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控制与人口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人口增长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本文在回顾已有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评估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人口转变的角度来进一步说明计划生育带来的快速生育率下降对中国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本文引进人口乘数的概念，即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规模增加倍数，来说明中国计划生育引导下的快速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人口乘数达到发展中国家中的最低水平，对中国的发展将作出历史性贡献。本文最后探讨了中国人口控制给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同时存在的一些严峻挑战。
1 引言与文献回顾
尽管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评估在学术界与实际部门都受到广泛关注，各种评估方法和模型得到使用，但至今所发表的研究都不能从量上明确说明计划生育在人口、社会、经济诸方面带来的效益。这并不是因为人口学家们所使用的分析技术不完善，而是因为计划生育作为一项社会活动，其影响是无法通过统计关系或函数关系来计算和说明的，这也是所有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的普遍规律。
关于计划生育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影响，在已有的研究中有着大量的分析，并得出了许多明确、重要的结论。侯文若（1988）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人口政策的执行效果：少增加2亿人， 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温饱型消费， 工作人口负担减轻， 宏观比例开始协调。 侯指出， 1970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要是不控制人口， 按这个百分比持续增长下去，1987年的总人口便不是10.8亿，而会是12.84亿。 因此，控制人口使中国在17年里少增加了整整2亿人口。17年少增加2亿人口，等于每年少增加1170万，每年替国家节省了约468万吨粮食、12 万吨食油、98万吨肉类和6.3万吨水产品的开销（按1983 年人均消费计算），也等于为国家一年就节省了33.7亿元。中国每年少增加的人口数等于使世界人口每年少增加约1/5至1/6。魏津生（1989）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改善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使进了社会的持续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尽快实现自身的人口转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魏通过使用修正生育率法，即不仅考虑开展计划生育前的生育水平，而且考虑1973年后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生育水平也可能具有的某种自然下降的趋势，估算了自1979—1987年全国因实行计划生育累计少生约1.2亿人。由于少生这1.2亿人，共计可为国家节省870亿元的人口投资。魏还注意到了这近10 年里通过人口控制所能够减少出生的人口，不只是在这10年中已经减少的出生人口，而且还应包括这一期间采取的各种避孕节育措施在今后继续发挥作用所能减少出生的人口。梁济民（1990）将中国计划生育的效益归纳为：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口已经由盲目增长逐步向有计划增长过渡；人口年龄结构已开始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过渡；人们的生育观念正在逐步由早婚、早育、多生、劣生向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转变。梁认为，如按1970年的生育水平计算，从1971年到1988年的18年中，大约少生了2亿人，其中近10年就少增加1.4亿人。解振明（1992）使用潜在生育率的估计方法计算，在80年代的10年中，中国人口控制取得了减少2.22亿人出生的总效益，其中因计划生育的有效避孕少生了1.33亿，占总效益的60.4%；非计划生育条件自发避孕带来的效益为少生4200万人，占19%；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控制的影响所产生的效益为少生4500万人，占20.6%。吴忠观、肖立见（1994）对我国1971—1990年计划生育产出量进行了测算，结果为：计划生育使我国人口出生率在1971—1990年间下降8.74个千分点，占出生率总下降量12.45个千分点的70.2%；1971—1990年间，实行计划生育少生孩子22142.143万，平均每年少生孩子1107.107万，换言之，在每三个可能出生的孩子中，计划生育减少了一个孩子的事实出生；而1971—1990年实行计划生育少生孩子在其整个抚养期间节约的抚养费用达25005.72亿元。在此基础上，吴、肖还对计划生育投入产出效益（人口数量效益，即每少生一个孩子需要的计划生育投资；经济效益，即每1 元计划生育投入得到的少生孩子的抚养费的节约）进行了评估。张志刚（1994）认为，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的多因素作用下实现的中国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表现在：缓解了人口危机，社会也因此赢得了消除这种危机的宝贵时间；经济走出了“人口陷阱”，宏观人口经济关系开始进入协调状态。张指出，若以1970年的人口增长率测算，中国人口将在1995年前后达到极限值。若以1992年的人口及其增长率测算，则要到2010年前后才达到15—16亿。也就是说，因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减慢使中国人口达到资源承载力边界的时间由25年延长到40年。如果按照目前的生育控制力度，实现预期的生育率下降，那么，中国人口达到自然资源承载力的极限时间应该是2025年，换言之，已实现的生育率下降和预期的生育率下降的实现将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赢得30年时间。也许到那时，中国自然资源的承载力极限已扩大到20亿，也正是到那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才能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运行。乔晓春（1994）在评价中国计划生育和生育率下降的后果时指出，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低生育率的实现，直接减慢了总人口的增长速度，遏制了人口规模的急剧膨胀，从而间接地、一定程度地缓解了人口过多以及过快增长对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压力，使中国人口与经济、资源关系趋向良性循环，并显著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乔（1995）指出，若不考虑五、六十年代节制生育宣传和工作的潜在影响，而把70年代初作为中国计划生育的起点，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并假定人们的生育意愿不变，可以粗略地估算出，我国人口达到12亿的时间应该是1987年，而不是今天，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使我国人口达到12亿的时间推迟了8年。 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不实行计划生育，我国现实人口就不是12亿，而是14亿。这同时也意味着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从而避免了2亿人口的增加。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最高的估计，如果考虑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初期对生育意愿的强化作用，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意义就更大。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简要回顾，发现它们都试图通过外推来计算7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率的下降避免了多少出生人口。这种外推无疑是不精确的，因为它既忽视了60年代末已经开始的生育率自然下降趋势，也没有考虑到其它变量所可能发生的作用，因而是一种简单的算术外推，不过，这种外推仍是有意义的，那就是，它至少说明了生育率变动对中国人口增长态势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朱国宏，1992）。如果说计划生育带来的出生人口的减少尚可以计算的话，那么它的其他社会经济效益则很难计算，而且间接的、宏观的、长期的效益根本不可能量化，因而分析也只能停留在说明、描述和推论上。尽管如此，以往的研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对计划生育和生育率下降的效益与后果很好的认识，而本文试图从人口转变的角度来进一步说明计划生育带来的快速生育率下降对中国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
2 中国的计划生育与人口转变
人口学家们将人口转变定义为死亡率、生育率由在高水平上的平衡向在低水平上的平衡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在不同国家表现为不同模式，而不同模式下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趋势存在显著差别。从世界各国情况看，人口转变发源于欧洲，并蔓延到欧洲血统的海外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则从受西方和中国文化影响的岛国向沿海国家并最终向内陆国家蔓延。人口转变的地理格局与工业化、现代化和技术文明的分布格局是基本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转变发生越晚的国家，往往完成转变所用的时间就越短，而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所受到的影响也越强烈。
西欧、北欧是世界上最早经历与完成人口转变的地区，18世纪末开始了以死亡率下降为标志的人口转变，到20世纪30年代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整个人口转变过程长达一个半世纪以上。生育率一般是在死亡率下降50—70年代之后开始下降的，但在法国和其他国家一些教区里，生育率与死亡率下降几乎是同时的，甚至有的生育率在下降前经历了上升过程。南欧、东欧国家的人口转变则要延迟60—80年时间，但人口转变完成的时间要短得多，约80—100年时间。欧洲人口转变，由于死亡率与生育率平稳而缓慢的下降，同时，死亡率在较高时，生育率就出现下降，而生育率下降前，其水平也不很高（18世纪欧洲的总和生育率的普遍水平为4至6.5，这与欧洲社会较高的不婚比例密切相关（Coale，1986）），因此，尽管欧洲的人口转变增长经历了一个世纪以上， 但人口的峰值增长率几乎没有超过1.5%。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十分不同。它们一般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人口转变，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战后的技术进步、国际交往与合作，使得发展中国家能直接引进和使用发达国家的医疗技术。这些医疗技术的发明、发展和使用在发达国家经历了很长时期，引导发达国家死亡率经历了几代人的逐渐下降，而被发展中国家直接使用后便引起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迅速下降。欧洲国家，粗死亡率由30—35‰下降到10‰经历了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仅用了二、三十年时间。这样，当欧洲人口转变增长的峰值率不超过1.5%时，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峰值率高达2.5—3.5%。因此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人口转变增长，不仅是一种人口膨胀，而且常常被形容为“人口爆炸”。由于以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先导的生育率下降也十分迅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口爆炸”。新兴工业国和一些成功推行了计划生育的国家（如中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也仅用了二、三十年时间便将生育率降到了更替水平甚至更低。而这些国家，无论在未来的总人口规模增长还是老年人口规模增长的幅度上，都将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低得多。
中国的人口转变从内部自发开始，又在外部力量的强大干预下，表现为一种“急刹车”式的完成过程。解放以后，随着死亡率的迅速下降，中国人口得到了迅速膨胀。1954年我国人口为6亿，1964年、1969 年和1974年分别增长到7亿、8亿和9亿，人口每增加1亿的时间从10年缩短到5年。70年代以来，由于有效地推行了计划生育，使人口每增1亿的时间开始延长。1981年、1988年和1995年我国人口分别达到10亿、11亿和12亿，每增1亿的时间都为7年。考虑到人口基数的蓄积，1974年以来每增1亿所用的都是7年时间实际隐含着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
五、六十年代，人口迅速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曾使得中国政府开始考虑人口控制，但出现反复，到70年代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使得中国的人口转变迅速地加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控制人口增长是必然的和必要的，推行计划生育只是早晚的事情。但在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增长率高的条件下，计划生育实行的早晚，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有巨大的差别。人口的转变增长不仅取决于增长率的高低，也取决于人口存量的大小。越早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存量增长越少，避免今后的出生人数越多，也即人口的转变增长越小。人口的转变增长是不可避免的，但转变增长的量是可以调控的，计划生育的目的就在于及时调控人口的转变增长。另外，与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国家一样，中国在生育率达到或低于更替水平后，人口还面临大量的“惯性增长”。而人口的惯性增长在发达国家是极其微小的，因为它们长期而平稳的人口转变过程，使得在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后，人口增长便趋于停滞。而中国由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尚较年轻的年龄结构使得在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后，人口必须再增长40年后才能停滞。因此中国自70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在迅速地加快人口转变过程中，使中国的人口增长（包括转变增长与惯性增长）得到了有效地、重大地控制，否则放任人口的快速增长与累积，或再推迟一个年代实行计划生育，则由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后果就不堪设想，所带来的问题要比现在严重得多。
3 从人口乘数看计划生育对控制中国人口增长的作用
人口乘数（population multiplier ）是刻划人口转变模式特征的一个综合指标，就是人口规模从转变前阶段到转变后阶段所增加的倍数（Chesnais，1990）。它的计算很简单，但它比任何其他描述人口转变模式的指标更有概括力，更能反映人口转变增长的特征。
人口乘数（M）是转变的时间长度（D）和转变的“高度”（H ）的函数。如果我们假设转变前和后的自然增长率为0，而出生率、 死亡率的变化都以同一速度单调下降（增长率曲线是对称的），则M＝e，其中L为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间的时滞（D＝2L）。这样人口乘数M是生育率下降滞后的时间L和人口峰值增长率H的函数，而L和H的不同恰恰集中反映了人口转变模式的差异。表1展示了在不同的L、H 值条件下的人口乘数：
表1 人口乘数：不同H、L的影响
如果转变前和后的自然增长率不是0，而是在某一个水平K上， 则M值也会因K值不同而有很大变化。表2展示了K＝0.005和K＝0.01时M值的变化，可以看出，H、L和K 无论哪一个变量对最终人口规模都有重大影响。表中显示，当H、L和K三者都是最大时，人口乘数高达36.60，而三者都是最小时，人口乘数仅1.49，差别之大是惊人的。
表2 人口乘数：不同H、L和K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当H和K固定时，如表2所示，生育率越晚下降， 即转变过程越长，则M值就越大；相反，加速生育率下降， 缩短转变过程，则M值就会大大变小。但从世界上已经完成人口转变的国家看，西、 北欧国家的人口转变长达二个世纪，而人口乘数最小，而东亚、东南亚新兴工业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只用了半个世纪，人口乘数则较大，这是因为它们的H值差别很大。例如，西、北欧国家的H值最高不超过1.5%， 而新加坡、韩国等高达3.5%以上，因此当西、北欧国家人口乘数只有2—3时，新、韩等国为6—8。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还在转变之中，而且还处在早期转变阶段。死亡率在不断下降，而生育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些国家不仅转变时间将很长，而且H值也很高， 因此它们的人口乘数也将是惊人之高。例如，如表3所示，肯尼亚的人口乘数预计将达20左右， 是法国的10倍。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尽早、尽快地降低生育率对于降低人口的转变增长至关重要，而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通过成功地推行计划生育，使得人口乘数（3.5）大大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这将大大有利于缓解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对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压力，不仅能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人口条件，也能比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赢得更多的发展时间，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计划生育对于中国的发展将是具有历史性贡献的。
表3 人口乘数：不同国家的对比
法国 中国 印度
墨西哥 肯尼亚
人口乘数23.55 10 20
资料来源：陈卫（1995）.中国人口与发展的总体认识。P04 项目总报告。
表4 中国的人口乘数：不同的生育率、 死亡率下降时滞的影响
表4展示了不同的生育率、死亡率下降时滞（L）对中国人口乘数的不同影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生育率滞后死亡率40年下降的，因此人口乘数在3.5左右。如果中国的计划生育推迟10年或20年实行， 则人口乘数将会高达5—7；相反，如果能提早10年或20年实行计划生育，则人口乘数将低于3甚至低于2。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如果在五、六十年代就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会使人口乘数大大降低，但自70年代以来果断决策推行计划生育也将使我国人口乘数在发展中国家处于最低水平之列。而如果再耽误十年、二十年，则人口乘数高达5或6的水平，而人口规模就有可能高达25亿以上，那样的话，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4 中国的人口控制与发展：机遇与挑战
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使得中国人口转变以其快速并超前于工业化、现代化而成为独特的模式。这一模式是发展中国家中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其成功表现在不仅有效地遏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使人口乘数保持在较低水平上，而且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这种机遇表现在两个方面（朱国宏，1992；张志刚，1994；陈卫，1995）：一方面在规模意义上缓解了人口危机，另一方面在结构意义上创造了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黄金结构”。
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发展一直受人口危机的困扰，人口危机曾多次危及封建统治，并造成社会的大动荡。人口危机都是通过“马尔萨斯抑制”自行消散，表现为人口的周期性涨落、经济的周期性衰退和社会的周期性震荡。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由于土地改革、工业化建设和新制度下国家协调、组织社会经济生活能力的增强使得承受人口容量翻了几番，但是人口爆增在政治动乱和经济滑坡中创造了又一次人口危机，从而导致了推行严厉控制人口的政策。对人口高速增长的“急刹车”，不仅缓解了人口危机，而且也为消除这种危机赢得了时间。人口危机的缓解，逐渐使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得到改善，开始进入良性循环阶段。例如，根据有的学者研究（张志刚，1994），1952—1970年，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与人口年增长率分别为6.23%和1.93%，70年代两者变为5.91%和1.58%，到80年代进一步变为11.6%和1.13%。三个时期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分别为：1:3.2，1:3.7和1:10.3，在经济人口增长比提高中，70年代完全是人口增长减慢的作用；80年代，经济增长大大加快，其作用达到77%，但人口增长减慢的作用仍占了23%。80年代我国人口经济增长比基本上达到了日本60年代经济起飞的水平。
控制人口引导下的快速人口转变不仅抑制了总人口的膨胀，而且也在改变着人口的年龄结构。年龄结构的改变不象人口增长速度的改变那样明显、快捷，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具有间接、长期而又深远的影响特点。许多研究都强调，在未来三、四十年时间，由于我国人口抚养比低、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高，形成了一种十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黄金结构”。这是一些战后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在其经济起飞过程中普遍具备的人口条件。日本、新加坡在战后快速的人口转变使得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不断减轻的抚养负担成为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因此人口转变为我国经济起飞带来的机遇也被限制在未来的三、四十年时间里，这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和到下世纪中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的历史机遇，而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成为实现我国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目标的起始点和转折点。
另外，中国推行了二十多年的计划生育，人们的婚育观念有了很大改变，对人口问题、人口与资源关系、人口作为我国最突出的国情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的认识都有了很大提高，人均意识得到明显增强，计划生育还显著改善了妇女的地位。这些都构成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迎来机遇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挑战。这些挑战是许多发达国家和成功地完成了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所不曾有的，它们将成为我国经济起飞的沉重包袱，甚至有可能会导致我国经济起飞完成时间的延长。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
⑴我国巨大的人口存量，即使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后，仍以庞大的增量在增长，而根据预测， 中国人口在实现零增长前将至少再增加3.5亿人口（陈卫，1995）。中国目前的总人口已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人口之和，但中国人口赖以生存的耕地面积、环境资源和社会财富都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在经济比较落后，参与国际贸易、资源和技术市场的能力较差的条件下，吸收如此庞大的人口增量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压力。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活质量的更高要求，人均资源消费水平将大大提高，使资源短缺加剧。虽然人口增长不是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我国12亿这样庞大的人口规模和还要增加的 1/3至1/4人口将是我国到下世纪中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的一个严重障碍。这就决定了，我国在低生育率到来之后，也丝毫不能放松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的努力。
⑵剩余劳动力问题。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长是我国人口问题中最突出的一环。一般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1.2亿之多， 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城镇失业人口在500 万以上， 而企业中的富余人员约达17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17%左右（穆光宗，1995）。我国剩余劳动力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使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就业岗位不断增加，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与转移也不能根本解决，因此它将成为困扰我国经济起飞的一个重大问题。欧洲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虽然也面临剩余劳动力问题，但一方面它们的人口规模小，另一方面通过海外移民解决就业压力。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在国际迁移、国际贸易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只有立中国内，通过控制人口、实行改革从长期上来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控制人口最终会减少未来劳动力的供给，而实行改革则为解决现有剩余劳动力开辟了道路。因此，应该将控制我国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提高到作为我国最终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决定性一环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邬沧萍，1995）。
⑶人力资本匮乏。工业国家的实践证明，对于经济发展，人力资本要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更为重要，人力资本存量的迅速扩大，成为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源泉。日本、德国作为战败国在战后能迅速恢复经济并完成经济起飞，其主要原因是它们拥有雄厚的人力资本，而我国人力资本缺乏，将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变化与产业升级，从而增大经济起飞过程的阻力。在我国人力资源充足以至过剩而人力资本匮乏的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以减轻教育、卫生保健上的压力对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重大意义。
⑷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不断加快，下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老龄化高峰期，沉重的老年人口抚养也将构成对经济起飞的困扰。西方学者将快速的人口老龄化称为中国的人口困境，认为中国必须在降低人口增长率和保持工作年龄人口与退休年龄人口的合理比率之间作出权衡。但老年人口规模的膨胀正是过去高出生率的结果，而生育率的下降从长期上看是阻止了老年人口规模的膨胀。因此，现在的计划生育将缓解我国在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目标过程中的老龄化压力。
收稿日期：1995—11
Population Control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after reviewing the existing studies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evaluation,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theinfluence of the rapid fertility decline induced by familyplanning on growth of population in China by calculatingpopulation multiplier,a ratio by which the population ismultiplied during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Family planningin China,by lowering its population multiplier to one of thelowest valu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ll
contributehistorically to China's development.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about by population control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that China faces have also been listed and explained.
Chen Wei,Born in December 1964,Lecturer and Doctorate Candidate in t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the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标签：死亡率论文; 中国人口论文; 生育率论文; 人口增长模式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规模效益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