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岁片《不见不散》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贺岁片论文,不见不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冯小刚谈《不见不散》
访问：余馨
受访：冯小刚
1998—1999年之交，红红火火的贺岁片市场着实让中国老百姓过了把瘾，面对激烈的贺岁片市场，曾因内地第一部贺岁影片《甲方乙方》一举成功的冯小刚迎接挑战，又推出贺岁新片《不见不散》。这部影片人物性格鲜明，喜剧手法独特，表现的主题也是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受到了一致好评。就此，笔者采访了本片的编导冯小刚。
问：看过《不见不散》之后，很多观众特别是年轻的观众对影片的男女主人公刘元和李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刘元一直在追求李清，李清其实很喜欢刘元，但她认为男人应该在事业上成功，应该让女人有所依靠，否则就没法和他结为伴侣；而刘元就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只要每天过得很舒服就行了，不在乎功成名就。因此很多人认为你的这部喜剧影片除了好看之外，还有一定的哲学意味：对自由自在的生活和求取功名两种人生观的表现，如果男人不成功，不赚钱发财，女人是否就不会跟他了？这些问题你在影片中不仅提出来了，而且处理得挺好，能否就这一问题谈谈？
答：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总想塑造出一个真实的女人或男人来，力求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对人的认识要与现代人的心态挂得上。凡是到美国的女孩都是奔着过好日子的目的去的，李清也不例外。当她们考虑到要和一个男人共同生活的时候，肯定要考虑到这个男人的生活能力，以及他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从这方面来说，好象刘元没有多大的优势使李清喜欢。但我们给刘元营造了一种不拘一格的性格和生活态度，他很有想象力、很有智慧，在这方面很吸引女性。实际上现在有很多女性内心很矛盾，她很想找到一个既风趣、幽默，又有钱的男人，但实际很难达到，她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现在还有很多人因找不着有钱人，心里窝着火，我们得让这些人找一个心理释放的机会，我们尽量让女主角爱的是男人的人品，爱的是智慧，它不是钱能够挡住的，这样观众看了之后会觉得也还有意思，觉得我没嫁给有钱人，但我的丈夫也还是一个有质量、有意思的人。
问：你非常注重影片对观众产生的影响，针对现代社会中不断变化的现代人心态，你怎样通过影片来实现对人的关注？
答：电影就是把人的欲望提出来，然后想办法解决掉，这是电影的一个功能，当然，这是我的理解。当你提出人的欲望的时候，观众的兴奋点就被调动起来了，当你解决人的这种欲望的时候，让人们能够宣泄掉欲望的时候，就能使观众产生快感，这部影片就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在做文章。在男女关系上，也要有一个提出欲望解决欲望的主题，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来做，我就想让李清是这样的。但也不能说这个人只爱真理不爱钱，这样的人也可爱，就是说她不断在说你看我来了三年了，一年一个新变化。可刘元说，享受生活的每一天这是我的最大愿望，也是我十年来的最大收获，这与李清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冲突，然后我们就屡屡地让刘元的价值观占上风。在刘元的这种价值观占上风的同时，也就符合了普通老百姓——观众们的心理，他们的想法占了上风。大部分人还没有掉到钱柜里，大部分观众是做梦抢了银行，或是一头扎到保险柜里去了。可是生活不是这样，他们面临的是下岗，面临的是诸多不如意的事情。人们说好莱坞是一个造梦的工厂，也就是说美国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愤世嫉俗，都事事如意，但不能停止他们的想象，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梦，他们活着才有点意思，有点奔头，但有可能这仅仅是一个梦想，停留在这个梦想上，根本不可能实现。好莱坞就是不断去寻找普通观众的这些心思，抓住一个就大做文章。比如说见义勇为，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可当他真要面对这个的时候，他可能拔腿就跑，但他又特别希望能够不跑，能够在女人面前表现出勇敢呀，英雄救美呀等，之后这些人又能够不死，能够在除暴安良的同时获得美好的爱情，他们在影片的结尾要把观众的欲望宣泄掉。实际上，我们拍《甲方乙方》也罢，拍《不见不散》也罢，也是不断在寻找百姓的欲望。《甲方乙方》是比较全面地在很多个点上全线出击，比如说人们对权力的欲望，明星的欲望，房子梦等，但《不见不散》仅就人们对爱情的欲望，在爱情这个大主题下不断提出很多个欲望。比如说一见钟情，许多青春已逝的观众在心中萌发过这种欲望，但实际上可能是介绍对象，在见面前已让人给介绍一个，有的人可能接触了三四年两人才走到一起。而在我们这部影片里就是一见钟情，另外又不是钱起的决定因素，靠的是自身的魅力，哪怕自身没有什么魅力，这样爱情就变得非常纯洁。但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生活中往往是刀光剑影，亲兄弟明算账，但人们希望美好的东西，我们就在片了里头寻找这种东西，让观众爱看。
问：现在有一些国产片主题很崇高、很庄严，但观众似乎不太喜欢，因为90年代人们的情绪状态已不在这些方面了。而你的这部影片很吸引观众，影片采用调侃的方式，如在刘元装瞎时，在没有让男女主人公陷得很深的情况下，突然把包袱抖落了。你为什么觉得用这种不同于一般的、调侃式的方式会吸引观众呢？
答：我是一个玩心比较重的导演，在拍戏时一直充满了游戏的感觉，这既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感，又给观众带来很大的快感。所以，我在和编剧统剧本的时候，一直在考虑如何把生活中开的玩笑一股脑地扔到影片里面去。以前我怀疑有些生活中的玩笑能否放在影片中，但通过拍了《甲方乙方》后，我认为一切都没问题，观众能接受。我们把一些严肃的问题玩笑化、游戏化了，让它充满着娱乐的感觉，观众也觉得特别好。过去我们的电影中好电影也不少，但在想象力上不敢完全展开，被一些有形或无形的东西束缚了。我进入电影领域较晚，当时世界电影也正处于一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我们不管别的就这么拍了，倒反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的电影是一种通俗电影，但又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在里面，不象也有一些虽是通俗的电影，但几乎看不出创作者个人的风格。可是一旦创作者的个人风格突出的时候，这部电影就变得不通俗了。我们还好，因为我们的影片是一种游戏的风格，又带有强烈的商业性，所以我们的影片是有特点的，同时又是观众所喜欢的。
问：经常听你提到你的影片是一种“深情喜剧”片，对“深情喜剧”片这样的定位你是怎么想的？
答：我觉得我骨子里面有一种幽默感，不论自己创作或看别人的作品，包括看正剧，我都能从中看出能演化成喜剧的东西。另一方面，我骨子里面也有一些非常唯美的东西，我以前画过很长时间的画，我在拍片子时，在选择场景时，在镜头调度上，美术的积淀也在往上翻，特想把浪漫、唯美的东西也加进影片中去，所以老想在拍喜剧片时把这些东西方放进去。其实在生活中的感受也是这样，有时在开玩笑时也会被一些东西所感动，甚至是热泪盈眶，再开玩笑怎么也开不起来了。这种真实的感受放在喜剧里也特有意思，使喜剧比较丰富，不是用一种语言来表达。这样使喜剧电影语言更动听，喜剧电影的受众面也更大。所以，我在写喜剧时特别是写爱情喜剧时，会把很多温情的东西放进来，可能会有很多人认为这样会影响了片子的力量，但我觉得往很多里做不真实，因为我不是那样想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愿意在电影里表达我真实的感受。在我的影片中，当有人看到对一些很神圣、很庄重的事情开玩笑时，可能会觉得不舒服，但我确实觉得它充满着一种喜剧的效果。当我在影片中流露出非常温情的一面时，可能另一部分观众会觉得很酸、很肉麻，但我也不能让这部分观众满意，因为我也有酸的时候，也有肉麻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把我对生活的感受，用我笔下的人物和我讲故事和方式交待给观众。我想大部分观众是喜欢的，这就是我的风格。
问：你的《甲方乙方》、《不见不散》都是贺岁片，在创作时有什么样不同的考虑？
答：我首先觉得这两部影片都是很好玩的电影。不同是《甲方乙方》是向观众打了一梭子子弹，没有针对性，爱打着谁是谁；而《不见不散》是打了一发子弹，希望能打透一串人，是集中了一点而不是散面的。考虑到观众的承受能力和其它有关方面的因素，《甲方乙方》的每个故事结尾都回到了一种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上。
问：去年你拍出了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取得了不菲的票房。所以也引起今年电影市场上的贺岁片大战，出现了如《好汉三条半》、《男妇女主任》、《春风得意梅陇镇》、《百万彩票》等到一大批贺岁片，这必然使春节档期的贺岁片竞争非常激烈。我想您当初拍摄这部《不见不散》时，肯定也考虑到这种竞争因素，面对这种形势，你把自己的实力定位在哪一方面？
答：拍贺岁片的每一位导演都会想怎么样拍好自己的影片，在这方面，我控制不了别人，我唯一解决的对策是怎样把我的这部影片拍好。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这样的自信：那些影片不会对我的影片造成很大的杀伤力。当然，观众有一定的分流是正常的。如果这些贺岁片的整体质量都很高的话，对观众也应该说是有好处的，他们就可以多进几次电影院了。
编剧分析
亦真亦假 亦庄亦谐
王迪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
近日，看了贺岁片《不见不散》后，想听听朋友们的观感，回答和表情大都三言两语，说“还不错”或淡淡一笑。有的人说，比《甲方乙方》好；倒是没有象说起同属贺岁片《好汉三条半》那种嗤之以鼻的样子。后两部电影，我没看过，自然没有发言权。
我在想，观者对贺岁片的淡漠，是否与贺岁片的“贺岁”一词有关。所谓贺岁片，它并不是电影的某种样式，如言情片、警匪片、喜剧片等等，而是一种“礼物”。打个比方，它近似过春节的烟花爆竹、圣诞老人背囊中的礼品，或是筵席上的一瓶美酒。它的目的似乎是使多数观众在辛劳一年之后，欢欢喜喜开怀大笑一番，因此艺术上是否精湛，则在其次。既然艺术上不考究，那么，追求艺术的朋友，自然就不会对它特别青睐。
其实，影片《不见不散》并非上面说的那种贺岁片，实际上它是在新年期间上映罢了。我觉得，真正的贺岁片也应当在艺术上很讲究，靠挤眉弄眼和制造俗笑料来“掏”观众腰包，观众就会感到是被骗进电影院，上了一大当。这种贺岁片在观众心中就会变成一堆“垃圾”。正因为《不见不散》是一部能够令人回味，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且看后有话可说的电影，我才写了下面的文字，试图从电影剧作的角度，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当然，完全是个人的印象和见解。
我觉得对影片《不见不散》的电影剧作，有三方面的话可说：一是，艺术家通过《不见不散》这部片子，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新的人物，或者说，中国电影的人物画廊里，在小人物方面，继陆文婷、胡玉音、李慧泉、秋菊、师慧等之后又增添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他就是刘元。所谓新的人物形象，是说它在此前的银幕上没有出现过。刘元，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融于一身的小人物。说他好，他有时搞的恶作剧，常常令人难堪。例如为了见李清，他自己装瞎，吓坏了对方；为了获得李清的爱情，他编造出要和一个叫莫尼卡的美国女孩结婚的故事，害得李清难过得在卫生间哭了一鼻子。说他不好，他有时会乐于助人，甚至见义勇为；说他活得潇洒，却看不到他打心里真的快活过；说他活得累，他对自己的境遇似乎从没有过着急和忧虑，甚至面对抢劫犯他依然能保持一份从容，大有荣辱不惊的架势；说他没有感情，他对李清倒是经常思念，想和她来个“天仙配”，还可以为了陪伴患病的母亲，不准备再回美国了；说他很有感情，他的行为几乎都有理智的判断和参与。葛优塑造的刘元，和张国荣在《锦绣前程》里塑造的那个人物不同。那个人仪表堂堂，为了钱，可以当面说谎不脸红，不顾热恋着自己的女孩和朋友的友情，他的主体性格是清楚的——当然，他最后还是回到朋友和女孩中间了。刘元则为人诚实，善待朋友，不把赚钱当作唯一目的，且比张国荣扮演的那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复杂得多。他的恶作剧多半出于某种淘气的天性。刘元，似乎是“溜圆”的谐音，但不是“圆滑”，是摸不着，把握不住之意。因此，观众经常和李清一样（观众多半是从李清的视点看刘元的），分不清他哪一句话是真的，哪一句话是假的；与此同时，观众也和李清一样，感到和他在一起既有趣也很累。可刘元的确是个好人，至少不损人利己，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因此，同是飘零在异国他乡的同根人刘元和李清的灵魂贴近了，她才和他一起返回祖国。刘元在飞机上的梦：他和李清迟暮之后才相伴一起的那份忧伤，倒是远离母亲和祖国的刘元内心孤独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刘元是影片的第一主题，李清则是第二主题。她不是消极的陪衬者，相反，李清是以女孩子特有的矜持，在与刘元的不断矛盾和冲突中逐渐走进刘元的精神世界。他们在一起时，都强烈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和独立意识，互不相让。当然，每次到最后都是刘元占上风，就象李清自己承认的：“我发现十个我加起来都不如你聪明”。从剧作角度讲，李清作为人物在影片中的位置是恰当的，个性、心理和情绪的表现都比较准确和到位。她是刘元的“对手”，是他性格的剖析者，是他的行为的解释者，也是他内心隐秘的揭露者，换言之，刘元的性格与心理的表述确实有赖于李清这个人物形象的存在和成功。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刘元是缺乏性格主体性的人物，也许这种“缺乏”正是他性格的主体性。我们可以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遗传基因学等不同方面来研究他，但现在只能就此打住，因为这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胜任。
二是，影片《不见不散》充满东方的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虽然表现的是刘元和李清在美国洛杉矶的遭际。那里的楼房、绿地、街道、汽车等等外部环境都是美国式的，何以会有中国韵味？这倒用得着王国维先生的解释，他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知无境界。”（境界与韵味是相通的，这里不细说）那么，我们还要回到刘元这个物身上。刘元虽然是个小人物，而且是到美国打工的小人物，但他身上有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那种不骄不躁、不卑不亢，以及民族自尊的品格。他几乎没有认真说过一句自己如何爱祖国、思念祖国的话（这，恰是作者高明之处），但他的行为说明他骨子里时刻都在爱自己的祖国，甚至他对代表团初到美国就想看脱衣舞的讽刺，都表现出他对祖国的爱。当然最精彩的则是，李清走后，他教授美国警察学习中国话的一组镜头。一方面，他是为了美国警察在遇到中国人作案，不至于因语言不通而误伤中国人，更主要的是，让那些美国警察按照中国独特的方式，如说“首长好”，当刘元说“同志们辛苦了”之后，警察们则大声回答：“为人民服务”等来规范他们。从刘元个人来说，也可能是某种虚荣心、自尊心在起作用，在客观上，又何尝不是在牛仔裤、麦当劳大肆进入中国后，对美国文明的一个小小“回敬”——尽管这种“回敬”不乏中国历史上小人物“精神胜利”的味道，但毕竟是合乎刘元性格的一种自尊精神的张扬。
三是，通过电影《不见不散》见出艺术家比较丰富的想象力。近些年国产电影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和拍摄的，如雷锋、焦裕禄、蒋筑英、孔繁森等等。这些影片在教育和鼓舞群众向先进人物学习上，无疑有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能不考虑自己写的是否和真人真事相符合，不能不考虑真人的家属的意见和要求。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合理的，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作家的想象力。而对于数量可观的不用真人姓名，又确实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摄的电影，则缺少提炼和加工，更说不上艺术上的想象力。
想象力，如法国诗人、批评家波德莱尔说的：“是想象力告诉颜色、轮廓、声音、香味所具有的精神上的涵义。”他把想象力奉为人的“最珍贵的秉赋，最重要的能力……一切能力中的王后”。他说：“想象不是幻想，想象也不是感受力，尽管很难设想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不是一个富有感受力的人。想象力是近乎神的能力……一个人越是富有想象力，越是应该拥有技巧……而一个人越是拥有技巧，越是要少夸耀，少表现，以便使想象力放出全部光辉。”他的这些关于想象力的精辟见解，在我们的国产电影中确实少有体现。电影《不见不散》则不同，艺术家的想象力首先表现在刘元这个人物身上：他用地道的北京土语教授华人的孩子；用训练中国军队特有的方式教导美国警察；为了回答李清说他没有大志向，他想过将喜马拉雅山打开一条通道，让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等等.这些符合刘元个性和身份的似乎信手拈来的动作和语言不是都充分表现出艺术家想象力的丰富吗！这里的确表现了“越是拥有技巧，越是要少夸耀，少表现，以便使想象力放出全部光辉”的特点。
这部影片在剧作结构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对话”的特色，需要单独论述，故从略）。它基本上是一种空间片断的松散连接，因为各片断之间并不是都有必然联系，换句话说，观众无法预测刘元和李清在下一场里将要干什么，因此观众得不到“期待被打破”的审美愉悦。事件几乎全是突然（即兴的）出现。例如突然之间，刘元成了卖墓地的代理；突然间，李清说她要去旧金山数日，让刘元代她管教孩子，接着李清又突然回来了；突然间刘元的母亲病了，他要回国；他们在飞机上，飞机突然发生故障，故障又突然解除了等等。观众很快就明白：这些“突然”发生的事，原来不过是作者为下一场“戏”所做的一种安排罢了。幸而有一条感情“线”（即刘元对李清的感情需要、李清偶尔对刘元的思念）断续地脆弱地连接着：他们相见，发生倒霉事，然后分手，相见，再分手，再相见。这种剧作结构固然可以表现出人物的某种漂泊感，但同时也影响了观众的参与，使观众失去了参与创作的快感。观众变成被动的参观者，就好象导游小姐领着观众走进展览馆，在一个接一个展厅里欣赏着刘元和李清的一幕幕“表演”。如果刘元不是一个生动有趣的人物，在幽默和调侃背后有某种深长的意味，这部电影就很难吸引观众看下去了。
当然，文无定法。“文无定法”可能是从“法无定法”来的，或者如佛家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文无定法”并非说艺术创作，特别是剧作结构没有内在的规律可循。就说佛家的“八万四千法门”吧，也不外是“如来禅、祖师禅、秘密禅”三大类。剧作结构的完整性与统一性，对一部作品来说极为重要。早在两千年前，亚里斯多德就说过：“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一件事可能完整而缺乏长度）。”又说：“有人认为只要主人公是一个，情节就有整一性，其实不然；……惟有荷马在这方面及其他方面最为高明。”荷马的高明在什么地方呢？它是“环绕着一个像我们所说的这种有整一性的行动构成他的《奥德赛》，他并且这样构成他的《伊利亚特》”。就是说，影片《不见不散》的剧情只是按照主人公刘元的“漂泊”随意发展，就会失去结构的完整性。由于结构缺乏完整性而不成功或失败的作品并不罕见，在电影方面也不乏其例，影片《简爱》就是其中的一部。应该说，扮演简爱与罗切斯特的两位演员的表演是很出色的，“对白”也称得上精彩，每一场戏里剧情的安排和变化也相当不错。但整体结构则出现了很大缺憾：情节是跟着主人公简爱走的。简爱到了庄园，影片再也不表现慈善学校的活动；简爱从庄园出走，到了圣约翰那里，影片再也不出现罗切斯特了；待简爱回到庄园，圣约翰又被抛到一边。全片形成了“三段半式”的结构，极大破坏了结构的整一性。因此，这部电影无法列入上乘作品。影片《不见不散》也在某种程度上进入类似的误区。观众很难看到事物表象后面的内在联系，一切都似蜻蜓点水，偶然发生。影片结尾，往往是思想升华之处，所谓“卒章见志”是也。如《秋菊打官司》最后秋菊一脸茫然的特写镜头，如《八月狂想曲》里老奶奶在狂风中擎着雨伞奔向长琦的场面……。可是当刘元和李清在飞机上接吻，李清从自己嘴里取出刘元的假牙时，也许会让观众一笑，可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准，则如从高处“突然”跌落下来（这时，它真的像贺岁片了）。可惜，真是可惜呀！假如说，电影《不见不散》有一个精心的结构，它有可能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准。
很早以前，一位电影导演说：“导演对于如何拍好一场戏，比较有把握；可是驾驭一部电影的全局，导演则往往不如电影编剧……”这话是否有道理、有普遍性，不好说。但是，影片《不见不散》的确反映出艺术家对剧作全局把握的欠缺，至少对现在的剧作结构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估计不足。也可能有朋友认为，我说的关于结构完整性的见解陈旧了，不该划定一些框框来限制创作的自由发挥。其实，我说的是原理、是剧作的规律，不是什么框框。就算是框框吧，请不要忘记歌德在他74岁，写《浮士德》第二部，就是“他投身自然，好象与神灵交往，与宇宙合一，无论在形象上、语言节奏上都是德国诗歌里前所未有的”时候，写道：“在限制中才显出名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这样的警句。世界上最优秀的电影，如《战舰波将金号》、《公民凯恩》、《秋菊打官司》、《邮差》等等就是“结构完整性”的最好例证和说明。
在即将结束这篇文字时，我要公允地说影片《不见不散》不仅是贺岁片中的佼佼者，即使在当前国内外的故事电影中，它也是一部有原创性的、有想象力的好作品。我们透过刘元的“假”（淘气、恶作剧）看到了他的“真”（爱），透过影片的“谐”（嬉笑怒骂）感受到它的“庄”（思想深沉与几许忧伤）。就是仅仅从影片给我们国产电影人物画廊增添一个新的人物形象来说，电影《不见不散》的问世也很值得欣慰，并向艺术家敬一个礼说：“同志们幸苦了！”……
导演分析
《不见不散》的导演
胡克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类型模式
拿到剧本之后，选择电影的表现形式是导演首先需要考虑的。相同题材，拍成艺术探索片还是商业片，需要不同的演绎方式。冯小刚的目的很明确，既然称之为“贺岁片”，就要拍成高档商业片。那么，确定类型和模式是一条捷径，有事半功倍之效。
这是一部浪漫喜剧片，在我国不多见，但是在美国好莱坞，却是一种成熟类型。中国人把一对情人有时称为冤家，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深得此类影片的精髓，它表现的正是那种既是对头又是情人的关系。
这种类型的关键在于把爱情游戏化。美国导演刘别谦的20年代无声喜剧片《天堂里的烦恼》或许可以看做是此类影片的远祖，它表现的是一对惯盗的爱情，导演对纯真的爱情冷嘲热讽，把求爱变成一种斗智游戏，互相偷对方身上带的物件以展露出众才华，当他们发现彼此势均力敌之后，就毅然携手合作，共同去做大案，志同道合自然出手不凡，两人的感情也得到深化和巩固，更加心心相印。这种类型的成熟的标志是美国导演弗兰克·卡普拉的《一夜风流》，他确定了一个基本模式，两位陌生男女，萍水相逢，表面上针锋相对，打打闹闹，实际上却是在考验，磨合，增进了解，结局必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1989年摄制的美国影片《哈里遇到萨莉时》从整体设计方面，与《不见不散》最为神似。表现一对男女青年展开了爱情马拉松，吵吵闹闹，分久必合，跑到终点时却如胶似漆了。编导在这样一部喜剧效果不特别热烈的商业片中也试图探讨一些比较严肃的意义，如友谊、情欲和婚姻的关系，当时出人意料地卖座，实属雅俗共赏。用猜忌、怀疑、怨恨、试探等表现感情的建立过程，往往效果更好，因为它比较符合普通男女的爱情经验。《不见不散》中一对美国青年男女吵架，女方把电脑从楼上扔下来，最接近此类电影的表现方式，带有强烈的好莱坞印记。
没有证据证明编导看过这种类型的影片，是否受到影响或启发，不得而知。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类型是有生命力的。它的一些表现方式作为类型的套路，是行之有效的。
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影片在整体构思方面采用了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李东宝和葛玲的爱情模式。这对冯小刚和葛优来说，都是轻车熟路，所不同的只是把故事发生的环境放到了美国洛杉矶，使观众熟悉的人物置身于陌生的环境，这符合商业电影的制作规律。如果一个形象被证明是对观众有吸引力的，制作者必然会千方百计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让他创造尽可能多的票房价值。找到葛优，就找到一种深深扎根于观众心中的固定形象，观众对他熟悉之极，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编导希望观众把《不见不散》看做是《编辑部的故事》的延续，只是把女主角从吕丽萍换成徐帆，但人物性格变化不大。让怀念李东宝的观众情感有所寄托，这就是卖点。
整体设计
商业电影有一整套二元对立的原则，早已被观众接受，以至于错以为电影就该如此，违背它，观众就会感到不可理解。看来冯小刚在尽量根据二元对立的原则设计人物，只是道德倾向不明显。
首先，把刘元和李清放到陌生环境，他们必须要生存。这里没有《人间指南》编辑部那样的端铁饭碗的机关单位，而是在的无亲无靠的陌生的商业社会，编导安排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件突如其来，用意在表现主人公在异域难以把握自己命运。这是本片设计情节的出发点。
主人公的生存方式应该有所不同，否则就没有冲突，也就不能引发观众的兴趣。中国人在海外，大体上采用两种生存方式，一种是脚踏实地地干，另一种是靠耍小聪明混。经过浓缩提炼，前一种的代表是李清，后一种则是刘元。
对待感情，他们的态度不同，刘元认为，同是天涯沦落人，能过好一天就过一天，不必求天长地久。李清似乎更看中有保障的婚姻。即使有感情，不能带来保障，就只能克制自己，不能使自己走到婚姻那一步。刘元是义气和爱情交织，他希望靠义气换取爱情。但是李清虽有感恩报德之心，却拒绝刘元的爱情。
设计这些不算太难，如果找不到特殊的表现方式，难免落入司空见惯的俗套。好在导演灵气逼人。
导演自然希望观众在观赏过程中始终对情节人物发生兴趣。这需要特殊的技巧，才能使观众不由自主介入其中。这部影片的基本叙事策略是让观众虚惊和猜谜。看来导演深知观众的一个弱点，他们经常是自以为是或自作聪明的，却又偏偏喜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表面看，观众似乎是全知的，其实不然，因为导演在叙述事件时，不是采用前因后果的模式，让观众心知肚明，看着主人公上当，而是相反，先把事件的结果突然摆在观众面前，再交代原因，如在饭馆遇到打劫，考察团原来是偷渡客等，都是如此。观众是与主人公共同经历的这些突发事件，事先没有任何背景交代，观众无法先知先觉，只能与主人公一起上当，这就产生一种惊奇效果，当然事后都被处理为虚惊一场，真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根据导演的设计，刘元和李清一见面准有倒霉的事发生，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他们的命相克，这基本上是一种中国的表述方式，之所以易于被中国观众接受，是因为中国人与美国人相比，更相信命运的安排，有点东方神秘主义的味道。而美国影片一般不会这样表现，美国观众认为影片中出现的任何怪事，必有原因，根本不相信什么命运作怪，一定要找出这个暗中作怪的人为因素，他们要求主人公一定要与命运抗争，在高潮中将对手战而胜之，决不能消极认命。
这部影片的另一叙事策略是对善意小骗术的礼赞，这与刘别谦有异曲同工之妙。导演在叙述故事时，采用猜谜式的方式，让观众与李清为一方，考验他们能不能被刘元蒙住，由于多数观众对环境不了解，对刘元的行为往往难以推断，但观众显然对猜测其行为很感兴趣，导演显然希望观众自觉地与李清比一比，看谁先识破刘元的“诡计”。
当前中国社会，骗术层出不穷，成为一大特殊景观，为人所深恶痛绝，一部影片对骗术赞美有加，岂不是逆潮流而动？导演的策略是，把小骗术设计为爱情的表达方式和交流手段，故意让观众猜，体验识破刘元伎俩后的乐趣。
刘元的小骗术不仅用来调情，也是一种进退自如的生存方式和谋生手段，进而成为极具个性的标志。其实这也是相当多的浪迹天涯的中国人的典型特征，他们没有融入当地社会，只好与中国人打交道，其行为逻辑是：不是骗中国人，就是帮中国人，甚至是骗中有帮，帮中有骗。
导演聪明之处在于，让刘元用这种人生哲学来面对爱情，爱中有骗，骗中有爱，但出发点却是满怀善意。玩世不恭作为一种人生态度，或许有助于生存，却绝对不利于感情表达，由此可以开掘出喜剧性。刘元自认有情有义，但尴尬恰恰从中而来，因为李清只想感恩不想动情，即使有情，也不希望向婚姻方向发展，这界限不好把握。她更不能理解的是，感情怎么能用如此不严肃的方式表达？可见缺乏诚意。
影片的结局再次显示了导演的机敏。刘元和李清要能“终成眷属”，必须互相理解和接受对方，导演找到了最佳方案，那就是提供一次机会，让他们的主要性格特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好莱坞叙事的常规手法。事先策划好小骗术，诳对方上一当，一直是刘元的拿手好戏，最后，让李清也干一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他措手不及，丧失了自认为聪明过人的优越感。当她也用这样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感情的时候，意味着她已经接受了刘元的个性。
当刘元说，他想到两人老了以后再相见的情景时，显得真诚而又伤感，观众对此深信不疑，因为观众直观地先看到了他的幻觉，根据电影常规表现手法，这是在表现真实的思维活动。他也走向自己的反面，以实话实说来表达感情，多少也有了一些李清的处世风格。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观众相信这是一对美满姻缘，导演的目的达到了。
导演手法
有一种艺术境界是，采用有意味的形式，但却不显山露水，让人浑然不觉。导演在向这个方向努力，技巧比《甲方乙方》平实得多，但是却更耐人寻味。
摄影机运动有一个特点，多用一些跟拍，跟着李清走，显然导演希望用这种方式引导观众认同于李清，通过她的主观视角观察周围的一切。在大多数场合，是李清动而刘元静，李清坦荡而刘元诡计多端。当观众跟着她去认识了解刘元时，就会有一种前途未卜神秘莫测的感觉，这反而激发了观众对刘元的好奇心。
光线处理采用了二元对立的方式，室外阳光明媚，甚至有些耀眼，室内光线偏暗，有意没有打成满堂亮，看来导演用这种安排把两个空间标识出来，对立起来。外面是美国式的，是属于他人的，里面是中国式的，是属于自己的，明暗对比强烈，看不出有多少深刻含义，或许是暗示出刘元和李清的心境和情绪，多少有些惆怅迷茫。在室内，他们脸上的布光，半明半暗，反差强烈，并没有用辅助光调和，可以让观众感受到他们内心世界并不平静，有一种潜在的焦虑不安。当然导演不是伯格曼，不会也没有必要把重点放在艺术形式的寓意上，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导演借鉴了艺术电影的表现方式，在尝试用光线处理来表达意念。
这部影片的重点道具是汽车和挂表。汽车用得比较好，在汽车文化发达的环境中，把汽车作为代表身份的符号，也是常见手法，但中国电影中不多见，李清的每次境遇的改善，首先表现在汽车的改变。而刘元始终住在旅行车厢里，突出“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感觉，只是大多停在一处，不如多停几处，更能突出飘泊不定的含义。
挂表用得太符合常规，没有摆脱《魂断蓝桥》中护身符的俗套，即使要摹仿，也应该滑稽化，才符合喜剧创作规律。
欠妥之处
教导别人应该如何拍不该如何拍是很讨嫌的。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不同的拍法恰好代表不同的创作个性，孰高孰低，很难确定。但是说到商业电影，尽管容许有创作个性，共同规律却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把这部影片交给一位好莱坞导演，他会做哪些修改？
高潮应该处理得更有激情。飞机发生故障，只颠了几下，全无惊心动魄之感。此时，主人公的感情需要一种颠狂，观众情绪也需要尽力宣泄，太平淡无奇，观众就找不到发泄的机会，岂不扫兴？
美国更多作为拍摄背景，没有充分利用它成为文化比较的契机。不同生活方式的比较大多比较浅显，如照相喊“茄子”之类，其实，那对摔电脑的美国青年应该更多地介入到故事中来，以使来自中国的主人公有一个更完整的参照系。
有的情节前面铺垫很多，后面呼应太简单，缺乏均衡感，典型的例子是警察学中文，常用的呼应方法是，让刘元自食其果，找机会安排警察向他喊“趴下”，刘元也可以给他们纠正读音，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噱头。刘元的棒球棒的用途既然交代得那么明确，一般会在观众意想不到之处再用一次，与前面的强调有所呼应，比如，在酒厂他们喝醉后被抬到车上，当刘元醉熏熏爬过去，李清应该毫不留情给他一棍子，也可以使这个段落以更强烈的喜剧效果结束。
以上所说其实无伤大局，要说最大的不足，应该是男女主人公的性格相差不够明显。李清的性格、语言、表情与刘元贴得太近，甚至有些重合，这在只靠两个主要人物做戏的影片中实在犯了大忌。这也是《编辑部的故事》的不足，《不见不散》将其发扬光大。刘元的性格与李东宝一样，来自葛优的本色，经过市场多次检验，这是观众期待的，不宜更改，那么需要改动的只能是与他配戏的女主角了。
还有什么高招，在下一部影片里使出来吧，冯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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