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尚“动”的人生美育思想
孟姝芳
(山西大学 美术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朱光潜的人生美育思想是从“立人”——“造时势英雄”的角度切入，肯定艺术在完整人格和完美人生中的工具性价值和本体性价值，既作为英雄人格培育的载体，又作为人生存在的终极关怀和生存意义。同时，在艺术的情感教育中，基于“造时势英雄”的立足点，朱光潜推崇悲剧且重视其审美价值，肯定悲剧中内涵着“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的“人”的胜利及“崇高感”的审美体验。
关键词： 青年；全人；英雄；艺术；人生美育
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与开拓者，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致力于美学研究，而在其美学研究中重要的关注点却从未离开“人”这个核心的焦点，也从未离开过“人生——生活”这个现实的维度，故其美学思想有切实的现实指向。其美学思想的构建是中国现代性寻求之路探索的尝试，意在通过美学的力量(具体表现为美育的方式)实现国民的改造和社会的转型，因此在其整体的美学思想构建中美育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人生美育思想以理想青年的塑造为基点，以实现现实环境的征服为目的，以英雄人格和崇高感的培育为途径，以人生艺术化的生命价值确定为根底，意在通过艺术的载体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所急需的现代人的塑造。
围观之人被带起的如冰碴般的气流刮得肌肤生痛。萧飞羽跨前一步双掌猛然上扬迅速拍出。“啪！啪！啪……”一阵响声过后双方各后退三步。
一、美育主体：青年——“立人”的美学动机
刘向信在《“立人”：中国现代人本主义美育思想的价值追求》一文中指出：“中国现代人本主义美育思想的核心是‘立人’，是中国由近代向现代转化、由落后不断走向进步的历史发展的需要。”[1]中国在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经历了由技术、政治途径的失败之后，有志之士转而认识到“文化变革”的重要性，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课题，意图通过塑造新民来实现新的社会的转变。梁启超就“新民与新国家间的关系”言道：“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2]梁启超作为政治家看到了新民对于新国家建立的重要性。而对主要是作为研究者和教育者身份的朱光潜来说，他从来就不是单纯“书斋里”的研究者。在中国面临“生存与毁灭”的现实问题面前，他在接触着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中不断在探索寻找中国的出路，有着鲜明的忧患意识和现实关怀。他与梁启超的见解无殊，亦看到了“民—国”间关系。朱光潜从个人与国家的角度阐明了二者之间相依相存的关系。在他看来，“国家民族如果没有出路，个人就绝不会有出路；要替个人谋出路，必须先替国家谋出路。第二，个人在社会中如果不能成为有力的分子，则个人无出路，国家民族也无出路”。即是说社会的变革与完善需要每一个有机的社会分子去努力，共同朝着这一目标有意识地行进才能够完成。而现实社会的状况却呈现出一片混乱的状态，无秩序、无稳定、“民穷国敝，外患纷乘，稍不振作，即归毁灭”[3]481。这种混乱的状态所带来的苦闷心理，郭沫若的表述可做明证：“我们没有这样的幸运以求自我的完成，而我们又未能寻出路径来为万人谋自由发展的幸运。我们内部的要求与外部的条件不能一致，我们失却了路标，我们陷于无为，所以我们烦闷，我们倦怠，我们漂流，我们甚至常想自杀。”[4]苦闷的情绪弥漫在整个社会的上空，社会的发展方向在有志之士眼中呈现出海市蜃楼式的景象。朱光潜也肯定现实的黑暗，承认现实社会如此之糟，但他更崇尚奋斗，认为只要通过不懈的奋斗就一定可以实现社会的变革和完善，因此他没有颓丧，而是积极寻求社会的病因。在他看来，将一切原因归结于环境是“懦夫”的表现，因为“我们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这是世界之所以完美，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田地。换句话说，世界有缺陷，可能性才大”[5]71-72。因此，他将社会腐浊的原因归结为组成社会的“人”，他认为，“社会变来变去，而组成社会的人变相没有变质，社会就不会彻底地变好”[6]8，“我们所缺乏的并不是人的数量，而是人的质料。如果没有先把人的质料变化过，其他一切且慢谈。谈亦等于空谈”[7]133，“我个人深切地感觉到，中国社会之所以腐浊，实由我们人的质料太差，学问、品格、才力，件件都经不起衡量。要把中国社会变好，第一先把人的质料变好”[6]40。故“造人”成为朱光潜探索中国实现现代转型的核心基点。
“造人”，或者说“立人”是中国现代转型期的美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话题，前有梁启超、王国维，后有蔡元培、宗白华、丰子恺、鲁迅等，然而与其不同的是朱光潜将造人的重心放在了“青年”当中。在他看来，一般教育家所说的教育是养成健全人格的、教育是预备生活的、教育是为国家造民的，都太空洞、太模糊，结果不免是所造人物不三不四，非驴非马。[3]111应对于现在社会的动荡局面，在还“没有造英雄的时势以前，要造一班造时势的英雄”是当务之急。而谁能承担起改造社会的先锋者，朱光潜认为唯有青年。因此“青年问题”进入朱光潜的学术视野。正如陈文忠所言，“‘青年问题’与‘美学问题’是朱光潜学术体系的两翼。从朱光潜的美学道路看，其美学动机始于青年的‘消除烦闷’与‘心灵慰藉’；其美学理想旨在培育‘理想青年’”[8]。如何将青年塑造成社会变革的英雄，如何使其在恶劣、混乱的环境中始终保持不懈的热情、生命力和意志力以实现征服现实的伟大行动就成为朱光潜思考的核心问题。朱光潜在对不断变动的社会环境的不断探索中，对理想青年的界定经历了一个由空泛到具体的过程。起初，时处异域学生时代的朱光潜在《论十字街头》中针对现存的社会文化发展状况，指出文艺走向民众的同时要警惕“习俗”的文化侵蚀，从宏观的角度告诫青年“要能于叫嚣中：以冷静态度，灼见世弊；以深沉思考，规划方略；以坚强意志，征服障碍”[5]22-25。1924年在筹建“立达学园”的准备过程中，他在《私人创校计划》一文中从教育的角度指出学校所培育的理想青年即以社会改造为目的，就应该脱出自身的民族劣根性，因此将理想青年的条件界定为具有耶稣的舍己为群的精神、希腊斯多葛学派的简朴克欲的生活和近代科学所赋予的训练。[3]105-118抗战时期，朱光潜在《谈修养》的开篇“一番语重心长的话———给现代中国青年”中，又一次郑重地对“现代中国青年”提出了四点要求：“健全的身体、优良的品格、高深的学术和熟练的技能，把自己造成社会中一个有力的分子。”[6]12两年之后，1943年他在《谈理想的青年》一文中将“理想青年”具备四个条件定位得更加鲜明：健美的体格、健全的理性、宗教的热忱和艺术的情怀。[7]157-161在1949年1月发表的最后一篇对理想青年人格的言说《我要向青年说的》中，朱光潜再次语重心长地对青年说：“人类如果不向毁灭路上走，就要抛弃毁灭之神的两大工具：人类劣根性中所潜伏的自私和愚昧所造成的偏见。因此，我以为青年们如果想尽他们的时代的使命，第一要有宗教家的悲悯心肠，其次要养成科学家的冷静的客观的缜密的头脑。”[7]533-534从其不断具体化地对理想青年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光潜对于理想青年所具备的条件中最强调的是指向行动的、基于情感的“意志力”和指向认知、基于分析的“认知力”。对这两种“力”的强调在他的《给〈申报周刊〉的青年读者》中谈到征服现实或环境成功的方法便是印证。他认为“一个人只要有自信力和奋斗的决心，无论环境如何困难，总可以打出一条生路来”，“认清‘目的’，和达到‘目的’的路，下坚韧不拔的‘决心’向那条路去走，不达‘目的’不止，这才是‘立志’的真正含义”。[3]429-430在这样意志力的带动下，结合对自己和现实的认知，去寻求一个最圆满的解决方案，故“成功的秘诀并不在幻想中树一个很高远的目标，并不在打航空奖券中彩后的计算，而在抓住现在，认清现在环境的现实，认清自己的责任和力量，觉得目前的是应该怎样做，就去怎样做”。[3]430-431
考古学家们不仅复原了安把形式的玉钺，还出土了类似钺端饰的适于纵向观看的冠状饰。参加良渚考古发掘的刘斌先生非常看重钺的瑁和镦，他说：“如果将冠状器称作是横向的神冠，那么钺端饰则是纵向的神冠。将玉钺的前端装上这种代表神冠的玉饰，从而在玉钺的整体造型上，完成了神权与政权的融合。也正是祀神被植寓了玉钺的整体构形之后，玉钺才真正超脱了兵器的范畴——而成为一种权杖。”⑤这种见解是深刻的。
二、美育载体：艺术——“立人”的实现路径
朱光潜在肯定艺术为培育理想青年人格的有效途径的基础上，为了使“奋斗”成为青年不懈的追求目标和价值根祉，且将其视为自觉的行动选择而不被环境所征服，朱光潜将艺术推向了人生的层面，提出了“人生艺术化”的思想。朱光潜强调“以现世修来世”，否认天国或彼岸世界的存在，认为现实世界是唯一真实且必须生活于其上的场域。在这个唯一的生存场域中，他认为“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第二桩事。人生的第一桩事是生活”。这生活在朱光潜的理解中“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5]33即是说做事业和做学问这类个人的价值实现诉求首先要建立在“生活”这个感性的现实基础上，要能够时时处处发现人生世相的新鲜趣味，保持着对人生世相的解悟和留恋，才能够于不完美的世界中始终保持着生活的热情和动力。而这以“动”为本性“生机”的保存和培养不仅关乎个人的生命力，更关乎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因此如何在与现实的抗争中保持着不懈的“生机”就成为朱光潜思考的重心，他要寻求与人生“奋斗”的生命力的生机保存相匹配的哲学说明。朱光潜将这种哲学上的说明交给了艺术，即吸收了尼采的观点：“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11]181，“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11]87-88现实世界的混乱和糟糕已经是不言而喻，可是人要于其上“生活”又是不可回避的事实，那么人如何在这不完美的世界上生活得“有趣味”，使人的“奋斗”的人性、动的生机得到充分的伸张，朱光潜认为将艺术摆在高于现实人生的位置，以其照亮现实人生，提供人生的价值皈依，更将由艺术态度把握的人生视为“情趣化”“艺术化”的人生。他认为：“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品。”[9]91这种艺术化的人生在朱光潜看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无论大事小情，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其二，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本色的生活，展现出生命的创化和趣味；其三，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情趣丰富的生活。[9]90-97故在朱光潜的观念中，艺术不仅是方法论，更是人生观。艺术的人生秉承的是用艺术的态度和精神将理性的创造、执着的情感、强力的意志和自然的存在统一起来，使青年们能够在“艺术人生”的“乌托邦”想象中实现对现实人生的改造，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追索，也只有这样才能在黑暗现实面前保存“奋斗”的可能和人格升腾的悲壮感和自豪感。这悲壮感和自豪感恰是人的价值所在。这种体现人的“创造”的自豪感在朱光潜对鲍蒂切利杰的画作《春天》的鉴赏中也有表现。他对这幅画最爱好的是那种“内热而外冷，内狂放而收敛的风味。在生机蓬勃的春天，在欢欣鼓舞的随着生命的狂澜动荡中，仍能保持几分沉思默玩的冷静”[3]412。因此，朱光潜人生艺术化的思想是他美育思想的形而上说明，是对人生的形而上阐释，为朱光潜所欲培养的“英雄”的出现提供了生命价值和终极关怀的归宿。由于“艺术的能事不仅见于知所取，尤其在于知所舍”[9]93，所以朱光潜从艺术的视角意使“青年们”在人生的取舍中创造出一幅体现自己全人格意志的宏伟画卷，从而实现自己崇高的人生意义。
美术/艺术固然可以保存生命力，可以保存个人的生机，但其更重要的功能被朱光潜认为是培育社会改造所需要的理想人格。朱光潜认为“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9]6。而这人心太坏是由于未能免俗，即是说人们没有超越饮食男女之外的高尚的情趣，缺乏“无所为而为”的美感修养。同时由于他受弗洛伊德心理学和麦孤独动原主义心理学的影响，认为人们行动的支配力不是理性，而是情感，这从他认为“问心的道德”高于“问理的道德”中便可见出。因此，进一步强调“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9]6。怡情养性恰恰是美感教育的功用，文艺又是陶淑性情的至上法宝，因此朱光潜将艺术的美感教育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由于朱光潜的美感教育思想是指向理想青年人格的培育，故其美感教育的落脚点就不仅仅是在个人感性生命的自由抒发，不仅仅表现为“本能冲动和感性的解放”“眼界的解放”和“自然限制的解放”，[6]143-152更重要的是指向行动的人——青年。基于此，朱光潜强调“美善合一”“以美储善”。朱光潜美感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育社会改造的先锋者，这个先锋者要具备“舍己为群”的伟大人格，而这伟大人格的显现是通过意志来表现的，即是说要通过个体的牺牲精神来实现伟大的社会改造的目标，这个“意志”的选择需要是“问心的道德”。因为朱光潜认为情感是行动的支配力，只有情感灌注的意志选择才是自由的，才是个人真性情的流露，是个人的生命价值所系。这与李泽厚所言的“宗教性道德”相似，其不仅是起于自由意志[注] 人意识到自己个体性的感性生存与群体的社会的理性要求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个体最终自觉牺牲一己的利益、权力、幸福以至生存和生命，以服从某种群体(家庭、氏族、国家、民族、阶级、集团、宗教、文化等)的要求、义务、指令或利益。 ，同时将其视为“自己选择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它是个体追求的最高价值，常与信仰相关联”[10]。即是说，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行为选择不仅仅是“问理的道德”，更重要的是“问心的道德”，已经将这种道德行为选择视为自身价值的体现，是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进行的“自由”选择，没有呈现出一丝的理性计算与考量。因此，朱光潜认为“德育须从美育上做起。道德必由真性情的流露，美育怡情养性，是性情的和谐流露为行为的端正，是从根本上做起。唯有这种修养的结果，善和美才能一致”[7]144。唯有如此，改造社会的青年先锋者才能够不被“密密缝缝的功利网”所牵绊，才能够一往无前，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征服环境。
艺术是人的生命力获得保存的最佳载体。在朱光潜看来，人的生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身心都需要得到自由的伸张活动以使生命力能够畅达，这是基于人生而好动的本性。身体方面的自由可以通过运动来实现，而心灵的自由则要求人性当中求真、求善、求美的诉求都得以正当的满足和实现，这样才能实现一个人的健全人格，才能保持人整体的生命力的畅达流动和不懈动力。然而现实社会总是使得人们的自由意志受到阻滞，理想与现实总是呈现为冲突的局面，使得青年苦闷彷徨，甚至要么为环境所征服，要么自杀以绝世。这种对待世界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态度为朱光潜所不赞同，认为这是“懦夫”的表现。在他的观念里，“人比猪豚较高一着，就全在于它不安于秽浊的环境，有一颗灵心，有一股勇气，要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3]440。因此，征服现实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既存的黑暗现实，而在于征服黑暗现实的生命力的保存；不在于改造现实的希望和理想，而在于改造现实的奋斗到底的决心和意志。而这两点的载体均为“青年”——社会改造的先锋队。生机的保存在于被现实界阻滞的意志获得自由的表现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以此实现生命力不被黑暗的现实所征服。这种超脱现实的方法朱光潜认为有三种实现途径：一是宗教、二是艺术、三是保存点孩子气。[5]88-95他最倚重的为艺术/美术。在朱光潜的理念中，艺术家创造艺术品的过程与青年对社会现实的征服过程呈现出一种同构性。朱光潜认为“文艺是最高度的幽默和最高度的严肃超过冲突而达到的调和”。其呈现为在诸多变动不居、紊乱无序、性质相异的意象中通过心灵的造型创造出秩序化的“形相”。在这文艺创造的“形相”中，艺术家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持续的热情克服了意象材料间的矛盾，实现了对其的征服和改造以为人的“情趣”所统辖。这一过程恰巧与现代青年承担的任务就是要在混乱的社会现实中创造出一秩序相吻合。艺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质——创造呈现出来。而这个基于现实由艺术所创造的理想世界可以使现实界阻滞的意志获得自由的实现，可以使被压抑的情感和阻滞生命力在精神世界中获得自由的抒发，从而使其征服现实的热情、动机、意志获得保存，也使个人自身的烦闷在精神世界中获得了超脱，实现个人生机的保存。因此，朱光潜从个体与社会的角度两个方面阐明了艺术的生机保存价值，认为从社会改造的角度来说(即积极方面)，超脱现实就是养精蓄锐，为征服环境做预备；从个体解脱的角度来说(即消极方面)就是消愁解闷，把乐观、热心和毅力都保持住，不让环境所征服。[5]95
理想青年的塑造如何在现实环境中获得实现？如何解决现实环境对青年的压迫而导致苦闷的产生和生机的匮乏的问题，即如何保存生机生命力和培育理想青年人格成了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朱光潜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艺术。
三、美育目标：英雄人格——“立人”的美学理想
在对悲剧审美价值的确证与推崇中，朱光潜的美育思想明显地呈现出对“反抗和征服”的礼赞，他在悲剧的鉴赏中对悲剧主角有着自己的独特规定——反抗和征服的特质内含于悲剧主角的人格之中。在朱光潜看来，悲剧的快感来自人的尊严和生命力的凸现，是悲剧主人公在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悲壮情境下体现出的人格升腾后的精神胜利之感，是于痛感之后激起的振奋之感，是顽强斗志中所表现出的生命力的昂扬，是人与命运顽强斗争的坚忍不拔的意志的展现……总而言之，这是相信“人”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乌托邦情怀，这一信仰性的乌托邦情怀的实现正是通过悲剧主角的英雄人格来体现的。在悲剧中，主人公不是表现为软弱的懦夫、现实的屈从者，而是表现为拥有顽强心灵和坚强意志、反抗现实的英雄。正如朱光潜所说：“对于悲剧来说，致命的不是邪恶，而是软弱。”[9]306正是对邪恶的反抗才彰显出人性的光辉，才表现出人的尊严和旺盛生命力，因此，“悲剧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9]362悲剧人物身上要体现出心灵的伟大。在朱光潜的眼中，悲剧人物是他所面对的黑暗现实的斗士，拥有一颗“反抗与征服”的心，有伸张自己意志的愿望，有确证自己生命价值的追求，他在探索着自己的价值实现方式，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不惜牺牲生命而始终秉持人的胜利的精神信仰。这样的悲剧人物展现出的是对生命尊严的尊重，是对人不懈努力地追求自由的生命价值实现的理性思考。在此基础上，朱光潜认为悲剧精神就是悲剧人物虽然在与苦难的冲突中总是失败，但是却总是能够看到人于对抗中的精神胜利，人的崇高的尊严的胜利。正如朱光潜所声明的那样：“我们可以说，悲剧在哀悼肉体失败的同时，庆祝精神的胜利。”[9]417这精神的胜利不是某种正义的胜利，而是悲剧人物勇敢、坚毅、高尚和宏伟气魄的显露，是人类心灵伟大、人类尊严的胜利，与这种精神的胜利中保持着持续不断的、强有力的生命生机。
朱光潜从人生的方面肯定了悲剧存在的价值，他认为人生正是因为有悲剧的存在方才显现出价值。人生中若处处都是完满，处处都是人的意愿得到了合理的满足，那么人生就没有什么追求，没有希望、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这样的人生就呈现出一片死寂的状态，没有快感所言。人生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征服现实的快慰、努力奋斗的快感、于不完满中实现完满的理想的实现。正如朱光潜所言：“人生最可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田地。”[5]60因此，正是人生的悲剧之处才体现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它对于人的存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其人生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基于对人生悲剧存在价值的确证，朱光潜肯定了作为艺术形式的悲剧的价值。在朱光潜看来，人生最严肃的方面不是天真的欢乐和全然的幸福，而是受难和痛苦，作为艺术形式的悲剧正是表现这人生的受难和痛苦，具体呈现为对恶、不幸和灾祸的表现，正是在对痛苦和灾难的表现与反抗中突显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出人的生命尊严和生命力的强盛，彰显人的心灵的伟大。“它始终渗透着深刻的命运感，然而从不畏缩或颓丧；它赞扬艰苦的努力和英勇的反抗。它恰恰在描写人的渺小无力的同时，表现人的伟大和崇高。悲剧毫无疑问带有悲观和忧郁的色彩，然而它又以深刻的真理、壮丽的诗情和英雄的格调使我们深受鼓舞。它从刺丛之中为我们摘取美丽的玫瑰。”[9]470悲剧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痛感，而是克服痛感之后突出人的尊严和生命力的顽强所起的快感，是人在精神上取得胜利的快慰，是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实现的直接证明。因为所谓艺术形式的悲剧与现实人生的悲剧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艺术形式的悲剧产生的是一种崇高的美感，是夹杂着痛感的快感，它表明的是人的胜利，是于反抗和征服中体现出的人的尊严和昂扬的生命力的快感，激起的是希望和抗争的意愿；而现实人生的悲剧带给我们的只是恐惧感，是一种完全的痛感，它展现的是对人的征服，激起的不是希望而是退缩。在艺术形式的悲剧中最直接地确证着人的生命存在和价值，人的生命存在和价值在抗争中才得以完全体现，因为在抗争中才体现出人的希望和奋斗，才体现出人的生命力的昂扬和人类尊严的抬高，才使得这个世界成为“属人”的世界，确证着个体的存在，突显着生命的意义。因此朱光潜认同悲剧是最高形式的艺术。正如叔本华一样，他认为悲剧是最上的艺术，是因为它能教人“退让”，“退让”是人获得生命存在和价值的最上法门，因为现实是人的生存欲的无限扩张，是人生不可逃脱的原罪造成的悲苦人生，而悲剧能把人生最黑暗的方面投到焦点上，让世人看到一切都是空虚而废然思返。朱光潜认为悲剧是最高的艺术形式就在于它教会我们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实现在于反抗和征服，于反抗和征服中实现人与世界的同一，实现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类尊严的胜利，悲剧就是通过对人生的恶、痛苦或灾难的征服的表现来确证着人类尊严和生命力的胜利。
前文所述，艺术的创造过程与人以奋斗从而实现社会改造的过程间呈现出一种形式上的同构性。即是说二者的连接点均在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均需要在混乱中间创出秩序以实现日神精神的照耀，均需要发挥主体强大的人格力量，基于此，朱光潜崇尚静穆。这种静穆的审美理想看似对艺术/人生取“无所为而为”观照，将人生作为一幅画放在心灵面前观赏，颇有些消极的意味，但实则不然。艺术在朱光潜看来是作为一种批判现实的角色而存在的，它是对现实世界的补充，是对征服现实的生命力的保存。因此艺术化的人生是对现实人生的反抗和征服，而不是对现实人生的屈服与逃遁。在这里，艺术的态度并非是游戏的态度，由厌世走向玩世的逃遁，而是对人生由出世走向入世的征服，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在朱光潜看来，“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把自己所作的学问事业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计较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伟大的事业都处于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9]6。朱光潜肯定了主体之于人生的创造性能力，同时也表明了他心中理想主体的模型。这主体不是懦弱、屈服于现实的懦夫或名士，而是勇敢、征服现实的英雄；不是呈现为意志的消沉和生命力的萎缩，而是呈现为意志的顽强和生命力的旺盛。这种与命运顽强抗争的英雄人格正是朱光潜的理想人格。朱光潜对这种理想人格的推崇集中地体现在对悲剧的价值评价和研究中。
朱光潜要求青年要秉承奋斗的本性，朝向抵抗力最大的路径去走。自然，朱光潜就将经由艺术陶养理想人格的任务交给了“悲剧”。因为在他看来，“悲剧走的是最费力的道路，所以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旺盛的标志”[9]441。它展现的是有着非凡举动、强烈情感、超人毅力和英雄气魄的突显人的生命力和尊严的世界，它表现的是一种于迷茫、困惑、不解、痛苦中的积极进取的充沛精神，这恰恰正是中国民族缺乏却急需的伟大心灵。
起初，生意并不怎么好，毕竟，这个城市做花卉生意的太多了，几乎每条街每条巷都有。随着日子的推移，花店渐渐热闹起来。大多是一些男人，大多都是买玫瑰。玫瑰真好啊，大部分女人都爱。
本届十杰评选，再一次提及人像精髓的理解：要有“精、气、神”，人物要活灵活现！错把“技术”当“艺术”，拍出来的照片是僵化的。而关于“好作品”的定义，又一次回归到自然的“真我”理念上来。
朱光潜的美育思想重视社会改造主体“理想青年”培育的现实指向，强调生命力自由伸张的个人感性生命价值实现，倡导在“志向”导引下的英雄人格的崇奉，追求以严肃、人性、创造为内在含义的人生艺术化的生活态度。这对于如今青年普遍崇尚“感性至上，活在当下”的精神追求，对理想缺位、追求即时快感的“游戏”心态，对于常常屈服于物质环境的“拜物教”审美观念均具有一定的警示和纠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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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Zhu Guangqian ’s Though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Life
MENG Shu-fang
(School of Fine Arts,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 Zhu Guangqian’s though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life is from the angle of “cultivating talents” or “cultivating the hero of the times”, which affirms the instrumental value and the ontological value of art in the complete personality and perfect life. On one hand, the art is the carrier of cultivating the heroic personality; while on the other, it embodies the ultimate concern and survival significance for human existence. In the emotional education of art, on the basis of educating the hero of the times, Zhu Guangqian praised highly the tragedy and laid emphasis on its aesthetic value. It is acknowledged by Zhu Guangqian that the tragedy contains the “sense of time” and the victory of “man” with “consciousness of life”, as well as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nobility”.
Key words : youth; all-round person; hero; art; aesthetic education in life
收稿日期： 2018-12-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美学精神与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建构”(17JJD720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孟姝芳(1983—)，女，山西文水人，文学博士，山西大学美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艺术理论和中外美术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G40-0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12(2019)04-0051-06
(责任编辑： 刘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