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研究中的“隔断模式”与“冲突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突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日本学者薮野佑三的“隔断模式”和美国学者亨廷顿的“冲突理论”，是值得重视的两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现代化理论。前者否认了视早发型国家为理想类型的西方神话，但未能有效地解决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建构问题。后者意识到诸发展目标之间全面和谐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也未能真正地走出发展选择的困局。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早发型国家究竟是理想类型还是参照坐标，诸发展目标之间究竟是全面和谐还是彼此冲突，这些都亟待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予以解决。因此，对这两种现代化理论进行探讨，将有助于正在创建中的现代化研究中国学派开阔视野，从问题中找到出路，推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本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和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着两个近乎神圣的信条：其一是，早发型国家（特别是美国）被视作理想类型，人们认为只要后发型国家模仿、追赶它们，就能实现现代化；其二是，人们以为，现代化的各个发展目标是全面和谐的，抓住一个，便能象火车头那样牵一发而动全身。日本学者薮野佑三将前者称之为“连续模式”，美国学者亨廷顿将后者称之为“相容性假说”。两位学者认为，如上两个信条虽然在50、60年代风行一时，但在70年代，前者受到了“隔断模式”的冲击，后者则受到“冲突理论”的挑战。现在看来，“隔断模式”和“冲突理论”，都只提出了问题，但并未给予真正的解决；不过，他们把现实中凸现出来的尖锐问题摄入理论的视野，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还是从创建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来看，都有启发意义，值得深入思考。
隔断模式：西方神话的解构
60年代是现代化研究的黄金时期，现代化理论几乎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取得进展。经济发展问题专家希施曼曾指出，此时各个领域的现代化理论从方法和研究对象看，都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统一现象。但就在60年代，现代化研究的主将之一阿普特却意味深长地说：现代化理论已经过时。在薮野佑三看来，希施曼的“统一说”和阿普特的“过时说”并不矛盾，因为6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确实统一于“连续模式”这一历史观，而要过时的也正是它，原因在于到70年代，“连续模式”已开始转向“隔断模式”。
《现代化理论的今天》是薮野佑三所著《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一书中的第五章。〔1〕在这一章中，他对60、70 年代两个时期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所作的比较，目的就在于揭示现代化研究从连续模式到隔断模式的具体转向情形。
关于60年代的情形，薮野佑三认为其基调是连续模式。经济学坚持数量方法，核心范畴是“起飞”，著名的罗斯托理论的精髓便是将由传统社会向大众消费社会的转变过程放在历史发展的连续轴线上；社会学坚持结构功能主义方法，核心范畴是“分化”，分化是现代化的要求和体现，分化所产生的各种摩擦将会由更大的分化力加以中和——这也是一幅连续的图式；政治学坚持以生物体的自我增殖为原理的系统论方法，核心范畴是“动员”，伊斯顿便将布须曼社会（南非）和美国社会都设定在政治体系的连续线上，而自我增殖原理本身则保证了这一政治现代化理论的“连续模式”。透过薮野佑三的如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所谓“连续”，质言之就是将传统与现代置于同一条历史轴线上，断定现代社会是传统社会的必然归宿；而这里的“现代社会”，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它们是后发型国家的模仿对象和追赶目标，甚至被视作人类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想类型；由于当时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基本上来自发达国家，因此薮野佑三称之为“连续模式”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具有鲜明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为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建构一个西方神话，显然成了60年代现代化研究不懈奋斗的目标。
在70年代，连续模式是怎样走向隔断模式的呢？薮野佑三从外因与内因两方面作了分析。作为转变的外因，越南战争、美元危机、石油冲击等一系列事件宣告了“美国世纪”的结束，促使人们从仅仅关心“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开始转向注意分析“发达社会的病理现象”，这标志着现代化研究从连续模式向隔断模式的转变。作为转变的内因，则由于建立在“连续模式”基础上的理论遇到了现实的挑战，无法在实践中自圆其说，如实际上的经济增长未必都是积极的连续状态，事实上的功能分化往往产生否认连续模式的“逆功能”，指向现代化目标的人口移动和资源分配之类的动员也并未得到很好的运作，它们对处于连续模式之中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提出了走向隔断模式的新要求。
至于70年代隔断模式的情形，薮野佑三指出：在方法论上表现为经济学转向依附论等、社会学转向行为理论等、政治学转向多元论与集团主义；如果说对落后与先进的历时性的理解是连续模式的基石，那么对落后与先进的共时性理解则是隔断模式的关键；相比而言，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比社会与政治方面的现代化理论有着深刻的转变。薮野佑三以经济学中的“依附论”和“中心/边缘理论”为例，对此作了说明。 这一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以下两个理由可以证明它们的落后不仅仅是时间上的落后。一是已经没有一个理想的目标（因为发达国家也有新的问题产生），二是它们的现代化面临着结构性的困难。因此，就有必要创造一些新的理论。”
依据薮野佑三如上的分析，我们看到：隔断模式的实质就在于破除作为现代化理想类型的西方神话。需要指出的是，薮野佑三对隔断模式的产生原因、具体内涵等情况所作的说明，从学理的层面看，是不够全面的。如关于隔断模式的产生原因，他忽略了二战之后世界殖民体系的解构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也忽视了相对独立于欧美主流派的拉丁美洲学者自50年代以来便着力展开的现代化研究及其成果，应该说这些原因也是十分重要的。关于隔断模式的具体内涵，他之所以未能做出如连续模式那样条分缕析的说明，原因无疑与隔断模式本身并不“统一”有关，也与隔断模式还处在发展过程之中有关，这方面我们不能过分苛求，因为隔断模式即使发展到今天，在理论与实践中也都未必成熟。
在我们看来，薮野佑三从历史观的高度来提炼、概括两大模式，极有启发作用。首先，建立在自然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的连续模式，亦即我们通常所谓的“一元单线进化论”，在现代化研究中体现为西方神话的建构；而建立在历史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的隔断模式，亦即所谓的“一元多线进化论”，在现代化研究中表现为西方神话的解构；“一元”意在肯定现代化是普遍的社会变迁过程和历史进步目标，“单线”与“多线”的区别在于后发型国家到底应该采取什么路径来实现现代化。其次，自然主义历史观或连续模式断定落后就是“坏”、先进就是“好”，“坏”的、落后的便是后发型国家，因而对落后的否定也同时包含了对后发型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民族精神的蔑视，“好”的、先进的便是发达国家，因而对先进的肯定也同时包含了对发达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民族精神的赞颂，这实际上是一种“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去”和“爱屋及乌”式的思维；历史主义历史观或隔断模式则不这样看，它认为发达社会也有其病理现象，这无疑破除了先进就是“高大全”的偏执，认为落后也有其价值，则深藏着对积淀于第三世界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民族精神的肯定。其三，基于如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到连续模式与隔断模式的区别，对后发型国家来说，在肯定现代化是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前提下，主要体现为是单线进化还是多线进化、是模仿追赶还是自主选择、是否定民族精神还是肯定民族精神等，质言之就是要不要、能不能全盘西化的问题。其四，现代化研究从60年代的连续模式转向70年代的隔断模式，实质上也就是西化神话被解构的体现；后发型国家立足于多线进化论和“落后也有其价值”的观点，必然得出依靠自己的民族精神、根据自己的实际国情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结论。
基于如上分析，我们认为薮野佑三所谓的“隔断模式”，具有解构西方神话的重要意义，是后发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自我意识、自我觉悟达到较高历史水平的表现。然而，要清醒意识到的是，实践比理论更重要、更复杂、更艰难。具体而言，在历史观中解构西方神话并不等于在现代化的具体研究中的解构，尤其不能等同于在实践中的解构；解构并非目的，目的在于建构。很显然，对西方神话的解构也不等于就能够建构自己的现代化策略；解构西方神话虽显示了后发型国家对自我的乐观与确认，但也不能保证用同样的乐观来对待建构。回顾70年代隔断模式在经济学中的两大流派——依附论和中心/边缘理论，不难看出问题的 复杂。前者认为，发达社会的发展是它们剥削殖民地的结果，与发展中国家交流越多，剥削也越重，而这不是发展；后者认为，资本有一种向中心地区集中的倾向，因此，中心与边缘双方之间的差距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大。而且，它们本质上“不是研究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而是研究有些国家为什么没有实现现代化。”〔2〕由此可见， 薮野佑三所谓的“隔断模式”，是只解构而不建构，既悲观地看待西方又同时悲观地对待第三世界的落后问题的一股现代化研究思潮，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神话的真正终结。因此，对隔断模式进行批判、超越，应是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的重要使命之一。
冲突理论：发展选择的困局
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是什么，诸目标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现代化研究中两个彼此相关而又见仁见智的问题。相对而言，后者比前者更为复杂、艰难。因为对于后发型国家来说，在发展道路问题上解构了西方神话后，其建构便主要表现为如何对待、处理各个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事实表明，后发型国家在这方面的理论建构和现实实践都并不尽如人意，尤其表现为陷入了发展选择的普遍性困局之中。这是为什么，又该怎么办？在对薮野佑三所谓的“隔断模式”有一定了解的前提下，有必要考察一下著名学者、美国政府顾问亨廷顿所谓的“冲突理论”。
在80年代后期发表的《发展的目标》一文中〔3〕， 亨廷顿把发展诸目标概括为增长、平等、稳定、民主和国家自主的“五项式”，将人们对于发展诸目标之间相互关系的态度抽象为相容性假说、冲突理论和调和政策的“三段论”。亨廷顿立足于现代化研究和现代化进程而作出的“五项式”、“三段论”的概括与抽象，今天看来仍然十分精辟，并已成为共识。他特别强调“冲突理论”，特别强调从“冲突理论”走向“调和政策”，对后发型国家而言，则具有启迪与警惕的双重意蕴。
相容性假说，是亨廷顿所说的对发展诸目标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认识的第一种态度，也是我们理解“冲突理论”的前提。它主要来源于美国社会科学中卡尔·多伊彻、丹尼尔·勒纳和西里尔·布莱克等人的思想。它认为在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历程中，现代化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联为一体的，一个部门或方面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变化，总是与其他部门或方面的同类变化彼此相关、相互推进。亨廷顿形象地说，相容性假说的本质就是“相信所有好事情是一起发生的”。同时，他指出，在民族独立后的世界中，有三种“火车头理论”是相容性假说的典型体现。如自由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具有火车头功能，它使得较为公平的收入和财产分配成为可能，为发展民主制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能减少社会冲突，加强政治秩序，使社会能够独立自主。另两种分别是强调“革命”火车头功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强调“脱钩”火车头功能的依附理论。这三种理论都只注意到社会弊端的单一来源——贫穷、不公正或依附关系，认为消除一个弊端便必然能同时消除由此派生的其它弊端，认为压倒一切的弊端都在经济方面。
依据亨廷顿的如上分析，我们有必要注意到：美国社会科学中的相容性假说与第三世界的火车头理论，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容性假说是依据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来分析、观察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基本立场是西方中心主义，即强调第三世界以西方为理想类型，就能达到现代化诸发展目标的全面和谐，从而实现现代化。第三世界的火车头理论，特别是其中强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强调“脱钩”的依附理论，在价值取向上是反对走西化道路、不以西方为理想类型的。但是，对于第三世界的后发型国家来说，在价值取向上解构西方神话并不等于在思维方式上不掉进西化论的怪圈，其典型体现就是在现代化发展诸目标的关系问题上，承袭了相容性假说的核心观念——全面和谐。在忽视第三世界各国家的实际国情、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一点上，相容性假说和火车头理论是相似的。这些决定了第三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要陷入发展选择的困局，也决定了在现代化研究中相容性假说要被冲突理论所取代。
亨廷顿认为，由于五项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相信所有好事情都会一起到来”的相容性假说并不难驳倒，产生冲突是必然的。对于“五项式”而言，每一项各按最简单方式与其它四项形成关系，共有10对关系；按照各项目标在双边关系中或为独立变项或为相依变项加以排列，则有20对关系；如对涉及每一变项级别与每一变项变化速度的关系加以区别，则可能在各对变项中出现80对关系；评价第三世界的发展，还须分别对五项目标的进展情况与达成情况加以区别。如此复杂的关系，确实无法保证现代化的诸发展目标在现实中的全面和谐。
按最简单的10对关系来思考，亨廷顿认为从60年代和70年代的著述中，可以看到至少有6种关系最低程度上也是部分冲突的。例如， 很多有关“绿色革命”的著作已经指出提高农业生产率所带来的利益是怎样首先为富裕农民所得，而不是为贫困农民所得，——这是增长与公平的冲突。自由派发展模式认为政治不稳定跟贫困相关联，但一系列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不稳定是一种曲线关系，“最严重的不稳定状态是与中等发展水平相关联的”，——这是增长与稳定的冲突。G ·奥唐奈已经证明至少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超出某一点就与民主制度发生冲突，当代南美洲较高水平的现代化与政治民主不相联系，——这是增长与民主的冲突。虽然有人认为60年代拉丁美洲的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积极的关系，但一些依附论学者则认为这种经济增长可能是畸形的，——这是增长与国家自主的冲突。在一个社会动员程度相当低、从而政治参与实际上局限于规模相当小的中产阶级的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很可能促使经济上更不平等，——这是民主与公平的冲突。一场巨大的革命动荡通常会造成收入与财产上较高程度的平等，但不久，新型的不平等很可能又要出现，而且程度上不一定低于革命所摧毁的那种不平等，——这是稳定与公平的冲突。
亨廷顿对“冲突理论”是最为关注的。透过他的如上分析，不难看出：在相容性假说或火车头理论中，先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然后其它问题都迎刃而解是其主要的价值取向；而在冲突理论中，以增长为一端和以平等、稳定、民主、国家自主为一端的冲突却最普遍、最强烈。全面和谐毕竟是一种乐观主义的假想，而冲突却是现实的、活生生的，这就充分显示了后发型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发展选择的巨大困境。看来，后发型国家对“经济决定论”的盲目乐观，是陷入冲突困局的极为重要的原因。因此，亨廷顿着重揭示由增长所带来的诸发展目标之间的不和谐，是令人深思的。
在“三段论”中，亨廷顿试图将相容性假说、冲突理论、调和政策三者作为一个“正—反—合”的逻辑行程来看待，假想的相容性由于冲突的普遍性而被打破，这意味着“调和政策”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亨廷顿认为，在调和政策那里，人们的注意力以不同方式集中于有关发展目标的选择顺序、调和各项发展目标的制度结构，以及推动同时实现各项发展目标的政府战略的各项政策。例如，关于发展顺序，似乎一致认为应最大限度地实现各项政治目标，而不是实现各项经济目标。不过，总的来看，政治学家往往试图调和稳定与民主，经济学家往往试图调和平等与增长，但说明怎样使经济目标的实现与政治目标的实现互相调和的跨学科研究却较为罕见。这表明在现代化研究中，调和政策可能只是努力的方向，但能付诸实践，产生成效的并不多。
由此不难看出，虽然亨廷顿想通过调和政策来解决现代化诸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但其思维方式却跟相容性假说异曲同工；区别只在于，相容性假说一般强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功能，而调和政策却强调政治方面的火车头功能；这就表明，调和政策虽然从形式上看是“合题”，但从本质上看却与作为“正题”的相容性假说一样，都是一种立足于全面和谐的假说而已。因此，亨廷顿所谓的“调和政策”仍然无法使第三世界各国家真正走出发展选择的困局。
对于如上所述的三类看法，我们不妨说，相容性假说与调和政策是建构性质的乐观主义，冲突理论则是解构性质的悲观主义。它们都主要是针对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而言的。后发型现代化在70年代以来的坎坷命运，使“严峻的选择”、“抉择不易”的冲突理论显得十分重要。亨廷顿从理论上注意到这一问题，是现代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相容性假说的体现。然而，亨廷顿更为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后发型现代化为什么会陷入冲突的困境，而“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是怎样达到现在这样五个目标都居于高水平的美好境地的”呢？这就鲜明地体现了亨廷顿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联系他在90年代发表的著名文章《文明的冲突》来看，关于后发型国家怎样才能走出发展的困局，他的答案显然是——回到“西化”之路。因此，这就为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提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尖锐问题：摆脱发展的困局，究竟与“西化论”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中国学派：从问题到出路
现代化作为社会变迁过程与历史进步目标，现代化理论作为大转变时代的新历史观，已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纳入现代化的世界浪潮之中，同时也要求创建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从国内学术界目前的研究看，我们认为，李秀林等主编的《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和罗荣渠所著的《现代化新论》，是创建中国学派的典型体现。由于中国学派正处于创建之中，从一个侧面看，我们如上论述的“隔断模式”与“冲突理论”，对扩展其视野、丰富其思路，都将有一定的作用。
第一，有助于我们理解“西化论”的两种表现形式。后发型国家在薮野佑三所谓的“连续模式”中，以西方早发型国家为理想类型，这是“西化论”在价值取向上的表现；而在亨廷顿所谓的“火车头理论”中，虽然依附论以“脱钩”策略解构了价值取向上的西方神话，但它相信一旦“脱钩”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则是“西化论”中那种全面和谐的思维方式的体现。“西化论”体现为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两方面，尤其是在价值取向上解构西方神话还不意味着在思维方式上走出了“西化”怪圈，这就使得以西方为理想类型和视发展诸目标为全面和谐两个观念，长期以来左右着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并产生了巨大的危害。这两个观念之所以成为近乎神圣的信条，深层原因无疑在于“西化论”的两种表现形式错综复杂、难以根除。
第二，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早发型国家对后发型国家的影响问题。它归结为：到底是理想类型，还是只具有示范效应？在薮野佑三那里，从连续模式到隔断模式的转变，归结为只研究何以落后而不探讨怎样实现现代化，实质上是只破除作为理想类型的西方神话，却不注意早发型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对后发型国家的示范效应；在亨廷顿那里，从相容性假说到冲突理论到调和政策的“三段论”演绎，实质在于，将只具有示范效应的早发型国家巧妙地再还原为一种理想类型。这就告诉我们，在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中，应正确对待理想类型与示范效应的关系。
第三，有助于我们认识发展诸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和谐关系。象相容性假说或火车头理论那样认为“牵一发而动全身”、“所有好事情都会一起来”，这类全面和谐的想法是天真、幼稚的。现代化发展诸目标之间本身是矛盾冲突的，也只能在矛盾中前进、在冲突中发展。但也不能象亨廷顿那样片面夸大第三世界在发展选择上的困境。因此，既要意识到选择的艰难，又要克服种种单因素决定论，应在综合发展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合于本国国情与文化传统的现代化之路。
第四，有助于我们在冲突困境面前警惕“西化论”卷土重来。选择不易，发展要付出代价，这已是后发型国家从实际经验中得出的共同感受。如何对待西方，是重视其示范效应，还是自觉不自觉地退回到那个理想类型之中，往往成为陷入选择困难之中的后发型国家的重要难题。对于后发型国家来说，在理论上破除了西方神话绝不表明在实践上不搞西化论，在实践中意识到发展诸目标相互冲突也绝不排除在观念中不坚信火车头功能论，而且这两者又归结为退回到西化论、退回到全面和谐论那两个近乎神圣的信条。
第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重视实际国情和民族精神的作用。在薮野佑三所谓的“连续模式”中，先进国家被赋予“好”的价值判断，而落后国家被赋予“坏”的价值判断，这“坏”也蕴涵了对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否弃，从而成为后发型国家走向西化论的滥觞；在隔断模式中，承认落后自有其价值，同时也就蕴涵了对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肯定，从而成为解构西方神话的动力之一。“西化论”和“全面和谐说”都建立在忽视本国国情的基础之上，而“隔断模式”和“冲突理论”则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本国国情的重要影响。要而言之，任何一个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既离不开本国国情这一客观基础，也离不开民族精神的深层支持。无视这些，在发展选择上陷入困局也就是不足为怪的事了。
从“隔断模式”和“冲突理论”及其综合性比较中，我们引申出的上述问题，难免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对于中国学派而言，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实质、多样性与反复性，才能为实现现代化找出一条代价较小、比较可行的出路。从问题到出路，这是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不断走向成熟的需要，也是它从社会科学转变为政策战略、从而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键。
注释：
〔1〕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载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37页，凡引薮野佑三语均出于此。
〔2 〕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3〕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载《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31～357页，凡引亨廷顿语均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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