中部分作一初步地分析，以期对重庆直辖后的城市发展战略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重庆直辖——西方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
西方传媒总是以“客观”、“公正”、“全面”和“纪实”为口号。然而，从近代西方新闻史看，其报道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大众情绪”。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舆论“导向”这种“导向”的特质深刻地反映出西方社会的“资本”价值取向。大众传媒的商业化情绪，不仅为迎合西方社会大众消费口味，也是工业化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媒体的动向实际上又是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仅从有关重庆直辖的资料均来源于当今西方媒体的各主要大报及重要刊物看，这不仅反映出重庆直辖本身所具有的国际性新闻的意义；同时，也表明重庆的国际地位和重庆与世界联系的密切程度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据不完全统计，刊载有关重庆直辖消息的报刊达20余种之多。从上述报刊的有关重庆消息内容看，不仅涉及西方记者的报道、采访，政治家、外交家、银行家及商人的实地考察，还有普通西方人的重庆游记等内容。这些资料，既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幅西方人视野中的重庆城市景观；也透露出西方世界对重庆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感受与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9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方媒体，谈到重庆，还要由长江三峡工程的话题来引出的话，那么，从1996年以后的有关重庆的消息，其观察的焦点开始转向与重庆城市自身的发展和地位相关的话题。换句话说，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深处中国内陆、长江上游的最大港口城市——重庆的独立地位和作用已日益突出。因而，有关重庆直辖的消息，也多从重庆本身如何面对挑战与发展的问题切入。可以说，西方世界已经开始在认真的研究重庆这个市场了。
二、重庆新的崛起——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方面，就当代中国政治构架与发展趋势看，重庆直辖本身所具有的非同寻常意义已使西方人兴趣盎然；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地看到重庆发展的起点与其他三个直辖市的明显差异。因此，历史上重庆城市地位的变迁及其所带来的发展、直辖后的城市发展的优势资源、重庆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与环境、影响外资投放重庆市场的因素等等都成为重庆直辖新闻的重要话题。
（一）历史的魅力
重庆城市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源，这既是维系重庆与外部世界的一条重要的感情枢纽，又是可以转换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旅游资源。重庆城市的历史资源还是城市政治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关于重庆直辖的报道，都会提及历史上的重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陪都历史，似乎唯有历史才能引出重庆城市这一话题。从某种程度上讲，今天的重庆能够成为西方新闻的焦点，与西方世界对重庆历史的眷恋有着不解之缘。美国《华尔街杂志》在报道重庆升为直辖市时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个时候，重庆是以CHUNGKING著称， 她是中国的战时首都和世界关注的中心。”《欧洲旅行贸易公报》指出，“她（指重庆）作为一个重要的中心的历史可以追述到3000年以前。近代以来，她的主要辉煌时期是从1938年到1945年陪都时期，当时蒋介石把她作为他的基地。”1996年12月8 日的《纽约时报》以较长的篇幅刊载一个美国人的重庆游记。文章还附有重庆市区街景、市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与大足石刻的历史遗迹等幅照片。作者对二战时期的重庆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她说，“我的确打算看看那些在中国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上起过如此关键作用的历史遗迹”。当然，重庆，这座还遗留有许多传统色彩的内陆欠发达城市，提供给作者的也不仅仅是历史的遗迹。就城市发展而言，重庆面临的问题还很多。尽管如此，在文章最后，作者还是深情地说“5天在重庆的经历，成为我中国之旅最精彩的时光”。 甚至在回国以后，重庆的影子依旧萦绕于作者的脑海之中，“在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大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重庆的书籍，这些都是我常常浏览的书籍。有的时候，我会在深夜时醒来，希望又有从中国发来的传真。可以说，这篇从现代西方人的文化价值取向描绘出的重庆城市景观显得生动而有特色，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重庆特有的历史魅力。这篇《纽约时报》上的长文，无疑在西方世界扩大了重庆的知名度；而文章发表的本身也反映了近年来重庆城市国际地位的提高。
（二）问题的实质
当然，追忆重庆的历史并不是西方媒介，或者说是西方商人的最终目的。从历史到现实，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重庆这个尚未很好开发的中国内陆的西部市场。因此，西方媒体关于重庆直辖新闻的核心内容乃是重庆城市政治、经济、投资环境等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潜力的关键指标的作长篇累黩的报道，其目的在于探计、预测重庆城市经济发展的前景和这个新兴市场的潜力。从刊载重庆直辖消息的报刊的简要目录，我们已经可以大致看出西方资本世界对重庆市场的兴趣与期待；如果再从具体的报道的内容看，我们还可进一步窥探一些外国资本的投放意向：那就是外资正在中国内陆寻求相吻合的投资市场，并准备作可能的适应性调整。概括说来，西方媒体对重庆直辖的报道有以下特点：
首先，将重庆直辖、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与外国资本在华投资战略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政治与经济似已容为一体，政治新闻的背后反映出强烈的“资本追逐利润”的价值取向。早在1996年底，西方媒体已对重庆城市地位即将升位的消息十分敏感，对重庆即将享有的直辖市地位开始津津乐道。合众国际社以“重庆，中国的下一个热点吗”为标题的文章，表现出西方媒体特有的新闻敏感。文章转引香港《大公报》的消息说，“政治局常委胡锦涛最近的重庆之行，证明了重庆城市地位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同时，如此重要的中央高层领导人走访渝市事件的本身，更证实了重庆，这个中国西南的大都市将会于明年被指定为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文章还预言，直辖后的重庆“在规划、制定其投资政策和日常事务方面，将会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1996年11月21日伦敦《金融时报》也以“北京允许长江‘龙尾’获得自由：重庆，中国人口最多的中心，即将成为一个直辖市”为题，开始对重庆城市的背景状况进行全面地报道。当八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后，西方媒体更是纷纷隆重报道这一国际性的新闻。于是，“中国内陆城市重庆”、“长江上游地区”、“三峡工程的最西端”的“大的工业、商业城市”、“中国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城市”、“拥有与省一样的地位”、“穷困的内陆地区”以及“中国内陆最繁忙的港口”等描述重庆的话语频繁地出现于西方媒体上。1997年3月17 日的《华尔街杂志》以“中国将她人口最多的城市，重庆，从四川省划列出来”为题，称重庆直辖是“中国近10年以来的首次改写自己的政治地图，对于重庆城市政治地位即将发生的变迁，文章进一步指出，“这次变动将会为中国人口最多，也是最落后的地区制造新的机会，也许，会有利于外国资本投入该地区”；还有报道指出，直辖后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城市可望直接从北京政府获得更多的资金；路透社北美电讯则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议案，将赋予重庆——这个位于西南四川省，长江上游的口岸——在不需要经过省一级政府的环节，就能够独立决定自己的事务，独自处理自己的财政问题”；《路透社金融消息》更是以“中国内际城市将吸引外国投资”为题，直接将重庆的升位与外资投放并列起来；《商业杂志》的题为“重庆领头带动内际地区对外国投资者的开放”文章，将重庆与上海浦东对比，指出“位于长江最上游的重庆，已经被保证获得与上海浦东特区一样的特惠的投资政策，这一政策早从1990年就开始在浦东实施……；《路透社北美电讯》的消息则称直辖后的重庆将“像她的几个省级的直辖市兄弟——首都北京，金融大都会上海，以及北方重镇一样，享有较大的自治权，较好的城市形象和吸引更多的的国内外投资”；半年以后，《亚洲周刊》又署文指出，“最大总是出现在有关重庆的话题中，……到目前为止，这个‘最大’的含义并没有扩展到重庆能分享中国经济的‘最大’繁荣。不过，这也许正在被改变。一个关键的迹象就是：这个城市在六个月前被升至具有省一样地位的直辖市”。美国经济学的权威刊物《经济学家》也指出，“最重要的是，重庆的新地位意味着这个城市可以拥有官方的认可来获取那些沿海城市如上海，已经垄断得太久的经济利益”。综上所述，从西方传媒的反映看，对于西方资本世界来讲，重庆直辖的政治新闻实际是中国经济的经济新闻和市场信息。
其次，关注重庆直辖后，中央及重庆市政府的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反映出外资对重庆市经济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敏感与依赖。从西方媒体有关重庆直辖的新闻报道，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对重庆直辖所拥有的中央政策——“政治资源”与重庆市政府制定吸纳外资政策的紧密关系十分重视。应该说，这正是重庆直辖后城市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西方媒体对中国政治形势与政策的敏感不仅显示出外国资本对重庆市场以及重庆市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同时，这种依赖反过来又强化了重庆直辖这一特有的“政治资源”的优势。这种优势非常清楚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重庆市因为升位直辖市可获得来自中央政府的优惠，那就是中央政府“将对重庆的外资投放项目给予优惠政策”；另一方面，重庆地方政府也因此拥有了相当程度的自治（主）权，而这就意味着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系列新的地方特色的经济开放政策。对于直辖后的重庆，能象北京、天津和上海一样，其行政权限升为与省同级，他们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她（重庆）的市长将与省长平级，这种地位使得市长握有相当的人事和财政权，从而能够对投资者提供减免税收和批准大型外国投资的项目”。“随着重庆升位，在六月，便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公布。这些包括对外国公司的税收率从33%下降到24%，降低了9%。对于重庆市政府主动积极的“直辖”配套政策， 媒体的反映强烈，而新的税收政策尤为引人注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在4月份被升格为直接受北京政府的管辖之下以后，重庆， 这个曾经属于四川省的城市，已经将财政措施放在其城市发展日程的首位”。《华尔街杂志》把重庆市政府为吸引外资所公布的税收政策称为“富于竞争意义”的政策，这一政策在今后的几年将会吸引沿海富裕城市的投资者。一位在成都的西方人说“这可能会对那些想到内地做生意的人极为有利”，“投资者们很可能期望他们的计划项目获得批准的时间短一些，并期待能受益于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
此外，媒体对重庆市政府为吸纳外资、加强重庆城市投资环境的基础设施而逐步实施的一系列城市建设规划也加以热情报道。可以说重庆城市在西媒体上的“新”形象已始树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为重庆开始接纳具有规模的外资作了“投资市场环境”的宣传工作。对于重庆市政府领导人“想要把重庆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发展同步”的想法，伦敦《金融时报》称赞为“勇敢地抱负”；对市政府改善城市环境的决心，治理环境污染的举措，合众国际社又以“重庆发誓清洁城市景观”为题重点报道，称之为“新的绿化工程”。《东亚经济情报》引用美国驻成都的官员的报告说：“重庆，中国最新和最大的城市，正在鼓励外国投资与合作兴建一系列的高速公路”。应该说，从他们的报道倾向和观察视角，我们不仅可以随时把握西方人的投资取向；还可以从中反馈出重庆经济发展政策自身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第三、对重庆在直辖后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报道细致深入。这些类似西方资本的市场分析的报道，尤其应该引为高度重视。1997年3月25 日，新加坡《海峡时报》署文《向前迈进的重庆》，对重庆直辖后的种种困境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指出，“对于市政府来讲，一个挑战就是如何驾驭重庆因为直辖升位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富裕起来的急躁情绪”。的确，重庆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一个曾在1997年6 月访问过重庆的西方外交官说，“85%的因三峡工程而来的移民要生活在重庆直辖市。重新安置他们是一个负担，这将占用绝大部分中央政府直接投放到这个城市的资金，他还说，“重庆与中国其他城市的对比反差是很强的。在那里贫穷是非常明显的”。对重庆来讲，“要与中国的其他直辖市—北京、上海和天津竞争”，“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第四、瀑光重庆城市经济环境中的种种不利外资投放的因素。将重庆市场与沿海的发达城市投资环境比较，是西方媒体报道重庆直辖消息的又一重要内容的特征。对于西方投资者来说，市场的差异性和良好的竞争机制意味着资本投放的良好效益回报，因此，对投资市场环境的选择是投资者首先注重的要素。实际上，将重庆纳入中国沿海发达区域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市场，与上海等城市并列竞争“外资”，对于后起的重庆市场是相当不利的；无形之中，上海发展模式便成为西方世界审视和评估重庆市场的首要参照系。
概括来讲，使得外资暂时持观望的态度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1，作为一个现代的大都市，重庆城市的大众消费市场相对于上海市场显得发育不良。据Nabisco公司的经理说；以1997年2月为例，重庆市场的饼干、点心的年总消费量仅有60吨，而上海的消费量则达330 吨”。又据一位瑞士雀巢公司人员说：“奶粉和柠檬茶这些在富裕的上海非常走俏的商品，对西部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又太贵了”； 2，以重庆为中心的区域交通运输网络仍欠发达。“连接重庆与外界的交通是如此薄弱，大量的资金需要投放在这上面”3。 重庆的综合投资环境也是外国投资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不够充足的基础设施，限制了重庆的发展”。
三、关于重庆直辖问题的余论——有效资源与超越自我
机遇与挑战并存，是重庆直辖后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重大主题。重庆直辖，给重庆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绝好时机；但我们也看到，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与其他三个直辖市相比，重庆的起步很晚，基础较差。要真正实现中央将重庆升位为直辖市的战略目标，还需要时间；同时重庆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也需要有一个逐步发育成长的过程。新加坡《海峡时报》认为重庆的经济发展，“将是一个长时期的努力过程”。
尽管如此，重庆，作为一个极具发展前途的中国西部的新兴市场，她具有的优势又是十分明显的。对于这一点，西方经济界人士也是深信不疑的。如果仅从地理资源的角度来看，重庆在中国的战略地位是绝不可忽略的，这个“位于中国广袤腹地的心脏”城市，又是：“西南中国的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而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讲，“这个城市又是座落在开放内陆地区的最佳位置上”。加上众多的人口，重庆无疑是具有吸引外资的魅力的，是一个被西方看好的“巨大的有潜力的市场”。尤其令外来资本兴奋的是，“当一方面这里的大多数人还只是低收入时，一个新的以高消费为主的富裕阶层正在成长”，难怪重庆太平洋百货公司副总经理ALBERTHSU 说“太平洋的目标就是重庆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公司是选对了地方。重庆人喜欢赶时髦——无论是最流行的时装或者是最豪华的饭店总是有人光顾的”。
从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来看，大凡现代化起步愈晚的国家或城市，其发展受制于外在因素和力量也愈多。在当今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中，对于后发的“追赶型”现代化国家和地区来讲，存在所谓“迟发展效应”（双重发展效应、同步发展效应、高速效应、超前效应、人口效应）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有正面效应，被称为“后发展优势”，或“落后得益”。就重庆的实际看，“后发展优势”主要指借用先进国家的新技术和大量引进外国资本；而“资本”、“市场”和“技术”也正是此次西方媒体报道重庆直辖所频繁使用的话语的关键词。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直辖后的重庆还存在着特殊的城市发展的“软”资源问题。通常，一个城市的发展，除了必要的“硬”资源，诸如城市经济基础设施，城市地理条件等外，还有人文的“软”资源。“软”资源通常是不可多得的极优资源。所谓重庆城市发展的“软”资源，主要是指历史与政治资源，重庆直辖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政策则构成城市政治资源的主体。当然“软”资源还可以包括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等资讯资源。对于所有后发达或欠达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软”资源的效用总是大大超过“硬”资源，并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硬资源的不足与缺陷。在人类已进入了信息时代的今天，新闻传媒又往往成为城市发展“软”资源的重要载体。因此借助中外传媒，发挥重庆城市“软”资源的最大效应，也是当今重庆城市发展应该面对的战略问题。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对于“后发型”城市——重庆的发展，对于建立起良好的重庆城市对外经济战略伙伴关系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