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本质主义思维与文学理论知识的产生_文学论文

反本质主义思维与文学理论知识的产生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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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艺学危机成为学界普遍的焦虑,文学理论知识的创新成为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文艺学的边界问题、文艺学与当代文学文化的关联、文艺学研究范式的重估、文学经典的超越性与历史性等问题被热烈讨论。其中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文论的反复辩驳引人注目。

中国当代反本质主义文艺学起因于20世纪西方思潮的输入。迄今为止,人类知识的最权威形态是科学知识,20世纪关于科学是否有本质的论争此起彼伏。传统科学哲学认为,科学是对实在的正确反映,正确的方法和程序可以保证科学知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实在。但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等人认为,为科学划界,寻找普遍的不变的科学本质的本质主义是无效的,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不存在任何永恒的方法论、理论或者经验。建构学派的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知识必须情境化,任何科学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是权力、利益、需要甚至政治事件的构造之物,离开了具体的情境,我们无法把握科学。科学认识论的反本质主义对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德里达的反逻格斯中心论,罗兰·巴特的意义差异论,利奥塔的反宏大叙事论以及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理论等都构成了反本质主义的思想谱系。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推进,反本质主义思维也影响到中国当前的文艺学研究。它直接针对的则是中国20世纪后半期文艺学教材的思维模式和为学方式。

文学理论的书写遵循学术创新的演进原则,当前文学理论的反本质主义直接针对此前文学理论教材的基本观念和为学方式。那么,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呈现了什么样的学术旨向呢?我们以影响巨大的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为例予以说明。

蔡仪的《文学概论》是中国意识形态主导时期的代表性教材。我们从思想援引的角度看这本教材的书写模式。本书注释共371个,引用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共189个,其中又以毛泽东和高尔基的文学思想最为突出。其次,西方古典思想的注释43个,中国古代34个,中国现代26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17个,以别林斯基为最多。俄国现代8个,西方现代最少。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单个人被引述,除了经典思想家外,鲁迅最多,共35处。考虑到中国当代对于鲁迅的挪用,这一点不足为怪。日丹诺夫被肯定性引用,中国现代的胡秋原、梁实秋、胡风以及西方现代的列斐伏尔等被批判性引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被引用三次。从思想资源的角度看,本书以经典思想为主要支撑,西方现代思想阙如,中国古代思想没有被发掘,西方古典思想的重要人物如黑格尔和康德由于学术研究的缺乏,引述不多。基于对权威的态度,当代的政府工作报告被写进文学理论教材就不奇怪了。引文支撑了编者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资源,思想资源又限定了编者的问题意识和思想限度,文学理论的问题框架和解决的可能性就在思想资源的引述下得以伸展。引文注释呈现了本书的理论构造方式,即以经典思想限定文学理论的思想边界并直接推导出文学的本质规定,以有限的中西文学理论知识和文学现象去论证先在的文学思想。具体来看其推演逻辑,本书首先按照经典思想的社会结构理论定位文学,其次在与科学比较中讲述文学的形象性和典型性,最后在与其他艺术比较中讲文学的语言性。可见,文学理论问题不是哲学美学观念的推论,不是对于中外文学经验的提炼,而是经典权威思想的演绎。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项对立中定位文学为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定位文学为意识形态。由于圣化和非历史化经典思想,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本质规定也就具有了永恒的、超历史的普遍性。这套文学理论话语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其产生的社会机制包括计划经济、封闭文化、战争思维、简单化的社会结构、单一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目标等,可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理论”。

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文学研究探索时期的代表性论著,其一系列命题超越了蔡仪的《文学概论》,但在书写体例、思想资源和问题组接上仍有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痕迹。它把文学理论区别于文艺学,不再以苏联痕迹的文艺学等同于文学理论,而以美国的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定义文学理论的书写范围,标志学科思想资源的转向,随后以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论规定文学活动的四个方面,凸显文学理论摆脱苏化的意向。编者看似以四要素论组接文学理论教程的四大块即文学活动、文学创造、文学作品、文学接受和消费,但在文学活动论部分,编者把文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纳入经典思想的文学社会学①,在论证核心观点即审美意识形态时,仍然以经典思想的社会结构论定位文学本质②,这有着明显的本质主义倾向。与艾布拉姆斯不同的是,编者赋予了文学活动论部分以全书总纲的地位,也就是说,文学活动论并不仅仅致力于解决文学与世界的关系,而是在文学理论问题中具有统领地位,其他文学理论问题受制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编者把构造出来的经典思想的文学活动论、文学反映论、艺术生产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和艺术交往论放在导论部分,其圣化经典的倾向非常明显。

整体而言,童本并没有如蔡本那样完全以经典思想图解文学理论问题,祛除中西文学理论思想资源于不顾,而是把总结出来的经典思想的文学理论单列在全书的首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此前左倾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这里,经典思想的阐释具有创新性,不仅仅是反映论,生产论、交往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等都被阐释为经典思想,如以新批评综合于意识形态论、以哈贝马斯解读马克思、以消费社会的艺术活动阐释经典思想的艺术生产论等等。但经典文学理论仍然被放置在首位,审美意识形态论贯穿全书。比如,文学活动论从经典思想的“人的活动论”引申而来,仍然是总体性的文学本质论,即从社会总体看文学活动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这一点与蔡本无异。编者在人与动物的区别中定义人,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定义美,延续了实践美学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等命题。实践美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劳动和人民的意识形态化,实践美学从经典文献推演美的本质的做法以及契合时代意识形态的为学方式为本书所继承。本书意识形态性的典型表现是在第五章。编者专设一章论述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仍然以权威主义话语界定中国当代的社会结构并在其框架内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延续了蔡本以经典思想界定社会总体结构并定位文学的思路。

童本在社会整体结构中定位文学仍然延续了蔡本的思维方式,但文学本身的活动构成又以艾布拉姆斯为依据,表现了一方面承续意识形态时期的治学方式,一方面试图吸纳新的思想资源的学术取向,可称之为“过渡时期的文学理论”。在社会结构整体中定位文学,文学似乎获得了永恒的规定,因为被圣化的经典思想的社会总体论是超越历史的,所有的社会结构都可归结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文学作为被决定的精神意识也就具有了普遍的非历史性的本质,这正是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所不满的。除了固定化的文学本质论,反本质主义文艺学还反对圣化经典的为学方式,以使文学理论祛除意识形态的纠缠。另外,文化现代性概念的输入也导致了在社会系统中定位文学的观念失去其合法性。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自启蒙运动以来,生活世界分化为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各自独立的领域,文学也因此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这就冲击着传统的认知模式,“人们在对分门别类的亚文化分支进行思考的时候,便不再满足于从同一个意识形态大框架中引申出的简单结论,而越来越多地诉诸该文化亚属的专业理论和认识”③。因此,基于思维方式、文学现实、知识结构、认知方式等等的变革,文学理论再也无法坚持原有的状态,反本质主义文艺学在21世纪初期的中国出场了。

在中国学界,反本质主义文艺学主要实践于50年代生学人的文艺学研究中,这批学人成长于80年代,成熟于90年代,他们深得80年代思想文化启蒙的熏陶,参与了90年代中国步入全球化后的文化学术的转型,其研究工作也由于学术个性和致思路径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化,这里我们以新近出版的三本文学理论教材为例,分析反本质主义文艺学在中国当前的话语实践。

陶东风在中国大力推行文化研究。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导论部分,陶东风表达了对于当代中国文艺学问题的看法:“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使之无法随着文艺活动的具体时空语境的变化来更新自己。这直接导致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以及大众的实际文化活动、文艺实践、审美活动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丧失。”④在该书附录中,他明确指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中国文艺学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⑤。对于文艺学的危机,他认为,解决的途径就是文学理论知识的非本质化、历史化和地方化,并把文学文化的新现象纳入文艺学的知识生产。这两点是本书最值得圈点之处,也是其学术可能创新之处。但他是否做到了呢?细读全书,我们发现,作者在序言中的构想根本没有实现,文学理论知识反而被解构为碎片。

那么,在具体的编写过程中,这种具有冲击力的学术构思为什么没有实现呢?我们看导论中编者的编写思路:“我们打破了文艺学教材传统的四大块的通行体例,改为用中外文学理论史上反复涉及的、或者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大家集中关注的基本问题结构全书的原则,我们在认真梳理、研究中西方文学理论史的基础上,提出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理论共同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与重要概念。”⑥也就是说,本书的编写程序是,根据中西文学理论的资料文献,先定地提炼文学理论的七个问题,然后到中西文学理论文献中寻找相关资料予以填充。比如第二章,文学的思维方式,包括四小节,第一节,思维与文学思维,界定文学思维。第二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的文学思维论。第三节,西方诗学体系中的文学思维论,两节分别梳理中西文学理论史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言论。第四节,关于文学思维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讨论形象思维、脑半球悖论、灵感思维等问题。我们发现,全书就是把中西文学理论知识按照论题加以编排整理,最后是比较中西文论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这就使本书看上去像一部“中、西文学理论专题资料汇编”,文学理论的地方化、历史化的宏伟目标根本没有实现,与福柯在《规训与惩戒》中对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情景化叙述大相径庭。为什么文学理论知识的地方化和历史化难以实现呢?我认为,其原因是这一工作相当繁难,需要编者在掌握大量历史细节的基础上以史学家的笔法予以呈现,但基于时间的久远以及资料收集的困难,在一本教材中难以做到。我们看到,在具体阐述文学理论问题时,编者仅仅编排了中西文学理论文献资料,具体的文学观点在历史上与意识形态的纠缠则被过滤。也就是说,要说明为什么在这一时期产生这种文学观点,为什么是这种观点而不是那种文学观点流传下来,这种文学观点与当时的利益纠葛,与权威意识形态有何关联等等是极为繁难的学术课题,需要政治学、哲学、社会学、文献学、训诂学、考古学等各学科知识和方法的协作,这不是一本集体编写的教材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时间的久远,历史流传物已经脱离其生长的土壤,思想背后的利益难以呈现,流传下来的是为历史所积淀的纯粹知识。编者能够做到的,就是梳理连缀历史上的文学理论知识。此外,反本质主义的事件化方法可能把意识形态与文学观念的复杂关联简单化,并因过于强调文学观念的历史性而忽视了其承继性和自我衍生力,文学观念的超越性和自由性也可能被遮蔽。

面对现实,陶东风试图把文学文化的新现象纳入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这是其近年所做的文化研究的学术目标。但是,我们看到,除了第七章对于中西文论中文学与性别、文学中的民族身份问题这一文学新现象加以梳理编排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图像阅读、文学的商品化、文学媒介的新变化等新的文学文化现象根本没有纳入其论述视野。疾呼文艺学扩张的学者在其学术实践中仍然保守文艺学的传统边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理想与现实背离的现象呢?我认为问题出在编写体例上。我们看到,作者不是从文学文化现象出发提炼理论,也不是从哲学美学观念推导文学规定,而是以先在的文学理论问题为构架,然后寻找中西文献资料予以填充,新的文学文化现象因为在中西文学研究中还没有积淀为理论而无法进入编者的论域,文艺学边界的扩充也就无法实现。

单从本书的编写体例看,陶本不是一本学术性的论著,而是一本知识性的教材,它没有提出一种新的文学本质规定,但它提供了中西文学理论知识。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这种书写体例前所未有,其意义在于:一是祛除其中的意识形态纠葛,让文学理论回归文学理论本身,文学理论作为纯粹知识呈现了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二是中西文论被放置在一个平台上相互参照,避免了以西律中或以中格西的弊病。正因为本书没有提出新的文学界说,较少个人性而较多知识性,文学奥秘因此获得了多种思想的切入,这就有助于引导学生进入文学问题思考文学的复杂性。

南帆没有明确地反对本质主义文学理论,但其《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反驳了此前文学理论的本质化倾向,而以新的方式重新编排文学理论问题。编者没有在社会总体的宏大叙事中定位文学,也无意给予文学一个可能性的定义,而是致力于对文学理论概念和范畴给予文献式的阐释。本书分为四编:文学的构成,可谓文学本体研究;历史与理论,是对文学历史形态的理论研究;文学与文化,是文学的外部研究;批评与阐释,为文学的接受研究。本书的明显特点是,论题新颖、问题全面,文化研究、经典、后现代主义、话语、传播媒介等新理论命题纳入其中,文学本论、文学分论,特别是文学的历史形态也被讲述。那么,编者是如何讲述的呢?如第一编第三章:作家,分为三小节:一,文学理论史上的作家,主要是对西方文论史上作家理论的梳理,中国文论史上的相关论述只在文末提到;二,“作者已死”,整理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作家问题;三,无意识、语言与作家,以弗洛伊德和巴赫金等的理论讨论这一问题。本章20个注释全是西方文献,而西方现代又占绝大部分,为16个。可见,作者主要是以西方理论特别是西方现代理论论述这一问题。全书27章共29万字,除掉序言、后记和参考书目,每一章一万字左右,称其为“文学理论关键词研究”更为恰当。本书以西方现代理论为思想资源讲述文学理论概念和范畴,其中隐含了作者的进化论历史观,即西方现代文论代表了人类文学理论的最高水平。本书既没有引进新的哲学美学观念,也没有顾及当代中国新的文学文化现象,文学的新的本质界说也就不可能提出。事实上,这也不是作者的意旨。

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呈现了不同的理论旨趣。在本书中,王一川提出了文学的新的规定即感兴修辞,并以感兴修辞统领文学理论的诸问题。具体看《文学理论》的推演。第一章文学含义,以词源学方法追溯文学概念在中西语言中的历史流变,文学的普遍定义被破除。第二章,文学属性,作者不以“本质”而以“属性”规定文学,用心良苦。在考察了历史上的七大文学观念即摹仿论、表现论、实用论、体验论、语言论、修辞论、文化论之后,作者分析了当前文学的新状况,提出文学的六大属性即媒介性、语言性、形象性、体验性、修辞性、产品性,在此基础上作者亮出文学的新假说:文学是一种感兴修辞,然后以此为主线贯穿文学文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可见,在反对了前此中国文艺学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之后,作者并没有以此为终点,而是建构了文学的新的本质,推进了文学的学术研究。在本书中,作者考察了文学的新的存在方式,对于文学的新的规定建立在扬弃传统文学理论的基础上:感兴是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说的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修辞吸取了当代西方的语言理论,突出了文学文本层面,感兴修辞论抓住了文学活动的基本流程。感兴修辞论来自作者长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纵观全书,除了一处,所引文学作品均为中国文学,因此本书可称为“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和民族性是其突出特点。与陶本和南本的知识论的导引性倾向不同,王本以感兴修辞论贯穿文学活动的各个层面,这就使本书更象一本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学术论著,而不是知识性的教材。

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主流观念是意识形态、学人知识结构、文学研究范式、文学特性等多方博弈的结果。审美意识形态这一规定之所以在思想解放初期获得普遍认可,一方面是其保留了经典论述而取得了权威意识形态的支持,而且审美意识形态突出了文学的独立性,否定了前此的工具论文艺观,这也正好契合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对文学审美特性的强调也是此时西方思潮特别是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输入的结果,这种强调满足了文艺学研究者摆脱政治化的文学研究模式,回归文学内部研究的要求。这样,政治意识形态和学者有限研究空间双方妥协的结果,就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文学规定获得了多方的认可。90年代多元化的学术空间被争取之后,文艺学的研究模式呈现多样化趋势。但从学术本身的演进来看,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审美意识形态相比此前的文学规定是否推进了文学研究,是否给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东西,是否更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的奥秘,回答是肯定的。审美意识形态强调了文学的独立性,反对了此前政治性的文艺观,为文学研究赢得了一定的空间,这是其应该肯定的地方。但在中国正式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祛除意识形态论争、致力于经济建设、文化学术深刻转型的今天,在文学活动发生急剧变革的今天,审美意识形态这一规定就显示其阐释效力的有限性,主要是在知识结构以及哲学观念上因仍然保留着现实主义反映论美学的特征,而无力顾及90年代以来市场化所导致的文学消费、大众文化、图像阅读、纯文学衰落等现象。

在反对中国特有的本质论的文学观念的时候,反本质主义者或者把文学理论知识地方化、历史化以解构文学观念依托于经典,从而把文学规定普遍化本质化的为学模式,或者拒绝提出新的文学本质而满足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关键词的解释,或者提出新的文学规定从而否定此前的文学观念。但纯粹的反本质主义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反本质主义”的“反”只是“破”,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更重要的是“立”,要在否定此前文学思想之后提出新的文学观念。纵观中外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方式,一是亚里斯多德式的在文学现象基础上的经验归纳,二是康德黑格尔式的在哲学美学中的逻辑演绎,三是多为中国学者采用的综合创新,即在扬弃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文学见解。我们看到,陶本和南本的写作体例并不属于此三者之一,它们不是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出发,也没有创造新的哲学美学观念,而是以先在的文学理论问题吸纳编排既有的文学理论文献,所以无法实现文学理论知识的创新。王一川之所以能够提出新的文学假说,就是因为作者长期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实践,其感兴修辞论建立在作者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个性解读之上,这种“破”之后的“立”正是学术研究的创新原则所需要的。

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指出了一个事实,即文学知识不是神圣的,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反本质主义要求我们放弃为文学立法的角色,在此,经典的神圣性被解构,文学研究和文学本质规定的多元化就可能出现。反本质主义文艺学否定了此前中国“左”的意识形态及其余绪的文学本质定义,避免了本质主义思维模式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弊端,这是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文学研究不能停留于此。文学研究与一切学术研究一样,创新是其目的,这就需要对新的文学现象、文学事实予以理论抽象以提炼出新的文学规定从而推进学术研究。中国当代的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的错误,是它在反对此前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学本质规定之后,走向了后现代的解构论,放弃了对文学本质的新的界定。事实上,反本质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文学的本质,而是反对对于文学现象的永恒的单一的普遍的本质规定,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动态的,多元的,多层面的,但是,有了这种认识之后,反本质主义者应该根据新的文化文学现象生产新的文学理论知识,即使这种知识是动态的,短暂的,片面的。虽然新的文学规定是对某些文学现象的理论化,但这并不是我们放弃定义文学的理由,因为文学在不断发展,任何人都无法把握文学的整体,任何对于文学的规定都不是建立在对文学的整体把握之上。只有对不断发展着的文学予以不断规定,人类对文学这种奥秘现象的揭示才可能不断地深入。

文学研究与科学划界一样,需要不断地解构又不断地建构。我们在反思批评一种文学规定之后,应该建构一种新的能够解说文学新现象的文学假说,而一种新的假说是否具有可行性,除了看其自身的逻辑是否恰切,还要看其是否能够在学术共同体内获得共识。因此,在一种新的文学规定出现之后,需要学界反复的驳难辩证,这一学说才可能获得广泛的认同。但在新的文学现象出现之后,在这种文学观念显出其阐释限度之后,这种学说被历史化也就是必然的了。这就是文学学术研究的常态,因为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不同,它诉诸理性思维,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只是从某种角度对文学某些方面的抽象化,这种抽象既有其理论洞见,也有其先天具有的不见。反本质主义思维走向极端就是绝对的相对主义,文学在这种相对主义看来没有任何固定的本质,从而文学也就无法区别于原始森林、太阳、行星,甚至无法区别于音乐、建筑、雕刻、绘画等艺术。如果一味拆解和反本质,文学理论必然陷于碎片化而无法成为体系性的理论思考,从而无法承担人文精神提升和文学现象解说的功能。中国文艺学的反本质主义提倡差异、多元的学术创造,反对终极一元的文学思想,对于权威意识形态的解构,对于学术创造力的解放,对于文学奥秘的探索,对于学术个性的提升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说,陶东风对于当前文艺学危机的根源及表现的认识是深刻的,其把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新视域引入文艺学的思路也给文艺学学术研究的推进提供了新的可能。新的视域的引进有助于清理现有文艺学研究范式的弊端,但文艺学的知识生产有赖于哲学美学观念的更新和对于文学新现象的关注。反本质主义只能是方法、手段或过程,而不是目的,不是结果。思想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不仅表现在学术批判中,更表现在学术创造中,就此而言,在反对此前本质性的文学规定之后,关于文学的假说应该象百花齐放那样被创造而出。

最后,我们以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为例,看看文学理论写作与知识生产的另一种可能维度。细读本书,发现其具有如下区别于中国文学理论教材之处,一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互释。对于文学理论的每一问题,作者都从文学现象和文学史实出发,以文学史实引证文学理论进而解决文学理论问题,这一点与中国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只是转述文学理论,而不是从文学现象、文学史创造文学理论大不相同。作者在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说明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理论问题的细微难解处,比如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作者都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正因为联系于文学史实,作者的理论解决就充满辩证性和深刻性,没有流派理论所通常具有的片面性和偏激性的弊端。二,论据的编排与确定。对此,我们所有的文学理论教材都没有写入。这部分主要介绍文本校勘、训诂、版本学等方面的研究方法,这些是文学研究的基本的准备工作,在文学理论教材中介绍这些内容实属必要。在中国,文学研究方法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训练,而中国的文学理论多为文艺学学者所书写,这就造成了文学理论与具体的文学史研究的脱节,学科分割导致了文学理论内容的缺失。三,韦勒克特别重视本民族的语言文学,他以一章的篇幅联系英语文学史讲文学史哲学问题⑦。中国的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几乎没有引用文学作品,纯粹是文学理论的演绎,更没有本国文学史实的支撑,这就缺乏学术的本土意识,作为人文学科之一的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和价值性没有得到体现。四,韦勒克大量介绍吸收了学界成果以解决文学理论问题,文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被揭示。引荐学界观点的好处是,文学是非常复杂的生命现象,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视角可以多维度地切入文学的各个层面,文学理论问题因此获得了多元思维的透视,其解决就可能祛除褊狭性,这一点是韦勒克区别于中国文学理论的最值得注意之处。大量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以解决文学理论问题,这并不表明本书没有自己的立足点。韦勒克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他对于文学审美性的坚持从文学史实和文学研究方法的客观评价中引申出来,因而对理论问题的解决就很具有辩证性。从行文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特别突出自己的主张,没有象中国某些文学理论那样一以贯之地以某个观点贯彻文学理论的系列问题,而是对各种文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尽量作客观科学的评述。这就展现了文学理论写作的一个新的维度,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更为开放地把各种文学观点和文学研究方法放置在一个平台上,这是由教材用于知识传授和展示问题的复杂性这一功能决定的,也是教材区别于学术专著的地方,而仅以一己的观点贯穿文学理论始终就有可能遮蔽文学的复杂性。中国的文学理论教材之所以不愿意吸收学界其他研究者的观点,其原因一是编者惯于以真理传播者的姿态把自己的观点传授给学生,而不擅于展现文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以激发学生思考。二是韦勒克的这种写法需要对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研究具有相当的理解和全面的把握,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学科分割的中国大学文学系,这一点难以做到。三是他人的学术观点可能淹没和挑战自己的观点,在学界生态环境还不健全的中国,大量引述他人的研究成果对于许多人还是很困难的事情。

对照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书写,文学史实的缺失导致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脱节和文学理论的抽象化,同时,脱离了文学现象的文学理论的阐释效力是值得怀疑的。应该说,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分割的弊端,王一川是很清醒的,⑧他的《文学理论》的突出之点正是试图弥合三者的裂隙,其感兴修辞论的文学本质规定是建立在长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实践的基础上,也体现了文学理论的民族文化精神。正因为结合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作者才能够提出新的文学假说,但相比韦勒克,王本没有借鉴文学研究界的相关成果,这就削弱了其理论本身的阐释效力。细看作者的批评策略和理论演绎可以发现,感兴修辞批评是中国当前非常流行的文化批评,它把文学文本放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即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中看中国人的特殊想象和体验,其主要策略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放在与西方和中国传统的冲突中去考察中国人的现代审美心理和生存境遇,把文学看成中国人现代生存处境中的想象性认同体验的表达,“现代性”、“中华性”是其核心概念。我们看到,这一批评模式运用于具体文学作品屡试不爽,无往不胜,文学所表现的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成为其批评的着眼点,但文学所表达的性别、阶级、民族等文化内部的矛盾问题被忽视。因此,感兴修辞批评不同于西方盛行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核心命题和分析方法没有纳入其中,文化研究最可宝贵的政治性和批判精神在中国就可能沦为无关痛痒的文化评说,这种中国式的文化批评很可能因为无视现实矛盾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操作程序。

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文学理论纠缠于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意识形态性的理论是先在的,文学作品是权威理论的印证,文学理论教材只是系统化地编排权威思想,文学理论的知识创新无从谈起。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的启示是,文学理论的书写需要多方面的学养,需要对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学和文学理论有深刻领悟并广泛吸纳文学研究的学术成就。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没有文学现象和文学史实,文学理论就不可能存在,而没有对于文学现象的多维解读,文学的奥秘和文学理论的复杂性就不可能呈现。在今天,理想的文学理论书写应体现如下原则:一,文学理论的着眼点是文学,文学理论要揭示文学作品作为语言艺术的最重要特点。必须面对变化了的文学现象,根据新的文学现实和文学思想对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提出新的解答。二,文学理论建基于文学现象和文学批评。相比前人,新的文学理论应具有更大的阐释效能,新理论既要能解释新的文学现象,也要能阐释文学传统。三,具有世界眼光和本土意识。新的文学理论既能够面对和解释中外文学现象,也要体现民族文化精神,文学语言的民族性在一定程度上铺垫了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四,吸纳中西文学思想和文学研究成果,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文学思想,不断改变理论认知范式。五,文学理论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稳定性。普遍性和科学性保证了文学理论的洞察力和思想深度,也是文学理性思维的哲学性所需。六,体现人文性。文学理论要关注现代性处境中的人的存在,批判各种异化现象维护人的自由,并以新的视野审视中外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发掘文学活动的人文性。七,文学理论要突出文学思想的个人性。文学作品是凝结着独特生命体验的个性化艺术,文学理论来自文学的个性化阅读,其中凝聚着论者对文学的独特感悟。正是个性化构成了文学思想的多元化,文学思想的多元化塑造着丰富的生命意义。八,远离意识形态致力于纯粹知识的寻求。与权力话语保持距离是中国文学理论写作特别需要注意的。九,文学理论要具有时代先锋性。文学理论应该对时代出现的问题和未来的趋势做出理论解释。十,作为教材要有趣味性和知识性。理论提炼于作品,作品要在理论视野中予以观照,文学理论与文学现象构成互释。以上只是理想的文学理论的书写原则,文学理论的现实形态则是精彩纷呈,而这种精彩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注释:

①②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5页,第57页。

③盛宁:《卢卡契思想的与时俱进和衍变》,《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

④⑤⑥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第471页,第25页。

⑦这也是西方文学理论教材值得借鉴的普遍特点,比如德国史蒂凡·诺伊豪斯著《文学理论概论》(阿·弗兰克出版社2003年版)设一章“德语文学史的基本特征”讲德国文学史(参见四川外语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翻译的西方文学理论教材目录)。这里文学史与专门的文学史讲述不同,更具理论化特征。

⑧在《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的第346页,王一川批评了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分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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