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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启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一）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
1998年我国经济在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之后，又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新问题。在1990年至1992年上半年，我国曾出现过带有需求不足性质的市场疲软，目前的有效需求不足与上次的市场疲软相比，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前者是经济“硬着陆”后发生的，这次是“软着陆”之后出现的；第二、前者发生在短缺经济形态还没有结束的经济条件下，这次是在短缺经济基本结束后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的经济背景下出现的；第三，前者主要是因实行大力压缩基建规模、抑制投资的宏观经济调节政策，这次则还与亚洲金融危机有一定联系；第四、前者在宏观经济调节政策一旦放松后，便立即走出低谷，景气迅速回升，这次则是在政府强有力的扩大投资政策下也还难以启动。因此，这次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不仅具有长期性，还预示着我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具体分析构成有效需求的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实际上，我国出口在1998年从实物量上看，增长率还是不低的，大约在10%左右，价值量上的零增长主要是由于1998年全世界进出口商品价格总水平下降10%以上所致。因此，我国目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外需不是主要因素，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内需上的投资、消费双不足。
目前，消费制约生产的问题特别突出，其原因，既有宏观经济政策因素，也有微观机制方面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主要是改革的政策与措施不够配套、协调，如对于经济软着陆之后的买方市场环境估计不足，重视不够；对于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后企业和个人预期的变化、行为的变化应对不力，政策引导不到位；对治理通货膨胀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对通货紧缩的危害认识还比较肤浅，缺乏治理经验，办法不多等；存在着主观上刺激景气和客观上收缩信用的逆向运作问题，使“两个脱节问题”（即城市虽有巨大的购买力，由于没有新的消费热点，消费提升受阻，存在购买力与消费之间的脱节；农村虽有巨大的消费需求，由于收入增长缓慢，形成了消费与购买力严重不足之间的脱节）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例如，我国的住房体制改革在遇到了困难和阻力时，没能及时排除阻力解决问题，而是中途出现了停顿，这既延缓了住房分配商品化、货币化的进程，使我国最大的积压商品——巨大的房地产投资形不成现金流，而且还形成了居民住房支出增加的预期，减少目前的消费则是城镇居民的理性选择。再如，增加农民收入靠行政性提高农副产品价格，这在短期可以，长期不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再如，我国的乡镇企业在8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以后，后续的扶植、强化、提高措施没有跟上，再加上我们在强调农业时，批评了某些地方重流通、重工业生产，轻视农业的思想，于是整体素质本来就差的乡镇企业便在最近几年发展缓慢，关、停增多，农民来自工业的收入减少，总收入减少或增长放慢已属必然。所以，即使农业丰收了仍解决不了农民的增收问题，出现了农村巨大的消费需求和购买力之间的脱节。
（二）启动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财政货币政策安排
在供过于求的市场格局下，为了有效刺激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必须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就两大政策在微观层次的协调与配合而言，要针对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分配及资金运行的失衡来研究两大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为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和个人的消费需求，可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货币政策安排
（1）积极推行消费信贷政策。在供过于求的市场格局下， 消费信贷作为启动消费需求的一种重要的信贷制度，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有着特殊的作用。为使消费信贷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信贷政策支持对象的选择应有所侧重。在城镇，由于住房产业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住宅消费信贷应该成为消费信贷政策的重点。但是，由于现有的住宅消费信贷对于贷款人来说，操作程序复杂且手续繁琐，制度设计所规定的分期付款数额超出普通居民的支付能力，因而抑制了对住宅消费信贷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传统的抵押贷款方式使银行承担了巨大的金融风险，银行缺乏扩大发放抵押贷款的制度激励，也抑制了消费信贷的有效供给。为启动住宅消费信贷，一方面银行要根据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合理设计消费信贷制度，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创新，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所谓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就是集合一系列的购房抵押贷款，将其组织包装后，以其为标的资产发行证券进行融资的行为。这种制度创新有助于银行规避制度性风险，启动城镇的住房消费需求。
（2）积极推行中小企业贷款。在经济增长中，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中，中小企业起着“助推器”的作用，在对推动全国的工业化进程起着重要作用。某种恰当的政策环境、金融援助能使一个小规模的作坊升级为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也能使一个中等企业变成一个大企业。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极其重要，特别是在解决就业及推进城市化进程方面具有大企业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在信贷资金分配上中小企业始终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这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不相匹配。作为中小企业主体的乡镇企业，尽管提供了1.3 亿劳动力就业，创造了1.7万亿元的增加值， 但每年的信贷规模仅仅是总信贷规模的7%—8%，而其他类型的中小企业基本没有专门的信贷资金来源，难以得到贷款支持，阻碍了货币政策有效发挥作用。因此政府要提供一种贷款制度安排，为中小企业尤其是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优质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渠道。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要抛弃“唯成份论”，“一视同仁”地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另一方面，也可借鉴日本的做法，建立系统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日本为发挥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建立了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和工商公会金融公库。三家金融机构各有分工，中小企业金库为中小企业提供振兴事业及稳定经营所需的长期资金，国民金融公库为小型企业的小额事业所需资金提供融资，工商工会金融公库为推动中小企业的组织化提供服务。这些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一般较低、期限较长、担保要求较松，有力地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3）积极推行农村小额信贷，启动农村消费需求。 启动需求巨大的农村市场，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启动农村需求则主要依赖于农村小额信贷。小额农业贷款主要向缺乏必要的生产资金而难以生存发展的小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服务目标群体的分类各国各不相同，一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贫困者为目标群体，比较典型的是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另一类是以中下阶层为目标群体，比较典型的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开发银行。小额农业信贷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推行，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由于农村小额信贷需要较大的交易成本，国家采取扶持措施，鼓励农村金融机构扩大该项业务，为降低该项业务的营业税率。一方面支持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办理此项业务；另一方面，国家也可以组建政策性“扶贫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专营扶贫资金以服务广大贫困农户，培养农村市场新的经济增长点。
2.财政政策安排
（1）适时开征利息税。开征利息税， 不仅可以增加几百个亿的财政收入，用于支持农业和城镇低收入家庭，而且可以发挥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点的作用，刺激投资和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分配不公和补充当前个人所得税的缺陷，其作用要远大于降息。难点在于，需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由过去的储蓄就是支援国家建设的理念向消费也是爱国转变，必须舆论先行，取得理解。如果本次降息仍然起不了明显的刺激作用，则应适时开征利息税。
一般来讲，所有的增税措施都会对纳税人产生收入减少的政策效果，会抑制投资和消费，因而，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要十分谨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两种税种迟早是要开征的，目前不可利息税和遗产税、赠与税同时出台。之所以主张开征利息税，一是因为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有重大缺陷；二是因为储蓄增加过猛；三是因为降息调节几乎起不到作用，需要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点上寻找启动经济的支点，使用替代方法；四是推动人民群众转换观念。
（2）加强调节收入均等化的力度。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当前消费结构中的两个脱节问题，为了有效地刺激消费，从财政政策来看要着重调节个人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其主要的政策举措有二：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对企业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收入水平创造条件；二是国家财政可通过适当增加转移支出比重，尤其是定向增加对城镇低收入者的生活（工资）补贴、增加对公教人员的住房补贴，以及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以期取得增加消费需求的实际效果。因为理论和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不仅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的客观需要，而且其直接转化为即期消费需求的比例也最高最快；定向增加对国家工薪阶层的住房补贴，不仅可以缓解现行低工资与住房货币化的矛盾，而且是使建筑业成为支柱产业的一个重要推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尽快建立与完善，则是消除目前大多数人消费后顾之忧、消费心理不确定性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3.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与协调
（1）当前刺激消费需求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以货币政策为辅， 其关键点是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几位，但就人均国民收入而言，我们仍然是一个穷国，其排名仍在世界100多位。 我国现在出现的产品相对过剩的状况，一方面说明人们的收入差距较大，一部分有钱人的消费能力有限，而多数低收入者，想提高消费水平，却缺乏必要的支付能力；另一方面，表明产品急需更新换代，应在适应新的市场、需求上做文章。而财政政策作为社会的内在稳定器，就应该在刺激消费需求中发挥主导作用。
（2）在刺激投资需求方面，应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 其关键点是增加个人和企业投资，适时增加政府投资。去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增加投资、促进消费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财政投资存在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如投资的挤出效应，对国民经济的乘数效应低，政策效应时间短。未来增加投资需求方面，关键是如何引导私人企业投资。就财政政策而言，主要是在税制和财政补贴方面进行调整以减少税赋，扩大投资。在货币政策方面，一是创造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树立公众信心。目前讲风险讲得太多、太重、太片面，导致银行怕贷、惜贷、存差大幅度增加。其实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风险并不等于危机，风险与收益、机遇总是并存的。因此，我们不仅要讲风险的不利面，更要讲风险的有利面。二是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目前，我国银行信贷的大部分集中于国有企业，而大银行体制与小业务的矛盾，即大银行以批发业务为主，小银行以零售业务为主，制约了对中小企业的及时有效的信贷支持，因此，还要大力扶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三是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增加信贷投入。当前除降息措施外，还应增加人民银行贷款，加大公开市场的力度，增加对政策性银行的贷款等。
二、关于通货紧缩的问题
我们认为，自1998年以来，中国实质上进入了通货紧缩阶段，主要表现在：第一，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根据有关统计数据，物价总指数下降已经持续16个月，生产资料价格指数30多个月持续下降，农产品价格指数持续20多个月下降。由于物价的持续下跌，企业亏损扩大，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并最终导致全社会总有效需求不足。第二，货币供给的增长幅度明显下降。自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GDP 的走势与货币供应量的走势是趋同的，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走势的一致性更为明显，1997年来，随着GDP的增幅下降而呈下降的趋势。第三， 货币结构流动性降低。在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下降的同时，反映货币结构流动性的指标即M0／M2和M1／M2比率同时也在下滑（见下图）， 由于M0 和M1是经济的主要支付手段，货币结构流动性的下降表明货币结构中用于交易的部分在相对减少。这种减少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在利率未下调之前，名义利率的过高导致经济利益主体金融资产比重的上升，而在实体经济中有利可图的机会减少后，这种倾向仍进一步加深，即使此时降息，也无助于这种状况的改善。第四，货币政策是主动求松，却又被动缩紧。从总量上看，货币供应的增长看起来是扩张的。但是，由于货币流动速度的放慢，货币结构流动性的降低，货币政策效应已经陷入被动紧缩的境地。特别是当中央银行的扩张意愿通过微观金融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传递时，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近些年极其强调加强金融风险控制，考虑到自身不良资产负担过重，贷款对象的企业效益改善缓慢，以及对经济较快增长的预期不强，导致了普遍的“惜贷”行为，对实际经济循环造成客观的缩紧态势。第五，财政支出亦呈难以持续松动态势。1998年虽然增发了大量国债，但主要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
中国货币结构的流动性变化（1984—1998.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有关各期资料绘制。
对付通货紧缩问题，根据我国实际，应当以财政政策为主。主要通过增发政府债券为财政支出筹资，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使大部分国债货币化。吸取1998年财政政策实行中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发行国债以支持财政政策的继续松动，另一方面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政策应加大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投入，负起所有者的职责，这既有利于国企改革，也有利于银行不良债权的解决。此外，财政应花大力气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个人花钱不再有太多的顾虑；在税收政策上，对企业应减税，对个人应扩大增税。
三、关于金融风险的防范
目前我国金融业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风险问题。要防范风险我们必须从风险的成因入手，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有效地解决风险问题。概括地讲，目前我国积累起来的金融风险根源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财政货币政策的某些失误。具体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国有企业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资金主要依赖于财政拨款。而体制改革之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财政无力承担国有企业的资金需要，因此将企业资金供给渠道改为银行贷款。在企业自有资金严重不足且缺乏补充渠道的情况下，负债率都在75%以上，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导致了企业利息负担增加，盈利能力下降。在这种严重高负债、过度负债经营的条件下，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周转稍有点问题，就缺乏按期还款能力，甚至支付银行利息都困难，从而形成银行的不良债权。
第二，财政向银行转嫁责任所形成的金融风险。除上述的应由财政增拨的企业流动资金转为银行贷款提供外，还有应由财政弥补的企业亏损，财政未补，而靠银行贷款来维持其运转；应由财政增补给银行的自有资金，财政未拨；应冲销的银行呆帐坏帐，未能及时提足呆帐准备金并给予冲销；国有企业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负担，而当企业亏损无力承担这些社会职能时，又转嫁给银行，由银行贷款来解决，从而导致银行的不良资产日益积累，增大了金融风险。
第三，财政体制及政府短期行为所造成的金融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实行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各级政府和财政都有独自的经济利益，为了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体现政绩，必然对金融活动给予强有力的行政干预，表现在：一是地方政策热衷于自办金融，如各种形式的社会集资、基金会、股金会、投资公司等；二是运用行政手段迫使金融机构对自己指定的项目进行贷款，同时利用利益诱导各金融机构倾向于地方项目投入；三是支持企业随意挪用银行信贷资金，改变贷款用途，使其债权缺乏保护；四是利用企业改组、兼并、破产、改制等，逃废银行债务；五是应由地方财政弥补的不弥补，挤占银行贷款；六是利用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把一些质量不高的企业推荐上市，形成股市风险。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金融风险。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金融风险是制度性风险，体制性的风险，它的形成与特定背景下的财政货币政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在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方面，除加快制度性变迁，逐步消除金融风险产生的制度性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制定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且二者应密切配合。当前在理论界已经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防范风险的作用，并提出了诸多的政策措施，但是对财政政策往往是采取忽略态度。其实就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看，财政体制的问题以及财政对金融体系的责任转嫁是形成风险的根源，因而今后我们应充分重视财政政策对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作用。从这个思想出发，财政应支持国有商业银行逐步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应考虑能否改进以贷款余额的1 %而计算的呆帐准备金的方法，按照新五类贷款资产分类建立特别准备金制度；能否降低金融机构现行的8%的营业税税率等；在金融机构重组方面， 地方政府能否对地方性信托投资公司、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在增资扩股或重组中注入一部分资本金，以缓解支付困难等。从近几年其他国家在处理有问题金融机构的情况看，财政发挥了关键作用，如80年代末美国国会拨款1300亿美元给重组信托公司（RTe），解决了800多家储蓄贷款机构在破产关闭后的债务偿还；1997年以来，韩国、印尼、泰国在解决银行破产、冲销坏帐方面也动用了大量预算资金。我国也应加大在此方面的改革力度。
四、关于促进外贸增长的问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化，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的能力以及经济国际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大幅度上升。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一直保持在35%左右。外贸出口已经与投资、消费一起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但是， 由于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近两年来我国的外贸出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出口增长速度自1998年4月开始逐月下滑，全年增长仅0.5%。在我国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扩大外需，增加出口也是当前宏观经济调控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我国近年来汇率调整的经验来看，自1981年以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五次较大幅度的下调，除了1990年的汇率调整由于西方国家对华外贸制裁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外，其余几次的汇率调整效果都比较明显，产生了刺激出口和抑制进口的政策效果，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的贸易收支状况。因而在政策调控上，我们一直把货币贬值作为一种促进出口、改善国际收支的重要手段。
但是在此次贸易问题中，我们已经很难用人民币贬值来达到刺激出口、扩大外需的作用。其原因在于：首先是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的制约。去年以来，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贸易额随之下降，故对我国出口商品需求亦受制于世界经济的增长。此时即使人民币贬值也不会引起国际市场对出口商品需求的相应增加，所以我国出口需求弹性很小。同时，我国进口主要是满足国内短缺的技术设备，对价格变动的敏感性低，进口需求弹性也很小。在进出口需求弹性都很小的情况下，试图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实现扩大出口的目标是十分困难的。其次是受贸易方式的制约。目前我国外贸结构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加工贸易占相当大的比重，1998年加工贸易出口在全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高在56.8%。由于加工贸易是进口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在国内加工产品再出口，因此加工贸易的基础是进口，如果进口受阻或进口成本过高，必然影响加工贸易的出口。当前，如果人民币贬值，无疑会增加进口成本，使加工贸易的成本提高，从而使出口产品价格上涨，其结果将会导致出口减少。再次受贸易伙伴的制约。 我国对亚洲的出口约占50 %—60%，在当前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结束，一些危机爆发国的经济还未复苏，经济还很脆弱的情况下，如果人民币贬值将不利于亚洲货币金融的稳定，很有可能引发该地区新一轮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其结果必然延缓亚洲经济复苏的进程，进而影响我国的出口。如果周边国家货币贬值的幅度大于人民币贬值的幅度，那么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的政策效应就不复存在，从而使汇率的调整毫无意义。
为了促进外贸增长，财政货币政策需要协调配合，主要措施有：
（1）充分发挥信贷政策对扩大出口的促进作用， 在继续扩大出口信贷规模和适用范围的同时，适当降低出口信贷利率；对出口质量较好，但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企业，可根据情况对贷款给予延期等等。
（2）建立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采用出口信用保险方式为我国企业提供出口贸易的风险保障，以达到促进本国产品出口的目的。
（3）提高出口退税政策的质量。首先， 对享受出口通税的外贸企业不应再施行紧缩性的税收政策，以避免效应的抵消；其次，出口退税率仍可再下调1—2个百分点。此外，还应简化出口退税手续、缩短退税时间。
（4）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境内远期外汇市场， 帮助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目前应逐步丰富人民币和外汇远期交易在贸易项下的各种交易工具，并在条件成熟时，建立规范的远期外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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