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红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GMM分析
王 婷，方大春
（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32））
[摘要 ]运用2002∼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人力资本红利、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基于动态模型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人力资本红利”逐步替代传统“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显著；现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盲目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反而会造成产业结构内部不协调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当前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要注重发挥“人力资本红利”的推动作用。从因地制宜培养人力资本、精准定位产业布局、差异化制定产业政策三个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 ]人口红利；人力资本红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
一、引言
“人口红利”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因素，更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20年间经济总量增长的26.8%是由“人口红利”创造的[1]。在早期中国工业化起步时期，“人口红利”作为一种特殊的要素禀赋[2]，确实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贡献。但随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3]，传统内生增长机制已悄然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已不足以继续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未来“人力资本红利”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4]。
薛武对公司党建工作提出三个要求：一是深入领会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二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公司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生产经营紧密融合，从抓认识提高、抓组织建设、抓作用发挥、抓目标融合四个方面下功夫。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树立问题意识，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聚焦主责主业，切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做到超前思考，系统谋划好明年工作。
中国经济在2014年正式进入新常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出发，带动产业结构由低端向高端水平升级，才能实现供求关系动态均衡[5]。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红利的释放密不可分，目前我国人力资本在数量上已达一定规模，质量上也有很大提升[6]，“人力资本红利”的全面释放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素质将全面提升，促使产业结构向服务型、创新型转变，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7]。然而，鲜有文献将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升级关联起来，对人力资本红利如何作用于产业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也未进行深入探讨。因此，本文将以“人力资本红利”为着眼点，并结合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综合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⑨约翰·卡西迪:《马克思的回归》，童建挺译，载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一）变量选取
选取人均GDP、人力资本红利、人口红利、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固定资产投资、技术进步等几个变量进行研究，变量的具体含义及处理如下：
综上可见，孟子独标“仁者无敌”的武德思想，以“明明德于天下”的内圣取代“平天下”的外王实践，对于暴力与霸道进行彻底的否定，绝端的反对战争和刑杀，导致其政治理想失去了现实的抓手而缺乏可操作性。齐宣王所言“吾惛，不能进于是矣”，便是治政者对于道德理想不知如何转化落实为实操层面的慨叹。《史记》称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9](P2343)，就连十分推重孟子的朱熹也不得不指出：“孟子所论，自世俗观之，则可谓无谋矣。”[4](P226)孟子武德观念在当时的碰壁，在于其“以所如者不合”[9](P2343)，无法应对战国之世的现实危局。
2013-2017年，联盟与中国BIM标委会共同设立48项BIM团体标准项目。其中《规划和报建P-BIM软件功能与信息交换标准》等13项协会标准（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告第285号）由联盟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联合批准发布，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发布标准以《建筑工程P-BIM软件功能与信息交换标准合集》（共三册）形式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见图4）。
2.人口红利（demo）。“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劳动人口占主要优势且儿童及老年人口的抚养负担比较轻，从而有利于当期经济的发展。关于“人口红利”的度量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田雪原（2014）认为人口抚养比是衡量人口红利的重要指标[9]；车士义（2011）以劳动年龄人口作为人口红利指标研究结构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0]。这里我们参照蔡昉（2009）的算法，以“100-抚养比”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11]。计算公式为：
其中：P0-14为处在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的数量，P65+为65岁以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P15-64为处在15至64岁年龄段的劳动年龄人口数。
3.产业结构高级化（TS）。一般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相比的比值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程度。这一比值可以反映产业结构变迁的服务化程度，当数值在增加时，则意味着产业结构处于升级当中。
4.产业结构合理化（TL）。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选择干春晖等（2011）采用锡尔指数的研究方法[12]，具体计算公式：
1.人力资本红利（hcap）。参考李锴等（2011）的研究方法，以现阶段人力资本水平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红利的指标，具体用6岁及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8]。将未读过书的文化程度设定为0年，小学文化程度设定为6年，初中文化程度设定为9年，高中文化程度设定为12年，大专及以上学历设定为16年。具体计算公式为：人力资本红利=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比重×16。其中2010年的数据欠缺，取2009年和2011年平均数作为2010的估计值。
其中：Y表示地区总产值，L表示就业，i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Yi表示第i产业的产值，Li表示第i产业的就业人数。当TL不为0表示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不合理。
5.控制变量集（Xit）。除列出的解释变量外，人均GDP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里需要把固定资产投资（fixed）以及技术投入（tech）纳入到考虑范畴内。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衡量指标，采用科研经费R&D内部支出作为衡量技术投入衡量指标。
本文以人力资本红利为着眼点，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综合考察人力资本红利、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表1 描述性统计
（二）模型设定
在没有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对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将是有偏的，也是非一致的。参考李锴等（2011）的研究，内生性主要体现在联立性、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三方面[8]。（1）联立性。所谓联立性就是指在研究问题中，出现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解释变量连带地由因变量决定。首先，产业结构高级化吸引人力资本、资本的聚集，加速竞争进而拉动地区的经济增长；其次，随着地区经济的增长，也将带动产业结构进行转型升级。（2）遗漏变量。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可能会遗漏影响经济发展其他变量，如各省区资源禀赋差异、政策开放程度以及消费水平等。在实际建模中，无法将解释变量全部列出。因此，遗漏变量的影响就被纳入到误差项中，在该遗漏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相关的情况下，就引起内生性问题。（3）测量误差。人力资本水平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但在研究过程中为方便数据的搜集，仅用6岁及6岁以上的人口数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人口教育结构的衡量指标存在一定的误差，并且数据遍及2002∼2015年，在统计口径上难免出现偏差。
为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动态面板数据GMM统计估测数据。而且，大部分经济因素变化本身都具有一定的惯性，也就意味着上一期结果会对后一期产生一定影响[13]。因此，将上一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引入模型中可以很好解决一些滞后期影响因素。结合上文中的分析，采用动态面板对模型进行估计，具体模型为：
模型3和模型6分别是加入乘积效应后的系统GMM与差分GMM。从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添加乘积效应后，各解释变量正负号未发生变化或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具体来看交叉项的回归结果：人力资本红利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交叉项表现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交叉项表现为显著地抑制经济的增长。这表明虽然人力资本红利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逐步显现出来，但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事实上，人力资本红利不仅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也是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基础变量，人力资本的质量、数量、分布决定一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与效率[16]。
其中：i表示省份截面单元，i=1，2…，30；t表示时间；Yit为人均GDP；hcap 表示人力资本水平；demo表示各省份人口红利；TS和TL分别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Xit为控制变量集。
第一，传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表现为抑制作用，而新型“人力资本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显著。我国已进入“人口红利”的衰退时期，未来“人力资本红利”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将逐步替代“人口红利”。
威廉·福克纳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是西方文坛最有影响的现代经典作家，也是“南方文学”的代表人物。他对南方历史和现实中的问题和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超越自己的情感而清醒地看到自己热爱的家乡所存在的问题并在作品中进行深入的探索。他主要的作品有：《繁华与骚动》《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等。他最有名的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描写了一个在南北内战后没落的南方贵族艾米丽小姐由于对父亲深深的“恋父情结”而杀死自己丈夫的悲惨故事。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动态模型的GMM估计
GMM估计有一步法和两步法之分，相较于一步法，两步法更能使得估计结果免受异方差的干扰。鉴于此根据动态模型方程（3）（4）（5），利用Stata软件中的xtabond和xtdpdsys两步法命令，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和乘积效应并对全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表2为回归结果。
模型2和模型5是加入控制变量的系统GMM和差分GMM。从这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加入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进步后，各主要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及正负号未发生明显变化。人口红利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抑制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表现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抑制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为促进经济的增长，表明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进步表现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经济的增长，说明这两个控制变量确实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模型1∼3使用差分GMM估计，模型4～6使用系统GMM估计。两种估计方法对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没有大的偏差，具体来看：从不加入交叉项的GMM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口红利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地抑制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本红利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表现为促进作用；人均GDP的滞后一期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都超过0.75，这表明滞后一期的经济确实对当期经济有显著影响。这是由于地区生产总值滞后一期包括许多容易忽视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这些因素都对当期经济的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14]。
从模型1和模型4的系统GMM和差分GMM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抑制经济的增长，这表明我国现阶段人口红利已经越过最丰裕的收获期，正逐步走向衰退，依靠劳动力数量已不足以拉动经济发展。而人力资本红利正对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红利表现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本红利和经济增长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经济繁荣，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越迅速，人力资本红利的促进作用将越明显[15]。产业结构合理化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产业结构高级化表现为显著地抑制经济的增长。这意味着当前我国在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
从表2中可以看出，模型1∼6的随机扰动项的一阶自相关AR（1）的值均小于0.05，二阶自相关AR（2）的值均大于0.05，这表明模型设定可以接受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用来判断工具过度识别的Sargan检验的p值均远远大于0.05，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原假设，这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且有效的，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的结果是可信的。
表2 差分GMM与系统GMM的回归结果
作一阶差分消除个体效应 μi，可得：
而国际贸易融资与普通的贸易融资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其主要体现在国际贸易融资的服务对象为进出口商，本国的商人或企业都无法通过国际贸易融资获得相应的服务。除此之外，融资机构需要接受相应的监督组织或机构进行监督，国际贸易的商业活动，需要国际上的监督机构进行监督，这样才能保证融资的安全性和合法性。而国际贸易融资的发展为我国国际贸易带来了一定的机遇，并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所以对其中存在的风险和问题进行处理，做好贸易融资创新和风险控制，是保证国际贸易融资顺利开展的重要方式。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采用产业结构升级指标来代替产业结构高级化变量。周昌林等（2007）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分工不断细化，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各个产业间不断流动并得到高效率利用[17]。借鉴徐敏等（2015）测算的方法来说明各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18]，测算公式如下：
其中，upgrade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qi为第i产业的产值比重。我们将回归方程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变量换成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并对此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以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代替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结果
从表2中可以看出，六种模型的随机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AR（1）的p值均小于0.05，而二阶自相关AR（2）均大于0.05，Sargan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与表1的估计结果一致，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GMM估计和工具变量均有效。
从模型7∼12的差分GMM和系统GMM的结果来看，人力资本红利、人口红利、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回归系数符号均未发生改变。人口红利仍表现为显著地抑制经济的增长，且回归系数未发生大的变动；人力资本红利总体上表现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抑制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进步仍为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交叉项的回归结果略有变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人力资本红利的交叉项显著性略有减弱，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红利的交叉项显著性增强。总体来说，以产业结构升级代替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回归结果差别不大，模型具有稳健性。
四、结论与建议
由于2002年以前部分数据缺失，故采用2002∼2015年全国大陆30个省份（剔除西藏）的面板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开的数据。为剔除物价对相关指标的影响，对人均GDP、人均固定资本存量采用GDP平减指数进行处理，并将其转化为以2002年为基期的真实数据。表1列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为探究新型“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拟增加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乘积效应。在方程（4）的基础上增加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乘积变量：
第二，产业结构合理化显著地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没有显现出来。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但现有产业政策过度追求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忽略产业内的协调发展，造成产业间及产业内发展不协调。
第三，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交叉项促进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交叉项表现为抑制经济的增长。当前我国在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时，往往只关注到劳动力的数量，忽略劳动力质量的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何小勇悉心照料着青瓷，给她洗衣服，给她做饭，他把所有能想到的能讨好她的方法都用尽了。然后有一天就传来王金贵被打的消息，躺在医院里两天才把小命抢救过来。
第一，抢抓新型“人力资本红利”，因地制宜培养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正逐步显现出来。因此各地区要充分利用人力资本带来的新型“人力资本红利”，结合区域的经济发展特点和发展目标培养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市场的信息流动性。对于欠发达地区“人才引不来，人才留不住”的困境，政府应给予高度重视，积极实施人才引进计划，吸引高质量人力资本落户，形成“人力资本高地”。
点评：“行动支部”就是要求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冲锋在重大任务一线，把创新组织设置作为前提、把开展有效行动作为关键、把落实基本制度作为基础，让每个支部都围绕中心工作、重大任务行动起来，为推动各项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苏州市委的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第二，稳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制定差异化产业政策。当前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各地区盲目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忽略产业结构合理化。因此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不能“一刀切”，要根据各地区发展水平制定具有差异性的产业政策。对于发达地区来说，产业调整的着重点要放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及研发新技术上；而在产业发展起步较晚的落后地区，要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基础，整合地区资源，选择适合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发展路径。
原文为：The bar of McGinty's saloon was crowded as usual; for it was the favourite loafing place of all the rougher elements of the town[1]90。
第三，加强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的结合，精准制定区域产业政策。目前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结合度和匹配度不高，致使人力资本等各项投入要素没有达到最大利用效率。因此产业结构政策要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相适应，对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要注重对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开发，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一方面要加大人力资本的引进，另一方面在人力资本水平尚未达到一定水平前，产业定位仍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逐步进行产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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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49.21；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288（2019）01-0054-07
[投稿日期 ]2018-11-15
[基金项目 ]安徽省2018年社科创新发展研究重大课题“长江经济带建设大格局中协同共进机理与高质量发展重大工程研究”（2018ZD016）
[作者简介 ]王婷（1994-），女，江苏连云港人，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方大春（1973-），男，安徽和县人，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
[责任编辑：辛晓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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