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部门经济学：演进脉络与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脉络论文,发展趋势论文,经济学论文,部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7-0064-08
一、公共部门经济学的演进脉络
与其他经济学说史相比较，财政学说史也许更具魅力，因为它更能够集中反映经济学的研究进展。正如Musgrave等所指出的，主要的财政“工具”实际上是由历代伟大的理论家而非财政专家锻造的。从财政学到公共部门经济学以及近四十多年公共部门经济学发展演进脉络，印证了Musgrave的观点[1]。
(一)斯密与古典财政学
斯密被公认为是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创立者，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财政学的诞生[2]。他在该书中单列一篇，专门论述国家财政问题。在斯密之前，英国的重商主义学派提出的贸易差额论、国防财政论以及配第的《赋税论》都在相当程度上涉及了国家财政问题，但是，从科学和研究属性的角度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则是最早对国家财政进行系统专题研究的著作[3]。基于此，斯密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财政学的奠基人。
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上升期，英国工场手工业开始向大工业过渡，增加生产性劳动、扩大资本积累，同时减少非生产性劳动和政府开支，成为增加社会财富的基本途径。其实现机制就是“市场秩序”以及“小政府、小财政”的制度安排。在经济活动主要靠“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义务虽然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和维持绝不是为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能补偿花费而有剩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绝不能补偿花费”。在政府职能及财政支出范围与规模被严格限定后，斯密财政学几乎等同于税收学，针对当时封建主义苛重复杂的税制、税负不公以及征收机构的腐败等积弊，斯密提出平等、确定、便利、经济的税收四原则，并长期作为西方国家制定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的理论指导。李嘉图在斯密基础上建立了古典经济学大厦，他的财政经济思想与斯密一脉相承，同样认为“最好的财政方案是少支出，最好的税收是最少的税收……如果税收落在收入上，即减少私人消费为支出筹集资金，那么国家资本将保持不变；但是如果消费没有减少，税收就会落到资本上，最终导致贫困和灭亡”[4]。根植于古典经济学，斯密、李嘉图创立了古典财政学说。
(二)从财政学到公共部门经济学萌芽
19世纪70年代，伴随着“边际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数学、物理等研究手段的运用，一种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劳动价值论，以需求分析代替供给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形成，并逐步成为主流。在此背景下，借助于科学分析工具，公共部门经济学中的一些基础理论和思想开始形成。税负转嫁与归宿理论得以发展。由于税收归宿与边际效用理论联系密切，主流经济学理论推动了税负转嫁和归宿理论的发展，率先在局部均衡下将边际分析运用于税负归宿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在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边际革命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包含供给和需求在内的综合理论体系，系统分析了税收归宿问题，并将地方税分为“有害的”地方税(使财产没有收益的税收)和“有益的”地方税(使公共状况改善的税收)，认为因地方税率的差异所导致的资本流动与这两者的净额有关，这被认为是税收竞争理论的思想雏形[5]。
自1776年，在长达120年的斯密财政学里，财政问题几乎就是税收问题。直到1896年，Wicksell首次将“税收—公共支出”联系起来，由此开创了“维克塞尔—林达尔—马斯格雷夫—萨缪尔森—维克里的纯公共品理论”研究历程[6]。Wicksell将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公共部门分析，进行公平税制设计，并将边际成本定价方法应用于纯公共品、混合品、公用事业服务和寡头产品等，在衡量公共品供给效率这一难题上，Wicksell创造性地将投票过程作为偏好显示机制，建立了“一致同意”原则下的帕累托公共品供给效率标准，从而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渊源。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Buchanan在谈及首次看到尘封已久的《财政理论研究》对他的巨大影响时，赞叹地称为“我是在‘看到光’之后，才经历了知识领域的全盘转变”，Wicksell的微观经济学又被Samuelson称之为“微观经济学王冠上的宝石”[7]。但是，无论是在微观经济学领域，还是在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都没有给予与Wicksell学术贡献相匹配的学术地位，正如布朗和杰克逊在评述财政思想史时指出，“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歇尔—庇古传统是英国和北美公共财政学的特色，但是由于没有讨论预算的公共支出以及完全忽略了集体决策的过程，使得公共财政学的盎格鲁—萨克森传统，与同时存在的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传统(主要以Wicksell为代表)相比，是存在着差距的”[8]。
(三)公共部门经济学发展脉络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古典财政学都过于偏重微观领域的分析，财政研究局限于税收问题，使得宏观层面的经济问题以及相应的财政支出规模、结构及效应等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1929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宏观经济问题和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才逐渐显现出来。在罗斯福国家干预经济实践的基础上，1936年凯恩斯发表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从此，政府借助财政政策工具干预经济也就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政府干预趋于常态化，为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效仿[9]。随着政府干预力度的加大以及干预范围的扩大，公共部门规模与范围也随之扩大，单一的市场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经济模式被彻底打破，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混合调节、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混合配置以及使用经济资源的混合经济开始形成。
1938年，Musgrave首次使用“公共经济”一词，并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划分公共品和私人品，完善了“林达尔均衡”[10]；1959年Musgrave出版《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首次使用“公共经济学”一词，随后的1964年和1965年，他又以法文和英文分别出版了《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Musgrave也因此被称为“公共经济学之父”[11]。他的学生费尔德斯坦在2007年《纽约时代》杂志上的一篇撰文中特别指出，Musgrave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将经济学从描述和制度性的课题转化为使用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工具来分析财政税收问题的第一人。Samuelson完成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大综合，建立了公共品与私人品的均衡分析框架，奠定了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12]。1956年Tiebout将萨缪尔森创建的公共品均衡理论拓展延伸到地方性公共品分析中[13]。
20世纪60年代，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进入高潮期，纳入政治因素考量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具有浓厚“公共性”色彩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快速发展，极大地助推了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开始跳出单纯的经济学视野去观察、评估政府经济行为。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来自Wicksell，只是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43年，Bowen发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投票作用》、1951年阿罗发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才逐渐引起人们对政治决策机制的关注。Bowen研究了公共品供给过程中的投票理论，阿罗研究了集体选择中的社会福利函数问题[14-15]。
在Wicksell、Bowen和阿罗等思想家研究的基础上，布坎南、塔洛克和布伦南等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将集体选择、决策规则和投票程序进行了综合，建立了公共选择理论体系。按照布坎南的理解，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以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布坎南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公共选择学派将政治学与经济学融为一体，注重研究政治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唐斯分析了政党的微观经济行为，尼斯坎南对官僚行为进行了经济分析，扩展了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视野[16-17]。20世纪60-70年代，公共经济学发展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分别是1966年在美国正式成立公共经济学会、1971年《公共经济学杂志》(JPE)正式创刊，正如Laffont指出的，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公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70年代初成为独立的学科”[18]。
1986年，在布坎南和斯蒂格利茨的直接推动下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框架基本定型。在奥尔森、鲍德威、罗森、迈尔斯、斯蒂格利茨和史蒂文斯等众多经济学家中，尽管有关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研究重点以及研究方法等有所不同，但其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大同小异。值得指出的是，公共部门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是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互动等要素被引入到公共部门经济学之中，Laffont将信息经济学和激励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具体应用于公共部门经济分析之中，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和选择性激励理论中，搭建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19-21]，奥斯特罗姆研究了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组织制度安排及机制设计问题，创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改进并丰富了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等理论模型[22]。
(四)西方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公共部门经济学发展至今，其理论框架已日臻成熟。总体上看，西方公共部门经济学是以混合经济理论为基础，以公共品的需求与供给为核心，从经济与政治两个视角切入分析评估政府活动效率，在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私人需求与公共需求、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私人品与公共品的对立统一中，寻找政府活动的边界以及政府职能实现的有效方式，其目标是使政府活动有助于增进效率或者有助于改善社会公平。
二、公共部门经济学发展的两个侧重点
(一)研究方法：规范研究综合与实证研究革命
1.规范研究创新与大综合
传统的公共部门经济学规范研究是建立在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方法之上的。早在20世纪中叶，Musgrave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图表和数字来分析税收对价格和产量所产生的效应以及引起的效率损失，核心内容是分析财政收支的归宿和效率以及对交易双方所产生的效应。1962年，Harberger运用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对公司所得税的归宿问题进行了研究[23]。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建立在微观总体分析基础上的，静态分析优势比较明显，但是一旦涉及动态分析和微观个体互动研究时，一般均衡分析就显得手足无措。伴随着博弈论分析方法的兴起，一种以研究参与人策略选择动机为主题的分析方法逐步被引入到经济学和公共部门经济学研究中，且伴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博弈论分析方法在考虑信息充分与否和行为人先后顺序时，将博弈行为进行细分，增强了解释力，目前博弈论被广泛运用到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体间的公共经济关系分析中。从1994年起，共有8位经济学家，因在博弈论经济研究分析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为对传统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有益改进，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分析方法兴起后，一种注重激励的机制设计理论分析方法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的集大成者Green和Laffont合著《公共决策中的理论》，奠定了他们在公共经济学领域中的学术地位[24]。在整合激励理论体系的同时，拉丰将信息经济学与激励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运用于垄断行业的规制理论中，并于1993年，拉丰与梯诺尔完成了新规制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构建，重点关注组织中的激励问题，认为组织中的串谋行为对激励机制造成的扭曲是导致经济组织效率低下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因此在设计一个经济组织的激励机制时，必须考虑防范串谋的激励机制[25]。正当实证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规范研究大综合的趋势也在悄然进行。规范研究的大综合是在公共部门经济学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不断拓展基础上进行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领域中是最具人文关怀的学科之一，与其他学科相比，公共部门经济学关注的往往是带有浓厚公共性和社会福利性色彩的领域，这些领域所依托的学科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演进规律，使得规范研究更为盛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公共性色彩，使其更及时和更容易掌握到这些学科前沿的规范分析手段，进而融合成一种更具适用性和解释力的方法，使得对一些公共问题的解释更加令人信服和激动人心。目前，在公共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新政治经济学、财政社会学、法经济学、历史计量学和组织社会学等综合性的规范研究方法，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加，给传统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带来一股新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交流和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
2.实证研究革命
与规范研究潜移默化的综合相比，实证研究方法的发展显得更加波澜壮阔。计量实证革命、数理实证革命和实验经济学革命的不断推进，使得公共部门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对公共经济问题的判断不断接近实际。伴随着数学、统计和物理等数理研究方法的引入和计算机技术(软件)的提高，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以“回归”为核心的计量经济学革命，并以此通过导入现实数据来事实性地验证积累已久的理论命题，推进了包括公共部门经济学在内的整个经济学科学化进程[26]。洪永淼、王美金和林建浩指出，由于经济系统的非实验性、不可逆性和时变性以及经济数据的种种缺陷，不可避免地造成计量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局限性，面临着可信性问题[27-28]。而且在现实研究过程中，往往还存在着规范的理论分析与计量实证分析脱节甚至不一致的问题，这些都为数理经济学分析以及相伴随的数值模型分析提供了发展的空间。数理经济学是用简练的数学语言来表达传统规范研究中所阐释的经济学理论，同时运用现代计算机软件能够规避数据相对短缺带来的实证困境，通过对相关参数进行设置来模拟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和行为人的反应，将经济学理论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特别是要对一项未曾实施的公共财政政策效果进行评估，或者研究者找到了政策改良的路径需要从实证角度进行检验时，数理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比较优势就会凸显。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实证分析对社会经济关系关注不够的局限，通过挑选受试对象，按照一定的实验规则并辅之以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来创造一种与实际社会经济环境相似的仿真性质的实验环境，通过不断改变实验参数(如激励和约束的力度)以获取相关数据，对得到的数据进行加工整理，以检验已有的经济理论及其前提假设，或者发现新的理论，或者为一些决策提供理论依据。但是，Colman、陈叶烽等指出这种方法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使得参与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到外在因素而在决策时受到干扰，进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29-30]。需要指出的是，实证研究方法的数理基础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统计方法的运用与创新。近年来，随着统计方法的不断优化和适用性的增强，统计学分析方法在公共部门经济学的数据挖掘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二)研究范围拓宽、研究重点转移
伴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综合和精细化，整个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不断拓展，研究重点发生变化。关注的范围从单纯的税收问题，拓展到公共财政政策的次优选择、公共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外部性、政府规制和公共事业经济分析等，从单纯的对财政理论及财政制度研究，拓展到整个公共部门，如教育、医疗卫生、环境、文化、养老、安全和国有企业等。公共部门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则从政府税收转为对公共支出经济社会效应的评估分析及传导机制揭示。
三、公共部门经济学发展趋势：国际视野与中国命题
(一)国际视野
2002年12月，在《公共经济学杂志》创刊30周年时，Feldstein、Diamond与Stiglitz等学术权威人物对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展望[31-33]。Feldstein指出，1972-2002年的30年时间里，公共部门经济学研究性质与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加注重理论的严谨性和经验实证分析，更加关注实际政策，更多地涉及政府支出和税收的经济效应问题。Stiglitz指出“公共部门问题包括所有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问题，如卫生、国防、教育、社会保障、福利项目和税制改革”，借着对公共部门经济学发展的“困惑”，他提出了未来发展的几个基本命题：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矫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会很容易吗？以及几个亟待加深研究的领域：政府为何经常是低效的以及如何提高政府效率？教育要由公共部门提供吗？社会保障项目的远期目标是什么？谁真正的承担税负？什么决定各类税种的效率和公平？这些问题既是公共部门经济学发展至今长盛不衰的话题，同时也是急需公共部门经济学进一步开拓，为实践部门提供更好“良方”的领域。对上述问题，Stiglitz认为，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公私部门之间的适当平衡、公私部门彼此互补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政府如何能更有效地实现任何目标。Gordon和Poterba在有关公共经济学发展趋势问题的解读中提到，在过去的30年中，公共部门经济学在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展望未来，公共部门经济学完全可以在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行为、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领域取得成就[34]。
(二)中国命题
1.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它将伴随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整个进程。在这个漫长且艰巨复杂的进程中，没有通行的模式可循。中国的均等化之路，要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吸取发达国家均等化的经验和教训，研究解决均等化理论、制度以及体制机制转换等问题[35]。诸多理论与实际问题，如均等化评估标准体系的构建、均等化总体实现步骤、均等化进程追踪、均等化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动态关系、均等化在不同级次政府的职能划分以及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构建、均等化的财政保障政策、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均等化模式等，都有待深入研究。
2.收入分配中的财政职能作用问题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而现行财政税收制度的基本框架是1994年确立的，以提高“两个比重”为目标，忽视了财政税收的再分配职能。随着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无论是在初次分配环节，还是在再分配环节，财政税收的调控功能都亟待优化和深化。按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需要研究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财政制度安排，研究解决以商品服务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的累退性问题，研究改革完善所得税和财产税问题，以公平收入分配，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
3.环境与环境财政问题
中国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以及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挑战，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威胁人体健康、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原有外部性理论基础上，应该将环境质量作为一种基本公共品，研究如何通过负外部性矫正机制——环境税、费，以及正外部性矫正机制——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环境公共品供求中的“囚徒困境”问题。
4.老龄化与老龄财政问题
“十二五”时期，随着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2011-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口860万；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0%增加到16.00%，平均每年递增0.5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对经济增长、财政收支平衡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通过设计优良的税收制度和财政支出结构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值得关注。
5.公共资源、政府定价与政府规制问题
社会经济生活中往往存在大量的公共资源，这些公共资源不为哪一个人或企业组织所拥有，同时社会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因而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这为政府界定并实施定价提供了可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大量的公共资源被过度地使用或者扭曲，其中的政府规制成为寻租腐败的温床，给整个社会福利水平造成极大的冲击并进一步恶化了利益分配格局。因此，如何清晰地界定公共资源的范畴，并将其有序地纳入政府定价中进行公允地管制，规避其中的寻租腐败风险，是中国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同时，如何在现有的公共资源管理模式中引入自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有益元素，既能够有效地矫正政府过度管制公共资源所引发的福利损失，又能够有效地弥补管理缺位和不足造成的激励扭曲。
6.结构调整中的财政税收功能与效应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常常被归结为“结构”问题，同时伴随着新结构经济学的兴起，进一步凸显了“结构”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如何从财税视角形成一个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的激励机制，是财政税收履行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新任务[36]。
7.新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财政视角问题
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使公共部门经济学认识到了政治因素在公共经济领域中的重要作用，那么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则使得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政治因素的理论和现实重要性进一步凸显[37]。当前，新政治经济学还处于成长阶段，如果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中国特色的政治因素，那么该理论对中国公共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将进一步增强。
8.全球治理中的财政问题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治理格局和秩序产生的影响是自20世纪冷战结束后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202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重构或再平衡中，加入中国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全球治理的基本功能是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公平正义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以应对人类面对的挑战和提供“一揽子”全球性公共品，包括解决贫困、防止核扩散、联合打击恐怖、环境保护与治理、粮食安全和能源保障、教育与卫生改善、自然灾害防治和资源合理利用等。积极参与全球性公共品的提供，不仅是中国应尽的责任，而且也符合自身最大利益。中国以什么样的身份和姿态、在多大范围及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公平公正有效地提供全球性公共品，是中国学者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9.金融危机中国式治理模式的财政问题
金融危机的产生和蔓延既可以看做是一场经济危机，也可以看做是一场政府治理危机。从经济危机角度看，财政作为一种政府调控手段，在异质性环境中，需要客观评估公共支出、税收和公债等手段的调控效应(如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从政府治理危机角度看，外生冲击引致的经济危机产生与否和强弱之分取决于国内经济结构、社会基础等国内风险预防机制与危机承受能力，而经济结构、社会基础等内生因素的大小与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整个经济周期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政吸取能力与支出偏好。如何运用财政手段在国内均衡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平衡中，寻求可持续的动态均衡点是中国式财政治理模式应该认真总结的[38]。
四、启示
(一)拓宽理论基础
一是构建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及制度基础。认真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财政理论，同时，学习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以及非主流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特别是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等，建立中国公共财政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与制度基础。二是构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及制度基础。中国尚未形成适合现代社会的政治秩序或者公民行动，这里所说的政治秩序或者公民行动是指公民作为平等的主体，为了自我利益和共同体的共同福祉，经由相互承认的法权安排与横向联合的组织方式，以政治权力、国家的公共权力为核心，围绕“公权力”的产生、分配和运作以及追求目标而展开的行动。简而言之，公民安排共同体合意秩序的权力意志及其行为，中国尚未形成这样的政治理念及制度安排。由此，也就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公共财政的开放性及预算的透明度，中国政治的制度化进程将从根本上制约中国公共财政建设进程。三是注重与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注重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适用理论和研究范式。
(二)拓展研究领域
与早期对纯粹税收问题的过于青睐和后续的财政支出行为及效应的研究相比，当前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已经将研究的领域逐步从就财政论财政，转变为对财政税收所涉及和影响的社会性和公共性领域进行深入全面地关注。与早期对财政税收问题的描述性分析和现象性分析相比，当前的公共部门经济学注重税收经济社会效应的分析评估及内在传导机制的揭示，注重对社会公共事务政府治理效率与公平的分析评估，以及具体税种及具体支出项目经济社会效应的分析评估及传导机制揭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上述问题也需要公共部门经济学予以解释，并提供解决的制度技术路径。
(三)深化研究主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及其公共部门的活动要么是为了改善公平，要么是为了增进效率，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公共部门低效率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也不例外；同时，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财政能力不断增强的条件下，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程度也不断加大，与公平正义、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形成尖锐矛盾。由此，中国公共部门经济学研究主题的深化，就效率主线而言，应重点围绕公共品供给效率理论研究及制度路径加以探索，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配置职能主要体现在公共品领域；就公平主线而言，中国财政制度安排的主要缺陷是两个归宿不公：即税收负担归宿不公与税收受益归宿不公。增进财政的公平功能，应在研究解决税收负担归宿公平的同时，重点研究税收受益归宿公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均等化理论、制度安排及管理模式)，因为中国的税款大部分通过政府预算机制转化成“一揽子”基本公共服务，而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间、城乡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间的非均等分享，是亟待解决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39]。
(四)更新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应注重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有机结合。其中，规范分析应注重财政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机理分析与传导机制揭示，注重揭示政府及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本质及规律；实证分析应重视指标数据及实证方法选取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合理性等，注重统计方法、计量方法、数理方法和实验方法之间的有机结合，相机抉择使用。
(五)注重人才培养
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才培养。公共部门经济学人才培养既要注重对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的掌握和优化，也要注重对经济社会实践的关注和理解；既要注重对公共部门经济学经典理论和前沿理论的研究，又要注重对交叉学科和其他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吸收借鉴。此外，还应加强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学校之间的学术交流，搭建共享与协同发展学术平台等。
标签：经济学论文; 公共经济学论文; 公共部门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税收原则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规范分析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财政学论文; 税收论文; 金融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