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亚自由贸易区:离概念和现实太远_自由贸易区论文

泛亚自由贸易区:离概念和现实太远_自由贸易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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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想的提出与动因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在2006年8月举行的中日韩与东盟部长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由东盟、日本、中国、韩国以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16国参与的“泛亚经济合作伙伴协定(pan-Asi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构想。该构想的提出实际上在日本酝酿已久,早在2006年4月的日本国内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二阶俊博就曾明确提出了这一新计划。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经济界对于该提议的重视程度和操作积极性明显高于以往。首先,从经济影响来看,该构想的参与国家总计30亿人口,约占全球人口半数。国内生产总值(GDP)达9.1万亿美元(2004年),约占全球1/4。据日本经济产业省估算,若此构想能够顺利实现,不仅可以使日本的GDP提升5万亿日元,合作区域整体的GDP提升25万亿日元,而且整个区域经济影响力将可媲美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其次,从协定内容来看,除了包括关税壁垒的削减与废除等传统自由贸易协定内容之外,还将涉及投资、服务、人员往来等各领域的合作事项;再次,日本提出了明确的操作时间表,16国自由贸易区将于2007年启动可行性研究,2008年开始进行谈判,并以2010年完成最终缔约为目标。除此以外,据外界估计,日本将为推动该自贸计划提供8000万至1亿美元的研究基金。

事实上,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曾与美国倡导过在亚洲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蓝图,但由于当时时机、条件尚不成熟而只能作罢。时过境迁,当前东亚各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掀起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热潮,东盟与中日韩3国在原有“东盟10+3”、“东盟10+1”等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吸纳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这3个非东亚国家参加了2005年12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首届东亚峰会。虽然东亚峰会诞生不久,但作为新区域主义和多方博弈的产物已经被各方赋予了不同的角色定位。特别对于其中的东亚国家而言,如何定位东亚锋会在东亚经济融合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了争议的焦点。中国、东盟、韩国仍然主张在“东盟10+3”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由16国参加的东亚峰会则是东亚国家与非东亚国家展开对话合作的新平台。而日本却希望以当前东亚峰会成员国作为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体。其实,在去年的东亚峰会上,日本就强烈要求在签署的《吉隆玻宣言》中提出以“10+6”模式“构筑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只因中国和东盟的反对而无果而终。于是,在这样一个现实背景下,日本提出了“泛亚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构想。

日本提出“泛亚自由贸易区”的构想还具有深层动因。首先,在当前的东亚自由贸易热中,日本已经落后于中国和韩国。由于长期以来日本只选择优先与东盟中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建立全面的经贸关系,因此与其他东盟国家较低的经济合作水平阻碍了日本与东盟的FTA谈判。另一方面,日本与中、韩之间的双边经济合作由于受到历史、岛屿、能源等问题的影响而如外交关系一般处于冰冷期,因此日本希望通过构建泛亚自由贸易区来扭转其在通商贸易领域的不利处境;其次,中国曾提出过建立“东盟10+3”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并得到东盟的支持,日本担心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会因此而落入中国手中,所以希望拉入非东亚国家来降低中国的影响力;再次,日本希望通过泛亚自由贸易区为日本顺势确立“日美澳印外交、安全对话”机制提供前提。此外,考虑到当前日本经济已经基本走出了结构调整的过渡期,寻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它作为经济大国本身追求地区经济主导权的意愿也显得尤为强烈。

二、现实条件与制约因素

在日本提出“泛亚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之后,各国纷纷作出反应。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部长们对这一构想表示出审慎的支持。其中,马来西亚贸易部长阿齐兹表示:“日本的建议不错,但日本应首先与东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然后再讨论扩大的区域合作问题。”显然,东盟现阶段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3个“东盟10+1”的FTA谈判上,并且东盟各国重申13国自贸区谈判应先于泛亚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国与韩国支持东盟的立场,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在中日韩与东盟部长级会议后表示,日本有关建立泛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对本地区而言是有益的,但只有在东盟与各贸易伙伴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之后,各国之间才有可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并且“东盟10+3”机制仍将是推动东亚一体化的重要力量。韩国也认同当前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首先应当在“东盟10+3”的框架下进行。由此可见,东亚国家对于日本当前提议建立16国自贸区的态度普遍较为谨慎。不过,非东亚国家对于日本新提议的反应较为积极。新西兰贸易部长戈夫表示,新西兰将坚决支持这个建议。印度总理辛格也呼吁建立泛亚自由贸易区,他认为泛亚自由贸易区类似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将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区域。

可以预见,日本提出的“泛亚自由贸易区”构想与推动计划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大多数域内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绝对支持与配合,因为除了域内各国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外,还存在诸多阻碍这一构想实施的现实因素,具体主要表现在:

1、整合时机未到。

应当承认,东亚经济合作发展至今,前景仍然扑朔迷离。虽然本地区出现了多样化的合作机制,但这些机制的同时作用并未有效推动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稳步向前推进。首先,3个“东盟10+1”合作的推进速度相差较大。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合作关系发展最为全面、迅速,货物自由贸易协议已经实施一年,成果显著;韩国与东盟才刚刚基本达成FTA,协议还未实施;日本则仍停留在谈判阶段。其次,“东盟10+3”合作由于日本与东盟FTA谈判进展缓慢以及日本与中、韩外交关系冷淡而只能原地踏步。而新诞生的东亚峰会虽然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但今后越来越多的域外国家的加入是否会降低其建设性作用,使其演变为非经济因素主导的利益集团的博弈舞台尚且不得而知。因此,在当前东亚经济整合日趋复杂的情况下研讨“泛亚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显然为时过早。

2、缺乏政治互信。

经济合作的前提是互信,缺乏政治互信,经济一体化就很难得到有力的推动。而在东亚地区仍然存在诸多引发政治摩擦、甚至动荡的不稳定因素,如历史问题、领土纷争、朝鲜半岛核问题、台海两岸关系紧张等。这些因素不仅成为东亚地区政治关系发展滞后的主要障碍,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本地区经济融合的进程。当前,日本与韩国的经济合作协定谈判一直处于中断状态,而中日两国政府间的自由贸易可行性研究还未启动。因此,不修复日本与中韩两国冷却的外交关系就很难在三国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经济合作关系。中韩日三国在GDP上要领先于东盟10倍,但由于彼此在政治上缺乏互信,现在实际上是由东盟在推动东亚合作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主要表现为每年与东盟首脑会议同期举行的“东盟10+3”、“东盟10+1”领导人峰会以及东亚峰会。这种主导力量的错位是否会对一体化产生不利影响也值得进一步思考。不过,事实证明,要达成真正有价值的协议,需要有坚定的领导力和强大的推动力,就如德国之于欧洲,美国之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对于日本而言,在一体化进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努力改善东亚地区的政治气氛以及增进自身在政治上的可信度,而不是追求主导东亚合作的模式。

3、规则难以统一。

由于16国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相差悬殊,而且对自由化的利益诉求、期望目标各不相同,因此,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在谈判涉及关税减让模式、服务领域开放等具体议题时必然会出现巨大分歧和争夺焦点。这就要求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必须有率先作出让步的一方或多方,而且能够促使有效的连锁反应。即便各方在这样相互妥协退让的基础上最后达成了自由化规则,该规则也极有可能是区分经济发展水平和敏感领域,分国家、分阶段实施的灵活性措施。以中国与东盟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为例,就将东盟成员国分成了“东盟六国”和“东盟新成员”,并安排不同的降税模式。在关税减让中,又进一步将产品分为正常类和敏感类。显而易见,自由化规则的不一致一方面肯定会加大谈判的成本和难度,另一方面也会降低发达国家的推动意愿,因为发达国家普遍追求高水平、全面的平衡协议。因此,未来合作规则的不统一将是阻碍“泛亚自由贸易区”构想实现的重要因素。

4、农产品成焦点。

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是当前全球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焦点和难点,多哈回合的被迫中止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农产品关税和补助减让方面难以达成妥协所致。因此,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深度受阻的情况下,各国在积极缔结新的区域贸易协定时必将更多地关注多哈回合暂时无法实现的利益。日本是农产品进口大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其农产品进口量占世界进口量的10%左右。因此,从自身的农业利益和长期战略考虑出发,日本极力保护本国农业,对农业实行高保护政策。2004年日本的农业保护总额达到52830亿日元,其中通过高关税实现的占91%。并且日本每年农业补贴总额在4万亿日元以上,农民收入的60%来自政府的补贴。另一方面,农业资源丰富、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农产品生产成本较低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都是凯恩斯集团的成员,农产品自由化将成为他们在新区域贸易协定中利益诉求的主要部分,这样势必会与日本在农产品自由化问题上发生激烈的利益冲突,要希望最后达成的协定像日新新时代经济伙伴协定那样绕过农产品问题恐怕不太现实。

5、域外国家反对。

在多哈回合谈判近乎破裂和各国对全球多边体系的信心再度受挫的情形下,区域主义热潮的兴起确实是一种现实理性的回归。但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认为“泛亚自由贸易区”的提议会在太平洋彼岸缔造一个新的经济集团,这一集团的形成会与欧盟(EU)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共同构筑一个“三足鼎立”的世界,使全球充满固有的不稳定性。而且这一集团将会对东亚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不良的安全和经济后果,并无助于挽救全球贸易体系和促成多哈回合谈判的重启。而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以APEC成员国为主体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避免跨太平洋经济合作的中断。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也敦促各方须谨慎从事,表示美国对于达成一个广泛的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更感兴趣。实际上如果泛亚自由贸易区最后将农产品、纺织品等敏感产品排除在外,那么多边自由贸易框架内的实质性贸易壁垒仍然得不到解决。

三、策略建议

如果我们构想一下今后东亚经济融合的路线图,特别是当三个“10+1”融合为“10+3”得以顺利实现,并且泛亚区域内的双边经济关系又发展成熟,那么,本地区13国(东盟10+3)与在地缘、经济、政治上有密切联系的另外非东亚3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建立泛亚自由贸易区并非没有可能,但前提必须是“按部就班”式地扩大融合范围,不能寻求跳跃式的一体化进程。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

1、加强本地区政治互信,努力改善日本与中韩之间日益冷却的外交关系,尽快启动中日自由贸易可行性研究,恢复日韩FTA谈判,建立中日韩三国官方联合研究机构,推动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整合可行性研究。

2、东盟与中日韩必须就东亚经济合作的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达成共识,合理控制本地区的开放性水平,努力推进3个“东盟10+1”的谈判和建设。

3、通过东亚峰会与非东亚国家展开积极的对话与合作,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为今后的深入合作奠定基础。总之,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扩大的区域合作必须先从牢固的双边经济关系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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