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义的重建:新生代农民工日常行为的仪式研究_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生命意义的重建:新生代农民工日常行为的仪式研究_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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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仪式的转向:从神圣仪式到日常仪式

英国学者弗兰西斯·爱德华(Francis Edwards)指出,“仪式(ritual),无论何时它都和社会性的生死冲突相联系,因而必然趋向于成为一种神圣或祭礼。[1]”但是,随着仪式的泛化,仪式成为一种象征性的交际行为,逐渐与日常行为链接。而对日常仪式化行为的关注延续了将仪式从起初集中于神圣的、宗教的、神秘的活动拓宽至世俗的、日常的活动的传统,从而将现代社会中具体的、日常的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活动也纳入仪式的研究领域[2]。这样,日常仪式作为常伴人们生活的形态以极具意义的方式再次展现在公众面前。因而,对于日常仪式重新的挖掘是认知的跃变,并且这种跃变带来的是人们对生活意义的深度体认。

日常仪式化行为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涵和群体存在特征,社会、群体存在特征和个人在日常仪式化行为形成中具有关键的作用。社会领域的公共行为是群体和个人日常仪式化行为的真正来源,群体的存在特征则为群体成员复制、选择、调整甚至改变这些公共行为提供了条件,而对社会公共行为和群体特征的估量则是由个人完成的[3]。鉴于此,日常仪式具有一些较为固定的特质,其一,日常仪式化行为是在日常生活中重复进行的,因而具有日常性、例行性[4]。其二,日常仪式化行为在操作过程中一般会遵循一定的程式。其三,日常仪式化行为具有社会性。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日常仪式化行为具有象征的意义[5]。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中,勾勒出属于日常仪式方面的内容从上面四个方面进行深度剖析,文章以安徽省池州市N村到南京务工的62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调查对象,空间上实行跨域访谈,对他们在南京城市文化适应的状况做深入调查,并在春节期间,对他们在乡土社会里的“短暂表现”作回访,所获材料以概括化方式呈现。他们从农村跨入城市,先前在乡土社会的诸多仪式因为流动而不得不暂时中断,仪式中断化是日常社会交往中的仪式化行为的中断,仪式的中断使得他们的生活暂时出现空洞。并且,无论是针对个体还是整个群体,目前城乡间往返流动短时期内是无法结束,这便意味着,仪式中断的进程仍将继续。因此,为再造生活意义,他们进入城市社会后,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又重新建构了一系列日常仪式性活动。

二、日常仪式的类型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迥异之处在于,他们是作为村庄青年精英向外流动的,这种精英特质虽然在城市中会被淹没,但是,精英特质使得他们在职业、生活、休闲、消费、情感等方面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程式与意义。这里,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仪式划分为四大类,即日常工作仪式、日常消费仪式、日常休闲仪式和日常情感仪式。

1.日常工作仪式

乡土社会中的工作时间与工作目标都是自我圈定,并且与季节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他们的日常工作时间不由自我控制,而是较为严格和固定,正式的8小时上班制度与附带的加班制度成为一种日常仪式化行为,他们只要来到城市工作,他们的工作习惯必须与市民一致。

2.日常消费仪式

(1)消费麦当劳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消费空间,麦当劳提供给农村流动人口一个绝佳的契机,熟悉和获取符合城市社区规范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作为饮食消费而言,绝不能将饮食消费看作纯粹的经济行为,更为完整的理解还需留心考察消费的社会场境——参与者和社会背景[6]。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其重要意义在于,这是城市展现给他们比较仪式化的一面,就麦当劳本身而言,其作为一种符号意义远大于其实体意义。麦当劳通过各种设置和手段营造一种温馨、欢快、充满活力的总体形象,并将其生动、直观地呈现给每一位置身于城市中的人,包括从乡土社会步入城市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麦当劳消费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是不同的感受,但首要的一点便是,他们对于麦当劳并没有拒绝,虽然不是每天去光顾。至少对他们来说,消费麦当劳负载着某种象征意义,不同象征意义使得消费麦当劳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仪式化行为。

(2)日常着装

日常着装是一种最普通的生活行为,但是在男性与女性当中却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对于男性个体而言,回家过年这样的传统隆重节日,在农村社会更是重大的仪式,所以,过年才会穿戴比较好一些,那时,可以在那种场合下展现自己,年装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但是城市的日常工作则穿戴比较随便。而对于女性而言,她们从事的职业对于着装有一定的要求,着装对于她们而言亦成为一种仪式化行为。她们极力将自己打扮成“去乡土气”的女子,同时极力贴近城市中她们理想的模仿对象。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着装是最日常化的生活行为,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着装被赋予了象征意义。

3.日常休闲仪式

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休闲与凡伯伦眼中有闲阶级的休闲相去甚远,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休闲方式某种程度支撑了其在城市中的表层精神生活。打麻将或者打牌是他们休闲时最频繁的娱乐活动,其意义价值已经超出了娱乐本身,成为一种日常仪式行为;旅游对于未曾走出乡土社会的年轻人而言是一种非分之想,但现在在他们身上却经常地发生,并且也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化行为。

4.日常情感仪式

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是一周打一次电话,尤其是已婚青年,孩子留在老家的。一方面他们通过电话了解孩子情况,另一方面也与父母进行交流。打电话回家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聊天是经常的事,基本每天都要聊聊天,他们甚至表示,人不聊天很难受的。不过主要和老乡、工友之类的聊聊,日复一日,聊天成为了一种日常仪式化行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聊天经常会透露出关于恋爱的想法,恋爱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且是一种持续性行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恋爱已经成为一种日常仪式化行为。

三、日常仪式化行为存在的样态

由于大跨度地空间转移,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社区跨入城市社区,环境的极大变化,再加上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以及从事职业的不同,前述的诸多日常仪式在实施方式、程序、规则的细微差别以及具体内容也多有不同。以上的各种日常仪式化行为基本都发生在新生代农民工当中,只是对于刚刚步入城市的一批人而言,他们需要一段时间习得与内化。但不论怎么样,大部分仪式都具有集体性,具有较强的参与性与共享性;有些仪式比较私人化,如谈对象、打电话回家主要是以个人形式完成的。但是,基于现象发生的频繁性,这种私人事务的集群现象,几乎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步入城市后都要实践的仪式;有些仪式正式性较强,像日常工作仪式,而有些仪式则是弱正式性,比如日常着装、旅游等。

然而,毋庸置疑,这些行为都具有日常性,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中有规律且频繁地发生着,并且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时,正如前面所说,每种日常仪式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而不仅仅是基于实用的目的,很多行为都有一定的程序和范式可以遵循。质言之,它们都是日常仪式化的行为,支撑着他们在城市中继续生存下去。

1.日常仪式的中断

日常仪式的中断与重建其实是一组共存的概念。在实际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有些日常仪式中断后并非一定能够重建,但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日常仪式却是乡土社会的精神基础,如风水信仰。“风水信仰等民俗文化,其本质并不是科学知识,传达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观念,但正是这种非理性的观念,却在有效地支撑着旧式中国乡土社会的良性动作。[7]”其实,在当下的乡土社会,这种民俗文化依然存在,传统和习俗是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们生活的素材和内容[8]。只是作为乡土特定情境中的仪式无法被新生代农民工带入城市,这种日常仪式在流动中被中断了。但是,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找回他们曾经的精神基础。

2.日常仪式的继续与重建

日常工作仪式既是继续,也是一种重建。作为在城市和乡村都要进行的项目这是一种继续,为了生存,无论在家乡还是城市,都必须工作,如果不离开乡土,他们依然会面临着要么务农,要么“做小工”的境况。同时,它又具有一种重建的意味,一方面是指乡村社会中“做杂事”的日常工作模式被城市抛弃,他们面临着暂时的仪式中断,另一方面重建又有创新的意涵,城市日常工作仪式行为富含的内容、规则性和程式化等都是他们未曾触及的。

还有些日常仪式是一直存有的,像日常着装、聊天、谈对象、打麻将,只是因为情境的变化,其实施的策略与方式发生了改变。聊天不再是在乡土社会里熟人世界中进行,其陌生化程度提高;日常着装的具体内容与象征意义也发生变化;而谈对象更是如此,乡土社会中以地缘为主的择偶方式,已经被多元化的择偶取向代替;至于打麻将等这样的日常娱乐仪式,一直从乡土伴随他们到了城市。

3.日常仪式的辟新

对于有些日常消费仪式和日常休闲仪式,新生代农民工在乡村社会中是不曾尝试的,更不要说将其日常化。虽然说从形式上而言,饮食与休闲在他们农村社会中一直存在,但是,麦当劳消费与出资旅游对他们而言,这种形式以及消费休闲内容是他们未曾有过的,故而,将其定为日常仪式行为的辟新,这里既包括形式上的辟新,也包括具体内容、程式上的辟新。

4.日常仪式的缺失

新生代农民工从乡土社会步入城市社会,他们已经习得了城市社会的一些日常仪式,并将其践行的频率不断地增大,消费麦当劳便是最好的例证。然而,有些日常仪式对于他们而言是缺失的,比如城市社会市民最基本的看书读报,在他们生活中是极少出现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大部分都没有看书读报这种意识,觉得那是城里人做的事,自己想获得信息,可以通过定制手机短消息,或者看看电视。看书读报成为城市人的日常仪式,它的意义远非获得相应的信息与知识,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一种日常生活品味和休闲方式,正因为看书读书没有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仪式化行为,所以,他们之间的区隔便显露出来。

正如布迪厄所言,生活风格可作为行动者外界辨识的行为差异,即作为各种区隔、分层抑或阶级的标识了[9]。日常仪式在城市社会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出现了层级化,认为通过日常消费仪式便能成功融入城市社会的观点值得商榷[10]。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因为适应了城市日常消费而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其道路仍很漫长。

四、日常仪式与生活意义的再造

人类学研究中,常用“仪式”这个词来表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仪式象征着社会是由一系列情感状态所构成的,诸如冒险的刺激、丧失的绝望和胜利的喜悦等等[11]。简言之,仪式即有规律的象征性活动。从各种巫术仪式、宗教仪式到政治仪式以及公众的节日庆典仪式,这些传统的仪式是一定的社会部落、教派、团体以及民族区域得以凝聚的中心。不难发现,他们始终将仪式作为一种凌驾于世俗社会的高深悬“念”。自从日常生活与仪式被勾连在一起之后,仪式便渗透进日常生活中。在伊英特·皮洛看来,人类不会放弃超越自身的追求,如果人类无法相信一种纯而又纯的意识形态(无论是未来乌托邦,还是现世乌托邦),它就会以间接的方式求得完美:它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加以神话化[12]。这样一来,日常生活仪式化概念便应运而生,日常生活也有了象征意义。此处,我们借取这个合理化概念目的是为了进一步阐述新生代农民工日常仪式对于他们的意义。

衡量日常仪式在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中的意义,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其一,进入城市后的原初状态;其二,进入城市生活长时段后对自我状态的感知;其三,日常仪式在他们生活中的作用;第一与第二个方面主要考虑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是否存在仪式中断,第三个方面主要考虑仪式重建与仪式辟新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熟悉生活环境的改变,陌生城市环境的刺激,诸多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不能延续,而又需要面对城市新的日常生活。为了解决这些困惑,他们必须维持他们在乡村社会某些已有的日常仪式,并且给予创新,在可能的时候,他们会重新建立新的日常仪式,以弥补仪式中断后的负面效应。下面将逐一展开分析:

初入城市,他们并不能一下子完全接纳城市的生活方式,并且重新建立起与城市一致的日常生活,打电话回家便成为仪式中断后的有利衔接,新生代农民工经常打电话回家,总觉得心里有个底。这种仪式在他们进入城市生活后有规律地重复着。“仪式只有通过它们的显著的规则性,才成其为表达性艺术。它们是形式化艺术,倾向于程式化、陈规化和重复。因为它们被深思熟虑地程式化,它们不会自发出现变化,或至多仪式在有限范围内可能变化。[13]”而聊天,同样具有这种功能,并且也是一直延续着的,它不仅具有排除孤寂的作用,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人际交往圈。

他们当中有些人会经常在节假日旅游,以缓解工作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焦虑,凡伯伦对于有闲的阐述部分地适用于他们,他认为:“有闲……,一部分是以有闲作为博取别人敬意的一种手段时的功用的反映,一部分是借此在精神上得以获得调剂的结果。[14]”闲时旅游对于缓解他们精神上的疲劳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同时,维系熟人关系,打麻将更是常有的事,一般周末时候,大家没事了就一起打打麻将,输钱赢钱倒无所谓,关键是乐乐。社会学在关注日常行为对人们的重要性时指出,日常行为的重要性正来自于其日常性和例行性。日常仪式化行为因其日常性,赋予行为人生活的中心和关注点[15]。确定了行为人生活的中心和关注点,不仅排除了其精神上的疲劳,同时也重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一切阶级在服装上的消费,大部分总是为了外表的体面,而不是为了御寒保暖,这种极其平凡的情况是没有人会否认的。如果我们在服装上没有能达到社会习惯所决定的标准,就会感到局促不安,这种感觉的敏锐程度,大概是没有别的方面的感觉可以比得上的[16]。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着装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确实扮演了这样的功能,尤其是女性,她们对于着装格外讲究,款式尽量与城市青年女性一致,同时,会配以各种搭配和挂饰;对于男性而言,正常情况下,工作服便是社会习惯给予他们的标准。

恋爱有关的日常仪式化行为带给了他们精神上寄托与希望,与此同时,他们面对人生中的重大选择即“处对象”,是在低效权威或权威缺失(即父母失去监督与指导)的状态下进行和完成的,这也使得处对象或谈恋爱意义更加重要。谈恋爱是比较个人化的日常仪式,恋爱中的问题处理与解决便显示出他们单独处理问题的能力与素质。

仪式对于一系列其他非仪式性行动以及整个社群的生活,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仪式能够把价值和意义赋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17]。日常化仪式同样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它为新生代农民工重新认识自我,并且为进一步在城市中生活下去做了铺垫。消费麦当劳意味着他们与市民获得了同样的城市符号。不过,这种符号的获得不在于饮食上面的翻新,而在于在效仿城市生活方式的同时,他们获得了一种自信——曾经遥不可及的东西如今唾手可得。在仪式中断的阵痛后,他们重新确定了生活的意义,所谓有真正“生活意义”的标志是:它们都是共同的意义——它们是别人能够分享的意义,也是能被别人认定为有效的意义[18]。这便是日常仪式通过其社会性特质传递其重要意义的方式。

在日常生活的可逆时间中,个体遵循着例行化的活动路径,这种例行化特征的“发生”,须由个人在共同在场情境下维持的各种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来“引发”[19]。新生代农民工日常工作仪式依循着例行性的活动路径,8小时工作制度作为城市日常性和例行性的活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将他们融入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中的前奏,习得现代性非常重要一环。通过在企业中不断熏陶,在不断异化的同时,也不断地强化了这种日常化仪式的意义。其实,不仅进工厂的新生代个体需要执行严格的上班制度,对于很多其他职业的个体而言,同样如此。日常工作仪式完成了他们从非正式工作到严格工作时间观念的转变,与此同时,个体也以牺牲原来被界定为自由时间为代价的,人异化程度随之加深。

五 余论

仪式化行为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行为人在仪式化行为中断之后能够重建日常的仪式化行为,无论这些仪式化行为来自原先的生活或者源于现处的环境,行为人就能有效地应付生活的中断和变化,应付中断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这些重建的日常仪式化行为为社会生活提供了秩序,为行为人重新建构了生活的中心和稳定感[20]。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仪式中断后的阵痛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仪式继续和仪式辟新来完成的,从而找到生活的意义与中心。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仪式缺失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负面效应,虽然这种仪式是他们不曾有过的,但是对于长期与附着这些日常仪式的城市人生活在一个环境之下,长此以往,层阶感会不断强化;另外,中断仪式中特别强调的是农村的民俗,这一点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仍有,但是不能称其为一种仪式,一方面具体操作他们不再由他们本人进行,不具有“实在行为”和参与共享性特点,另一方面,这种仪式次数日渐减少,只是在极其偶尔情形下进行。认为传统不受变迁影响,这是很荒诞的。传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演化,而且可能会突然改变或转化。如果说发明或重新改造传统这种说法可以的话,……传统是被发明的和不断被重新改造的[21]。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步入城市社会,这种传统的民俗对于他们的影响力势必式微,其中的突破可以通过仪式的创新和重构来完成。当然,这里不仅指这种仪式创新与重构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这种日常仪式建构的群体特征,他们更多的是在流动群体之间的一种建构,不断地被日常化和例行化,并且附着了多重象征意义,从而成为日常仪式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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