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性研究组织管理与政策分析系统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性论文,组织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基础性科学研究进行管理、规划、重点领域选择及政策制定在各国都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80年代以来,我国在科技政策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但在基础性研究组织管理与政策分析领域,在研究对象和内容及其关系上尚未形成较系统的认识。本文根据基础性科学研究管理的背景、特点,结合近年来在该领域的探索以及我国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工作的实践,提出了构建基础性研究组织管理与政策分析的系统框架的基本思路。
一、政策分析系统
首先分析基础性研究政策的宏观背景。
科学技术政策产生的背景可以概括为:一、科学技术的功能日益增强。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大影响,使得科学技术成为制约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也产生了政府对科学技术活动进行政策性调控的必要,渐渐地就形成了国家科技政策的雏型。二、科学技术规模日益增大。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其组织规模、科学实验技术装备规模迫使各国必须有目的、有计划地加强政策导向,使有限的科技资源及其投入发挥较大的效用。三、科研组织管理过程日趋复杂。随着政府部门、工业界、科学界共同参与与合作,科研经费的提供者和研究开发项目的承担者呈现多元化,为了从整体上加以引导和协调,需要制定科技政策。四、重大科技领域的国际交流日趋频繁。近二三十年来,各国在世界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如环境和资源问题,以及耗资巨大的大科学项目上积极加强国际间合作,国际科技交流不再单纯以过去科学家个人和团体之间来往的简单形式出现,政府部门的介入使国家科技政策在重大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交流中的作用在不断增强。
国内外科学技术政策研究工作总体上有两大特点,一是围绕科学技术宏观层次上的问题开展的研究较多。许多研究往往把科技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如研究各国科技发展在历史上的兴衰变化,国家科技潜力评价,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科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等。二是技术领域的政策研究工作发展的较快。由于技术领域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性,技术政策研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实用性,因此,技术政策研究相应引起政府部门和学者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政策分析方面开展的工作较少,研究力量也较为薄弱。
科学领域的基础性研究是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它主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科学成果表现为知识的形态,绝大部分的科学成果以公开发表的论文、专著形式出现,属于全人类。“科学无国界”,长期以来被各国科学界奉为科学知识探索、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宗旨”。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一些国家根据本国科技运行机制以及科技管理工作所处的环境和条件,采取尽量减少对科学研究尤其是对基础科学研究干预的做法。科学界,特别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传统的观点是:科学研究难以预见,从而难以进行规划和重点领域选择,因此,应由科学家在自由竞争的科学研究活动中所形成的一支“看不见的手”来决定科研资源分配的最佳途径。
随着各国科技政策研究与制定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一些国家政府部门和研究人员对基础学科发展的宏观和微观管理问题的关注和认识上的深化,有不少国家的政府与学者已开始觉察到,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信息时代,无论从科学知识功能日益增强、科研经费投入日趋庞大,还是从科研领域不断交叉更新、科学家个体知识范围存在的局限性方面看,在科学研究领域,传统的科研资源分配方式逐渐暴露出其盲目及不足的一面。在国家及国际合作水平上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基础性研究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科研活动在科学事业中正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国家解决科学研究组织管理过程实际问题的需要,基础性研究政策开始受到重视。国际上也派生出“研究政策与优先领域确定”(Research
PolicyandPriority Setting)这一政策分析领域。
80 年代初期, 我国开始试行科学基金制来支持基础性研究。 自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以来,科学基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费从1986年的8千万元增加到1993年的3亿元,持续资助着近千个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约6万多科研人员和2万名研究生,逐步成为我国支持基础性研究的一个主要渠道。我国科学基金制的发展壮大也向科研管理和科学政策制定者提出新的要求,基础性研究政策开始受到重视。
基础性研究政策是国家科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基础性研究政策主要应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有关基础性研究项目的结构,也即各种类别基础性研究项目的组织方面的政策。它具体阐述在一定时期对国家重点、重大项目,一般面上项目、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及各类专项基金的倾斜政策,决定“点上”与“面上”、“一般”与“专项”之间的平衡协调关系。
(二)从大科学、交叉科学的角度,根据国家中长期发展问题,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对国家战略性重大基础研究领域、优先发展领域和一般研究领域进行识别和评价,并由此派生出相应的基础性研究项目资助政策。
(三)从科学协调发展的角度,阐述项目及经费在各分支学科、分支领域间的合理分布关系,即协调“小科学”之间的平衡关系。
(四)对基础研究队伍新生力量的培养措施以及薄弱学科、学科空白点、一些新兴学科的资助政策。
二、基础性研究组织管理
基础性研究组织管理所牵涉到的管理因素较多,除考虑项目学术水平,学术意义,创新程度,项目特色,还牵涉到项目申请者的工作基础,项目执行的可行性等。对基础性研究项目的管理,需要各学科项目的专业人员和各学科高层次专家学者在科学合理的分工、配合下完成。基础性研究项目常规性管理首先依靠政策和方针作为整个工作的指导,还需要有先进的技术手段支撑,技术手段包括:计算机数据库管理系统、专家评审系统、翻译系统,先进的通讯、文字处理办公设备,科学的工作流程和沟通交流程序。我们提出的基础性研究项目管理基本框架参见下图。
基础性研究项目管理的基本框架
准确评估申报项目的质量是基础性研究项目组织管理的重要环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建立一套较完善的“同行评议”的评审制度和方法,目前评估方式以专家定性方法为主。随着今后基础性研究项目总数量和经费的不断增长,如何科学地组织评估,合理地选择评判专家(民主化),加强政策导向作用(科学化),使之在民主化、科学化的道路不断完善,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在基础性研究项目立项工作民主化、科学化的同时,要大力加强项目的后期管理,对国内各项目执行单位(执行人)的研究效果要有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不是停留在定性的、感性上,而是有一定的定量依据。
进行成果评价的现实意义在于强化项目后期管理,能更好发挥各类项目的内在能力,使各类项目在合谐、相互促进的环境里形成良性循环。项目的后期管理,一方面是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检查评估,积累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对项目执行者下一个申请项目进行评审的依据。通过成果评价,为经费的分配和资助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的信息和方法支持,从更广泛的角度促进我国科技资源和国家发展目标的协调和优化。
项目执行者发表科学论文、出版物的数量是相对较容易测评的一项指标,该指标获取仅需核实并统计项目执行者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即可。对科学成果的质量进行评估是一项有一定难度的工作。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科学成果质量进行评估主要由同行专家进行。“评估”是专家主观认识的反映,在涉及资源分配或与其密切相关的评估问题中,往往受到人为的片面认识和非公正因素的影响。此外,局限于个体专家的知识范围,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知识领域之间难以遵循同一准则。不少国家已开始尝试用论文的实际引文率这一指标来反映论文的水平、质量。在《SCI》收录的论文中,美、英、 德、日和法等西方发达国家论文的平均引文率分别在2—4之间,我国论文引文率在0.4—0.5左右。低引文率虽然受语言障碍及引用习惯(如作者较喜欢引用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的影响,但考虑这一因素对我们评估对象的影响程度大致相同,我们今后还是可以用引文率作为衡量项目执行者研究成果质量的重要指标。
80年代以来,我国科研体制已作了部分调整,但一些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无论从我国基础性研究现行的职能管理机构还是从执行机构看,都存有较明显的科学、教育、生产各部门分离运行的机制,尽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作为统一支持各部门开展基础性研究的重要职能机构,但目前这一部分的经费和力量还很有限,无法使我国科学、教育、生产各部门基础性研究分离运行,各系统之间分工不协调不明确的状况得到较好的改变。当前迫切需要探索建立一套新的组织运行机制,由多部门统一协调,“点”、“面”结合,组织一些重大前沿性、战略性、交叉性项目,以争取在某些对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有重大影响的点上取得突破,从而达到带动全局的目的。
今后应根据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发展对基础性研究管理部门的职能要求,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基础性研究的管理体制和组织形式。当前主要应对国家各类型项目在各部门间的协调,各部门之间信息沟通的高效过程,包括工作任务的分类,各部门的设置和职能,以及权力的委派等逐步开展系统研究。从长远角度看,应在适当的时机,组建全国性的基础研究协调委员会,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各部门基础研究管理部门及著名科学家组成,对我国基础性研究从整体上进行有效的组织协调。
(收稿日期 1996—03—27)
* 本文为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