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汇
爱国主义与国民启蒙：近代中国教科书的二维文化空间
摘 要： 自中国步入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将教科书带入了中国，内忧外患中的国人开始一面学习西方和日本，另一面探索传统教本的改造并编纂适合新时代民族需要的教科书。自晚清至北洋政府，再到十四年的抗日战争，百年来，中国教科书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在两个文化空间内展开，分别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文化空间和近代资本主义国民启蒙文化空间。对外爱国、对内民主的两大文化空间并非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线性排列，而是相互渗透，互为因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共同形成了近现代中国教科书的文化样貌。
关键词 ： 教科书；爱国主义；民主启蒙；文化空间
从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教科书便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也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未来。[1]教科书与每个时代留存下来的其他典籍一样，担负着典藏时代文明、传播社会教化、传承民族文化的职责。因此，教科书是思考、分析社会文化和促进文化积累、传播、更新创造的重要文本。中国人从西方传教士那里认识了教科书，把这个新事物作为西方近代化、科学化启蒙的载体加以借鉴。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中国人就掀起了转译包括教科书在内的西方各领域名著的热潮。伴随着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中国的教育家、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开始尝试编制符合本国国情和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教科书。甲午战后，中国教科书形态初具规模。自民国成立以后，共和新制又为教科书的发展增加了动力，其内容、体例和出版发行等都有较大进展，呈现出不同于晚清的民主新质。
考虑到绿地指标重复较多,相关性过大,为筛选出对旅游收入影响最显著的指标,参考邓辉等的研究成果[9,13],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逐个做一元回归分析,同时采用计量软件EViews 7.0中逐步回归分析模块的后向筛选法来完成指标多重共线性检验,最终完成指标的选取(表2，表3)．为了消除因指标单位不同而产生异方差,本文在数据处理时对原始指标数据取对数处理．
（2）在U型止水带上打孔，孔的大小和间距与止水槽内螺栓的尺寸及间距相符，止水槽找平后，在U型橡胶止水带下表面涂刷具有很好亲和性和变形协调性的环氧结构胶黏结材料，胶层厚不小于3mm，涂抹均匀完整，在环氧结构胶未凝固状态铺设止水带，逐段压实，直至止水带两侧有胶体溢出，使橡胶止水带与混凝土基面无缝对接，有效避免了止水带与混凝土基面的渗漏通道。
教科书从无到有，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历史演进，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迹。教科书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衍生品之一，随着中国命运的起伏而变幻，折射了近代复杂多元文化的特征。近代中国是国家情怀、民族精神和民主科学等启蒙意识大潮翻涌的时代，经历了从封建君主到官僚军阀再到民主共和的转变。新的世界观念、政治观念、价值观念、科学观念被写进了教科书，面向世界与自我的新姿态植入了近代中国人的信仰中。教科书成为展现近代中国社会演进和文化演进的学术载体，在爱国主义和国民启蒙的二维文化空间中，教科书释放着源源不断的时代气息。
加强施工过程控制以及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质量意识，每次开工前开展质量意识重申，开展奖惩机制，一旦发生违规操作，立即严厉制止并进行处罚。
一、爱国主义的文化空间
近现代中国教科书的第一层文化空间首先是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特征的文化空间，该维度主要是外向性的，以一致对外和救亡图存为根本目标。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历经了深重危机，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之下被动地卷入近代化进程，清政府在恐慌中力图挽回大局以保自身安全，因此官方阵营不得不产生了保守变革的想法。与此同时，受到西方先进文化陶冶的仁人志士有感于亡国灭种的危机，出于中华民族传统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愿以文化为武器凝举国之力，唤醒酣睡国民致力于共御外侮，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于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民族危亡关头成为官方与民间共同的意识形态从而获得了强大生命力，但是具体而言，爱国主义从晚清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再到全民族共同抗战时期彰显了不同的时代特征，近代中国政治风云诡谲变幻，而政治变化的一项重要指标便是政权更迭，因此教科书也随着政治气候变化而折射出不同的文化面相。
(一)晚清时期：爱国与忠君
晚清时期，清政府主持编订的教科书十分重视灌输带有鲜明封建礼教文化色彩的“忠君”“臣民”观念，以培养学生的护国护主情感，这在当时的德育教科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蔡振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明确了“国家”概念：国家不是仅仅有土地、有人民而已，更重要的是要维护自身的主权独立，这是统治的基础。[2]并且，因为国与家二者不可分割，密切相关，正所谓“国为家之大者”，所以教科书呼吁人们爱国如爱家，爱国心要发于人民对国家的深厚情感，且关乎一国前途，是“国之元气”。在阐述了爱国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后，教科书还阐明了爱国的方法，也即忠君。爱国与忠君是连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国君是行政元首，是主权的捍卫者，若是没有君主，主权就无所依附，因此爱国者必须将忠君作为第一要义。这也能说明清政府始终没有将现代民族国家与私性王朝二者做出区分，其最终目的依旧是维护封建统治。该教科书的作者杨志洵还指出：国君赐给国民以统一，树立威严，使行政不失机宜，并能拭除阶级。甚至民权的扩张，也未始不是君主的力量所带来。[3]因此对于国家，个人当恪守法令，在需要时致身于国，公而忘私以尽臣民之义务。可以说，“国民”实际上与“臣民”是同义词。
对晚清历史教科书进行洞察后发现，清政府很早就对西方意识形态侵略并且动摇其统治根基有所警戒，因此历史教科书十分强调忠君。1902 年，张之洞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表示“不可讲泰西哲学”以防流弊。在由姚祖义编辑，夏曾佑、张元济参阅的《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对《戊戌变政》的讲解，特别在“今上”和“皇太后”前面空出地方，以表敬重。《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第八章题目为“我朝与外国交涉时代”，“朝”字前也须空一格表示忠君。随着时局越来越严峻，清政权对于极易产生“造反”苗头的教科书愈加关注，例如针对各出版机构呈送审定的教科书，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史初级教科书》、文明书局出版的周国愈译著的《中等东洋史》和张肇桐编辑的《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时任清政府学务处议员兼文案的宋恕提出，“皆直书我太祖庙讳，肆无忌惮，乃至此极，按之律例，实属大不敬之尤”。宋恕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共和派是大逆不道的乱匪，对清政府不敬重的教科书其实是共和派背后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思想利器。[4]于是，清政府通饬各省学务处禁购这三种历史教科书。历史教科书无疑是培养一国国民爱国观念、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而《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提及当时由于缺乏本民族自编的历史教科书，各学堂往往选择日本编著的《东洋史要》等作为中国教科书。如此轻率随意借用由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操控的历史教科书，会造成本国国民对本族历史惶惑、歪曲，缺乏家国情感和自我认同感，无法形成合力对外，在一个危机时代是大弊，令人不寒而栗。因此，宋恕希望编订中国自己的历史教科书，“以我国人述我国事，如以孙子述父祖之德行”，从而达到每个国民都能认识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了解和感喟本民族的发展不易，更加珍视本国文化乃至各个方面的创造，发挥自身力量履行国民义务乃至为国奉献的目的。
具体而言，爱国忠君就是拥护清政府的政治主张，也即推行宪政。在课文中对国民提出了要求：“改行宪政，为我国自古以来未有之创举，大局安危，决于此数年。愿我国民及时振奋，以勉副立宪国民之资格。”[5]清政府教育学生以宪政国民的标准要求自己，挽救国家颓势，晚清爱国主义教育在立宪运动中达到了一个小高潮。1905 年以后，在清政府和一部分官员、学者的鼓吹之下，立宪思潮也渗透于教育领域，当时有人专门撰文讨论立宪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建议仿效资本主义国家学制，在小学课程中增加国民教育课和政法课。[6]学部成立后，积极探讨立宪教育的内容和主旨，首先是阐发教科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教科书是教育的利器。既然立宪政体已经确立，因此教科书中应该包纳通识性知识、世界形势、国民应尽的义务，并且发挥宪政的宗旨，指陈大义。[7]学部甚至将立宪教育、国民教育与传统社会的道德启蒙教育并置，古人强调对儿童的启蒙教育，而今天的立宪国家应该注重国民教育，而且要更甚。[8]上述教科书中关于国民教育的内容说明，清政府实施立宪政治后，也在教育方面吸收了立宪思路，实施了立宪教育，也说明立宪运动作为一种思潮渗入了晚清的小学课本，可见它在民众中拥有相当的普及面。晚清修身教科书和历史教科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残存着浓厚的封建群主意识和传统礼教色彩，另一方面也渗透了西方近代国家的特色。虽然清政府的宪政以失败告终，没能挽回颓势，但毕竟打破了故步自封的旧态，使得清末的政治制度确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成为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归属感。
(二)北洋政府时期：爱国与共和
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爆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主义热潮席卷全国，成为爱国主义情感集中喷涌的时段，在这个全民族摈弃前嫌一致对外的时代，教科书真实细致地记载了举国抗日反侵略的主题。
中华民国这个新政权认为，民国政权具有历史继承性，国家的主体没有变化，不过是政体改进了的中华，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没有变动。这能说明民国政权有着延续历史传统的自豪感与情理心。对于新政权的介绍，民初教科书则重视介绍国旗、国歌等国家重要标志，以最利于让儿童接受的、直观又饶有趣味的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比如许多小学教科书的第一课，都是一幅彩图“入学”，画中是形形色色的家长送孩子开学，家长有穿西装者，穿长衫者，男生统一身穿中山装制服、黑鞋、戴帽，女学生穿长褂裤装，脑后扎红花，学校大门上飘扬着五色国旗和校旗。类似的插图在晚清是从未有的，新文化的感觉扑面而来。民初中央政府多次讨论国歌、征集国歌。在 1928 年以前，《卿云歌》被规定为北洋政府国歌。1921 年，一种国文教科书解释了《卿云歌》的意义：中华民国是由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五族构成的，因此国旗五色，而祥瑞的卿云也是五色，能表明五族共和。国旗、国歌教育是国家教育的重要部分，它们均表达出共和政府对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盼望之情。[12]
作为不同于历史上任一朝代的新政权，中华民国深入进行国家政体和国情教育，从中唤起学生的爱国情感，是十分必要的。如民初教科书的《地图》一课，文意是：学生向教师针对地图发问，教师回答说这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北京是国家首都，大总统就居住在此，武昌是革命起义的最初发生的地方。[13]地图以其鲜明、直观的形象特征，成为最具国家象征性的符号，有利于学生在脑海中形成完整的国家概念，有利于唤起学生的爱国主义自豪感。除了地图，还有当时地理教科书对祖国地貌广博、物产丰美的赞叹，讲到中国有世界第一高的高原、第一高的湖泊、首屈一指的建筑工程、最大的沙漠、最长的河流、20多万种类的物产、4万万的同胞、4000年的悠久历史，多么伟大的历史感和文化感，怎么能不爱惜她，将之弘扬广大，使亚洲的中华一跃成为世界的中华。[14]总的来说，北洋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以爱中华为核心，以倡导民主共和为主要内容的。
（2）钢筋放置好后，按照相关的顺序进行绑扎，在绑扎阶段中，针对设置支架钢筋的位置，需要将做好钢筋网以及钢筋支架的固定，以保证两者之间具备足够的强度。
(三)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高潮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结束了封建君主时代与专制政权，“民主共和”观念成为教科书向学生传输知识的主导思想。在民初的教科书中，“中华民国”这个新政权的名称并没有得到强调，反倒重述“中华”的概念。1912年初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四册第一课《我国》向学生介绍了中华的概念：中华是我国国家之名，自从远祖之时开始，国家便是人民居住、穿衣、饮食的地方，代代相传，一直到现今存在的这一辈人。[9]1913年中华书局版的高小地理教科书同样强调“中华”概念，又增加了五族共和的团结局面，书中讲道：如今共和政体落成，五族成为一家，这是与之前的一姓王朝完全不同的，但是沿用了数千年的旧称“中华”；而“民国”是相对于“帝国”“王国”而言的，在民国中，人民是主体，不再是奴隶。[10]爱国就是爱中华民族，这是民初教科书传达出的重要意义。如《爱国》一课提到：一个小孩在做手工，做出“中华”二字，教导他的弟弟说：我们中国民国的人要爱中华民国。[11]
首先，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土沦丧，教科书非常重视政治时局教育。有一课为《蛀的秋海棠叶》，介绍了抗战时期中国严峻的局势。教科书对这篇课文做了详细讲解：秋海棠叶象征中国土地，害虫象征侵略我们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叶脉象征长江，沿着叶四边的小黑点是东边的延吉、旅顺、天津等地，北边的胪滨、恰克图等地，西边的伊犁等地，南边的东亚、龙州等地，东南的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等地。沿着总叶脉两畔的小黑点是上海、宁波、九江、汉口等地。这些地方或被外国强占，或沦为租界，完整的土地失去了自主权，犹如被虫蛀了许多疤瘢一般。中国若再不铲除侵略势力，将会被彻底瓜分，酿成亡国的惨祸。[15]从这篇课文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教科书中对于列强侵略中国的时局教育非常具有新闻通讯的煽动性、实效性，目的是让儿童迫切认识到中国面临的危险，生发救国的责任心。此外还有近代国耻历史教育，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教科书中有许多关于国耻纪念日的课文，例如“五九”国耻、“五三”国耻，八国联军侵华的“八一四”国耻，等等，还有列强在中国制造的惨案，例如五卅惨案、济南惨案等。1929 年版的新中华教科书《三民主义课本教授书》中有一课，讲的是小学生赵三益的父亲汇钱给一位朋友，并向赵三益介绍说，这位朋友是台湾人，而台湾被割给日本，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便流落在外，为民族危亡而奔波。[16]教科书还安排了讨论环节，让学生谈论亡国奴的概念。对于民众来讲，抵抗日本侵略较直接的方法是抵制日货，如《国货陈列馆》《中国布》等，还有课文《这是什么东西说的话》，用拟人、比喻的方式向学生生动讲述洋货与侵略的关系：各式洋货流入中国市场换取金钱资本是为了制作枪炮以进一步侵略中国国土，因此呼吁人们抵制洋货并支持国货。[17]
教科书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有其深刻的用意。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受奴役、甘忍让的思想已经伴随生活方式深深植入人们的脑海中。在清朝推翻之后，民主共和的进步理念还没有普及，革命的果实很难稳固地保存与扩大，所以改变国民的思想观念显得十分迫切艰难。利用教科书对自由平等思想广泛宣传，从年幼儿童开始普及，从而渗透向各个层面的国民，为巩固年轻的共和国带来思想上的保障，因为自由平等是民主政治的精髓和理论基础。
二、国民启蒙的文化空间
清末民初，中国近代社会陷入了被西方列强凌虐的险境，教科书开始大量呈现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科学理性的启蒙全面展开。这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教科书进行大量译介。如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谈天》第一次为中国介绍了开普勒三大定律和牛顿万有引力学说，并论及太阳黑子、彗星轨道等理论。同治十年(1871)，科学家又补充了当时天文学的最新成果，同治十三年时两次将《谈天》出版。后来徐建寅又出了《谈天(增补本)》，增补了截至1871年西方近代天文学的最新成果，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人对天文的认知范围。这本书在晚清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梁启超曾在《读西学书法》中高度评价该书。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译著中不胜枚举。[37]
(一)自由平等启蒙
而对于“自由”，民初教科书认为，自由是上天赋予的权利，人拥有身体、财产、言论、集会、营业、书信、家宅、出版、结社等自由，都不应该被干涉，这是人民固有的权利。[23]自由的形式是多样的，以宗教自由为例，宗教的本意是帮助人们求取福祉，避弃灾祸，其本身并没有正邪优劣之分，不过是有人别有用心想利用宗教信仰而无端祸害社会。“信教自由”讲到：民国成立以后提倡人民信教自由，并且由法律来保障人民的信教自由权利，希望不同宗教可以和谐共存，互不滋扰。[24]
自由平等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认为，“天赋的自由平等”是人人该有的，而清政府压制了人们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权利，没有给人民以平等的待遇，因此，他把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使人民获取自由平等与推翻清王朝联系起来。自由平等的思想传入中国之后，成为国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封建礼教，反对传统等级制、世袭制的斗争工具。在民初小学国文教科书中，《民族之演进》《自由之祖》《信教自由》《男女》等文章具有非常鲜明的平等自由色彩。教科书对“平等”定义如下：在共和政体的国家，没有君主、贵族、人民的阶级分野。凡是权利义务一律以法律为准绳，不能相互侵犯，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并且，平等是体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的，阶级平等、职业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取代了过去的阶级对立、等级分化、人治高于法治的种种痼疾。[21]平等不只是消除阶级，表明总统与平民无异，也强调人民内部平等，如男女平等。课文讲到：人类分为两性就犹如人有左右手一般，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计算收支、教育子女、烹饪饮食、织补衣物等。课文以西方为例讲到，女性的职务范围更加广泛，在家庭之外担任律师、医生的很多，还有学校教师、商业领域的簿记员，没有不如男性的地方。反观中国女性，在协助男性担任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方面稍显能力不足，能够独立胜任一份现代职业的更是罕见。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陋习牢不可破，思虑其缘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不受教育。[22]从社会作用来说，男女平等，互相依赖，但是社会中重男轻女的偏见依然存在，就在于“不学之故”，因而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在于教育。
虽然在共和体制下人们享受众多自由，但是自由的含义是相对的，人们拥有自由的前提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如果打着自由的名号过分放肆，无视法律法规，社会就会大乱，自身的自由也就无处安放了。[25]民初小学国文特别选用了一篇章炳麟的文章来解释自由的相对性——天下没有纯粹的自由，也没有纯粹的不自由。具体而言，因为人的生理特征决定了疲劳就需要休息，饥饿就需要饮食，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所以人没有纯粹的自由；但是人们愿意遵守法律契约来保障多数人的权益和自由，这种意愿是自我决定的，也算是一种自由，因此没有纯粹的不自由。类似的辩证思维还有，监狱里的囚犯也没有失去自由，因为囚犯是甘愿身陷囹圄的，他不愿意死而选择接受牢狱之苦，也就是说他在生命和自由之间选择，这也是一种自由选择。[26]在教科书中，自由和平等两者紧密相连，课文基本用陈述的方式讲述自由平等观念：无自由何谈平等，无平等怎说自由，它们是相互依赖、不可拆分的，在民初共和体制之下，自由再现，平等亦来。
随着侵略形势日趋严峻，教科书中进一步加强民族主义教育。1930年前后的教科书中出现了“国族”的概念，如《国族主义的利益》指出，中国自古有家族和宗族团体，却无民族团体，因此被其他国家嘲笑为一盘散沙。如果中国能由宗族主义扩大至国族主义，相对于西方而言，以宗族为单位来联合成国族比外国的以个人为单位的国家更加稳固。[18]民族主义作为三民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中得到突出强调，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教育到这个时期变成了“五族的现状”，儿童可以了解满洲受日本控制，蒙古、新疆受俄国压迫，西藏又受英国的侵略，中国本部也常受列强帝国主义的侮辱等事实。歌颂历史上反侵略的课文如林则徐虎门销烟，颂扬抗日前线战士英勇事迹的课文如谢晋元率队坚守四行仓库的故事等，也被选入了教科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发文号召全民总动员并加强对中小学生的国防教育。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中较多体现了国防教育的精神，如1937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一种地理教科书用一章内容专讲“国防”，包括国防形势、我国不同军种的编制、国防要地，以及国防资源等内容，说明国防教育对于抵抗侵略的重要意义。[19]1940 年以后，国民政府在教科书中增加了有关现代军事科技的教育内容，比如“现代的空战”就是为了使学生了解新型的战斗方式。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教育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反而是寄托着中国强盛以后能够扶持弱小民族、共同抵抗强权以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20]这便与中华民族古而有之的和谐理想相吻合。正是在这样的正义理想召唤下的爱国主义教育，促进中国人民最终赢得抗击法西斯的胜利。
(二)公民自治启蒙
公民自治是民主的精髓，赫尔德认为“自治”就是人类自觉地思考，自我反思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包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的思考、判断、选择，与根据不同可能的行动路线而行动的能力。[27]“研究表明，现代民主制度起源于基层民主自治，而民治制度最好的学校及其成功的保证，就是实行地方自治。”[28]中国历史上，君为臣纲的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而优则仕”、轻视稼穑工商的“官本位”文化比较盛行，因而造成了大批病弱心理的臣民，公民自治意识和能力薄弱。为了变革传统君主专制政治，谋求中国的独立与富强，提升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水平以及自治能力就显得极为重要。当时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很好地利用了教科书，对公民的自治活动进行教育引导。《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的编纂重点强调国民的广泛参政意识，与公民自治活动相关的课文众多，如《选举要谨慎》《地方自治》《选举与从政》《选举之要义》等。[29]
民初教科书对“地方自治”的概念进行了说明。首先，地方治理具有必要性，地方作为国家整体的一个部分是人民立足和生活生长的根基，如果地方基层都能做到健全维稳、井井有条，那么国泰民安也就得到了保障，[30]地方自治与国家治理是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地方若无治理，更遑论举国治理。其次，地方治理的方法是使地方人民亲自行使办理地方事务的权利，并且人人都有资格行使该权利。最后，地方治理若能切实保障，其必然收到良好的实效，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政治事务治理良好，学校也能够培养出大批人才，兴办实业，就无惧贫困问题了。加强治安管理，就无惧盗贼之患了，宣传卫生保健，疾病也能得到控制，法律、农事都发展起来，地方得到全面的治理，国家自不必说了。
(三)权利义务启蒙
如图4所示算法包括两个主要步骤.步骤1，我们允许延迟缓冲器的延迟下限自由变化.因为在(3)中ri的限制是未知的.例如，每一次采样中，我们最小化所需要的延迟缓冲器的数量并把可调整的值向0逼近.压缩这些可调整值以缩小缓冲器延迟的范围.最终选择包括最多延迟调整的范围以决定可配置延迟缓冲器的下界.
1912年3月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做出规定：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通信、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和信教自由，人民享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和被选举权利，同时也规定人民要依法纳税、服兵之义务。虽然后来临时约法被《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但是关于人民的权利义务这一方面的内容基本保留。从法律角度来看，南京临时政府确立与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条款，有利于促进人民政治民主意识的觉醒，更能鼓励人民大众为了自身该有的利益进行斗争。民国的法制建设是社会的巨大进步，法律中的权利义务条款也深入教科书中。大多数情况下，与权利义务相关的课文是对应出现的，如《义务权利说》《人民之权利义务》，只关于权力的文章《选举权》《专利》和只关于义务的文章《征兵》《赋税》《租税》虽单独存在，但实则彼此牵连，并无绝对分割开来。权利义务是辩证存在的。就国家而言，国家对人民有保护与发展的责任，同时也要求人民对国家履行义务；从个人角度来看，一个人享受一定的权利之时，也需要履行相应的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比起封建专制时代国君对国民的绝对统治与国民对国君的绝对服从，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
民初小学的国文教科书对“义务”和“权利”的概念进行了解说。义务就是纳税以供国家维持发展，当兵保家卫国，遵从法律维持社会秩序和教育子女启蒙后代。权利就是生命安全、财产、名誉都受到法律保护，言论、集会、著作等自由。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共和政体下都是权利平等的，但是中国人有参政权，具体而言是四条，即选举与被选举权，充当官吏与地方自治。[31]也就是说，国民的主要义务一共有四点：纳税、兵役、守法、教育子女，而主要权利分别是生命权、财产权、名誉权、言论自由权，以及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自治权等政治权利，范围比较广泛。
此外，教科书也对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做了说明：权利义务是彼此相互成就的，既然有了权利，也就生出了义务，能够履行义务，就也能享受权利，人民对于该国家就是如此，有应该享有的权利也有应该履行的义务。[32]在18世纪以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不明确的，君主专制国的人民不过是君主的奴隶而已，是私姓王朝的所属物，只知服从而不知权利。法国的卢梭首倡民权，大力伸张人的天赋权利，追求自由平等，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先导，人民才得到权利义务思想的启蒙。到民国时期，世界各国的政体逐渐摈弃专制而崇尚共和，所以民国初年选择共和政治体制也是世界大势所趋，中国人民也享有该有的权利。初小教科书记载如下：国家设置国会，地方设立议会，议员全部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有普通选举和限制选举两种形式，普通选举就是全国人民都有选举权，想要选举什么人全凭自己的意愿，不应受到他人干涉。[33]民主共和制之下的政治生活要保证选举人的意愿实现，个人的选举自由与权利不应受到干涉，以体现“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原则。无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都是为了确保国家主人的地位。当然，人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作为共和国民应担负的责任，教科书明确了其四大义务：第一是纳税，计算自己的收入依照法律来缴纳；第二是为保家卫国而服兵役，时间长短有限定；第三是奉公守法，不可挑战法律权威；第四是接受教育，锤炼人格。以上四项为国民的重要责任，对于共和国尤为重要。[34]虽然权利在人民手中，但是义务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只有在义务被履行之下各种权利才能顺利进行；尽管国家的政权来自人民，政府行使各种治理权是为了服务于人民，国民在享受国家主人的待遇时，也要为这个国家履行应有的义务，这样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能彼此平衡。
(四)科学理性启蒙
中国近代科技之所以落后于西方，除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文化特点等宏观层面的原因外，教学内容设置的狭隘性和不平衡性是重要因素。以蒙学教材为例，从周宣王时期教儿童识字的《史籀篇》，秦代李斯的《仓颉篇》，汉代史游的《急就篇》，魏晋南北朝周兴嗣的《千字文》，到宋代以后的《三字经》《百家姓》等都是流传最久远而广泛的启蒙读本，这些读本不仅凸显了中华语言文字的特点，朗朗上口、易读易记，并将生活基本技能教育、识字的智育与德育培养紧密结合，从而具有丰富的陶冶内涵。但是，存在的问题就是重视人文知识而轻视自然知识，重视理论思辨而轻视逻辑推理，重视灌输记背而忽略科学实证，重视伦理道德教育而忽视促进智慧训练的批判思维教育。又如，清代修《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就宣称清朝编录历朝历代的圣贤之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明王道”，不以儒家之外的百家杂学为侧重，并且认为科技之作是“伪妄荒唐，不可究诸，抑或卑琐微末，不足编摩”，流露出鲜明的儒学独尊、罢黜百家的歧视意味。此外，有学者统计，《论语》中有关自然科学的材料共56条，其中涉及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物、农业、手工业等自然科学知识，但都是利用自然科学知识说明政治、道德主张，而不以专门研究自然为目的。[35]的确，出于没落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利益，儒家教育目的与培养实用的发明创造人才几乎没有关系，完全以培养封建王朝的官僚后备军为根本目标，以人文伦理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思想体系将自然科学知识放置于次要的从属地位，在方法上重考据、训诂、义理、辞章，重传承而轻创新，很难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刺激与推动。杜威也说，中国古代学问多强调人生哲学，对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毫不在意，因此科学程度比较浅，达不到与社会、人生、宗教发生连贯的关系的地步。[36]
近现代中国教科书的第二大文化空间是国民启蒙空间，该维度主要是内向性的，以改造带有劣根的国民性为根本导向。教科书不但是凝结全民族力量一致抵抗外来侵略的意识形态工具，还能对国民进行启蒙开化的教育，是使之走出愚昧麻木的思维利器。教科书启蒙的任务比爱国主义教育的任务更为艰难持久，若无对国民的启蒙，爱国主义精神难以理性地树立；若无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国民启蒙就缺乏了同一性向导，在民族危亡之时犹如一盘散沙，难以形成合力。伴随着新式教育发展，从教会学校、洋务学堂教科书中最初散见的民主启蒙思想开始，中国近代教科书逐渐通过对自由平等思想的宣扬、对公民自治活动的引导、对公民权利义务思想的普及，以及对科学理性思想的传播四个方面开启了国民启蒙的文化空间，传播了带有西方现代色彩的教育理念，展现了理想化的、科学与民主的图景，并兼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新旧交替的特点。正是通过教科书的国民启蒙，青年学生成为中国近代民主化力量的源泉和牢牢把握时代方向的进步社会群体。教科书以其巨大的社会辐射力，使启蒙民智由少数知识精英群体的私有物转而成为播撒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普遍珍藏，冲击和改变了人们的旧有观念，塑造了中国国民的现代世界观与价值观，为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决封建藩篱、打破愚昧麻木奠定了基础。
除了翻译西典，中国还致力于从四个基本维度构建现代学术范式。
首先，建构学科门类与体系。1904年颁布《奏定初等小学章程》，其中规定“格致”是初等小学堂的八门完全学科之一，同时也是高等小学堂的九门完全学科之一。在初等小学堂阶段，“格致”的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动物、植物、矿物的大概形象和性质，以及它们与人的关系，以备日常生活生产实用。念及学生年幼，教学要注意从近到远，首先从学生生活的乡土开始，在教室中呈现器皿、教具，再到庭园中的动植物与矿物，再扩大范围到居住地附近的山川池沼的动植物与矿物，为学生讲解这些物质对生活的作用，引起学生博学多识的好奇心。而在高等小学堂阶段，“格致”的目标除了涉及上述基本认知之外，还要进一步说明动植物、矿物对人所从事的各项实业，尤其是农业、工业相关领域的用途详细解说，让学生学会精密地观察和研究物理的现象。学科的门类逐渐走向明确与规范。[38]20世纪初期，引进了大量日文教科书，促进了中国近代意义上学科体系的形成，表现为：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等学科得到了更新和细化；新增了学科门类如地质学、心理学等；有些学科进行整合，如“物理学”取代“格致学”后将光学、气学、声学、电学等归入“物理学”名称之下。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各学科教育逐渐在中国实现。
其次，确立科学的方法与态度。清末民初的中小学教科书提倡用自然科学的实验与实证方法、逻辑方法来验证假设，辨伪存真。如1859年墨海书馆出版韦廉臣、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记载了西方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中叶植物学研究的成就，其中细胞研究方法使我国的植物学、动物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由传统按照植物用途分类的方法向按照植物形态构造特点、生长方式分类的科学方法转变。以逻辑学方法为例，由艾约瑟翻译的《辨学启蒙》在1896年由广学会出版，是晚清时期最早传入的西方近代逻辑学著作，该书是艾约瑟翻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中的第十三种。1902年严复译《穆勒名学》，在按语中他将英文logic首次译成“逻辑”。严复引用培根的论述：逻辑学是一切方法的方法，一切学问的学问。[39]严复译介的另一部逻辑著作是《名学浅说》，该译本强调，归纳逻辑是重视发现新知识并把人类思维不断优化的工具，只有依靠归纳逻辑才能不断发现与创造新的科学理论，人类才能够走向进步。[40]除了尝试传播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之外，清末民初教科书也关注更为重要的科学态度的广泛确立，在小学教科书中破除封建迷信，倡导文明科学，如《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初等小学秋季始业》第七册第十四课《去迷信》中讲到：迷信害人不浅，消耗钱财，毁坏志气。凡是占卜、求神、拜佛、诵经等行为都是迷信。一旦陷入迷信就容易执迷不悟，再难脱身。人民应该在社会实业方面多多出力，而非一味捕风捉影耽误自己。[41]
雪莲原产于喜马拉雅山脉，扎根于高山草甸土之中。雪莲不喜欢生长在平缓地区，只有在海拔三四千米左右的高原山坡和冰碛岩缝之中才能看到它的身影。高山地带的气候十分寒冷，可以低至零下几十摄氏度，并且常年风雪交加，再加上空气稀薄缺氧，一般的植物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根本无法存活，但是雪莲这种菊科草本植物却可以在如此严峻的气候条件下顽强地活下来。
再次，重视教授实用科学技术以培养实用型人才。早期的洋务学堂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经世致用”等思想指导下重视数理化生等科学科以发展工程，但也特别注重教授图画。因为算术要建立图形，地理要测算地貌，生物则需要标本图样，建筑更离不开工程制图，于是当时图画类科目完全从属于工程需求，以培养产业后备军所需要的技能。如1866年，福州船政学堂在开设数学、物理、化学外还设图画课，1867年增设“绘事院”以培养专门的制图人才。随后，开设制图科的新学堂日渐增多。如1874年，江南制造局设立操炮学堂，学习科目中也包括炮法、算学、绘图军事等。[42]1904年开始，实用性较高的图画、手工课开始成为新式学堂课程，如《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就规定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和图画课、手工课都是重要科目，以训练学生的实用技能为导向。《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的图画课、手工课是选择性设置的科目，而高等小学的图画课是必修课，手工课是兼设科目，中等学堂的图画课也是必修课，目的是养成学生善于观察、记录、思考、实践并最终养成熟练技能的目的。
最后，转变时空观念。“天朝上国”的观念一直是封建王朝以天下中心自居的骄傲心理的体现。汉唐时期中国到达发展顶峰，各个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明朝以后闭关锁国，逐渐脱离了世界发展的大势，沉溺于旧日辉煌。到了清代，故步自封的中国愈加日薄西山。从经济模式来看，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长久以来积累了实用可靠的农业智慧，投射在立身处世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中国农民感知世界的独特方式，形成了时空观上的循环反复倾向。从政治制度上来看，进入“家天下”时代后，由地主阶级统治的王朝更迭与继替逐渐加深了人们对分与合的兴亡规律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循环的历史观和时空观。从思想上来看，中国古代的法象思维、体用论和理一分殊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主张万物一体的循环时空观的基础。[43]而古希腊、古罗马的海洋文明开放而兼具包容性，西方罗格斯的思想核心孕育了敏锐、精密的时空观。《普通新历史》的凡例中记载了这种新变，认为中国国民不能再将目光局限于本国数十朝代的兴衰更替中，而是要放眼世界，将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看待，关注世界各国的势力变换，不同种族的能力与文明成果，作为自身发展的参照，提高警醒度，切忌故步自封。《字课图说》开篇就是“天”“气”二字，配有一个圆圆的地球简图，图中有澳洲大陆、亚欧非的轮廓，空白处有“地球”二字。《字课图说》对“纪”进行详细解释：西历将一百年作为一个世纪，从光绪二十六年也即1900年开始作为20世纪。其他关于现代时空观念转变的课文还有《地球五带》《世界强国》《法兰西》《时辰钟》等。[44]
八区域碳市场均建立了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碳交易体系，形成了较为健全的管理体系，设计了符合自身减排目标及产业发展的配额分配方案，制定了抵消规则，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MRV)制度，建立了配额登记注册系统及交易平台，以及建立了市场监督管理体系等。完善的体系确保了区域碳市场的正常运转，为全国碳市场的建立提供了借鉴及打好了基础，也为我国将来建立其他环境权益市场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
有识之士热情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并通过完善学科门类与体系、传播科学方法与态度，发展实用科学技术，培养实用人才，转变传统时空观、世界观，努力构建现代科学范式，为懵懂的“前科学”国民带来了理性启蒙。此外，还有自由平等、公民自治、权利义务等民主启蒙，一同致力于唤醒国民，共赴国难。综上，经历了晚清易代、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的中华民族教科书充分体现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特征，肩负着呼唤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启蒙大众的重大职责，拨动着一个时代最主旋律的重音。立足于面向世界的爱国主义和面向国民的对内启蒙两大文化空间，近代中国教科书为后世反思近代社会史、文化史、课程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3.4 健全农业保险体系。政府应颁布实施《农业保险法》，规范农业保险，大力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增加保险险种，搞好农业保险服务；实施保费财政补贴政策，通过农业保险，增强家庭农场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能力、分散和降低农业风险，保障家庭农场平稳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石鸥，石玉.论教科书的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2012(4).
[2]蔡振.中学修身教科书：第四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08：1.
[3]杨志洵.中等修身教科书[M].北京：文明书局，1906： 4.
[4]宋恕.请通饬禁购三种历史教科书禀[M]//胡珠生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90.
[5]沈恩膏.历史教科书本朝史[M].北京：中国图书公司，1908 ：编辑大意.
[6]觉民.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M]//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57.
[7][8]李桂林.学部奏陈普及教育最要次要办法折[M]//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64，52 .
[9]庄俞，沈颐.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四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2：161.
[10][12][14][18][20]毕苑.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4：71，72，72，74，75.
[11]董文.新编中华修身教授书：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13：237.
[13]庄俞，沈颐.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五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12：246.
[15]吕伯攸，杨复耀.小学国语读本教学法：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34：154.
[16]吴伯匡，徐迥千，杨干青.三民主义课本教授书：第一册[M].北京：新国民图书社，1929：6.
[17]吕伯攸，杨复耀.小学国语读本教学法：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34：239.
[19] 葛绥成.初中本国地理：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37：78.
[21][23][25]石鸥，吴小鸥.从有限渗入到广泛传播：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的民主政治启蒙意义[J].教育学报，2010(1)：62-69.
[22]马英.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的“女国民”形象[J].语文建设，2018(4)：57.
[24]石鸥，吴晓鸥.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现代伦理精神启蒙[J].伦理学研究，2019(5)：27-30.
[26]汪渤，何振武.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高小用[M].上海：中华书局，1912：14-15.
[27]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等译.北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380.
[28]詹姆斯·布赖斯.现代民治政体[M].张慰慈，等译.长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34.
[29][37][38][44]吴晓鸥.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启蒙诉求[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242，190，196，215.
[30]郭成爽，等.新制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五册[M].上海：中华书局，1913：3-4.
[31][32] 樊炳清，庄俞.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用第二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6，6.
[33]庄俞，沈顿.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用第八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30.
[34]杜娇玲.民初小学国文教科书中的民主政治[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2：35.
[35]刘兴邦.儒家人文教育的价值审视[J].湖南大学学报，1996(4)：20.
[36]杜威.杜威五大讲演[M].北京：北京晨报社，1920：182.
[39]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穆勒名学[M].严复，译.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3.
[40]耶方斯.名学浅说[M]严复，译.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82.
[41]沈颐，戴克敦.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初等小学秋季始业第7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19.
[42]吴洪成.“洋务运动”时期西学教科书编译问题[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5)：33.
[43]李晓春.中国古代时空观与道观念的演变[J].兰州大学学报，2015(3)：30.
作者简介： 韩江雪，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
中图分类号： G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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