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集中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绩效论文,集中度论文,关系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产业集中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西方产业组织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进而决定市场绩效(Bain,1959:F.Scherer,1980)。而决定市场结构的首要因素就是产业集中度。因此，产业集中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成了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产业组织学家的关注和研究焦点。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分析均表明产业集中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那么，中国的实际情形如何呢？下面是笔者分类整理计算的产业集中度与经济绩效指标的有关数据。对经济绩效指标，这里分别采用销售利税率、资金利税率、权益利润率三个指标来反映。对于一个产业或一个企业来讲，绩效应该反映在利税上，而不是单纯的税后利润。因为不同的产业或企业，税率不尽相同，税后利润就不具有可比性。而且，既然创造出来，就自然算作产出绩效，而不管产出在不同主体之间如何分割。另外，通过多个绩效指标来揭示产业绩效，有助于避免单一指标的局限性和缺陷，从而更恰当地说明问题，参见表1。
从表1中，我们并不能看出在产业集中度与销售利润率、资金利税率等经济绩效指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例如，1993～1995年平均销售利税率位居第2位的饮料制造业，其产业集中度却排在第20位，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销售利税率排在第10位，而其集中度却排在第35位，化学纤维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位居第3位，而其销售利税率排在第10位。其他很多产业也存在着这种情况。产业集中度与资金利税率的关系也是如此。因此，就特定产业而言，产业集中度与产业经济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上述资料经归类重新整理之后，我们将发现，就总体而言，产业集中度与经济绩效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的，参见表2。
从表2经过归类整理计算的数据来看，就产业整体而言，集中度越高的产业群组，其平均销售利税率也倾向于越高。反之，集中度越低的一组产业群组，其平均销售利税率就越低。在集中度与平均资金利税率的关系上也基本上呈现出这种关系。至于集中度在50%以上的产业未能绝对地体现出这种关系，完全是因为该组产业的特殊性造成的。该组产业个数只有1个，即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我们知道，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属于资源采掘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为获得相同产出所需的资金投入越来越大，因此在资金利税率上必然表现为与高度产业集中度不绝对相称。在集中度与权益利润率的关系上，集中度20%以下的3个产业群组，这种正相关关系能完全地体现出来。而集中度20%以上的3个产业群组，这种关系则不明朗和不规则。从总体看，集中度在30%～50%之间的产业群组，权益利润率最佳，达到11.37%。由此可见，从权益利润率这一指标来看，集中度较高的产业，其产业经济绩效也倾向于较好。
产业集中度与销售利税率和资金利税率等经济绩效指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产业内大企业为整个产业经济绩效做出了较大贡献。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我们来看一看产业内前8家企业的经济绩效与所在产业的对比状况。在此，我们设置产业内前8家企业的销售利税率为所在产业销售利税率的倍数这一指标，来反映大企业对所在产业经济绩效的贡献。如果指标值大于1，表明高集中度对产业经济绩效至少是一种促进，而不是阻碍。参见表1。
从表1可以清楚地看到，在37个工业产业部门中，有31个产业的8家最大企业销售利税率要大大高于所在产业的平均数。只有6个产业呈现例外情况，这6个产业中，4个属于资源开采业，1个属于公益产业（电力蒸气热水生产供应业），1个属于一般加工制造业（如价格管制）较重的情况，应该说只有石油加工及炼焦业1个产业没有满足这一规律。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越是集中度偏低的产业，8家最大企业的销售利税率为整个产业平均数的倍数越是倾向于大一些。例如，集中度在产业最后1名的纺织业，前8家企业的3年平均销售利税为整个产业平均数的2.62倍，位居所有工业产业的首位。这表明：几乎所有的工业产业，大企业都为整个产业的经济绩效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我们不局限于产业内8家大企业，而把标本扩大到按国家统一划分的所有大中小企业，那么，从众多经济绩效指标都可以看出，大企业的经济绩效明显地好于中小企业，这充分说明，产业良好的经济绩效主要来自数量比例较少的大企业，参见表3。
二、因素分析
从上述的几组实证资料中，我们已经看出，在我国，产业集中度与销售利税率、资金利税率等经济绩效指标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集中度越高，产业经济绩效就越好，那么，一个紧接下来的问题是，较高的利税率究竟是什么因素带来的。对此，国外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解释，一种是产业组织主流学派（如ain,1951;Shepherd,1986）所认为的垄断价格的结果，即集中度高的产业，说明几家大厂商具有市场势力(market power)，这些厂商可以实行公开或隐蔽串通(open or ta-cit collusion)，以抬高商品销价或降低商品进价。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概括为“垄断价格说”。与此完全不同的解释是以哈罗德·德姆塞茨为代表的“效率”说。在“效率”学派看来，高效率的企业可以占有较大的市场占有率，这就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同时也从高效率中获得高额利润。如果产业的平均利润以各企业的平均利润为基础，集中度高的产业自然就有更高的利润率(H.Demssetz,1973)。这两种解释都各有各的数据和实例支持。那么，中国产业集中度与利税率的正相关关系，究竟是大企业的垄断价格的结果还是大企业高效率所带来的低成本的结果呢？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我国高集中度下产业的较高利税率是大企业串通共谋(collusion)的结果，不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所以，在此我们考察一下不同集中度下的产业的效率差异。
资料来源：所有指标均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综合·行业卷）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出的。其中，利润是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包括销售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四项。
我们选择每元销售收入的成本费用（也可以称为销售成本率）和劳动生产率两个指标来反映产业的效率。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如果某个产业具有良好的经营效率，必然反映：(1)该产业具有较高的全员劳动生产率；(2)该产业单位销售收入的成本费用较低。与此同时，我们也考察一下各个产业市场价格的上涨情况。通过这两方面的对比，我们就很容易得知究竟是哪一方面的原因和因素在起作用。参见表4。
注：每1元销售收入的成本费用为1994年数据，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993～1995年平均数，价格上涨率为1994年和1995年价格上涨率的算术平均数。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4年，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综合·行业卷）中的有关数据整理计算而成。其中，价格上涨率的计算过程如下：用工业总产值（1995当年价）除以工业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得出95年价格为90年的倍数(A)，以同样的方法再求出94年价格为90年的倍数(B)，设90年价格水平为C，则很容易证明：1995年价格上涨率=(A/C-B/C)/(B/C)=(A-B)/B而(A-B)B实际上就是（95年价格水平－94年价格水平）／94年价格水平，即95年价格上涨率。94年价格上涨率也是根据同样原理间接计算得出，在此基础上，即可计算出94年和95年价格上涨率的算术平均数。
从表4可以看出，在产业集中度与每1元销售收入的成本费用、全员劳动生产率、价格上涨率等指标之间，相关关系并不是很明显。但大体上能够说明一些问题。集中度50%以上的产业，其单位成本费用最低，为0.71元，而集中度5%以下的产业群组，其单位成本费用也是最高，为0.86元。在集中度与全员劳动生产率之间，大体来看，也是集中度较高的产业群组对应着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这反映也较高集中度下的较好产业经济绩效，首先是生产经营高效率的结果和表现，而价格上涨的作用并不明显，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从表5列示的集中度与价格上涨率之间的对应数据中可以看出，集中度在20%以上的3个产业群组，存在着集中度较高，价格上涨率也倾向于较高的情况，如集中度在50%以上的最高一组产业，平均价格上涨率也是最高，为25.46%，但众所周知，受国家管制程度比较重的产业，基本上都分布在这些产业群组之内，而且这些产业又大都是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和公益产业，这些特殊产业长期以来价格受国家管制而基数偏低，近些年国家不断调价，因而呈现较高的价格上涨率。因此，我们不能把较高集中度产业下的较高经济绩效归结为所谓市场势力或垄断价格的结果。相反，在20%以下的3个产业群组中，则表现出越是低集中度，价格上涨率越是倾向于高，如集中度5%以下的最低一组产业群组，平均价格上涨率也是最高，1994年和1995年2年的平均价格上涨率为10.37%，而恰恰是这些低集中度的产业，价格市场化的程度也比较高，基本上不受国家管制，个别产业即使受管制，但价格管制的程度也明显不如集中度在20%以上的前3组产业群组。所以，对于我国产业集中度与产业经济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虽然从理论上可以有垄断价格和低成本高效率两种解释，但我们在此还看不出垄断价格在其中的作用，现实生活也没有证据表明高集中度下的产业发生了少数大企业之间的价格合谋串通等垄断行为，问题的关键所在恐怕还得从效率方面去解释。
为了进一步检验产业集中度与产业经济绩效正相关关系的导致因素，我们还有必要考察一下不同产业群组间的技术差异。产业科技进步状况既可以理解为产业经济绩效的指标，也可以看作是导致经济绩效差异的深层因素。在此，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如果一个产业的科技进步比较活跃，势必有利于该产业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直接降低单位成本费用，这两方面都会直接促进产业集中度的提高。而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科技投入。因为科技创新是高风险事业，没有一定的财务实力和规模基础，一般企业是很难胜任和成功的。那么，中国这方面的实际状况如何呢？参见表5。
注：这里产业科技进步的指标都是指1995年全国全部独立核算大中型企业而言的，没有包括小企业，这里的比重都是指各产业的某项指标数值占全国总计的原百分比，平均数是指按产业数进行算术平均。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综合·行业卷）有关资料数据加工整理而成。
从表5可以看出，在产业科技进步的有关指标中，就总体而言，并不存在集中度与产业科技进步的完全的正相关关系。这一方面可能是集中度划分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产业科技进步同其他有关经济绩效指标一样，是现实中多种多样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不能完全体现出与产业集中度的正相关关系。但同前面的有关结论一样，不是完全的正相关关系，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无关。在集中度20%以下的3个产业群组中，不论是技术开发项目数、用于开发新产品经费数、研究与发展(R&D)内部经费支出等科技投入指标，还是国家级新产品销售收入和开发成果获奖等科技产出指标，均无一例外地完全体现出集中度与科技进步的正相关关系。这3个产业群组共计24个产业，覆盖了中国工业产业数的65%。而集中度在20%以上的3个产业群组中，集中度与科技进步的关系不明朗。但在技术开发项目、研究与发展内部经费支出、开发成果获奖数3个指标上，集中度最高的产业都表现出绝对的优势。其他较高集中度的产业群组在某些指标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对优势。因此，总的来看，高集中度并不象产业组织主流学派所想象的是科技进步的阻碍因素(retarding factor)，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促进因素(promoting fa-ctor)，尤其是在集中度较低的各种产业群组，提高产业集中度会明显地提高科技进步效率。
三、简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我们能够得出如下一些初步结论：
第一，在集中度20%以下的三个产业群组中，产业集中度与各种产业经济绩效指标之间都存在着较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产业集中度越高，产业经济绩效就越好，产业集中度越低，产业经济绩效就倾向于越差。但这种正相关关系不是绝对的，一旦越出20%以上的产业群组，这种关系就变得不规则，这一点恰好印证了规模经济和组合经济并不是无限的，只能存在于一定的区间范围内。从各种经济绩效指标综合情况来看，10%～20%的产业群组的8厂集中度的经济绩效均表现较佳。而集中度在20%以下的产业数量占了我国全部工业的65%。因此，提高产业集中度，使大部分产业的8厂集中度达到20%左右的水平，从总体来讲，将会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
第二，产业集中度与产业经济绩效在一定范围内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是单位成本费用降低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与价格因素关系不大，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一种结论。至于产业集中度高到一定程度（比如说4企业集中度为50%以上）以后，会不会导致少数厂家的旨在限制产量抬高价格的合谋串通等垄断行为，这不是一个逻辑演绎能够推导出来的。本文的观点是：产业集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垄断结构，不能构成反垄断的依据。即使是垄断结构下出现了固定价格(fixing price)等形式的垄断行为，我们也不宜轻易裁散(divorcement)垄断结构，因为垄断结构下的厂商具有规模经济、组合经济和技术创新等效率优势。反垄断应该指向垄断行为，而不管是何种市场结构下的垄断行为，这样就能够体现出反垄断法扬善抑恶，而不是因噎废食的立法宗旨。总之，无论是从经济学角度还是从法学角度来看，集中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垄断结构既不是反垄断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第三，产业集中度与产业经济绩效在一定范围内的正相关关系的深层决定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创新。在市场竞争基础上提高规模经济、组合经济、技术创新等集中机制形成的垄断结构，反过来又会进一步维持和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从前面有关资料和分析中，我们很难理解产业组织主流学派所主张的集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垄断结构会妨碍技术进步和创新这种观点。所以，从我国的“两个转变”和“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出发，从产业组织政策角度，我们应该适当提高产业集中度，尤其是在规模经济效应比较显著的产业，更是应该大力整合产业组织，发展大公司大集团，并使股份公司和企业集团相互渗透，融合发展，以形成具有国际规模水准的大企业。通过这种途径提高我国的产业集中度将会有助于从科技投入等角度间接促进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
第四，在产业集中度与产业经济绩效的正相关关系之间，存在着多种中间环节和因素。而且，产业集中度和产业经济绩效本身也各受多种多样的因素影响，加之指标本身及原始数据的缺陷，因此，在分析中有时自然会出现个别不规则甚至反常现象。这表明，提高产业集中度仅仅是提高产业经济绩效的一个方面，而且也内含着对其他方面（诸如所有制、市场规则、宏观政策、内部管理等方面）的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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