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创新的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访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大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教授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实践不断出现新问题，对理论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您从1948年以来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教学，您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工作应该怎样迎接实践提出的挑战？
高放：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我只谈我感受最深的一条，也是很关键的一条，就是端正学风。我从自身的经历感到，理论要说服人，必须彻底；理论要彻底，必须摆脱以往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思维定势，或思维框框，即总是局限于解释党中央的决议，或者党的领导人的言论，自己却不敢有所创新。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曾虔诚地崇拜斯大林，认为他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权威，我们只能对他的言论作些解释。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已初步感到他的某些讲法是解释不通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对我思想震动很大。我开始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一些问题，如斯大林错误的组织根源，资本主义国家能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等。结果受到猛烈批判，差一点被划为右派分子，险遭灭顶之灾。这样我由敢想敢说变为不想不说，或者不想照说。此后，我又崇拜毛泽东，认为他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权威，我们只能对他的言论作些解释。到“文革”期间种种异常现象使我敢想不敢说。当然，这不能怪理论工作者，因为外部缺少宽松的环境。但是，今天情况有很大不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解放思想、彻底破除个人崇拜开辟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工作者应该从以往形成的那种特定的思维框框下解脱出来。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又不能一味停留在邓小平讲过的话上，甚至重犯过去的错误，把邓小平理论教条化。理论工作者应当立足实际，不回避现实提出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回答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还是固守旧的思维定势，教条主义地对待领袖人物的言论，那么有些现实问题可能就解释不通。这样的理论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我们应该勇于创新，善想善说。
记者：您说的这种思维定势，恐怕不仅在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内也都存在类似问题。您认为这种思维定势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从中汲取什么教训？
高放：从根源上看，这种思维定势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教条主义，二是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就是机械地照搬领袖的言论。封建主义就是把党的领导人奉为神明。这对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是绝无好处的。为什么一些共产党搞到最后衰落了？这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这种不正常状态不无关系。苏联在共产党垮台前，不少理论家一味地跟着吹，苏共一垮台，有的人还固守着旧的教条，但是不少人立即转向，变成了反共的极右分子。这样搞理论工作是很可悲的。
要改变这种状况，最重要的在于领导，要给大家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要想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回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现实问题。为此，应该鼓励学术理论上的积极深入探索和有胆识有根据的创新。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要发展社会主义自由；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但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记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创新。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应如何给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位？
高放：从历史上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之后，继承了资本主义优秀成果，又克服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弊病而创造出来的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但社会主义未象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先在英、法、德、美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而是首先在不发达国家胜利了。那么如何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在回答这一课题时，我们必须面对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以及经济政治文化水平都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现实。
邓小平拨乱反正有很大的历史贡献，他领导我们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用世界的眼光看到现实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和科技等方面与资本主义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怎么办？我们不能放弃社会主义，也不可能退回到新民主主义或资本主义那里去。邓小平从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首先肯定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同时又承认我们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等落后，因此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譬如，在当前条件下，我们允许并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那么，在当前条件下，非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立的吗？不是，而是异质相容。过去认为异质就是排斥，这种看法不对。在一定条件下，异质不是排斥，而是相容。不能否认这里面有剥削，对此应加以正确的控制、引导，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各种方式，来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在所有制结构上局部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来达到全面的社会主义；通过允许一定程度的剥削，达到最终消灭剥削。所以，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而不是权宜之计。发展的方向是从不完全的社会主义逐步走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导致资本主义，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有较多资本主义因素，到了中级阶段这种因素就少了，到了高级阶段就没有资本主义因素。如果几百年后还是有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怎样取代资本主义呢？那样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没有历史的必然性了。总之，给社会主义定位，必须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
记者：科学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前提都是社会主义，都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共性。您能否用简明的语言概括一下，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高放：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目前我看到有三种答案。一种就是重复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那五句话，社会主义本质虽然与社会主义定义有联系，但本质毕竟不等于定义。第二种是把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下讲的有关社会主义特征的论述归纳在一起，概括出一个定义，长达148个字或149个字。这两种定义的共同点是引用邓小平的话，好处是有根据，缺点是不能让人一目了然。有没有可能给社会主义下一个更简明、更让人一目了然的定义？有的经济学家作了这样的尝试，提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正加市场经济。这个定义虽然简明，但未必精确。一方面，人们对社会公正的理解是不同的，从不同利益出发，会对社会公正做出完全不同的认定。另一方面，搞市场经济是十四大才确定的，那么在此之前就没有社会主义了吗？显然这说不通。
那么，怎样给社会主义下一个简明而精确的定义？对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作为一家之言也谈谈我的看法。
我认为，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制度。这个定义提出社会主义有两个要点：一是社会化劳动，二是劳动人民掌权。这两个要点既是社会主义质的规定，同时也同资本主义是对立的。什么是资本主义？我给资本主义下的定义是：资本主义是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由资本家阶级统治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两个要点是和社会主义的两个要点相反的。
什么是社会化劳动？社会化劳动首先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物。资本主义虽然开创了社会化劳动，却不能以它为基础，因为劳动异化使得社会化劳动的成果被资本家剥削去，重新转化为私人资本，再用以剥削劳动者，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社会主义应该继承资本主义开创的社会化劳动这一成果，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过去我们没搞好，就是忽视了这一点，以为在分散的、个体的、手工的劳动基础上就能实现社会主义。这就完全错了。
什么是劳动人民掌权？掌权，不仅是指政治上的，还包括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各个方面。劳动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阶层。那么我们过去不是一直都在讲劳动人民掌权吗？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做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党的领导和劳动人民掌权这两者间的关系。我们过去在文件上，一直都强调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但实际上却是党代表人民掌权，甚至党代替人民掌权。这就是我们现在要下大功夫认真解决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掌权，劳动人民要有党的领导，否则就会是一盘散沙。问题是党怎样领导？可以说这是从列宁以来就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党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为依据，引导人民认识自身的利益，支持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而不是代替他们。如果不能在实质上做到劳动人民掌权，就有可能倒仆为主，而且在缺乏有效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权力就会被滥用，并且发生腐败，甚至变质。
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概括，我认为贯串社会主义始终的就是两个字：劳动。贯串资本主义始终的也是两个字：资本。这里讲的劳动是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劳动，是强调劳动人民掌权的劳动，这种社会主义可称为“劳动社会主义”。当代新科技革命已经使脑力劳动的作用大大超过体力劳动。在迎面而来的知识经济时代，人脑智能加人工智能使社会化劳动和劳动人民本身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所以“劳动社会主义”应该称为“智能社会主义”。我在1994年时就已提出“从劳动社会主义到智能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轨迹”（见北京市委党校主办《新视野》1994年第4期）。
记者：从前面所谈到的来看，我们面前确实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所在。因此，必须进行改革。
高放：改革是必由之路。这已经被所有正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及曾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实践所证明。如果不改革或改革不成功，就有亡党亡国亡制的危险。对这一点我们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普遍搬用了苏联的模式，在体制的弊端方面有很多共性，所以深入分析苏联垮台的原因对我们进一步把改革推向前进是很有意义的。
原苏联的体制中存在三个根本性的矛盾，造成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社会各领域矛盾日益激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第一个矛盾是过“左”的路线、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与社会主义社会要求高速健康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的矛盾。这是苏联解体的基本原因。这种体制严重窒息了党和国家的生机与活力，扼杀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阻滞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当然搞不上去。苏共领导长期不认识、更无法解决这个矛盾，最后转向右的方面，照搬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与市场经济，把苏联搞垮了。
第二个矛盾是广大群众同官僚主义特权的矛盾。过度集权又没有权力制约的体制势必造成各种社会矛盾，广大群众同官僚主义特权的矛盾是集中的体现。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试图作一些改革，但为什么改不了？就是因为这种体制是滋生官僚主义特权的温床，官僚主义特权与这个体制息息相关。
第三个是民族矛盾。在“左”的路线下，在过度集权的体制下，不可能处理好大俄罗斯主义同各民族的矛盾。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正视现实中的问题，尤其是有自己的三落三起的经历，切实感到这个体制非改不可，因此作了1980年8月18日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问题。现在，我们搞了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社会腐败现象加剧，社会风气败坏，就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提供了权钱交易的条件。而按照邓小平的思想，应该同时搞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改革。现在，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即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不能再滞后，一定要全面推进改革，否则整个改革事业就有潜在的危险。
当然，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个艰巨、复杂的任务。这些年来，我们在改变领导职务终身制、改进干部人事制度、政府机构改革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应该进一步针对问题，积极探索。改革和建设离不开党的领导，那么如何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使其适应现实的需要，就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首先应健全党内民主，健全马列主义所主张的、我们党八大所决定实行的代表大会年会制度，经常由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代表大会来讨论、决定带根本性的方针政策，并监督决策的实施。要健全监督机制，除了在党内要有制度保障以外，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不要西方的多党制，但要发扬历史上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合作的优良传统，健全共产党长期稳定领导的九个党派合作的体制。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曾经是多党合作的模式。但当共产党面临严重危机时，这些民主党派都离开了共产党，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但即使这样，老百姓也不投这些民主党派的票。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是值得考虑的。在人民代表的选举中，可以适当增加党外人士的比例。根据历史经验，共产党越尊重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的地位及意见，加强与他们的合作，共产党就越能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
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是发扬民主，切实保障宪法规定的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和自由权利，保障广大群众的意愿、意见以各种形式反映出来，并在党和国家的决策中体现出来。社会是复杂的，社会思想意识也是各式各样的，不可能12亿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成份多元化，各种成份的思想意识必然会有所反映。社会上还存在多种宗教信仰，而我们是一向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总之，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否认还有其他思想意识的存在。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状况更是不可避免的。在体制改革中应该认真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这对于发扬各阶层、各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记者：当前，我们正处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艰巨探索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形势？
高放：的确，目前社会主义的发展面临着困难。在困难与挫折面前，有些人的社会主义信念发生了动摇。但是，社会主义的旗帜没有倒，社会主义并没有因为苏东剧变就没有声音了。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材料都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更加活跃，而且，社会党得到很大的发展，现在欧洲大部分国家是社会党执政。社会党虽有其先天弱点，搞改良主义，但社会党毕竟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不同，而且社会党中有左派、中间派。老百姓支持社会党的原因之一是感到这毕竟还是一条争取社会主义的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无法根本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对于那些面对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矛盾，渴望寻求解决道路的人们才具有说服力、吸引力。其次，社会主义在过去几十年发展中虽然出现了挫折，但挫折所表明的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背离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与历史使命。尤其是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全球一体化和知识经济、智能经济的飞快进步，更使我们接近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光辉前景。而我们应该做的，是在增强信心的同时，不懈地进行探索。忧患意识、盛世危言对我们事业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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