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十年代一次重大文艺论争的重新检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十年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三十年代初，胡秋原和苏汶等先后发表文章，标榜“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文艺观点，引起左翼作家与他们的论争。左翼作家在论争中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张闻天著文予以反驳矫正，从而使左翼作家的论争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过去的文学史几乎千篇一律地将这次论争定为敌我矛盾。本文在研读大量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对此次论争经过进行了详述和再评价，并得出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
[关键词]自由人 第三种人 普罗文学
在三十年代初的文艺论争中，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可说是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论争。自1932年初拉开论争的帷幕，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延续了数年。对于这次论争似乎已成定论了，但当我们以新的眼光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却发现过去对这次论争的评价具有严重的偏颇，需要进行再认识再评价。
一
1931年12月25日出版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登载了社评《真理之檄》和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真理之檄》宣称他们是“自由的智识阶级”，“要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以新的科学的方法，彻底清算，再批判封建意识形态之残骸与变种”。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着重强调的是文艺的自由和艺术的价值，如他说：“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术家虽然不是神圣，然而也决不是叭儿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是既反对了民族主义文学，又反对了普罗文学的，因为二者都是要求功利的艺术。
对上述两文首先作出反响的是发表在《中国与世界》第7 期上的谭四海的《“自由智识阶级”的“文化”理论》和发表在1932年1月18 日《文艺新闻》45期上的“代表言论”《请脱弃“五四”的衣衫》。前者指出：“‘逍遥自在的书生’们打起好好的反民族主义文学，反法西斯文化的旗帜，都因他们的‘自由智识’，想在严阵激战之中，找第三个‘安身地’，结果是‘为虎作伥’！”后者认为，已没有“五四”未竟之“遗业”。这两篇文章的反响尚是微弱的。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并没有引起左翼作家的高度重视。
1932年4月20出版的《文化评论》第4期上，又同时登载了胡秋原的《是谁为虎作伥！》、《文化运动问题》、《勿侵略文艺》三篇文章。其中《勿侵略文艺》最有代表性。此文反复说：“我并不想站在政治立场赞否民族文艺与普罗文艺，因为我是一个於政治外行的人。”“但是我并不能主张只准某种艺术存在而排斥其他艺术，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人。”“……但也不主张只准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文章最后喊出“不准侵略文艺！”
《勿侵略文艺》发表1月后，瞿秋白于《文艺新闻》第56期上， 发表了《“自由人”的文化运动》一文予以论争。瞿秋白尖锐地指出，胡秋原“客观上是帮助统治阶级——用‘大家不准侵略文艺’的假面具，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他进而批判道：“而胡先生的‘不准侵略文艺’的口号，恰好是要求一个不大不小的‘并存的自由’。这真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人了！而‘自由人’的立场，‘智识阶级的特殊使命论’的立场，正是‘五四’的衣衫，‘五四’的皮，‘五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遗毒。”此篇文章可以说是左翼作家向“自由人”发起正式攻击的第一篇檄文。
胡秋原于《读书杂志》2卷1期上，又发表了《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副题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胡氏这篇文章的前面部分“清算”了钱杏邨文学批评中的“理论混乱，观念论的，主观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小儿病的空谈的，非真实批评的成分”，当然也存在谬误，他所“拥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只是普列汉诺夫的并非完全正确的文艺理论。此文发表不久，冯雪峰即于《文艺新闻》58期上发表了署名“洛扬”的公开信《‘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这封公开信措词激烈，咄咄逼人，一方面承认钱杏邨的文学批评是有严重错误的，一方面又指责“敌人”胡秋原以批判钱杏邨为名，而行进攻普罗文学之实，过去假借反对民族主义的名义而进攻普罗革命文学是暗的，现在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借清算钱杏邨的错误为名，进攻普罗革命文学是公开的，“这真正显露了一切托洛斯基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派的真面目！”公开信还敦请《文艺新闻》的编者“注意胡秋原的狡猾！”这封公开信今天看来，是有着明显的“左”的倾向的。
就在瞿秋白、冯雪峰与“自由人”胡秋原展开论争的时候，半路里又杀出个“程咬金”——苏汶。他在1932年7月1日《现代》1卷3期上，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这篇文章以俏皮的语言，讥刺的手法，对左翼文坛进行了攻击，说左翼文坛不要真理，“只看目前的需要”，不要理论，只要策略；不要文艺，只要革命。他还捏造出真理与需要、理论与行动、文艺与革命对立的怪论，然后再按到左翼文坛上，并多用反语，嘻笑怒骂。他还正面攻击左翼文坛主张文学的阶级性是将文学这一“纯洁的处女”变成“人尽可夫的卖淫妇”，“于是资产阶级想占有她，无产阶级也想占有她”。他声称自己这一类“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是对立着的“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之外的“第三种人”，目前最吃苦，只好搁笔，沉默，充愚盲。
苏汶的文章一出， 便将左翼作家们的论争指向吸引到他身上。 在1932年10月1日《现代》1卷6期上， 同时发表了瞿秋白署名“易嘉”的《文艺的自由和文艺家的不自由》、周扬署名“周起应”的《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苏汶的《第三种人的出路》、舒月的《从第三种人说到左联》、苏汶的《答舒月先生》数篇论争文章。瞿秋白在《文艺的自由和文艺家的不自由》中，首先批判了“自由人”胡秋原，但着重批判的是苏汶。他指出，苏汶的文章虽然也骂了胡秋原，“然而这所谓‘骂’并不是真骂”，他俩说法虽有所不同，但意思都一样，苏汶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实质是一篇“革命与文学不能并存论”。瞿秋白在文章中阐明的主要观点是：“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留声机’。”“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周扬的文章批判苏汶实际上“是在欢迎胡秋原的自由主义的创作理论，而且非常巧妙地帮着胡秋原来攻击‘左翼文坛’。”他通过阐明理论与实践、文学与革命、文学的宣传作用与艺术价值的关系来反驳苏汶关于左翼文坛“不会再要真理，再要文艺”的指责，并指出“苏汶先生的目的就是要使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文章最后奉劝苏汶“转变到无产阶级阵营里来”。苏汶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主要是答复瞿秋白的。他首先谈了“文学之武器作用的问题”和“文学之阶级性的问题”，他说瞿秋白等左翼作家主张“文学之武器作用”是“用尽平生气力只举起了一个空心的纸灯笼！”他承认文学有“武器的作用”，“可是这作用是有限的”。他认为，“只要作家是表现了社会的真实，没有粉饰的真实，那便即使毫无煽动的意义也都决不会是对新兴阶级的发展有害的，它必然地呈现了旧社会的矛盾的状态，而且必然地暗示了解决这矛盾的出路在于旧社会的毁灭，因为这才是唯一的真实。”他还认为，“不是一切文学都是有阶级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并非一切不是无产阶级文学即是拥护资产阶级的文学，反之，它们大都倒同样地是反资产阶级的文学”。他并且反复地批评了左翼文坛反对中立是认友为敌，自取孤立。他将“第三种人”解释为“那种欲依了指导理论家们所规定的方针去做而不能的作者”，“这‘第三种人’未必一定做不成，而且确实已经存在了。”他最后总括说：“‘第三种人’的唯一出路并不是为着美而出卖自己，而是，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吧。”
舒月的《从第三种人说到左联》，既批判了“自由人”、“第三种人”，也批评了左翼文坛，重点是批判前者。他着重批判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阶级立场；同时也批判了所谓“左翼里的小资产阶级粘性”，指出左翼作家不能严厉地自我批判，不能深入到大众中去体验和锻炼，作品内容空虚，缺乏普罗性，是“敷衍”和“聊以充数”。苏汶的《答舒月先生》，主要是关于文学的阶级性方面的答辩，观点基本如前，在此不赘。
1932年11月1日的《现代》2卷1期上， 同时发表了苏汶的《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和鲁迅的《论“第三种人”》。苏汶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政治对文学的干涉。他认为，文学的永久任务，是“指示出社会的矛盾，以期间接或直接帮助其改善”，如果文学做了某种政治势力的留声机，就会失去“做时代的监督的那种效能”，文学往往完不成它的永久的任务，便是由于“某种政治势力的干涉之故”。而政治干涉文学的最有效也是最有害的方法，“不是消极的对某一方面的禁止，而是积极的在另一方面的提倡”。他又说明，并非是反对一切干涉，而是反对那种“会损坏了文学的真实性”的“干涉”，而对“那种做反动的政治势力的留声机的文学”的“干涉”是支持的，因为“有利于文学的永久的任务”。鲁迅的《论“第三种人”》，主要阐述了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左翼作家需要同路人的观点：“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一个是“第三种人”根本做不成的观点：“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二
左翼作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可说是如火如荼，激烈非常。但在论争中，左翼作家也暴露出比较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值此之际，张闻天化名“哥特”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1932年11 月3日第30期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意在对左翼文坛的关门主义倾向进行矫正。他鲜明地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是“‘左’的关门主义”。关门主义的主要表现，一是否认“第三种人”与“第三种人文学”的存在。他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实际上存在着“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并且是“目前革命文学中最占优势的一种”。关门主义的再一表现，便是“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留声机’的理论”。他强调指出，“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文艺作品都有阶级性，但决不是每一文艺作品，都是这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品，而只是因为它们描写了某一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现象。”他认为，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不应排斥，骂倒，而是应当正确估价他们的革命方面，给予应有的爱护、鼓励与赞扬，同时指出缺点，耐心地解释、说服与争取，还要给他们“自由”，让他们“自由的”创造一些“艺术的作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他进而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既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也不是“疯狂的宗教的信徒”，反对关门主义，领导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走到马克思主义道路上，“这里所需要的，正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还谈到文艺大众化问题，认为提倡采用通俗的大众文艺形式是正确的，但排斥现代文艺的各种新形式却是错误的，新形式较之旧形式进步，当然也应当利用。张闻天远见卓识，站在建立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的高度，反对左翼文坛的关门主义，并充分说理，辩证分析，虽然文章中也不无欠妥之处，但总体看来，不失为一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尤其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对当时左翼文坛与“自由人”、“第三种人”论争中存在的“左”的倾向，起到了很好的反驳作用，并有力地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首先受到张闻天文章影响并认识到自己及其他左翼作家“左”的错误的是冯雪峰，以及瞿秋白。冯雪峰不仅与瞿秋白商定好内容由秋白起草了署名“洛扬”的《并非浪费的论争》，还单独撰写了《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及《“第三种人”的问题》。上述三篇文章对“第三种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第三种人”的问题》还与张闻天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又同时登载在“文总”刊物《世界文化》1933年1月15日第2期上。冯文署名“洛阳”，张文略作删削，署名也改成“科德”。这两篇文章联载时的总正题是《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副题是《两篇短论的转载》。下面让我们具体看一下态度转变后的《并非浪费的论争》、《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第三种人”的问题》这三篇文章。
原载1933年1月1日《现代》2卷3期上的署名“洛扬”的《并非浪费的论争》一文，是针对胡秋原1932年12月1日《现代》2卷2 期上的《浪费的论争》一文写的。胡文洋洋洒洒2万余言， 不惜笔墨地“对于批判者”进行了“若干答辩”，一古脑儿对瞿秋白、冯雪峰、周扬、舒月的批判进行了反批判，而主要是与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艺家的不自由》进行论争的。他在反驳左翼作家的批判时，又重申了自己关于“自由人”、反对“政治的留声机”、“勿侵略文艺”、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第三种人”的存在、清算钱杏邨的理论等问题上的观点，既有认真的论辩，也有意气的谩骂，如说“洛扬之流”、“泼妇主义”、“其实什么屁党鸟派，不是怎么使人都消魂荡魄的”等。他一面论争，一面又说：“然而，我知道这问题不是现在能够解决的，所以，也不必老去做这种无益的论争。”“如果意见不同，那也不必争论，‘道不同不相为谋’好了。”言下之意，这场论争是“浪费的论争”。《并非浪费的论争》一文首先指出，“要文艺理论的发展，需要一些深刻的讨论，辩难，尤其需要指出事实的本质，指鹿为鹿，指马为马的工作，这决不能说是谩骂，也并非浪费的论争。”这篇文章又批判了胡秋原的几个观点，但批判的口气较前大为舒缓，并郑重申明：“左翼一向以来的态度，是并非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并非要包办文学，它只要领导一切左翼的以及‘爱光明……的人’的文学去和一切黑暗的势力和文学斗争；它比任何人都最欢迎一切‘爱光明……的人’同路走，在清算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也决不肯忽视真正的朋友的意见。”同时又指出，“同时我们相信他本人和那些反革命派人也确有多少的不同，但事实上他至少被他们利用着，并且他也仿佛甘心被利用，在群众面前他已经是敌人的冲锋队里面的一个了。”冯雪峰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也发表在《现代》2卷3期上，署名“丹仁”。这篇文章是充分说理的，可以看作是与“第三种人”论争的总结。文章开篇就首先申明了“对于苏汶先生等”的态度，即“要联合一切进步的，为着人类的前进和光明而工作的文学者作家也同走”。“因此，我们不把苏汶先生等认为我们的敌人，而是看作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自己的帮手，我们就应当建立起友人的关系来”。并且公开承认了个别左翼作家“指友为敌”的错误和存在的宗派性。接着文章又以很强的原则性，指明了苏汶文艺理论倾向的本质“实在也含着很大的反无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性质的”，随之又具体批判了苏汶在“文学的阶级性，作为武器的艺术，艺术的价值”等理论方面所表现的错误。文章最后指出“第三种文学”的真正出路，应当“是一种革命的，多少有些革命的意义的，多少能够反映现在社会的真实的现实的文学。他们不需要和普罗革命文学对立起来，而应当和普罗革命文学联合起来的。”《“第三种人”的问题》着重谈了对“第三种人”的认识应取的态度，并且批判了左翼文坛的关门主义错误。他再次重申，苏汶及其“作家之群”，现在不是我们的敌人，并且可能成为“友人”，甚至“同志”，他们有着很坏的倾向，但“在政治上至少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在文学上是反对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的”。他列举了关门主义的种种错误倾向，强调左翼作家须作“深刻的反省”，纠正这“一贯的历史的关门主义错误”，“要给与‘第三种人’所能走的所应走的路！”此篇文章与张闻天文章的观点统一到了一起。
这里有必要再插入一段历史故实。有一个原名邱九如的“新作家”在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1932年11月的1卷4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芸生”的诗《汉奸的供状》，意在讽刺“自由人”胡秋原，但“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冯雪峰阅后，觉得文章态度恶劣，颇为生气，并于当日跑到瞿秋白和鲁迅家征求看法，瞿秋白、鲁迅都赞同冯的看法，冯雪峰并请鲁迅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以公开信的形式登在1932年12月15日《文学月报》1卷5、6期合刊上。 鲁迅在文章中，揭批了《汉奸的供状》中“辱骂”和“恐吓”的错误作法，并指出：“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从这段故实中也可看出，冯雪峰、瞿秋白在论争中态度的明显变化，而这变化，应当说是接受了张闻天文章影响的结果。
《文学月报》1卷5、6期合刊上， 还发表了周扬署名“绮影”的《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一文。此文矛头直指胡秋原，措词激烈，笔锋尖锐，是把胡秋原当作反对的敌人、文学领域里的社会法西斯蒂来批判的。他在批判了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及在文学的阶级性、党派性、文学的武器性、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的观点，并指出其目的在于否定普罗文艺后，又强调说：“在过去，在对同路人的态度上，固然有过不好的地方，但不把胡秋原当作同路人，而只当作敌人来攻击，到现在为止，是并没有错误的。”
冯雪峰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发表后不久，苏汶即写了《一九三二年的文艺论辩之清算》。他表示欢迎体现左翼作家态度转变的冯雪峰的《并非浪费的论争》和《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两篇文章，并认为一年之久的论争取得了良好的结果，这结果便是：“第一，文艺创作自由的原则是一般地被承认了。……第三，武器文学的理论是被修正到更正确的方面了。”他还肯定地认为，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是这次论争的“最后的而同时是最宝贵的收获”。苏汶的这篇文章态度端正，立论也较公允，但对自己方面的错误还缺少必要的承认，只是说自己应负的责任在于“给予了太多的叫人误解的机会”。
左翼作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进行了大约一年，基本告一阶段，苏汶将这次论争的文章汇为《文艺自由论辩集》，由现代书局于1933年3月出版。嗣后，这种论争并没有完全停止，1933 年4 月15日《文学杂志》1卷1期上又发表了谷万川批判苏汶《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的文章《论文学上底腐败的自由主义》；1933年5月《现代》3卷1 期上发表了周扬与苏汶《批评之理论与实践》一文论争的《文学的真实性》；1933年6月1日《文艺月报》1卷1期上，又发表了金丁批判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的文章《第三种人的出路在哪里》；1933 年7月1日《文学》1卷1期上， 又发表了鲁迅批评戴望舒的文章《又论“第三种人”》。之后，鲁迅等又与“第三种人”杨邨人、施蛰存等进行过论争。但这些论争已是余焰，或者说是尾声了，也很少涉及重大文学理论问题。
三
左翼作家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论争，虽然存在着抠字眼，寻病句，断章取义，曲解，误解，纠缠等“浪费”的成分在，但总体看来，是“并非浪费的论争”。通过论争，对文艺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文学的阶级性、党派性、功利性，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等，有了更为明确和正确的理解；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学观点、社会地位及应采取的态度，也有了比较正确的把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翼作家的“左”的倾向和关门主义错误，为团结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建立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进一步奠定了基础。论争中，“自由人”、“第三种人”，暴露出了一些重大的文学理论错误，但也对左翼作家在一些重大文学理论问题上的偏差、缺陷，作了某些匡正和补救，特别是对左翼文坛的关门主义作了有益的批评。左翼作家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捍卫了普罗文学，但也暴露出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绝对化、片面化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以及对中间力量排斥打击多于团结爱护的严重的“左”的倾向，并到了非纠正不可的地步。
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将左翼作家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定为敌我矛盾，较之当年的一些左翼作家更为“左”地对“自由人”、“第三种人”进行了挞伐。后来，也有的批评家相对客观地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区别开来，认为前者属于敌我矛盾，后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仔细审视一下当年的论争，可以看到，并非所有左翼作家都将“自由人”胡秋原视作敌人，至少张闻天的颇具权威性的文章并没有这样做，将“自由人”当作敌人猛烈打击的是周扬等一部分左翼作家。对“第三种人”，几乎所有左翼作家都是当作“同路人”对待的，尽管批判的措词也曾很激烈，斗争多于团结。我认为，无论是“自由人”，还是“第三种人”，当时都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其论争也还是进步文学阵营内部的论争。虽然胡秋原当时有托派之嫌，后来又倒进国民党的怀抱，成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苏汶在抗战时期也叛变投敌，沦为汉奸，但后来的这种变化并不能反推他们以前就是敌人。胡秋原当初发表《阿狗文艺论》的时候，矛头显然是主要针对国民党豢养的民族主义文学派的，固然也伤害了普罗文学。说胡秋原反对民族主义文学是幌子，而攻击普罗文学才是实质，是有些欠妥的，起码从他的文章本身不应得出这种结论。如果说鼓吹文艺自由论就是反对普罗文学，就是敌人，就应当骂倒打倒，显然是无限上纲，实际上也起了混淆敌我阵线，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无益于建立广泛的革命文艺统一战线。此次论争的收获和失误客观存在着，确实应当再作检视，并吸取一定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