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民族经济学的发展与新挑战--专家学者在首届全国经济管理论坛上的讲话_国民经济学论文

新时期民族经济学的发展与新挑战--专家学者在首届全国经济管理论坛上的讲话_国民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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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国民经济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和教书育人的思考

      我想就国民经济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和教书育人问题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并和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学科建设,二是关于教书育人。

      首先是学科建设问题。根据我60年来在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做学生、当教师的体会,我认为,加强学科建设应做好以下六方面的工作。

      第一,国民经济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应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来进行,为此,我们就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这是我们加强国民经济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我和田子方博士向论坛提供了题为《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

      第二,进行学科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因此,加强学科建设最最关键的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道理很简单,名师出高徒,只有建设起专业门类齐全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教师队伍的知识结构要合理,本专业的各门主干课都要有相应的高水平教师来承担;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也要合理,以防同龄人挤在一起,出现青黄不接的问题;教师队伍建设还要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原则,以利于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学科的发展。

      第三,要保持学科的先进性,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这是因为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知识废旧率日渐提高,无论是理工科还是人文社会学科,都必须与时俱进。为了很好地实现与时俱进,保持学科的先进性,就要及时补充一批学术水平高的年富力强的青年教师。特别是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坚持与时俱进原则就显得更加重要。这里我想引证三段语录来作佐证。其一,荀子早在《劝学》这篇文章中就明确指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其二,韩愈在《师说》一文中指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其三,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也深刻地指出:“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以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这三段语录集中地说明:教师队伍的建设一定要重视及时补充一批学术水平高的年轻接班人。只有这样,才能在学科建设上更好地做到与时俱进。

      第四,要按照学科专业培养目标所要求的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来进行课程设置。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知识结构合理的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的栋梁之才。

      第五,有了科学的课程设置之后,还必须按照课程设置编写出高水平的系列教材和教学大纲。教师应严格按照教材和教学大纲授课。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的培养质量。

      第六,加强学科建设,提高对学生的培养质量,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作保证。例如,在教学环节上应坚持课堂讨论。这是因为,特别是对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来说,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坚持课堂讨论至关重要。课程讲授完一个单元,就应在教师指导下组织课堂讨论。课堂讨论前,每个学生都应写出详细的发言提纲;讨论结束后,要求学生把发言提纲修改成能够加以发表的论文。实践证明,这样持之以恒,就能确实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以上是学科建设问题,下面我再来讲教书育人的问题。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从他从教的那天起,就应该十分明确教师的职责。我在抗日战争期间读小学的时候念过一本书,叫《论说精华》。这本书的开篇是“入校说”。这篇论文开宗明义就说:“学校者,制造人才之所也,苟不入校,其才何由成乎?”既然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所以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这就是说,教师通过教书来达到育人的目的。在这里,教书是手段,育人是目的。因此,教师就不能把自己仅仅看成是教书匠,而把育人的问题丢在脑后。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如果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把所承担的课程讲好就算完成了任务,而对育人的观念则十分淡薄,那他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教师。

      那么,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应当怎样潜心育人呢?我从教50年来,无论是教本科生还是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无论是担任本科生的班主任和政治辅导员,还是作为讲授专业课的教师,都把育人的问题和教学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贯彻到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贯彻到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教学活动的全过程。我是怎样把育人的问题贯彻到教学活动的全过程的呢?概括地说,就是按照德才兼备、德育优先、“四有”为准、做国民表率和社会栋梁的要求,以言传身教的方式,随时随地、因人而异地进行这种结合,引导学生健康地成长。这样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下面我具体地、扼要地谈谈我是怎样进行这种结合的。

      新生一入学,我就把他们集合在一起,向他们提出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就是要求他们按照德才兼备、德育为先、“四有”为准,做国民表率和社会栋梁。所谓“德才兼备、德育为先”,就是要处理好“为人与治学”的关系,使自己成为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人才。我认为,“理想”、“道德”、“纪律”对于一个人的成才是至关重要的。人民大学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国民的表率和社会的栋梁”。“国民表率”是德育的要求,“社会栋梁”是成才的要求。对于拔尖人才的培养来说,还应该增加几条要求:要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阔胸怀,还要有“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地追求真理的品质,等等。

      作为人才培养的成才要求,就是要把自己培养成社会的栋梁之才。为此,在校学习期间就要刻苦学习,深入钻研,处理好以下七个关系,即处理好“学”和“思”的关系,处理好基础理论学习与“专业知识”学习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经典著作学习与学术前沿文献学习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广博与深钻的关系,处理好天资与勤奋的关系,处理好精读与泛读(浏览)的关系,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在教学环节,应当怎样把教学与“潜心育人”很好地结合起来,我的体会与做法是这样的。在高等教育中,本科教育是基础性教育。本科生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硕士生与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因此,本科生的必修课程和主课一定要选择最好的教师去讲,这对学生的培养质量关系极大。教师无论讲什么课,都应该认真写出讲稿。讲稿中对基本概念的表述要科学和准确,逻辑要严密,要有理论深度,要把学科中研究的新成果充实到讲课内容中来。总之,要认真地把课备好。一般地说,讲一小时的课,需要备课八小时。只有这样,才能把课讲好。所以,决不能不认真备课就去讲课。在课堂上,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这堂课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事先根本没有任何的考虑和设计,应当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也不讲究逻辑性,其结果必然是“车轱辘话”连篇累牍。这种敷衍塞责的讲课态度,必然会对同学产生很坏的影响。再有,就是教师讲课时,衣帽要整齐。教师在课堂上讲课时,一定要严肃认真,绝不能讲与课程内容无关的东西,更不能讲奇闻轶事,不能海阔天空地胡扯乱谈。

      学生毕业离校时,我都把他们叫到一起,给他们讲走上工作岗位后应该注意的事项:一是要遵守纪律,不能迟到早退,而应早到迟走;二是要和同事搞好团结,不要摆名校毕业生的架子,要与人为善,多看别人的优点,决不可在同事间拨弄是非;三是对工作要满腔热情、积极肯干,不要眼高手低,单位里需要做的工作,哪怕是很细小、很琐碎的工作,都要积极地去做,并把它做好;四是要廉洁奉公,敬业奉献。由于学生们能够按照我所嘱咐的去做,受到了单位同事的好评和领导的重用。

      国民经济学科的发展

      为这个论坛我们做了一个国民经济学科发展报告,这个报告是集体劳动的产物,是中央财经大学、辽宁大学和安徽财经大学的教授们以及我本人一起做的。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的观点。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科的由来。这个学科有三个时间点很关键,第一个时间点是1950年。1950年人民大学创建了国民经济计划系,这个系请来苏联计划专家布列也夫,他组成了一个20人左右的小型研修班,传播苏联的计划经济理论,产生了国民经济学科的许多带头人,比如刘宗时、闻潜、雷启荃,等等。沿着这个路径到1983年的时候,由人民大学副校长李震中主编的《计划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二个时间点是1982年北京大学等12所高等学校编写了一本《国民经济管理概论》。这本书标志着中国计划经济管理转向了国民经济管理。这一阶段也诞生了一批学者,比如苏东水、王永治、常健,等等。第三个时间点就是1998年教育部正式将专业定为国民经济管理,研究学科定名为国民经济学。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这个学科发展到今天,和其他学科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国民经济学科在中国来讲,大概与几个学科有重复,但是也有区别。

      第一个区别是国民经济学科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我们应该说,政治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国民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应用。这个关系应该摆正了,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国内有些学者至今认为,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是一回事。但我们要把这个关系讲清楚。

      第二个区别是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这也是在教学实践当中遇到的问题,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民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别是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在范畴、逻辑方面的区别。宏观经济学强调的是宏观。经济学把经济活动分成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逻辑层次是在宏观,而国民经济学包括了宏观、中观和微观,这是有一定差别的。二是在研究对象方面的差别。宏观经济学主要是总量问题研究,而国民经济学涉及到了总量和结构,另外还涉及到了运行和制度,还有政策与战略规划。这个命题使得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领域自然是要比宏观经济学广。三是在知识构成方面的差别。宏观经济学的知识构成相对于国民经济学应该稍微窄一点,而国民经济学的知识层面和支持的学科内容比宏观经济学要广。这是国民经济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第三个区别是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和西方的国民经济学的区别。可能也有人提出疑问说国民经济学是中国的,国外没有。实际上我们了解国外有国民经济学,主要是集中在欧洲。国外的国民经济学有自己的学科发展路径和逻辑。西方早期的国民经济学的确跟政治经济学同义,但是现在西方国民经济学主要是跟企业经济学相对应的,是一种学科上的分工。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最初是从苏联计划理论引进的,发展到今天自然就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应用学科之一。

      说明了国民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之后,我们来回答国民经济学本身要研究什么。国民经济学要研究的对象是指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以及管理过程的规律性,这就把国民经济看做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它的运行本身的规律性,一个是对这个运行进行管理的规律性。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广,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国民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管理这两个命题。第二个层次是在第一层次下面展开,比如研究国民经济运行涉及到总量运行、结构运行,还有经济的平衡。这都是规律性的问题。在国民经济管理的第一层次下面,我们涉及到政府的职能问题、宏观调控问题、战略和规划问题,以及政策问题。当然,在第二个层次下面还有第三个层次的展开。

      从理论来源上来说,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来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原理。国民经济学理论来源也有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内容,还有其他各个部门的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当然还有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广泛的知识来源,比如数学、管理学、社会统计学,等等。

      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学的方法有这样几种。首先是综合平衡法。综合平衡法是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它的提出者是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老一辈的经济工作专家也是老一辈领导者陈云同志。这是他经过30多年的经验提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凡是熟悉计划理论的人都了解这个方法。前一段时间老校长黄达获得一个经济学奖也是因为利用了综合平衡的思想。第二个方法就是国民经济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方法。如果单纯讲总量方法和单纯讲结构方法都不完整,国民经济学强调的是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二者统一。第三个方法是国民经济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这也是一个需要结合起来采用的研究方法。第四个方法是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法。在国民经济运行当中,我们也注重历史,注重中外不同时期的比较。最后,我们还强调最近20年来国民经济也应用到了案例分析。大家知道,案例分析最初是管理学微观领域的方法,但是现在也充实到了国民经济学的方法当中来。

      经过60年的发展,国民经济学科也形成了若干流派。这个学科的流派我们感觉可以划分为四个。首先是计划制度学派。因为这个学派是从计划理论发展起来的,所以它的核心思想是把计划看做制度性的安排,而非单纯的管理手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这个学派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势微,但是它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的。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学科由计划制度学转向了国民经济学,所以形成了一个主流的学派,那就是第二个学派——管理调控学派。这个学派的核心论点是市场机制有缺陷,因此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要加以调节和控制。这是目前国内的主流,大部分国内教授国民经济学科的主要知识点是在这个领域。第三个学派是经济核算学派。这个学派认为,国民经济学主要是对国民经济运行特征做出解释,而不是做出调控管理。这个学派有一定影响。我们知道,厦门大学的钱伯海是长期从事国民经济核算的,国民经济学这个名称也是他在1998年参加教育部专业目录调整的时候提出来的,后来被教育部采纳。这个学派是有影响的,但是它强调对国民经济运行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所以它和宏观经济分析有一定的不同。第四个学派是复合系统学派。这个学派核心论点是把国民经济看成一个庞大的体系,一个由经济、社会、自然三位一体复合而成的复合体系,所以国民经济学科的建设、国民经济讲授的知识也覆盖了这样一个广阔的系统。这一点是早期的国民经济管理学者提出来的,目前有些教材、有些观点也采用了这一思想。

      关于我们全国国民经济学科的教学组织,从办学机构的三个层面来看,本科有九个高校在招收本科生专业,硕士点有84个,博士点是23个。从办学层次来讲,目前国家重点二级学科有四个: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还有一些省级二级学科重点,我们根据网上材料统计一共是17个。这里要说明一点:有的学校现在申请的国民经济学科是按照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申请,不再涉及二级学科点,所以有的学校里面没有国民经济学的二级学科重点,但是有一级学科,也就是应用经济学的学科点,所以也归入到国民经济学作为重点学科。这是目前有些交叉重复的地方。

      从国民经济学科的研究机构来看,首先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实力比较强,其次是北京大学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还有就是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以及中国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从2006年开始举办宏观经济论坛,但论坛不是研究机构,所以我们没有算进来。但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宏观经济论坛最近几年在国内也是有影响的。总的来讲,国民经济学科的研究机构是偏少的。

      国民经济学科的学术刊物也偏少。如果列举的话有两份:国家发改委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研究》。这是过去由《计划经济管理》、《计划经济研究》转过来的。还有就是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这在全国有一定影响。还有几个一般性面向其他学科但是相对集中地发表国民经济学科论文的期刊——《管理世界》和《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关于目前国民经济学科的学术组织,全国最大的国民经济学科组织叫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它是国家发改委牵头举办的,层次比较高,学会大部分理事、常务理事都是部级干部。宏观经济学会的分会组织——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管理教育学会主要是高校宏观经济学科老师组成。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是国家统计局领导的;中国投入产出学会也是国家统计局领导的。其他就是与国民经济学科有交叉的学会,比如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

      关于国外国民经济的学科情况,据我们了解,德国有国民经济学科专业的大学在2013年有一个排名,最好的是曼海姆大学。法国有一个国民经济管理很有名的大学——凡尔赛大学,这所大学有一个本科专业叫做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俄罗斯也有开设国民经济学的大学,其中有些大学我们是比较熟悉的,也是俄罗斯最好的,比如圣彼得堡国立财经大学是非常有名的。

      最后我们想指出,随着今后的发展,国民经济学科该怎么往前走?我们认为有几点值得关注。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中国国民经济学科有了新的使命,这是我们要全力以赴的。因为国民经济学是随着中国经济在同步发展,所以它始终跟中国经济发展步伐相一致。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学,我们需要做五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我们还要对学科研究对象加以明确。我们的研究对象目前还是有争议,这也影响到各个学科点的建设问题。大家在研究对象上还没有达成共识,这需要进一步明确。二是国民经济学科与相关学科边界还需要进一步理清。三是国民经济学科的理论体系还需要规范和创新。四是国民经济研究方法还需要规范和创新。五是国民经济学科实践性特点还需要强化。现在整个中国经济学界有一种数量化、模型化、抽象化的趋势,而作为应用型的国民经济学科,始终要把学科定位在面向实际、解决问题这样一个学科发展方向上。

      关于国民经济管理学人才培养和教材建设的思考

      很高兴参加国民经济管理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也没有离开这个行当,一直在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20多年过去了,这个领域理论和实践发展都非常快,但是我们始终认为,在实践中检验真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人民大学读书学习时,这个专业是在计划系,现在叫国民经济管理系。胡乃武老师在我读硕士的时候就指导我,在读博士的时候也是我的导师之一。我们使用的教材,还有人民大学的教学方法,给我们建立了很好的理论基础,令我们始终感到受益匪浅。随着工作领域的扩展,我也一直在自学,不断地结合实际来学习,但是在学校学习时奠定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我本科不是在人民大学读的,但是研究生的理论基础是在人民大学奠定的,所以我对人民大学始终抱有一种感恩的态度。今天我主要谈一些体会。

      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我1988年博士毕业到实际部门工作,至今已有27年了,27年来基本上是在两个部门工作,一个部门是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后来叫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现在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我在这个部门十多年。第二个是现在所在的部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这是为国务院提供综合决策咨询服务的单位。这两个单位都属于综合经济部门,或者说是综合经济社会发展部门。两个单位职能有所不同。大家对发改委可能了解得更多一点,对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可能了解得少一点。

      回过头来看,我在发改委(那时候叫计委)工作时,感觉到我们在学校学的东西很实用,比如《计划经济学》这本教材。虽然那时党的十三大已经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但是计划经济学仍然很实用。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我们在学校就都学会了。后来当处长、司长后,我还教刚进机关工作的博士、硕士测算增长率和撰写公文。现在怎么测算经济增长率、怎么测算劳动生产率这些问题,在计算机上都得到了解决。当然,这些知识作为本科生都应该具备,研究生更应该具备。《计划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按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生产和再生产的循环这个思路展开的,其中也包括综合平衡法。现在,在实际部门工作,理论水平要求高,但技能也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计划经济学》教材在指导思想上已经不符合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了,但是它在技能培养方面超过了别的教材,它把实用型的公式、模型都放进去了。因为要搞规划,我们一进机关就要用模型,尤其是投入产出法和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模型测算和参数的选定都非常有用。这是我头十几年的体会。

      到了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因为要为国务院领导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涉及经济社会和国家重大改革发展问题,所以工作就更加综合了。

      第一就是经济形势分析。最难的是要讲清楚当前的经济形势,你当时讲得对不对,到下个月、下个季度马上就会得到检验,必须不出现大的失误才行。所以说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是最具挑战性的任务。现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需要我们不断提高水平。当然,一些人已经在有关部门积累了很长时间,具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但是对于新到单位的毕业生来说,他们的综合知识就面临考验。其实大家都是自己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但是如果能在学科建设的时候就能够在这个方面多考虑一些,就会更好地推动人才发挥作用。

      第二就是要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提供支撑。其中,涉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国内外体制比较、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理论尤其重要。

      第三就是社会发展领域文稿起草。最近十年来经济和社会日益紧密结合,社会发展在决策中越来越重要,因为这和经济密切联系。人口问题、就业问题表面上是社会问题,其实也是经济问题。

      第四就是法律知识的应用。因为我们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所以法律知识很重要。很多法律文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之前,国务院都要先讨论。国务院自己也要制定出台法规,需要加强学习。

      第五就是涉外工作。涉外无小事,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内政活动离不开外交,外交活动也离不开内政,为外事活动服务所需要的知识越来越多。

      这些方面都对综合型管理人才、综合知识、综合性的教材提出了强烈的需求。我们怎么适应这个需求,怎么把我们的学科建设好,把教材完善好,把人才培养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年国民经济计划管理这个专业取消了“计划”两个字,综合经济部门名称里的“计划”也取消了。其实“计划”是一个中性的词语,是一种方法论。邓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总的来说,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专业培养的是理论型人才,而国民经济管理专业首先要立足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经世之道贵在才以致用,才以致用要求学以致用,这很重要。当然,不排除学生读到硕士、博士继续去搞理论,但大多数学生是要搞应用的。这么大一个国家,对经济活动管理的需求这么大,所以培养应用型人才是第一位的。

      第二就是要培养综合型人才,各方面知识都需要懂一些,特别是要掌握综合理论与方法。我们这个学科不容易和其他学科划清界限,是因为综合经济管理工作往往涉及多个领域,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第三就是要培养交叉学科人才。日常工作中可能很多问题以经济为主,但是超出经济范围,所以就形成了交叉学科的趋势。现在超出比较多的一个是社会学,一个是生态学,这些方面对经济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还有经济学与科技的交叉。其实经济部门很多工作跟技术是有关的,比如说工程技术、信息技术、统计技术,你不懂技术,很多建议提不出来。我们应该努力弥补这些知识,让大家知道各个领域的重大技术路线是什么。联合国一直主张做这个事,主张把社会核算和经济核算统一,主张生态、绿色GDP。国际上要将生态问题纳入可度量、可核算、可检查的范围,国内也在研究。现在2007年版的核算体系,就把研发费用不仅算作支出,而且算作产值。印度GDP的增长率为什么去年下半年超过了我国?原因之一是印度调整了核算体系。所以经济学和科技交叉、和社会交叉、和生态的交叉给学科发展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综上所述,结论就是我们要培养应用型、综合型、交叉学科型的人才。这个要求是很高的,这样的人才什么知识都要懂,既要求智商高,又要求情商好,智慧加勤奋,要有驾驭综合知识的能力。

      第二个问题,学科建设背景有哪些大的变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我们国家已经从一个低收入水平的国家逐渐成为中下等收入、中等收入,现在是朝着中上等收入发展的国家,并且很可能5年、10年之后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意味着我们这个专业最基本的参照系变化了。我们毕业时是1988年,那时人均GDP是200多美元,现在是7 500美元,沿海地区是10 000美元。当然,各地发展水平不均衡,每个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

      二是我们已经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这还是初步建立,还存在不少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模式和办法。现在要简政放权,还处在转变的过程中。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要到2020年才能完成。

      三是我们已经从封闭型经济转变到开放型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货物贸易依存度上,我们在大国里是最高的。服务业开放难度大一点,也已经开放了100个行业。上海自贸区开放的行业更多。去年我国引进外资是1 240亿美元,“走出去”的投资是1 190亿美元。这是非金融部门,金融部门还没有算;很快“走出去”的投资就要超出引进外资。我们力推“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这有助于消化转移富余产能。

      四是我们正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我们要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向平衡、协调、持续的科学发展转变,科技进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个转变的影响十分深刻。

      第三个问题,学科建设的理论指导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很赞成胡乃武老师在《国民经济管理学》教材序言中的话:我们这个学科是理论要面向实际,从实践中总结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要在宏大而生动的中国实践当中探索和总结出来。更重要的是,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有毛泽东思想,《论十大关系》就是毛主席对我们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做了重大调研之后的成果,到现在仍然管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第二个就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研究这个学科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坚持缺一不可。为什么说这个重要呢?这里面有三个重要的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判断。我们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总体水平仍不发达,发展也不平衡。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超越现实提前进入高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一定要分清,这都是基本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第二个前提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这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跟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前提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不要以为中国是世界大国、强国了,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发达国家。全世界70多万亿美元GDP,70多亿人口,人均GDP是10 000美元,我们才7 000多美元。世界平均水平还没有达到,怎么能进富人俱乐部?当然,我们想为世界多提供一点公共产品,世行份额比重高一点,IMF比重高一点,但这又会遇到阻力。这三个前提是基本前提。正是因为这三个前提,我们不可能把西方现成的理论搬过来,而是要更多地进行比较研究,深思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将来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接近了,可能会在生产力上与发达国家有类似性;但要牢记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在研究上忽视、在教材上忽视,就容易照搬西方现成的理论而忽视中国国情,结果造成水土不服。

      第三个就是经济理论上的发展。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都很管用,在学科当中比较容易忽视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应用很多的就是发展经济学;此外,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也用得多。我曾做过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西部开发方面的工作,这当中还运用到技术经济学的思路和方法。当然,技术经济学也是与产业经济学交叉的。产业政策可以分为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技术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往往被忽略,但它关系重大决策。企业争的就是技术路线,西方跨国公司都视之为兵家必争。比如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插电式还是纯电动,路线不同结果完全不同。整个技术路线背后就是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就是激烈的企业竞争。大的技术路线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决定企业的生死,甚至会影响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当然,大的技术路线在市场经济下不能完全由政府决定,但是什么路线最符合中国市场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还有前面说的生态学、社会学也都与经济理论有关。有些知识我们没学过,在工作中就翻书、现学。在学科建设中能预为考虑更好。当然,教育的本质实际上是学习掌握世界观、方法论。这个世界观就是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看法,这个方法论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四个问题,教材建设要研究什么?

      第一要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的发展阶段。这是最重要的,是需要写入教材的。我们一进机关,司长就组织我们编一本书,叫做《中国国情》。编那本书对我们学习和工作的作用非常大。大家都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但是其中有多少沙地?我们荒漠化土地有250万平方公里,半荒漠化的土地有160万平方公里,加起来就有400万平方公里了。这就是中国国情。中国有多少可利用的水资源?人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阶段,东、中、西部的发展,城乡结构和城镇化,这些基本内容都需要进入教材,让每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牢记在心。我们的国情就是人口多、生产力不发达、发展不平衡。现在还应该加上一句话就是体制不完善。我们要树立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这也是国情。客观国情是我们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要研究重大比例关系。虽然说有计划按比例规律这个概念不用了,但是作为主观对客观认识的比例关系一定要研究清楚。过去的比例关系很管用,比如积累和消费。有学者认为最佳投资率是28%,现在实际生活中40%都不止。这在中国合理还是不合理需要认真研究。重大的比例关系有以下几种。一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现在最重要的比例关系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其中既包含总量关系也包含结构关系。二是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相互联系。马克思很重视分配问题,认为分配反过来作用生产。这也需要进一步研究。三是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过去讲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这个数量上还存在不同意见。四是三次产业比例关系,过去讲农轻重关系,三次产业关系实际上涉及工农关系。我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表面是产业产品关系,背后是人的关系,工农关系。这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人从一产到二产到三产,转移中揭示生动而深刻的经济学命题,例如在我国就派生出农民工问题。五是城乡关系。工业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现在研究上很重视。我们和拉美同属发展中国家,而且我国还是人口大国,但是没有出现像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墨西哥城那样大规模的贫民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管理是有效的。但我们又学不了欧洲北美的城市化,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推进城镇化。城乡关系最重要的也是人的问题,背后也是工农关系。六是区域关系,也叫东中西关系,西部开发工作从规划到政策再到执行的过程中,深切地体会到这确实是一盘大棋,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很热的。七是经济和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人和劳动就业的联系。八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保的关系。绿色、低碳、节能、循环的趋势是世界性的。全世界都在搞指标控制,欧洲走在前面,美国扭扭捏捏,日本连《京都协定》都不执行,中国在道义上处于制高点,但是也要从国情出发,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这方面国内的研究也在迅速跟上。九是统筹国内外,即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关系。一段时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围绕国际产能合作推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我们的产能对于国内而言正面临总体过剩的压力。现在钢铁产能达9亿多吨,占全世界40%多。但过剩不等于没用,我们几百万吨以上的钢厂大都是先进产能,如果放眼全球,正是大有用武之地。从世界上看,许多国家连100万吨钢厂都没有,50万吨的厂都算了不起了。有的国家说,你们落后的到我们这儿也算是先进的。如果我们输出到国外一些,对我们改善环境压力也是好事。哈萨克斯坦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但水泥厂、玻璃厂、钢厂严重缺乏。按照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只有在发展的第三阶段、第四阶段才是资本输出国,但我们刚刚处在第二、第三阶段就启动输出,这又跟国际上不一样了。而这正是我们的国情,我们有富余但并不落后的产能,与其关掉,不如输送到拉美、非洲、东南亚,帮助它们工业化。这个比例关系要深入研究。

      三要研究供求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从管理的角度喜欢讲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其实投资当期是需求,长期就是供给。需求方的研究是我们引进最多的,宏观调控的时候讲需求方,这个现在都比较成熟了。供给方不能只从短期看。长期增长问题、发展问题、生产要素问题、科技进步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全是供给方的问题。

      四要研究产业、城乡和区域问题。我们现有教材里面比较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经济社会管理当中最需要学生掌握的,来了就能干的,这就是产业、城乡和区域问题。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得放在我们教材里面,而且跟其他宏观供求问题相关联。

      五要研究方法论问题。从实际工作部门的角度来说,方法论就是你用什么手段去处理问题,就是战略、战役、战术的学问。很多外国领导人都说中国领导人有战略思维,人均收入200美元的时候就能想到800~1 000美元,现在是奔着1万美元以上、民族复兴去了。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长项,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体现战略的就是规划。规划是当前政府中长期管理的重点。我们的五年计划源自苏联,但在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已经从计划到规划,从指令性计划转变为指导性计划,现在是预期性和约束性相结合;而且我国不仅有综合规划,还有专项规划。中国的规划工作是管理经济的一大特色。当然,不是说别的国家都没有,比如美国规划虽然搞得少,但是往往很管用。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就有规划。戈尔曾搞了一个数字地球规划,这些跟我们的规划工作是类似的。科技研发政府拿钱,基础设施政府拿钱,然后政府调动社会去做。这种综合规划、专项规划是非常好的管理手段,并且要求很高的知识水平,还有综合平衡的方法,财政、货币、外汇、投资、产业、贸易等政策要求衔接匹配、综合平衡。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研究方法论时应当坚持。

      国民经济学面临的新时代和新挑战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新时代和新挑战”,所以我想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边界的角度谈一点看法。我是从国民经济学这个学科之外的角度加上政治经济学的特色来看这个学科。

      第一,所谓“新时代”,我觉得应该从这么几个角度理解。第一个时代是马克思时代。马克思时代把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当做同一个学科。《人民日报》曾专门发文说,国民经济学没有必要存在,因为政治经济学已经存在了。第二个时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国民经济学就是计划经济学。李震中老师在这个时代创造了一个高峰。第三个时代是市场经济时代。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计划经济不好讲了,就改成了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等等。但是,计划经济时代之后分成了两部分内容。一是西方经济学,具体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大类。我们现在探讨很多的是宏观经济学问题。宏观经济管理是西方管理体系的内容。二是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划分非常细,大的概念就是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之下有众多二级学科。严格来讲,国民经济学或国民经济管理学都是应用经济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如果放在这个话语体系下,国民经济学或者国民经济管理学就是在二级学科的意义上来理解。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来看,放在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国民经济学属于二级学科。我们要在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当中确定国民经济管理学的学科对象、学科边界;否则我们在两个话语体系中摆来摆去会产生很多问题。

      第二,“新挑战”是国民经济学的调整问题。

      第一个挑战是政治经济学的挑战。我们讲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在这个意义上国民经济学很难挑战政治经济学。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边界和研究对象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国民经济学规避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东西才能找到立足点、生存点和增长点。

      第二个挑战是西方经济学的挑战。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国民经济学放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就是宏观经济学。我们每年编一个中国经济学发展报告,这个发展报告最初是从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看。后来我们发现这样做不对,因为涵盖了众多二级学科。再后来,我们分为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用学科分类。这样比较清晰,符合中国国情,大家情感上比较容易接受。

      第三个挑战是应用经济学的挑战。我们把国民经济学放在应用经济学体系当中,就要面对它的边界理清问题。比如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是自己独立的学科,学科体系都很完整。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加上其他金融、财政等二级学科都混为一谈,这样很容易出问题。我们要强调的是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在国民经济学中怎么应用的问题,而不是探讨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第四个挑战是西方智库的挑战。我们党和领导人有战略思维,但是严格来讲,这种战略思维只是几个重要的口号和愿景,相应的研究是非常缺乏的。比如美国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讲把和平演变放在第三代、第四代人。再比如,经济大趋势我们学了半天,但是并没有把经济大趋势探讨出来。现在西方在探讨2020年、2030年和2050年的中国,甚至2060年的中国,而我们国内这方面研究很缺乏。这是大的方向性问题,是蓝图的问题,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第五个挑战是中国实践的挑战。中国发展虽然提出了两个百年目标,但这只是大概念。路径如何?方向、路线、政策怎么做?通道怎么做?这些目前仍然是非常笼统的概念。

      最后,我讲一讲民众预期问题,比如股市下跌问题,中国前景问题,中国崩溃、威胁问题等,都是未来预期。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哪里?在这方面我觉得国民经济学能给大家一个合理预期。我们国民经济学应该拿出一个让中国人和外国人信得过的2020年、2030年和2060年的中国预期给大家一个愿景,为中央政策和方针的制定确定方向。

      总之,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回归到国民经济学本原上。我们应该从国民经济规划的角度研究中国战略问题、道路问题、政策问题,把经济、社会、自然、国内国外所有关系放在里面,而不是去探讨这些关系,因为这些关系本身已经有其他学科在做了。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研究诸如目标问题、道路问题、支撑问题,这样就有可能找到国民经济学的立足点、增长点,而且对国家智库的发展也非常重要。所以,国民经济学应该提供经济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对如何发展国民经济学的几点建议

      国民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发展的确没有以前那么引人注目,那么吸引年轻一代的学子。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但是后来有一点衰退。以下我对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学科发展要与时俱进。在20年前,计划学科是很厉害的。当然,金融学科也很厉害,但是没有计划学科这么厉害。金融学科现在在全国是基本学科,实际上是和方法有关系,和心态有关系,和与时俱进的精神有关系。我们要看到时代的变化,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科一定要研究现在的情况才有生命力。李震中老师把这个学科带上了高峰,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杰出贡献。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重心的变化和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国民经济学应该发生很大变化。正如胡乃武老师所说,这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那句话,“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应该成为我们未来学科的指导性理论。这个理论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我们对这个理论没有深刻理解,国民经济学还是难以发展。

      第二,我们一定要有战略思维。国民经济学在整个应用经济学当中是统帅地位。如果没有战略思维,就不能统帅。要研究也要有很好的宏观经济学功底,同时要了解经济运行结构,了解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了解中国的国情,还要有宏观经济政策思维,包括财经金融领域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不可以和任何一个学科重叠,但是我们又可以和所有学科重叠,我们可以找到所有学科里面和国民经济学共同的部分,这样就起到了一个统帅作用。这种战略思维非常重要。

      第三,我们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举例来说,1987年胡乃武老师带着我们写了一本书,叫做《模式·运行·调控》,这本书很早就意识到了商品经济条件下整个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架构;胡老师又带我们写了另一本书,叫做《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已经体现出市场经济的理念了,虽然当时没有提。这本书分析了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国民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管理怎么进行。

      第四,我们一定要有对中国重大问题、重大现象的浓厚兴趣。比如我认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就是我们国民经济学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还要有国际视野,要强调科学研究。如果这个学科在重大问题上没有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代表性的论文,这个学科也很难发展。如果这些东西做到了,再有一个开放心态和与时俱进的态度,这个学科一定会发展起来。

      国民经济管理学面临新一轮发展的重大机遇

      清华大学1984年成立经济管理学院。当时起这个名字“经济管理”的意思不是经济加管理,而是经济管理,是怎么管经济。到现在,全国经济管理学院都应该是这个含义,所以渊源都在胡乃武老师这里。国民经济管理是当前所有经济管理学院学科的鼻祖,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是1995年成立的,今年是他们30年院庆,这是因为北京大学的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是1985年成立的,所以他们把1985年作为起点。

      我们今天讨论新时代、新常态下的这个学科的发展。我的的确确发自内心地认为,国民经济管理又碰到新一轮发展的重大机遇。为什么这么讲?

      从研究角度来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家这么关注中国经济运行整体的问题。比如股民们很关心宏观经济,要是我们把中国宏观经济这些问题搞清楚了,能说明实体经济投资还会稳定发展,股民就能吃下定心丸。国际上也高度重视中国经济运行。在我们参加的很多国际论坛上,大家最关心的是中国的问题。从研究角度来讲,中国问题也的的确确非常有意思,非常特殊。比如宏观的杠杆率,就是债务水平除以GDP。宏观经济学从来不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中国杠杆率逐步增长了,于是成为一个问题了。国外的研究非常皮毛,仅仅把宏观杠杆率跨国比较。我认为这样的研究太不科学了,至少应该把一个国家的国民储蓄率作为一个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国民储蓄率高的国家当然杠杆率高,因为有人愿意存钱自然就有人借钱。这个例子表明我们这个学科碰到了一个在研究方面需求旺盛的非常好的时期。

      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讲,现在也是一个极其旺盛的时期。我们的毕业生如果培养得好,证券公司绝对需要。证券公司不仅需要进行宏观分析,而且需要进行行业分析。比如宏观对冲基金基础就是国民经济学。不把中国的战略搞清楚,不把“一带一路”搞清楚,就无法做出对冲的策略。所以我们的人才培养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时期,直接和社会需求结合在一起了。

      根据以上两个方面,我对国民经济管理的发展提出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关于研究方面,我们应该紧紧抓住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以此为切入点,把实际问题提升到学术水平。刚才我举例说宏观杠杆率的问题没有人研究。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也就是中国经济当前运行正常的GDP增长速度是多少。这个问题也没搞清楚。刘世锦做了很多研究,结论相对比较悲观。蔡昉主要用劳动人口总数下降推算未来增长速度。余永定认为劳动生产效率会下降。这个观点不好说,因为劳动生产效率是顺周期的,我们不能以它今天的下降来预测未来下降。所以这个问题仍然有待深入研究。再比如通货紧缩问题。当前中国问题是不是通货紧缩?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话题。从某些方面讲,工业出产品价格连续36个月下降,但是劳动工资没有降。从严格意义上讲,如果中国是通货紧缩,与日本一样,那应该是全面的物价下降。为什么日本人担心通货紧缩?这是因为日本的工资在下降。日本人反紧缩主要是看工资指标。所以,我国肯定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通货紧缩的标准。传统的西方的宏观经济学不能给出答案。

      1986年我进入哈佛读博士的时候,我那个班上有四个同学。除了我之外,胡祖六现在搞投资,王一江现在在长江商学院工作,樊纲当时做了一年半旁听生。给我们讲宏观经济学的老师是曼昆。当时曼昆刚刚毕业,很受美国学生欢迎。但是我们四个非常不满意,因为他讲的太简单了,没有什么东西。我觉得他讲的内容不重要。我们每节课下来都讨论曼昆为什么讲这些内容。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花很多时间谈名义工资是顺周期还是逆周期。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之后,现在回顾当时的经历才理解了。这是因为名义工资是顺周期还是逆周期对美国人重要,对美国经济重要,但对美国之外并不重要。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很少有研究宏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为什么?有一个研究劳动经济学后来得了诺贝尔奖的美国人说,外国留学生别搞劳动经济学,也别搞宏观经济学,因为外国留学生搞不懂他们美国。其潜台词就是劳动经济学乃至于美国的宏观经济学本质上是美国经济学。这个话我有很深刻的体会,美国人讲课所指的“那个经济”就是美国经济。所以,我认为我们国民经济管理不要和宏观经济学争,没有什么好争的。国民经济管理研究经济制度变迁,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整体的经济运行问题和政策应对问题,这本身就跟西方不一样。西方基本上是成型的经济制度。所以我们和西方的研究方法不一样,研究对象也不一样。从研究方法讲,我强调紧紧抓住中国问题。这里面一定有重大的非常有意思的学术问题。

      第二个建议是关于人才培养方面。我主要讲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宽口径。我认为不一定非要设国民经济管理这个本科专业。我们可以在毕业证书里面和在简历里面强调一下侧重点是国民经济管理,因为以后学生一定会读研究生。本科阶段所提供的是一个全面的方法论以及做人教育,专业在研究生阶段再去定。二是强调交叉学科。多讲一点似乎跟本专业不相关的课是很有好处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那一届本科生一致认同的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课是《工业生产过程概论》。这门课讲炼钢怎么炼,怎么组织,焦炭和铁矿石比例是什么,铁矿石按什么分类,价格如何,哪里有铁矿石;电解铝这个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化工行业跟钢铁行业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建筑行业该怎么组织效率高。行行业业都讲清楚了。这个课现在我们也有,只是内容扩充了,把互联网经济、电商都放进去,备受学生们欢迎。三是强调基本技能、看家本领。什么是看家本领?写作能力非常重要。经济和政治讲稿和文学不一样,需要不一样的文采。英语能力也非常重要,外语一定要过关。四是强调上课的互动性。上课让学生讲,问学生问题。不仅学生讲,还要问学生为什么这么讲,根据是什么。

      总之,我认为我们碰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发展时期。关键是我们的研究、教学和改革要跟上形势。这个学科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国民经济管理学科的必要性

      我是受国民经济管理的专业教育培养起来的。1979~1986年我在人民大学计划系前后连续学习七年,后来在国外学习四五年。计划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民经济学这几门课我都在大学正式学过。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了一年多时间,都是一些著名教授上的课,所以我对这几个学科之间的定位或者异同多多少少有一点体会。

      在人民大学学习期间,我确实对胡乃武老师、李震中老师对于计划经济学的热爱和执着的追求深有体会。在我们毕业三十周年的时候,李震中老师还特别出席了我们的毕业返校会。当时李老师回顾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的过程。李老师把整个过程谈得非常清楚细致,再加上自己很多观点,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李老师到这么高的年龄,仍然对自己的专业孜孜以求,理解深刻,不追风、不赶时髦,追求客观的科学。我觉得这些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

      国民经济管理这门学科是不是应该存在?是不是应该继续发展壮大?我自己感觉应该是肯定的。首先从必要性来讲,当时我们学的时候说计划有必要性是因为社会大生产,计划有实现的可能性是因为公有制,计划的目标就是为了让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得以实现,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不断增长的需要。这几条虽然当时说得都很冠冕堂皇,但是现在分析起来我觉得仍然是有生命力的。

      在这次大危机之后,很多人对比20世纪20年代的危机和2008年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其结论就是在危机之前都有一段经济发展的非常放任、过于自由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疏于管理,而治理危机的时候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加强政府干预。但是加强干预不等于行政干预,而可能是继续坚持市场经济,坚持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政府根据市场信号的调整实现某种意图。如果这个趋势是正确的话,那么政府如何履行这样一种职责来实现自己这种愿望?显然应该有各学科去支持政府。在这个意义上,国民经济管理学正好满足这个客观需要。

      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机制起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在通过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起到补充市场信号失灵的作用。这样,两只手的共同作用可能使经济发展得更健康,更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按照这样一种体制,显然中国更需要有国民经济管理学来支持政府实现调控经济、规划经济、引导经济的目的。

      关于专业的定位,我觉得国民经济管理学的定位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定位、理论指导。这就是了解清楚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没有任何主观愿望,是对客观事实的总结与描述。二是管理职能。这就是主观作用于客观的职能,就是想办法实现政府某种意图的职能。当然,政府是有社会职能的,要实现自己的生产目的,要充分让各种生产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能够实现公平分配,能够熨平商业周期,减少损失,实现经济安全,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够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能够保持整个经济各个目标的综合平衡。所有要求显然都是一些主观的追求和愿望。要实现这些追求和愿望就应该有科学的理论以及方法论去指挥或者帮助政府。我认为这是国民经济管理学存在的必要性。

      宏观经济学是否与国民经济管理学之间有重复的地方?我认为宏观经济学真正的定位是需求管理,是一种短期的经济对策研究。如果涉及到政府意图的话,那么宏观经济学不能代表对整个宏观经济或者对整个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管理,宏观经济学只谈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所以国民经济管理学的范围应该比宏观经济学更宽,起码有短期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既有需求管理也有对供给发展的引导,还要包括体制问题。西方宏观经济学假定制度是给定的,在给定的制度下研究自己的经济运行如何能够规避或者说对付经济周期。

      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曾经上过一门课,叫做宏观的成本效率分析。比如说建一条公路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怎么样。这个问题不是对工程本身的收支平衡和投入产出的研究,而是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经济发展、国民经济社会总福利影响的研究。我觉得类似的课都是国民经济管理这个学科的组成部分。

      在现实中我遇到很多国民经济管理应该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主要的工作侧重于定量经济研究,包括为发改委在定计划的时候提供一些决策支持。比如为制订五年规划提前测算几个方案。我们首先要决定这五年一些经济发展目标应该怎么定,也就是说如何量化这些目标函数,哪些应该是政府应该追求的目标;然后我们要刻画若干重要的行为方法,包括分区域、分行业、分重要商品的行为方法,刻画生产过程、分配过程以及需求过程;进而,我们要决定哪些变量是政府能够调节的政策变量或者控制变量,其他变量是市场机制本身自动实现的;最后,我们还要考虑客观约束的因素,如何量化这些因素,然后求解这个方程组。这个方程组里面如果加上动态因素就更复杂了,因为有些参数可能随着时间变化。

      为了进行这样的分析,在总量上我们可能就得研究供求不平衡是不是现状。怎么解决这个平衡呢?是控制需求还是控制供给呢?在传统计划学里这也是大家常说的问题。现在大家谈到的是计算潜在生产力,根据潜在生产力来度量合理的需求规模,然后再对需求进行五年之内合适的增长外推,保持总量的平衡。在这个总量下当然有大量结构问题。结构问题首先就是产业结构中的问题,比如说产业梯度转移、梯度协作、产业集聚、生产力布局、产业升级。当做区域规划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不是仅仅靠产业经济学能够解决的问题。最早的工业经济学研究的是产业发展,但是近年来产业经济学更多是在研究产业组织,也就是垄断、竞争、管制。这种产业经济学远远不是规划谈到的产业之间的协调和产业结构升级,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内容上其实是有缺失的,研究是不够的。当我们做区域规划的时候马上可能遇到一个问题:是在把全国产业先算好以后再研究每个产业区域布局和空间布局,还是先把区域之间的关系、东中西关系研究好以后再研究每个区域内部的产业结构?这两个方法论是完全不同的,在现实中研究非常困惑,缺乏理论的指导。

      在区域结构方面,地方在做规划时是做自给自足完善的产业体系,还是在更大的空间跟别的地方进行经济互补和经济合作呢?这也是目前区域规划中经常讨论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一个基础理论:不同的产品或者生产要素合理的经济半径应该怎样计算?不同的经济半径就决定了资源配置的空间。这类研究其实也非常弱。我觉得国民经济管理完全应该研究这些问题。

      欧盟出现以后,欧盟各个国家宏观政策手段基本上都取消了。每个成员国都肩负着为本国国民谋取社会福利的任务,国与国之间就要开展竞争。各国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非常有限,如何竞争?如何能够使得本国国民获得更大福利?有人对这一问题做了一个模型并进行模拟。这一研究可以转换成中国的省与省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类研究在国内都应该有一个标准的、规范的学科涉及这方面内容。

      随着全球一体化和技术的发展,全球经济中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整合速度越来越快。在这时候怎么做到对内和对外两种综合平衡,确实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一带一路”策略刚提出的时候,发改委研究如何编制规划。当时说中国把过剩产品尤其是轻工业产品、消费品运到中东、中亚、东欧,所以修一条公路或者建一个航道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反过来火车往回运或船往回运没有什么产品可运,所以就没有企业愿意投资建交通通道。这时候仅仅靠产品贸易解决不了“一带一路”经济纽带,可能要靠对外投资,国内产能转移到西部去,在当地进行生产,然后有一部分零配件再转回国内进行组装,建立两边的经济技术联系。把自己眼界放得更宽一点儿才会产生类似这样的解决方案。这类问题也是传统国民经济计划学里面涉及比较少的,应该进一步扩大。

      在国际竞争过程中,中国无论是从生产还是消费角度看,都是贸易大国,可是定价权不在中国。定价权怎么能够逐渐培养起来?这类问题当然是国际经济学里面的问题。但是在把国际经济学、部门经济学放在国民经济整体中进行考虑并进行综合平衡的时候,这些学问如何有序地派上用场统一综合地进行考虑,也是国民经济管理所要面对的学术任务。

      总之,我认为国民经济管理这个学科的继续发展存在着巨大的现实需求,也存在着众多学术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学科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关键就在于学术界更艰苦的努力,让它真正承担起它的社会责任。

      国民经济学的定位与发展

      当前,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大环境的变化对我们国民经济学学科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我更高兴的是,我们遇到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人民大学是这个学科的老大哥院校,对这个学科的发展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我认为,深入探讨新时期、新挑战下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以下我主要谈两个方面。

      我想讲的第一个方面是一点困惑。学科是高等院校汇聚师资的平台,也是培养高端创新、拔尖创新人才的平台,所以高校都特别重视学科建设。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都是学科建设非常成功的高校,通过学科的水平体现出了这些高校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我认为,学科建设对学校、老师、学生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首先是定位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着国民经济学科到底怎么定位这一问题。国民经济学命运多变,无论是从称谓还是内容,都经过多次调整。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反思这是为什么?国民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在应用经济学里面排第一位。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柱学科,国民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里面的其他学科以及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不同?我想,这种差异就应该是国民经济学这个学科存在的价值。

      一个学科的个性和特色集中体现在学科方向上。经过多年的积累,老大哥院校都形成了非常好的方向,但是在现实中整体上来看,国民经济学的方向设立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有一些偏离。这一方面体现在国民经济学像一个筐。我们看各个高校国民经济学的招生目录都发现,只要和经济运行相关的,都可以往国民经济学里装,所以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涉及到财政、金融、区域、产业、制度、企业行为,等等。当然,这些领域与国民经济学肯定都是相关的,但是把它们都作为方向设置的话,那我们国民经济学是做什么的呢?这种五花八门的现象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国民经济学又泛又空。另一方面体现在有一些高校虽然特别明显地规定了自己的学科研究方向,但是我们发现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想做的事情和实际做的事又是不一样的。比如学科点老师研究的兴趣点和学生论文选题的领域并不与国民经济学所涉及的方向相吻合。所以我用一句特别土的话来形容,就是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究其原因,这可能跟老师的兴趣有关,学生选题可能更多与就业有关。所以,下一步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探讨的就是国民经济学科如何来定位,如何划清这个学科和其他学科的边界。

      我想讲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几点思考。针对现在存在的一些困惑和质疑,国民经济学科到底应该怎么样建设?

      第一就是要找准定位,在科学界找准定位,特别要凸显国民经济学作为排在应用经济学科第一位的引领性。所以,国民经济学要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等特征,它的综合性也非常强。

      第二就是要形成特色方向,明确国民经济学到底要做什么。别人应该做的东西我们不去插足,我们还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研究就是抓国家有重大需求、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我们这个学科研究的重大问题。

      第三就是要与时俱进地思考,明确我们要怎么做。一是我特别希望进一步加强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加大学科协同创新的力度。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学科点一定要和政府部门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学校之间的协同也很重要。二是我们要强化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理念。我们要把课程当回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尤其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我们忽略了课程而更多强调科研。这就涉及到怎么样来科学设置国民经济学课程,怎么样保证我们的课程让学生受益。在培养人才过程中,我们还要强调学生的科研能力、动手能力。学生做的论文应该和学科定位密切相关。三是我们要有包容心态,要有开放的视野来建设我们的学科。一个学科正如一支球队,只有走向世界舞台才能彰显自己的实力和水平,从而确保在激烈竞争环境中获取或创造更多的战略性资源。

      中国宏观调控的经验与创新

      在亚当·斯密那个时候,经济学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学,但他个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世界经济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方面。国民经济学涉及到宏观、中观、微观。我个人认为,国民经济学和宏观管理的关系更为紧密。就宏观管理来说,我想讲两点。

      第一点是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西方在向我们学习,这是我们最好的发展机遇。这是2012年史蒂芬·罗奇(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说的。本次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其实已经发现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恢复经济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怎么从危机走出去?罗奇建议要向中国学习。我认为中国的战略非常重要。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部门是三家,不仅有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还有发改委,特别强调发改委是第一位的主导宏观经济管理的部门。这个战略规划在我们整个经济管理里面处在最重要的位置。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学者在思考,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像中国那样把短期稳定和长期增长结合起来,为什么没有发改委这样的部门。未来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等很多方面,需要从中长期规划的角度来实现,所以中国的三架马车是中国的机遇。

      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反思最多的,就是这些国家只关注就业、资产价格等总量指标,但是没有关注到杠杆率、对外失衡等结构性指标。所以,现在发达国家认为,结构性管理极其重要,而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管理、资本管理等结构性管理在中国已经持续很多年。在以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以上这些结构性管理都被看做是对市场的扭曲,发展中国家不知道怎样纠正被市场经济搞坏的东西。在今天,发达国家认为应该实行这些结构性管理。我想,这些方面的经验使我们可以自信地研究中国的宏观调控。以前中国宏观调控都是学习西方,唯恐我们和人家不同;而现在我们恰恰在为现代经济学提供经验。

      第二点是中国宏观调控如何创新。我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要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果。宏观调控并不因为有一个所谓的善意,政府就对所有人都好。宏观调控中存在博弈和反馈。政府出台政策的时候其实是被很多利益集团绑架了。政府认为那是一个很公正的政策,其实未必。为什么中国城乡差别、三农问题解决不了?我经常想中国农民的利益,有谁在中央作为其代言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利益代言人,所以农民的政策、三农政策总是解决不了。第二,对于地方利益来说,利益主体相互竞争的状态一直没有形成,并且我们防止它形成,因为担心做大以后会很麻烦。如果未来在新常态下没有地方之间竞争,那就会出现经济活力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给地方积极性。第三,给地方立法权是非常好的,让地方发挥自主能动性有非常大的好处。第四,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没有形成机制,只有许多参照标准。我们的做法是出现一个问题就采取一个办法,或者是出台一系列政策,并且有可能这些政策超出常规的范式。怎样建立一个良好的决策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发展确实有非常重要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下面这些事情做不好的话,可能这个机会就丧失了。第一,国民经济学最要做的事是什么?最要做的事不是获得诺贝尔奖,而是要解决中国问题,避免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把经济管理好是国民经济学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在这样管理和发展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中国特色的经验。有了中国道路自信,然后才有理论自信。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真正的中国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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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民族经济学的发展与新挑战--专家学者在首届全国经济管理论坛上的讲话_国民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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