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吉思汗的成功看蒙古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_成吉思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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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谜”一般的成功奇迹

关于成吉思汗的成功,过去一般认为是环境造成的,即时势造英雄论,或者认为仅仅是武力取得的胜利。而札奇斯钦全面阐述了成吉思汗种种优秀的个人素质后,认为他的超越他人的个人素质是成功的主要因素。他说:“在那一个时代的游牧社会中,他的确是一位典型的人物。他敬天至诚,事母至孝,交友至忠,不用权术,信守诺言,恩仇必报,公正严明。这些德性就是到了20世纪的今天,也不能说完全变成历史上的陈迹。(注:〈台湾〉扎奇斯钦:《谈成吉思可汗的言行和他成功的因素》,载《蒙古史论丛》上册,台北学海出版社,1980年。)”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比时势造英雄论或武力论深刻了许多,挖掘到了成吉思汗成功的内在因素。本文要着重论述的是思想文化因素与成吉思汗成功的关系。众所周知,亚洲的历史上,形成过不少强盛一时的游牧民族的国家,其人民生息活动的根据地,多在大漠南北的广阔草原;其首领武力均不可一世,往往是拥有百万雄师的一代之枭雄。如匈奴单于国、突厥汗国、回纥汗国等等。可它们多半是迅起迅落,充其量是对中国边疆地区有过直接的影响,而对中原本土则影响不大。有的游牧民族也曾进入长城内部建立国家,如鲜卑建北魏、契丹建辽国、女真建金朝,但这些古代民族既没有能统一中国,也谈不上对世界有多大影响。他们所建的“渗透王朝”、“征服王朝”(注:国外不少学者承认,德裔美籍汉学家K·A·维特夫盖尔的征服王朝论是文化人类学的新研究成果。他力图把中国北方民族的斗争和共生现象看作是文化形态不同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冲突或融合,以此分析历史现象。他认为鲜卑之北魏为优秀的汉文化所吸引,终于同化与渗透在汉人社会中,故命名这类王朝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tiltration); 契丹之辽国虽也被汉文化所吸引,但意识到原骑马游牧文化之价值,采取将汉文化纳入,而建立了独特的国家体制,这与金、元、清相同,均可归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后来都消声匿迹,连同其本族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唯有成吉思汗却能使原来谁也不注意的、连固定名称也没有的蒙古族突然崛起,震惊世界。蒙古帝国不仅没有迅起迅落,而且由于成吉思汗赋予了蒙古族以新的文明和生命力,为蒙古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蒙古族才在世界文明史上烙下了痕迹,至今仍是蒙古草原的主人和一个庞大的现代民族,它终于与史长存,而成了世界“征服王朝”中的佼佼者。这也只能解释为成吉思汗的成功。

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竟能将亚洲和欧洲的大片领土收入自己的国土。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曾是统辖了亚洲的五分之四和欧洲的大片土地的皇帝。蒙古的征服运动很快席卷了除日本、印度、阿拉伯以外的全部亚洲后,锋刃便指向欧洲,蒙古骑兵的兵锋直达亚德利亚海岸。这样,蒙古帝国的广大地域从多脑河口、匈牙利、波兰、大诺沃格勒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更从北冰洋到亚德利亚海、阿拉伯沙漠、喜马拉雅山脉及印度山脉到中国中原大地。

这个帝国论规模,从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能与它媲美的国家,它远远超过了亚力山大大帝马其顿的铁蹄、罗马军队的剑、拿破仑军队的大炮所到的地域;论对帝国的后继人的培养,成吉思汗也比另一位与他可比美的天才的胜利者——亚力山大马其顿更为成功。马其顿曾以密集队形等飞速的军事行动侵入东方诸国,在这里使希腊文明广为发展。可是这位征服者死后的历史却难以与成吉思汗相比了。亚历山大大帝一死,他的高官都奢望帝王宝座而相互斗争,分裂帝国,这位大帝的儿子不得不落到了逃亡的处境。而且成吉思汗一贯是通过各种战争实践锻炼他的子孙,这些由他亲自培养过的子孙,真可谓是一个比一个精干的文武全才。后来只由于后代们自身间的相互争斗,才使帝国灭亡,但他们也较长时期统治过半个世界。这些已足以反映成吉思汗蕴藏着许多超越同类游牧帝国和众多世界征服者的成功因素。

事实证明,并不是所有具有军事实力的人,都能达到成吉思汗这种成功的。史实证明他在军事、法律、治国、用人等不少方面也有突出的功业,即使现在看来,也是很不平凡的。

总之,成吉思汗和他的帝国,的确是恰如魔术一般使诸多史学家迷惑不解。这也正是至今吸引人们孜孜不倦去研究成吉思汗的重要原因。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能使成吉思汗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呢?笔者认为,成吉思汗的军事天才、治国思想、用人之道,无不是思想文化因素的结晶和体现,而这些又因为成吉思汗的成功,而成为蒙古族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的重要方面。

二、成吉思汗成功的三大因素

1.苦难的磨练与乱世的实践造就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幼年丧父以后,一个汗室家族破落到只剩孤儿寡母,落到食不充饥,被人追杀的境地。多次九死一生的磨难和母亲诃额仑要求他成为成大业的英雄后代的谆谆教诲,终于使成吉思汗形成了杰出的个人素质。加之,成吉思汗崛起时,正值金、宋、西辽、西夏分裂对峙之际,而广大蒙古地区生活着蒙古、塔塔儿、克烈、汪古、乃蛮、篾儿乞、弘吉剌、斡亦剌等大小众多部落。据《元朝秘史》及波斯拉施特《史集》所著录的统计,差不多有近一百个部落。这些部落不仅强弱大小不一,而且语言、宗教、民族、文化水平也不完全相同。各部极端分散,“各有君长,不受一共主约束”(注:屠寄:《蒙兀儿史记·太祖》。)。12世纪后,蒙古地区已普遍出现“孛斡勒”(奴隶),后因畜牧业发展迅速,新兴“那颜”阶级因剥削的贪欲各部互相残杀,无休止的战争发展到“列国相攻,星天旋回”(注: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第30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成吉思汗为恢复父、祖基业,参加争斗之实践,并取得了不少战役的胜利,才使成吉思汗有了勇气与动力,立志统一蒙古,抵抗金朝。那个时代与实践决定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政治动力的内容,提供了统一蒙古的机遇。这种乱世的实践也造就了出类拔萃的成吉思汗,终于使他完成了建立统一的蒙古的历史使命。

统一的成功,使他走上凯觎中原的第二步。而这时中原也正处在四分五裂的形势下。南北相峙的宋朝与金朝划淮河为界;河西是西夏的势力;西域地区有西辽;西南则有大理;吐蕃地区则小邦林立。而且金朝在处理与西夏和南宋的关系时,也恰恰是失败的。成吉思汗要南下伐金,金却不知团结西夏,反而与西夏争斗不休,因而“两国俱弊”(注:《金史》卷134《西夏传》。)。而且金朝南方又开衅于宋, 使成吉思汗得以施展其约宋攻金、各个击破等战略战术。正是这些实践使成吉思汗军事思想步步升华,也使知己知彼的成吉思汗认定可以乱世称雄,于是他雄心勃勃,挥戈南下。

而在遥远的西部边疆,由于乃蛮王子屈出律篡夺了西辽政权,又因以佛教压制伊斯兰教而民愤极大。善于洞察敌情的成吉思汗,便在派兵追击屈出律时宣布宗教自由政策,得到了畏兀儿、西辽等广大地区的自动归降,从而也为成吉思汗开创的蒙古族一贯的宗教自由政策和这类开放性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同时,有了畏兀儿、西辽这些地区作为后方的跳板,成吉思汗又依靠这种时势,远征欧亚,有了与中亚花剌子模一决胜负的可能,也成为他进入世界性人物的机遇,也是他杰出的军事思想、宗教思想产生的土壤。

可以说,上述苦难与实践、时势与机遇为成吉思汗的成功提供了动力,没有那种时势下的实践,就不一定能造就出成吉思汗这种世界性历史巨人,他本人也不一定有追求统一蒙古、统一中国、追求征服世界的动力与能力。

2.成吉思汗吸收多种文化形成了先进思想观念,培养了本身的才能与素质

如果把成吉思汗的成功只归结为单纯的“时势造英雄”,就无法解释,在同一个客观时势下,为什么当时的其他枭雄没有成为威震欧亚的人物,为什么成吉思汗却能战胜远比他强大的札木合、王罕,甚至武器装备远比他先进、军队人数远比他众多的金朝和花剌子模国呢?所以,显然还有成吉思汗个人的内因。这就是成吉思汗的才能和思想素质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我们认为,成吉思汗是靠广泛吸收各种文化和先进观念才成了超群的天才人物,这也是他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这些因素使他比同时代的枭雄们更具有竞争力。

如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成吉思汗的全面成功绝非偶然,更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不过是个“文盲”,偶然地、或靠武力成了“天之骄子”。成吉思汗实际上是一个吸收和融合了多种优秀文化传统,因而具有当时较先进的思想和非凡人格素质的天才人物。他成年以后的言行与思想反映出,他敬天崇祖,讲忠孝信义,坚毅骁勇,恩仇必报;他纪律严明,执法公正,知人善任,惜人才、能纳谏。他的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政治思想与有效的治国治军制度,随地域扩大而不断发展,堪称一代天才;他的经济思想与学习农工,商贸先进技术的措施,保证了治国治军的物质基础;他具有政治家的革新头脑;他的札撒与法律思想使社会秩序的井然为当代罕见;他的尊重与兼容各种宗教的思想与受欢迎的宗教自由政策等等,使西进大军在民族地区创造了势如破竹的进军奇迹;凡此等等,都证明这种深邃的思想和品德不是单纯蒙古式游牧文化的产物,而是不同文化荟萃的代表,即使论游牧文化传统,成吉思汗也是吸收了漠北历史上各游牧民族的共同精神遗产。而且必须认识,成吉思汗通过契丹人、穆斯林人才而对汉文化和中亚文化的吸收,虽是比较隐敝,却并非完全排斥其精华,他并不是只固守游牧文化的封闭式人物。

众所周知,汉民族经过历史上数次民族大融合,原来单一意义的汉族,实际上已演变为多民族融混的共同体,汉族子孙身上早已融合了许多游牧民族的血统。文化本身更是一个在吸收与移植异文化过程中、在冲突与融合中发展的精神财富,汉文化到南北朝时不仅其内容已包容有丰富多彩的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并已正式形成了各种文化因素融合、释儒道三教合流互补的文化格局;而且在汉文化形成发展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它一直向周边各民族地区进行着文化的辐射,战争、贸易、人口移动都导致了文化的相互传播,尤其是丝绸之路的绿洲道、草原道使文化传播辐射面日广,打破了文化封闭隔绝的状态。例如,以佛教文化为例,其传播交融就是纵横交错的。印度佛教文化东渐,在西域和西北与中华文化结合成为藏传佛教文化,藏传佛教由西藏传播至青海、甘肃、宁夏并北传蒙古,又东流与中原的汉传佛教结合,于是类型略异的佛教文化辐射到中华各地。悠久的汉文化的辐射影响的深度与广度自然超过了佛教文化,成吉思汗时又与中亚、西域广通交通,与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契丹、女真文化人频繁交往,所以,他自幼除骁勇善骑、重视复仇等游牧文化的一些烙印外,也曾学习汉族与中亚民族的思想观念与科学技术,忠义崇祖,孝遵母训,提倡务商学农。由于主动吸收了各种先进文化,使他的思想观念达到了当时中外先进文化精华荟萃的水平。金哀宗曾指出成吉思汗成功的一个原因:“北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注:《金史》卷119《完颜娄室传》。 )这话也反映南北文化结合是成吉思汗胜利的原因之一,有一定道理。成吉思汗看到蒙古除了畜牧、狩猎的简单手工业外,技术及有关人才极为缺乏,所以他千方百计从中原和中亚等地搜集大批工业技术人才。如造弓的、造甲的、造火炮的、造云梯的等等(注:《元史》卷149《郭侃、 石天应传》。)。他曾从中原输入了造桥、造船技术与驿站制度,命唵木海、张荣建了炮兵、水兵等其他各兵种(注:史载:“唵木海……与父孛合出俱事太祖,征伐有功。帝尝问攻城略地,兵仗何先,对曰:‘攻城以炮石为先,力重而能及远故也’。帝悦,即命为炮手。岁甲戍,太师国王木华黎南伐,帝谕之曰:‘唵木海言,攻城用炮之策甚善,汝能任之,何城不破’。即授金符,使为随路炮手达鲁花赤。唵木海选五百余人教习之,后定诸国,多赖其力”(〈元史〉卷122《唵木海传》)。张荣是归降汉将,当出征花剌子模, “至西域莫兰河,不能涉”是时,太祖召问济河之策,荣请造舟。后“造船百艘,遂济河”(《元史》卷151《张荣传》)。 )大大改进了兵力及交通状况。成吉思汗除了吸收中原兵种,还从金人处学习了汉官制(注:《蒙鞑备录》14页载:“鞑人袭金虏之制,亦置导录尚书令、左右丞相、左右平章官等,亦置太师、元帅等”,“皆金虏儿臣教之”。)。成吉思汗这种对待异族宗教和异族文化的政策,在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后继人,尤其至忽必烈时,基本上都是继承了这种传统的。

成吉思汗主动吸收先进的观念与思想主张的积极性是非同一般的,任何有见地的看法都不放过,如成吉思汗伐金时,每得一位契丹人、汉人或女真人的降将,都一定要亲自召见,细询金国虚实及取金之策。而先进的思想观念,在变革时代,与实践结合,又与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结合,便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和扭转乾坤的力量,正因此,成吉思汗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注:《元史》卷1《太祖本纪》。)。

3.各族奇才在成吉思汗麾下大展宏图

成吉思汗具有各族奇才组成的人才核心,作用巨大。即使是具有非凡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如果只依靠一个人的力量,仍不可能取得成吉思汗那种军事上所向披靡、政治上曾统治半个地球的空前成功。所以成吉思汗成功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他善于使用与爱惜各族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的、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注:《元文类》卷23。),形成了辅佐他的万马奔腾式的促进力,也完全弥补了成吉思汗本人作为“文盲”的缺陷。历史上国家的兴衰多半与使用人才息息相关,如果深刻掌握了成吉思汗的用人思想,即使在今天加以借鉴,仍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何况在当时,使他创造出威震欧亚的成功奇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成吉思汗用人思想的特色,是不分族属、不看亲疏关系,甚至不论原来是敌是友,他唯才是用,唯忠是用,在那个时代便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他千方百计对人才广加网罗的结果,可以说是创建了世界上罕见的高级人才核心,一个第一流的辅佐大汗的智囊团。

他曾制定量才用人的原则:“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骁捷者,使之看守辎重;愚纯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注:《元文类》卷23。)从这里可以看出他选贤任能的思想。鉴于当时蒙古地区文化尚较落后,自身拥有人才数量有限,对域外事物的认识水平和判断能力不够成熟,成吉思汗采取了明智的引进人才的政策。他在征战中广泛对各民族的有识之士千方百计地网罗,引为己用。在成吉思汗人才政策感召下,忠心耿耿,与他共同创业的,有大量的中亚人、契丹人、西夏人、维吾尔人,也有些汉人。他们为蒙古汗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在今天,也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在成吉思汗战功卓著的文臣武将中,塔塔统阿、阿剌瓦而思、哈剌亦哈赤儿鲁、燕真、塔本、巴而术阿尔忒的斤、札八儿火者、曷思麦里、岳璘帖穆尔等人是中亚人;耶律阿海、耶律留哥、石抹也先、高奴、耶律秃花、耶律楚材等是契丹人;郭宝玉、张柔、史天倪、刘伯林、石天应、张荣、谢睦欢等是汉人;昔里铃部、察罕、也蒲甘卜、小丑等是西夏人;还有拓跋人按札儿;女真人粘合重山等,均很著名,称成吉思汗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确不过份。

这三个主要因素如同三大合力,结合到一点,产生了巨大的、推进力与前进的惯性,使成吉思汗的事业势如破竹,一往直前。

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包含着极其复杂而又深刻的原因,从大的方面讲,包括物质文化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两方面的原因。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将有损于结论的全面性、正确性。如果我们从精神方面深入探讨,就会发现,根植于蒙古文化深层的成吉思汗的思想观念,已经在吸收异文化的过程中升华而发生了飞跃,所以成吉思汗绝不是纯粹“野蛮人”的代表,而是留有这种烙印的、融合荟萃型文化的代表、这同蒙古帝国的不断壮大与扩张有着内地的、密切的联系。

一般来讲,思想根植于当时的时代,但成吉思汗却吸收了他那个时代所能产生的最高层次的其他民族的思想观念,使他的思想既适应于他本民族群众的一般愿望、习惯和要求,而又超越了他周围本族民众的思想观念,从而使他的思想成为能够动员民众、驾驭民众、引导民众不断前进,以实现其宏伟目标的巨大物质力量。所以,成吉思汗本人也就被列为我国古代二百位杰出的思想家之一,而不是什么“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武夫。

笔者认为,有关成吉思汗的思想研究是对整个成吉思汗时期以及蒙元时期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成吉思汗的思想观念是指导蒙古民众四处征战、创建帝国的精神武器,他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代表着该时期蒙古社会思想意识进步的主流,并深刻影响着蒙古社会与蒙古文化的发展进程。因而,这方面的研究是我们认识蒙古传统文化发展的突破口;其二,成吉思汗的思想观念形成于蒙古民族由氏族制、奴隶制向封建制突变和向外发展的伟大历史变革时期,是中西交通开通、文化交流发达的开创时期,在蒙古族思想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因而,这方面的研究对推进蒙古族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三,成吉思汗的思想理论也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思想宝库中的重要一章,因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探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及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三、蒙古族优秀思想文化与中华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是中华各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各民族文化之中有进步积极的方面,也有落后消极的方面。民族文化内部所包含的进步的思想意识是民族向前发展的内在契机,这种民族文化的精华,亦即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而一定历史阶段中创新的思想意识和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又往往是与当时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重大功绩不可分的,需要人们去发掘,去认识,才能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位中国蒙古族的领袖——叱咤风云的成吉思汗就以他的杰出的业绩证明了:中国少数民族也曾以其思想文化的精华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只是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包括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记载很少,因此要挖掘出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及代表其民族文化的思想精萃,就有相当的难度。只能通过他的思想脉络和业绩,反映出中国少数民在塑造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中的功勋。应该说,成吉思汗天才的治军、治国、治法思想,用人思想、宗教思想等一系列思想观念丰富了中华优秀文化宝库,这是无庸置疑的。

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无完人,人生无时无刻不在犯大大小小的错误。只不过碌碌无为者的过错,往往因其默默无闻而无人过问,而名位显赫或执掌大权的人物,其错误必然影响巨大,后果严重。但是有错误的人物,并不排斥他们可能是功业卓著、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以成吉思汗为例,自古至今他一直是一个毁誉纷纭的历史巨人。

笔者以为,无论是毁是誉,是褒是贬,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一个带有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烙印的“野蛮人”,竟能从一个走投无路的少年,历尽无比坎坷的人生道路,终于奋斗成为一位蜚声中外的人物,一位世界征服者。仅凭他这种奇迹般的成功史就对人们有无法抗拒的魔力。显然,这里也确实有值得探讨的思想精华,确实存在谱写人类胜利史的奥秘。为了蒐集人类可以借鉴的精神财富,我们以为,发掘那蕴藏在成功者非凡业绩中的精思睿智,以及这中间所体现的思想文化的精萃,可能比无休止地争论他们的历史功罪更为重要。成吉思汗的成功是与其思想紧密不可分的,而他的超前的思想观念,不仅仅是根植于蒙古文化的深层之中,而且吸收了当时邻族和邻国一些先进的思想观念,从而使他不仅能驾驭本族群众,谱写胜利史篇,取得成功,而且由于其威望而流传于以后的蒙古族,丰富了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枝叶扶疏的宏大体系。在它的优秀传统形成过程中,都发生过对各族文化以至外国文化的批判吸收、相辅相成的关系。成吉思汗时期,促进了这种关系的发展。他为元朝成为我国历史上武功、文治俱强的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他扶助多种经济,开辟驿站交通, 驿站多达万处, 最大的驿站所备马匹达400匹。这不仅保证了通讯和行旅安全, 而且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使唐朝以来的丝绸之路得以全线恢复,欧亚两洲的商贸往来与使节互访也因此逐渐频繁。加之,在成吉思汗周围,中亚各族和汉、女真、契丹、维吾尔等各族的贤才济济。他们代表着当时东西方文明的先进水平,推动了蒙古民族发展的飞跃进程,也促进了其世界性胜利的进程,体现了优秀文化的巨大威力。如果深入探讨各民族的代表人物的成功,就会发现,他们功业的背后,一般都包含有各族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与缔造。成吉思汗根植于游牧文化而又吸收了异族文化的天才治国治军的思想观念,使中华优秀思想文化得以注入新血液,得以丰富、升华。透过这类少数民族杰出人物的成功史,能帮助我们认识中华各族多元文化的精华,就在于吸收与荟萃了国际与族际的先进文化,是各种文化融合、互补、共同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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