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动力变迁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动力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发展的阶段分析
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是一个国家国情的重要内容，判断一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是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之一。人均收入水平与需求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后者对现代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对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动力结构的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判断当前中国是否正处于经济发展结构转换的临界点上。
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在国际上经济学界已有众多创新的理论，本文综合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和罗斯托的划分标准。
（一）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
钱纳里通过动态多国模型，从结构转变过程的角度以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将经济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工业化阶段又可分为四个时期（见表1）。
第一阶段：初级产品生产。在此阶段，占统治地位的产业是农业，特点是资本积累低速至中速增长，劳动力增加迅速，全要素生产率非常缓慢增长。
第二阶段：工业化阶段。工业化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可分为四个阶段。从表1可知，由于国际美元币值的变动，工业化以人均GDP的不同年份美元来反映，差别很大。
第三阶段：发达阶段。在此阶段，从需求看，制成品的收入弹性开始降低，并从某一点起，制成品在国内总需求中所占比重开始下降，出口持续增长可在一定时期抵消这种趋势，最终表现为GNP和劳动就业中制造业份额的下降。从供给看，相对于前两个阶段，要素投入的综合贡献减少。
（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
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从生产力角度，将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1)传统社会阶段。这一阶段包括英国科学家牛顿以前的各种类型的社会，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称为传统社会。特点是生产率低下，经济变化非常微小、缓慢，生产方式十分落后，人均实际收入仅够维持生存。(2)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这是一个从传统社会阶段向起飞阶段转变的过渡阶段，是一个为人均国民收入持续增长奠定基础的阶段。近代科学知识开始在工业生产和农业革命中发挥作用。罗斯托认为，过渡时期的本质特征是把投资提高到经常地、大量地和明显地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3)起飞阶段。罗斯托认为，该阶段是人类社会第一次突变，是国家经济增长发展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阶段，经济在达到起飞阶段以后，将实现“自我持续性”增长。根据罗斯托的观点，起飞阶段所需的时间大致为20～30年，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生产性投资率由国民收入的5%或不到5%，增加到10%以上；有一种或多种制造业部门发展起来，成为主导部门；迅速出现一个有助于国内筹集资金的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从而保证成长的持续性。(4)走向成熟阶段。罗斯托认为，在经济起飞60年后，将步入成熟阶段。当社会达到成熟后，注意力将从供给转向需求，从生产问题转向消费问题和广义的福利问题。其特征为：国民收入中的10%～20%稳定地用于投资，使生产的增长经常超过人口的增长；经济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工业向多元化发展，新的主导部门替代旧的主导部门；经济在国际经济中得到与它的资源潜力相适应的应有地位；对外贸易作用加强，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者比重下降。历史上，经济发达的国家用了4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阶段。(5)大众高额消费阶段。这一阶段工业高度发达，社会目标是提供耐用消费品和群众性的服务业，进而使得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等有关部门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其特征为：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使诸多人可以在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外还能享用其他消费项目，如各种耐用消费品、家用电器、各种服务等；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城市人口和脑力劳动者及熟练工种的人数比重增加。在这一阶段若未达到充分就业，消费需求不足，主导部门会出现设备闲置，投资需求将减弱。(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一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次突变，主导部门不再是生产有形产品的工业部门，而是提供劳务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服务业。人们的追求不再是小汽车之类的耐用消费品，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环境的优美、生活的舒适与较高的精神享受。以劳动形式反映的社会生活质量程度作为衡量成就的标志。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人口拥挤、交通堵塞、城市衰退等问题，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正是要以改良和渐进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罗斯托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有助于理解一个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由于没有量化指标，缺乏实证分析，可操作性不强。因此，本文将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理论和钱纳里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理论相结合，得出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指标，如表2所示。
若以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6.8310的平均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近4000美元，2010年有望突破4000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将逐渐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因此，由表2可判断中国处于起飞阶段和工业化第二个时期，本文将由此入手展开分析。
二、经济增长动力变迁的国际比较分析
一般而言，消费、投资、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但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三者起的作用各有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一般规律，优化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有效促进三大动力的协调拉动，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一）美国的动力结构特征分析
纵观世界经济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在经济增长规模和发展态势上与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类似。剖析美国的动力结构特征，归纳总结一般规律，有助于现阶段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投资成为核心动力。罗斯托认为，美国在1843～1860年经历了经济起飞阶段，1900年进入成熟阶段。1860～1900年间，美国工业投资总额增长了9倍，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增长了7倍。这一阶段，投资需求的增长对美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19世纪后30年，美国GDP的年增长率接近4%，总投资占GDP比重接近30%。人均固定资产从1849年的50.6美元提高到1859年的69.6美元。在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占GDP的比重持续增长。1839～1848年的10年中，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储蓄—投资率约占GNP的14%，1869年达24%，1889～1898年达到29%。
由此推断，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美国投资率上升到相当高的水平，保持在30%左右，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投资的适度规模有助于保持一国经济快速平稳增长。在持续增长阶段，投资率会从相当高的水平下降到20%左右的水平。在高额大众消费阶段，投资率会保持在20%左右的水平，随着科技的发展上下波动。
2.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快速增长。1790～1914年，美国进出口贸易额除个别年份稍有减少外，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美国几乎掌握了世界贸易的1/3。对外贸易在美国经济起飞阶段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动了美国经济快速增长。19世纪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出口贸易的推动下实现的，美国经济从中享受到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利益。由表3可知，出口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比较平稳，进口所占比重在同期内呈缓慢下降趋势。
美国内战后，南北市场的统一提高了美国市场的交易规模，使国内市场迅速扩张，也大大拓展了美国与大西洋沿岸各国的贸易，从而使美国的经济增长受到世界市场的推动。整个美国经济在空间结构和贸易方式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得以快速增长。因此，地区间相互贸易与国际贸易融洽的结合成为美国经济起飞阶段平稳增长的持续动力。
3.消费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大众高额消费时代的国家，起点以1913～1914年亨利·福特的流水装配线为标志，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经济活力主要来自民间，消费需求是其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根据美国劳工部消费支出调查资料，美国个人消费平均比重和贡献率都在70%左右。因此，稳定的消费需求增长是美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在《发展的模式1950～1970》中采用的多国模型所给出的标准结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不同水平时的消费变化呈动态分布。按1964年的美元计算，居民消费率在人均GNP低于100美元时达到最高77.9%，为贫困型高消费；而随着人均GNP达1000美元，居民消费率开始直线下降，累计下降16.2个百分点；当人均GNP跨越了1000美元的门槛之后，居民消费率的拐点就会出现，开始步入上升阶段。
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工业化中期阶段，通常都伴随着居民消费率的攀升。美国在1942年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到1962年达到3144美元，2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4.9%，GDP总量相应从1618亿美元提高到5865亿美元，增长2.62倍。同期，美国消费率从1942年的54.9%提高到1960年的63%，18年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从占GDP的一半多上升到接近2/3的水平。此时，食品、服装类等生存型消费比重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享受型消费支出迅速上升。美国政府消费率先升后降，而私人消费率先降后升。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的政府消费率偏低，而私人消费率较高。
（二）日本的动力结构特征分析
日本以二战废墟为起点，迅速完成了现代工业化进程。虽然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差强人意，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同处东亚地区，具有相近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和产业趋同的特点。分析日本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特征，有助于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因地制宜地选择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寻求解决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
1.投资驱动经济持续增长。二战后日本国民经济经历了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高增长的经济发展阶段。1951～1974年间，日本经济增长率年均高达9.1%，1975年后进入平稳增长期。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投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见表4）。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1950年投资率最低为17.6%，此后，1962～1990年，日本投资率维持在33%左右，持续了29年。因此，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投资率持续增长。从经济起飞阶段到持续增长阶段，投资率开始下降，从1990年的32.3%下降到2003年的23.9%，这一过程持续了14年。
由此推断，在经济起飞阶段，日本投资率从较低水平上升到较高水平大概需要15～20年的时间；围绕较高水平33%上下波动持续大概30年左右；之后投资率从较高水平下降到一般水平20%左右，持续大概15年左右。
2.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二战后日本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尤为突出，由1950年的8.2亿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4430亿美元。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在1950～1995年为15.8%。日本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变了出口商品的结构，提高了工业劳动生产率，增强了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以轻工业品出口为主，到60年代，钢铁、造船、化工业等重化工业品逐渐占优势，70年代汽车、家电产业得以迅速发展，80年代集成电路、电子工业等高新基础产业产品的出口不断扩大。日本是世界贸易大国，对外贸易量长期居于世界前4位，产品研发、品牌创建和营销服务等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工业制成品是日本主要的出口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三、对中国优化动力结构的启示
目前，中国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和工业化第二个时期，与美国、日本在上述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比性，借鉴它们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出发，优化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合理的动力结构。
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动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优化效果，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投资仍将成为拉动经济的核心动力。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在经济起飞阶段，投资率逐步提高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如图1所示，在中国，投资率围绕较高水平(30%～35%)上下波动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国处于起飞阶段和工业化第二个时期，投资率应该保持在30%～35%，消费率应保持在60%～65%（见表5），而净出口率则应保持在5%～10%。因此，中国应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逐步提高消费率，积极扩大消费需求，优化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图1 中国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
（二）优化动力结构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消费是启动内需的关键，而出口则是经济平稳增长的调节器。当前，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为我们解决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失衡问题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要以此为契机，把短期目标和长远规划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平稳增长。不但要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还要有针对性地改善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薄弱环节，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增强发展能力。通过应对这次危机，实现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格局。
经济增长要立足于扩大内需，必须准确把握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提高投资质量。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仍必须依靠投资的拉动。因此，当前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和投资规模。
结构合理的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之一，中国居民个人消费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优化消费结构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百姓收入增长，消费率才会稳步提升。金融市场不发展，国内消费的增长就会很难，带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代价就是必须靠出口来拉动增长。金融创新可以解放居民的消费潜力，调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政府要继续大力发展民生工程，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以解决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在城乡居民已经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情况下，积极引导消费结构升级，由主要促进物质消费向促进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相结合变化，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满足人们物质消费需求，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消费需求和物质消费需求方向转变。
中国外贸结构的优化应着眼于提升动态的内生比较优势，依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优化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利益结构，将比较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优化结构的关键在于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将先进的技术同中国丰富的劳动力相结合，生产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打造自主品牌，实现产业链从低端向高端的攀升。对具有不同技术水平和要素结构的区域应采用不同的技术革新方式，通过多元化的技术创新模式促进贸易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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