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的经济视角看深圳——寻找深圳经济发展的“非政策”引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圳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政策论文,引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个相悖的经济现象
跨入2003年，就有一条让深圳人格外关注的政策性新闻，即从今年1月1日开始，国家取消深圳“地产地销”减免增值税的政策优惠。
深圳享受这一税收政策优惠已有近20年的历史。1984年，中央政府对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实施了一条“地产地销”减免增值税的政策优惠，即在经济特区内进行生产并在本特区内消费的产品减免生产环节增值税。据了解，中央政府这一税收政策的调整，将使深圳地区在2003年新增加约10亿元的税赋。该政策的施行将牵涉深圳2000多家工商企业。无论是从企业承担税赋的压力，还是从深圳消费者多增加生活开支的角度去分析，这约10亿元新增的税赋总是由深圳城市自己去慢慢咀嚼消化，中央政府不可能再替你“买单”了。据了解，目前深圳企业还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这也是特区“硕果仅存”的一项税收优惠政策。
如果从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及区域经济竞争的大环境去分析，这一深刻影响深圳城市经济发展的取消优惠，我们用“格外关注”等字眼来描述深圳人迈入2003年的心境及处境是再恰当不过的。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在2000年9月之后，深圳城市经济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使深圳城市经济在中国新一轮的竞争格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深圳经济重要的一翼——金融证券业。2000年9月，深交所停发新股，深圳这座素有资金蓄水池的城市开始出现资金“水荒”问题，使深圳城市的资金汇集效应开始减弱。据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万寿分析：深圳主板停发之后，深圳GDP损失六七十个亿，资金流失保守估计也有一两千个亿。更重要的是，深圳金融产业失去了支柱，城市丧失了庞大的资金吞吐能力。如果一个城市失去了强大资金的支持，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经济发展活力的“血液”。
当然，面对自己城市在政策面前的失宠及城市自身竞争优势的不足，一个让深圳人更为焦虑的事情也终成事实，大量外资及跨国企业总部纷纷流向或迁往上海、苏州等长三角地带。据一份资料介绍，在上海投资的全球500强企业中共有276家，而深圳仅有500强企业投资87家。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苏州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利用外资出现“爆炸式”增长。2002年度全市共引进合同外资100.6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8.14亿美元，两项指标均高于深圳2002年外资引进水平。同时，世界500强企业有81家已在苏州落户，这一数字已与深圳十分接近。
不过，我们比较去年深圳与全国其它城市以及国际经济的经济数据也会发现这样一个“二元矛盾”的经济事实：即深圳在优惠政策丧失及长三角城市经济迅猛发展的两面夹击之下所面临很大的挑战是一个公开的事实，而深圳经济发展依然一路高歌平步青云牵领中国经济领头羊的地位未变也是一个公开的事实。
这一经济“二元矛盾”的事实，可用深圳经济三个相悖的经济现象演绎。首先，是深圳外贸出口大幅增长与世界经济低迷反向增长的矛盾。受前年“9·11”事件影响，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不景气，进一步走向衰退的边缘，出现了自1993年以来的第一次下滑。美联储为刺激陷入衰退中的美国经济，曾经先后11次降息。去年11月，美国中央银行再次降息，将联邦储备金利率下调到1.25%，是41年以来的最低点。格林斯潘在讲话中解释，“各行各业不景气，经济仍然无法摆脱颓势”是美国中央银行去年11月降息的主要原因。
而以外向经济体系为主体的深圳城市，2002年的进出口、进口、出口总额三项指标均创历史新纪录。外贸出口深圳全年进出口突破871.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3%。其中，全年出口总额达465.24亿美元，同比增长4.23%，连续10年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约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7。
另外一个相悖的经济现象为，在全国新一轮区域经济竞争中，与上海及苏州等城市相比，深圳经济发展的势头并没有受到挤压，依旧风光迷人，是受外商青睐的城市之一。2002年深圳GDP达到2239亿元，比上年增长15%，地方财政收入304亿元，增长20%。去年，深圳吸引外资超过4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以上，占全国引进外资总量的1/10。世界500强企业纷纷抢滩深圳，不仅大力增资扩股，设立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而且积极加盟深圳产业链。
还有一个就是在全球IT业都处在“冬眠状态”的时候，深圳IT业却是满园春色，一派喜人景象。去年，我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为1650亿元，增长25%，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达46.4%；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55亿美元，增长36%，占全市出口总额的33.2%。外界传闻因世界通讯行业不景气的华为，去年仍实现完成合同销售额220亿元的佳绩，实现销售额超过5亿美元，与前一年同比大幅增长近70%。这就让人们有些迷惑不解了：在深圳城市经济环境恶化及竞争优势渐失的大背景下，深圳经济为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深圳产品为何笑傲国际市场？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我们完全可以确定，排除“政策性”的经济引擎之后，深圳经济发展是肯定有一个足以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非政策”的经济引擎！
笔者最近认真查阅了诠释去年深圳经济增长成因的一些说法，无外乎是深圳毗邻香港的“区位论”，产业结构取胜的“高科技产业论”、完善市场体制的“体制论”、改革超前的“先行论”、优惠政策支撑的“政策论”等等。这些论点有的不知说过了多少年，无论是出自经济学家或官方权威，都多少让人感到有些苍白甚至肤浅，无非是在玩弄一些文字而已，不足让人信服。因为都无法解释新形势及新环境下的深圳经济增长的成因。
一笔三百六十亿元资源的竞争优势
去年5月份，笔者在上海与中国海洋运输公司一位老船长进行了一番长谈，从中感悟出一个问题：过多的城市老龄人口或者说退休职工问题，已成为影响上海这类有庞大国企体系城市经济腾飞的“紧箍咒”，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大包袱。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讲，像深圳这类城市，因城市人口年轻，则相对地减少了企业负担退休人员及城市养活老龄人口而获得发展的另一种优势及经济资源。
这位退休的老船长，在大海上漂泊了几十年，心里难以割舍下对大海及轮船的那一番情愫，他每天下午都会去上海吴淞口码头看出出进进的远洋轮船，倾听轮船气笛的慢慢长鸣。他每月退休金为1800多元，在上海老年人中是比较高的。按国家及上海市政府规定，像他这样曾经日晒雨淋的老船长，还可以享受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的医疗保健待遇。
据这位老人透露，上海不少老国企因大量的退休人员而负担过重，因此许多企业步履维艰，经营缺乏活力。像他所在的中国海洋公司上海公司，总共有几千位退休人员，每一位在岗职工平均要养活四五个退休人员。这样的情况在上海较为普遍，老一点的国企大多如此，一个在岗职工都要养活好几个人。
实际上，在国内外许多城市，退休人员及老龄人口的生活费用，无论是由企业分担还是由社保基金或政府财政支出解决，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最终都是由社会工薪阶层及企业费用来承担的。说得再透一些，如果一个城市老龄人口或退休人员偏多，就会直接导致企业及城市经济负担过重，进而影响到企业及城市的经济活力及综合竞争力。
按照第5次人口普查人数计算，深圳总人口为1696.94万人，按女的55岁男的60岁计算城市老龄人口，上海城市老龄人口应为278万人。而且，上海老年人口还有继续增多的趋势，在2005年达到高峰，每年新增的老龄人口大致在40万至50万人之间。这样，在未来几年上海老龄人口将会达到450万左右，城市老龄人口将占城市人口总数的26%，上海将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
无论是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角度还是人均消费支出角度计算，老龄人口都将成为影响上海城市经济活力增加负担的一个庞大的经济群体。因老年人的退休金大多高于在岗职工的收入，我们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字推算这一群体社会负担额较为准确。2001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2883元，这一群体由社会或企业负担的经济总支出达580亿元。这一支出与上海市当年的财政收入相近，相当于上海当年GDP4940.84亿元的11.74%，使上海市企业或城市加大了一笔惊人的开支。
当然，还要考虑像上海这样人口比较成熟的城市，还有大量的城市中小学生及幼儿，政府还要在教育及卫生等方面增加大量财政开支。这样，上海城市人口结构因老龄人口较大及相关人口较多，社会负担就大大超过580亿元的数字。
与上海这一类的老城市相比，从人口结构分析，深圳城市年轻人多而老龄人口较少的特殊人口结构，无疑是深圳这几年保持强劲经济活力的一大优势，是深圳在大中国经济格局持续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法码之一。或许，这也是让经济学界及一些经济研究机构、关心深圳经济发展的人士再次认识深圳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缘由之一，是揭开深圳经济这几年在政策优势失去之后持续发展的又一大谜底。
以深圳城市总人口700.84万为基数，比照上海城市26%的老龄人口计算，深圳应负担的老龄人口的理论数字应为182万。如以2001年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21577.24元计算，这一理论人口的负担成本为392亿元。按目前公布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计算，目前深圳仅有7.8万人，如按男性60岁以上、女性50岁以上计算，深圳老龄人口大概不会多于15万人，也就是说，这一部分人口由社会负担大致在32亿元多一点。如以理论假设与实际人口负担差额计算，因老年人较少，深圳城市仅这一项一年就等于获得了一笔360亿元的无形资产，可用于更多的经济领域的投资。
同样，与深圳相邻的东莞也存在这样的人口结构问题，借此我们同样可以解释华南这样一个没有多少资源优势的地区，为何可以在中国城市经济竞争中保持优势的奥秘所在了。东莞总人口为650万人，其中外来人口为500万人，也就是这一部分外来人口为东莞带来了一笔承担老龄人口200亿元的相对收益，等于该城市有了一笔200亿元的经济资源。
如果用人口结构分析城市的竞争力，仅用深圳来解释深圳发展的另一种优势多少有些牵强，而用深圳与东莞两个城市人口结构来证实这一观点，我们的说法应当还是站得住脚的。
事实上，人口结构的说法，不论是从人口经济理论还是从实际上去诠释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深圳老年人少，而年轻人多，这意味着，社会的抚养系数较低时，有利于社会扩大财富积累，就构成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新加坡所以能迅速发展，关键在于经济起飞的同时完成了人口转变。1970年前后日本的抚养系数为45%，良好的年龄结构与抚养系数较低为他们的经济起飞提供了条件。
另外，大批打工者向深圳集聚，也是一种内地社会财富向深圳的集聚过程。这一部分人过去曾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包括学校教育、公众教育、各种技术培训以及各种设施的投资，就和当初美国欢迎外来技术人才而大量吸收移民相似。早在多年前，时任副市长的郭荣俊也向内地一家访深的城市代表团谈过此观点。他说，深圳有一大优势，城市人口年轻，企业退休职工人数少，企业负担较轻。社会没有过多的负担，城市包袱很轻，这是许多内地城市难以理解的事情。但是，这一优势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未引起深圳及内地研究深圳学者的注意。去年我去上海、苏州以及南京一带考察时看到，尽管这些地方经济十分活跃，但当地人都在谈论着一个买断工龄的问题，也就是说提前退休拿补助金的问题。我的一位曾在一家国企当经理的亲戚说，当地下岗职工仍是城市发展的一大包袱，不少人还处在整天与政府讨价还价要多拿补助金的状态。
非政策因素成为经济引擎
去年11月份，就上面所说的深圳三个相悖的经济现象，笔者曾与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一位博士交换过看法。经济学毕竟是一个大林子，涉及的内容太广泛，不可能让每一位经济学家穷尽所有的领域。而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及一些政府官员、实业界和一些学者，因为缺乏一种实际至上的经济学观念（实证经济学），对深圳经济发展的动因缺乏准确的判断和了解，说出许多很不负责任的话，让外界对深圳产生了诸多误解，使深圳城市形象受到了莫大的损害。
比如说目前所说的优惠政策论调。在元月1日，广东一家报纸在报道取消“地产地销”减免增值税的政策优惠的消息时，用了一个带有“幸灾乐祸”味道的标题：《深圳又少了一条优惠政策》。这一观点也是经不起批驳的。2002年起，深圳已经开始对当年度新办企业地产地销货物征收全额增值税，对老企业也开始征收50%的增值税。这项政策的调整，影响深圳市的税收近40亿元。不过，从去年深圳经济增长率情况看，这政策对深圳经济影响并不是很大。我们还可以断言，今年因政策调整导致新增约10亿元税收对深圳影响也是有限的。
还有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诸多观点及事实均有商榷之处。深圳大学教授苏东斌认为，这不是一个真命题，而是一个伪命题。比如说有关深圳四大企业外迁的事情，就是一个没有经济学常识及与实际情况相反的结论。这四大企业是否是深圳的四大金刚，本身就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如三九企业集团总资产200亿，有三家上市公司，不知在深圳应排在第几位？还有康佳、深发展等企业。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个市场开放的体系下，资本的流出流进十分正常，资本外迁并不十分可怕，关键的是每年要有大量的资本流进。去年深圳引进的外资为4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300亿元。更何况，这四大企业外迁仅仅是一个传闻而已，并非完全是事实。也就是这样一篇文章搅动了深圳人的心，一些人竟对深圳前途表示担心，其中不乏深圳及国内的经济学者。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至今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未对深圳经济发展有全面的了解，甚至有许多误解及片面的认识。更有甚者，以个人好恶及部门地方经济利益为出发点来评论或丑化深圳经济，直接影响了深圳的城市形象。
至此，我们无非要说明的是，大家对深圳经济发展有误解没关系，关键是我们国家已经全面开放，无论是学者也好官员也好，要用一种新的视角来认识这个变化的世界，当然也包括一些传统的经济学观点，否则说出的话就不只是错误或片面的，而且还可能使国家舆论陷入混乱之中。
首先，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多种综合优势的集纳，非一种因素所致。用比如“区位论”、“体制论”、“政策论”等单一因素看深圳经济发展的成因，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深圳目前已建立诸多支撑经济发展的非政策因素引擎。其实，本文重点论述的深圳城市人口结构问题，就是典型的非政策因素。在去年的11月中旬，一位来自湖北的打工者，因重病住院需花10万元巨资，他当时无力承担，后来由社保以及其公司捐赠解决了治疗费用。除人为因素外，深圳社保基金为这位湖北人解决了4万元的治疗费。这应归功于深圳较早地建立了社保医疗体制。这无疑是深圳的另一种非政策优势，成为了吸引人才的重要保证。从政策面上看，目前国家政策因素已经减弱，深圳城市经济功能正在增强，也就是说，许多非政策因素已经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引擎。
第三，深圳经济依旧风光迷人，深圳人应当自信，不必自忧。早在10多年前就有深圳特区内地化的争论，结果深圳在上世纪90年代并没有受到影响，GDP从几百亿元仍增长到2000多亿元。那么，我们今天再看那时的深圳经济问题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呢？因此，我们有责任对深圳经济优势加以研究，使深圳人能够客观地认清自己城市在中国新一轮竞争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