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与“教化”：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论——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政治教育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儒家思想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07）11-0174-05
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华帝国的官僚制是一种从一开始就是顺应时势，并不断地激发文人阶层思考功利主义的官僚体制和统辖技术[1]。儒家从君子“修身”到小民“教化”的政治模式设计，正是基于这种“统辖技术”的思考。从本质上说，儒家政治设计与实践理论体现了政治文化发生与传播的全过程，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化运动，亦即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其根本目的，就是以君子“修身”为前提，通过“教化”，使儒家政治思想深入人心，形成相应的政治情感、政治意识，乃至于政治价值观念，达到民众对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道德政治学说的认同，从而实现其控制整个政治系统运转的目的。
一、双层伦理结构——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设计的基本特色
目前学术界在研究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总目标的问题上，以《大学》所提出的“三纲领”为总目标的认识几乎成为了共识。“三纲领”即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就是发扬光大美好的品德；“亲民”即爱民，与人民和睦相处，教育、改造人民；“止于至善”则是对不同地位、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要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三纲领”是一个有机结合、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明明德”是主体性思想基础的内在要求，“在亲民”是主体性社会实践的外在行为要求，“在止于至善”是主客体统一的极佳品德境界[2]。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学说的整体目标及其层次结构如何？其内在的逻辑、层级构造模式以及本质属性如何？
（一）“三纲领”既是一个有机整体结构，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双层伦理综合结构
从儒家圣贤治国的“人治”主义“为政”方略来看，“三纲领”是对君子（圣贤）们“为政”的总体要求和逻辑进路设计。其意略可析为：“为政”的基础在于统治者（即圣贤君子）修善自己的政治素养——“在明明德”（此处之“德”，非仅限于道德之意，亦包括一整套治术，实指德才兼备）；“为政”的实践行动在于爱民，与人民和睦相处，教育、改造人民，使其听从己意，作“顺民”——“亲民”；“为政”的终极目标在于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完善境界，人人明于“人伦”，实践“忠孝”——“止于至善”。这是一个典型的递进式综合结构，是儒家治国理想的综合表现及政治总纲。
“三纲领”既是儒家的政治总纲，又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总目标，二者合二为一，是儒家圣贤治国理想在思想政治教育设计理路上的逻辑发展。把治国与治人结合在一起，就是把治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育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儒家的设计者看来，治国就是“育人”，育人就是“治国”。治国的关键在于养成作为治国统治者的“君子”的思想政治素质，然后通过他们的实践去教化、改造、导引民众，使得民众的思想政治素质得到提高，从而达到上下同心，一同于儒家政治信仰的目的。这就逻辑地推出了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设计的层次性，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中，上层教育的“明明德”是对儒家治国主体君子的教育，这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目标；下层教育的“亲民”是君子通过自己已明了的“明德”，化作一阵“德风”，吹偃小民之“德草”，这是君子施教的外化目标。而无论是君子，抑或是小民，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皆要“止于至善”——“明人伦”，人人做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而达到天下大治。这是由儒家政治设计的“伦理型政治”结构所决定的[3]。
（二）双层伦理结构设计具有典型的等级性、主观性和自上而下的灌输性、渗透性特点
儒家学者为统治者设计了一套教化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一条达到其教化人民目的的教育实践途径，那就是强调要以君王为中心，以君子为主体，强调统治者与人民的等级区别：君子与野人、上知与下愚、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等级差异。这是儒家政治设计，同时也是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设计的理论预设和逻辑起点。
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设计者如孔子、孟子、荀子等人，往往以“王者之师”的身份自居，设计了其以“人治”为根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双层伦理结构模式，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4]。因而，春秋战国至秦汉之初，人们将儒学视为“迂远而阔于事实”的不切实际的无用之学。直至汉初，叔孙通、董仲舒等儒家学者对儒学进行改造后，儒学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历代统治者用以“缘饰吏事”的政治工具。
儒家以君子之德“教化”小民的渗透式民众教育模式，是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设计中的重要环节。它以君子为民之师进行“神道设教”，目的是化小民为“顺民”。这是其双层伦理思想政治教育结构中，排除了人民作为主体的必然结果。但问题在于，儒家以何种机制保证君子修身的完美性？保证已经修身或正在修身的君子们道德的纯洁性？保证他们确实有一颗爱民之心，用自己的实践行为，作民表率，真正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历史已证明，在儒家君子修身的倡导下，不乏有真心为民的真君子出现。但是，大多数修身的“君子”们，仍没能“修”去其利禄之心，“修身”反而更进一步成为其盘剥百姓的合理外衣。以这种修身不正的“君子”们来预期他们率天下以正，亦不过是儒家教化理想主义的继续而已。
二、“明明德”：君子教育——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目标
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孔子以“弘道”为己任，以实现济世安民的政治理想为目标，在“周游列国”时到处碰壁，政治抱负无从实现的情况下，他转而完善其政治理论，并欲通过教育的方法来培养治国安邦的贤才，以达到他实行德政的政治目的。孔子开办私学，其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能实现其政治理想、能从政、以践仁复礼为己任的君子。君子教育，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君子是德才兼备的未来统治者。其标准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5]
（一）以“仁道”修德
“仁道”即教育的品德标准。孔子认为，具备仁德的修养，是君子从政的根本。所谓“为政以德”，就是这个意思。伦理思想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心，孔子之道就是“仁道”。
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6] 仁是高于一切，至上至尊的道德准则。无“仁”则无以“名”于世，更无从实施德政于民。因此，他强调：“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7]。即使在逆境中，也不可忘记“仁道”的修炼和实践。他认为，“仁道”是君子的终身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8]；“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9]。孔子对君子教育的“仁道”标准，奠定了历代儒家的思想家们对衡量人才的基本准则。
（二）以“六艺”成才
孔子的教学内容包括“礼、乐、射、御、书、数”，此“六艺”也。在“六艺”中，礼、乐是思想政治教育，书、数是智育，射、御两项是体育项目，这些内容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清代学者颜元对孔子的这种思想做出了很高评价：“孔门司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情性。”[10] 其所谓礼乐教育实际上就是要求受教育者要修善自己的道德——“明明德”。
（三）以实践能力培养为理想实现的手段
孔子“德治”思想的重要主张之一就是“举贤才”，要求贤者（君子）从政，治国经邦，而贤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没有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的人，纵然饱读《诗》、《书》，也毫无价值。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1] 理想的君子，是博学而能践行，在政治实践中实现儒家“仁道”政治主张，实现天下之礼乐之治的人。
综观《论语》一书，孔子教育目的的着眼点是培养君子，并不涉及天下千千万万的小民百姓。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治国的君子们修善了自己的道德（明明德），用自己的君子之德教化百姓，百姓们是乐于从化的。因此，孔子所设计的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核心目标，是以培养以天下为己任，恪守善道的君子，并通过他们的“为政以德”，来实现其德礼之治天下的大业。孔子的这一主张，对汉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政府官吏的选拔，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亲民”：臣民“教化”——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化”目标
（一）教化之渊源与内涵
儒家“教化”思想之源可以上溯至上古时期重大祭祀活动中的“神道设教”。《周易·彖传》释观卦有云：“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就是说，圣人祭礼，仪式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而祭祀时人的敬畏之情才最为关键。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12]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祭神以“礼”，明礼重教，教礼匡民，一同天下人之义，这是传统政治中最基本的治国手段。以承继传统为己任的儒家，对礼的十分重视，进而对教化的重视，就自然成了其政治实践途径设计选择中必然的结局。
儒家重视教化，从古代的经典中寻找教育资源。为教导学生的需要，孔子对过去的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挑选，认真地整理和严谨地编纂，这就形成了六部经书：《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是儒家推行教化的教科书，其基本精神和内涵尽在于此。
儒家的“教化”，归纳起来就是孔子的“六艺”之教。孔子说：“六艺治于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13] 又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14]“六艺”之教本是专门针对君子培养而设计的，但也不妨成为教化小民的基本内涵。因为就儒家的治国理想顺序而言，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就是君子修身，成为合格的统治者；“外王”即君子将其修善之道德施之于民，使民众在思想感情、政治信仰、道德认同等方面与君子保持一致。所以，君子之教化的内容，也是小民受教之内涵，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二）教化是最好的理民手段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5] 道民以德，齐民以礼，就是“教化”。在孔子看来，这是控制国民的主要手段。能行德政教化者是最好的政治。西汉刘向认为，所谓“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16]。以德教化民，就是要以“为政”君子们自身的德行作为表率，来引导和感化众民。所以，孔子反对“不教而诛”，但倘若有民众教而不化，则“诛之”可也，这就需要一套相应的礼仪制度甚至是法律制度作其后盾，实施“宽猛相济”的两手，由此形成德化风俗习惯。由此可见，“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儒家学说中是君子修德的外化。
孔子喻其教化过程为风吹草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7] 西汉刘向承之：“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故为人君者，明贵德而贱利，以道下”[18]。荀子强调：“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则下位则美俗”[19]。董仲舒说：“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20] 行德政，美风俗，以教化民，其根本目的在于使民众顺服而社会稳定，从而保证君主一人统治的长治久安。
四、“止于至善”：“致忠孝，明人伦”——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总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育君子，化小民，这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既定目标。但不论是育君子，还是化小民，关键在于其政治理念在君子和小民的意识和行为中得以内化和体现。因此，以何育君子，化小民？达于何种境界，才算成功？因而，“止于至善”又成为了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设计的另一目标指向。
（一）“致忠孝”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人格培养的终极追求
儒家之学，是以伦理为主导规范政治行为的政治学说[21]。“为政”是其学说创制的出发点和归宿。自孔子开始，儒家就把教育（核心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体现在其“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教学目标之中。关键是这里学的是什么？
儒家之学，以道为最高追求。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乃“忠恕而已矣”[22]。忠恕之道，即伦理之道。明礼则忠，体仁则恕，贯穿于其德礼治国的基本政治主张之中。由此可见，孔子之教，在于教人“明人伦”之道，“致忠孝”之节。在他看来，倘若世人人人能如此，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天下大治。所以说，儒家伦理教育正是其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就是其伦理教育目标。儒家文化的设置，正是以政治为归依的政治文化体系。
儒家政教以忠信为目标，而忠的基础在孝。因此，儒家政治设计者把“孝”放在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地位。因为在儒家看来，国是家的放大，国之政治原理，就是家之伦理原则。“有父子，然后有君臣”[23]。这是儒家政治设计的基本点。《论语·学而》说：“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亦是其所论人之为人的最高境界。孝正是其为仁之本。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培养孝子，然后“移孝作忠”，进而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完成其忠孝内化人格培养的根本目标。儒家忠孝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化目标，就是要求人们在家事父母以孝，在国事君以忠，忠孝行于家国，则天下无有不治者——这正是君子“修身”的最高境界。因此，自汉以后的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倡导“以孝治天下”，强调“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他们认为：“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先修之谓也。故曰：‘孝子善事君，悌弟善事长’，君子一孝一悌，可谓知终矣。”[24] 忠孝全，则可为知终之君子，这正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要着意培养的统治天下的合格人才。
儒家对于作为家庭中的“伦理人”和“政治人”的培养设计，突出的核心是服从意识。这一教育，肇始于“人之初”，伴随至其终生。其本质既是伦理的，也是政治的；它既是家庭伦理教育，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家从父，在国从君，以修齐家庭为出发点，进而平天下，正是儒家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经之路。这种“人伦”的培养，扼杀了人的平等意识、独立人格，成为等级制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明人伦”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根基
如上所述，“致忠孝”乃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人格培养的终极目标，而欲“致忠孝”，则又必须从“明人伦”做起。“明人伦”是“致忠孝”的前提。孟子说要养成儒家合格的君子，必“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同之，皆以明人伦也”[25]。学校的培养，就是为了“明人伦”，“明人伦”正说明儒家学说的伦理教育本质。《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夫妇之伦是人伦之始。所谓人伦者，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26]。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统称为“五伦”。明于“五伦”是做人的根本。这也就是要求受教育者各安其位，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义从兄，以智坚定其从道之心，以礼节制其私欲，各自达于忠孝仁义礼智信之道，那么，天下便秩序井然，国家安定。孟子认为，倘若君子能做到“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27]。
“明人伦”乃可为“王者师”，君子内修以明于人伦，然后外化以亲近小民，以“君子之德风”，吹拂“小民之德草”，小民之“草上之风，必偃”[28]。通过君子对小民的教化、引导、影响，进而形成“上行下效，捷于影响”[29] 的局面，于是乎，“化民成俗”，民风皆偃于君子之德，服从于君子们的颐指气使，天下之君臣民同于一心，则天下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