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工作研究 对内求改革 对外求发展——图书馆学情报学1994年发展评述（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图书馆学论文,求发展论文,理论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与工作研究
经历了90年代的第5个改革年头，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界在前几年发展的基础上，不再拘泥于以往的某些“观念难题”，而是积极地运用新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以务实的精神和更大的力度和深度，在回答社会提出的一系列难题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本文从以下几个问题入手，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在1994年的发展新动态作一个概述。
1 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深化图书馆事业改革。
建国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事业虽几经浮沉，但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进行各项改革的今天，全社会各9行各业都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图书馆学情报学界也不例外。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深化图书馆学情报学事业改革，为各类文献与信息服务部门快出人才，出好人才，是新时期社会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界提出的首要问题。
1.1 继往开来——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改革继续深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发展很快，图情专业一度成为热门专业。但近几年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热度有所降低，生源减少，毕业生不愿到图书馆等对口单位工作。究其原因，国内许多学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尤其是前者）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若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则必定会被社会冷落[1]。在进行横向比较时，许多学者拿外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与我国进行比较。杨子竞在《加快改革我国高校图书馆学教育：兼与美国高校图书馆学教育比较》一文中概述了近十多年来美国图书馆学教育陷入困境的原因，指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应以美国为鉴，加快改革步伐，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他认为美国图书馆学教育陷入低谷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受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二是供求关系失调，三是缺乏竞争意识与社会需求脱节[2]。而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在我国经济实力突飞猛进的今天，却不相协调地徘徊于低谷之中，主要是因为缺乏竞争意识与社会需求脱节造成的。目前，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事业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某些方面仍然落后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为使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事业获得生机，追赶发达国家，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这是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的共识。周海旭认为，“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事业，应从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增加教育机构，提高教学质量，在办学方针，教学计划、内容、方法等诸多方面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3]。邹志仁在谈到当前我国图书情报专业教育改革时，认为应主要抓好下述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拓宽学科领域，改革课程内容；二是调整培养目标，为信息服务业培养专业人才；三是拓宽基础，增强所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和竞争力，变“专才”教育为以图书情报专业为基础的“通才”教育[4]。杨子竞则认为，首先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然后是改善沉重的知识结构，第三要提高师资水平与教材质量[5]。
伴随着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改革而来的是许多高校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的更名风潮。1992年9月，国家科委决定将“科技情报”一词正式改为“科技信息”之后，科委系统随之更名。在此前后，浙江大学、大连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语学院、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图书情报学系或专业也纷纷改名为信息管理（学）系，或其他类似名称[6]。改名的实质原因是：党的十四大明确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人才需求和人们的择业心理发生变化，而原有的系名限制了人才培养的扩展与定位，限制了教学科研活动的开展，在招生和分配工作中受到一定限制和误解，以致各高校的图书情报专业都出现了招生难、分配难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各高校图书情报专业都在积极探索教育改革，改名只是一种表面现象[7]。针对这一现象，谭祥金认为，改名是必要的，但关键不在名称而在实质。如果长期名不符实，效果更不好[8]。
1.2 穷则思变，变则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图书馆谋求生存与发展
身处巨变中的中国，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条件，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取得与“知识宝库”、“没有围墙的大学”等美名相称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是现时代每个图书馆、每位图书馆从业人员都在思考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几个年头中，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经济建设更是一日千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许多图书馆却陷于经费危机，人才危机，馆舍危机等种种内外交困之中。许多学者认识到，我国图书馆事业之所以产生这些危机，陷入这般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造血”功能，完全依靠国家“供血”。于是全国图书馆界掀起了一股实行有偿服务，多业助文和以文补文的热潮。绝大部分的图书馆都是实行部分有偿服务，也有少部分图书馆实行完全的有偿服务，将图书馆变成了“租书馆”。对此，全国图书馆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总的来说，大家对于前者大多持肯定态度，对于后者则不甚提倡。陆贻春在《图书馆坚持无偿服务，注重社会效益》一文中指出，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单位的图书馆，应以国家拨款为主，把以文补文，多业助文作为财政拨款的补充，走“一业为主，多业助文，努力创收”的路子，坚持以无偿的公益服务为主，合理的有偿服务为辅，注重社会效益。切不可“走全方位的有偿服务的道路”，“变图书馆为租书馆”[9]。李保忠认为，“将图书馆变为租书馆，实际上就是把它从一个文化教育性质的服务机构变为一个大型的租书店或消遣场所。随之而来的将是图书馆保存文化遗产职能的萎缩，以至丧失，读者工作将从主要为学习型，研究型读者服务转变为主要为娱乐型读者服务，从而改变图书馆的学术性质。这样下去，何谈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何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0]。初景利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图书馆要完善自我发展机制，从观念上改变‘经费靠政府，我们只管用’的陈旧意识，在管理主导思想上从服务型转变为服务经营型，增强自身活力。目前确实有一些图书馆视图书馆的基本宗旨于不顾，盲目追求经济收入……严重偏离了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本末倒置”[11]。事实证明，兼顾图书馆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科学地结合起来，开辟图书馆新资金来源，增强造血功能，这条路子走对了，它激发了图书馆的活力，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这正是图书馆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
时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日，图书馆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其改革的突破口应放在何处？宋力军认为，改革的突破口“应选择在与市场经济的接轨这一关键点上”[12]。这是由于“经济决定着图书馆的发生、发展；而图书馆必须为经济服务：大服务，大发展；中服务，中发展；小服务，小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这样”[13]。谭祥金在《图书馆与市场经济》一文中指出，“传统的图书馆的价值观念是‘信息→知识→理解→智慧’，而从市场经济来看，将被描述为‘信息→知识→产品→利益’”。“对市场视而不见，墨守陈规，周而复始，结果只能自我封闭，脱离社会，不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应勇敢而积极地面向市场，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变被动适应为主动出击，培养和‘制造’市场对图书馆的需求，以自己的服务造成社会的依赖，以社会依赖导致社会重视，从而取得应有地位，促进事业的发展”[14]。他同时强调，“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市场万能，市场经济不是灵丹妙药，它无法解决图书馆的所有问题。图书馆有它自己的特点与规律，其一切活动不能全由市场来调节，不能盲目照搬市场规律”[15]。茅振芳也指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一种机制，不是万能胶，什么破碎的东西都用它来粘连。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特性，经济和文化属不同的范畴”[16]。
既然图书馆改革的突破口应在于图书馆与市场经济接轨，大力开发图书馆市场已成为诸多研究者的共识，那么什么才是图书馆与市场经济接轨的最佳模式呢？陈桂芝认为，“一馆两业”是答案所在，这“是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馆的属性与运行规律、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也是图书馆参与市场，进入市场所面临的新课题”[17]。宋力军所提出的“兴办产业”也是同样的含义。朱滋生、沙勇忠则认为，“一馆两业”论是一种合理的发展观，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一在于“一馆两业”论提出的基点是为了解决图书馆的经费短缺问题，将其作为解决经费私有制问题的一种措施，没有从事业发展的高度来进行认识。其二在于“一馆两业”论尽管强调要结合图书馆专业办信息企业，但亦不排除办其它形式的企业，而办其他企业，虽可增加收入，对图书馆经营有所补助，但从图书馆改革的最终目的来看，它只能是一种临时措施，不应提到事业发展的高度来认识[18]。另外，围绕“一馆两业”中两业的主次轻重亦引起了激烈的舌战。高平认为，“对于图书馆来说，首先就是从思想上确立图书馆不应再区分为主业与副业的观点。原来的副业变成了主业，正业，二者两位一体构成新型图书馆事业”。“事业与三产、业务工作与经营创收之间不再是主次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是相互对等的关系，即主、副业并举”[19]。沈庆丰等认为，“图书馆的业务工作要搞创收就好比油和水一样不能混在一起。现代图书馆的‘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技信息、开发智力资源’等职能是无法用创收来取代的。主业、副业合一的作法显然是行不通的。”“主业与副业仅仅是‘并举’而已，应摆正主业与副业的位置。”[20]谭祥金指出，“图书馆不是商店，在进行创收活动时，应正确处理好主业与副业，有偿与无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收入与分配的关系。衡量标准有3条：第一，是否更好地履行了图书馆的职能；第二，是否促进了事业的发展；第三，是否促进了队伍的团结”[21]。
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求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单是靠某些机制和模式就能完成的，更重要的是提高图书馆内在的素质，这首先就要树立“四种”观念，增强“四种”意识，这“四种”观念是服务观念、市场观念、信息观念和效益观念。“四种”意识是参与意识、超前意识、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22]。
9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的基金资助研究课题指南中，首次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作为一级类目列出，这体现了国家对图书情报学重视程度的提高，这也正是图书情报改革开创的成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有关图书馆如何为经济服务，如何面向市场，从而求得自身发展的讨论必将继续深入下去。
1.3 呼之欲出——图书馆立法刻不容缓
经济立法的本质是为了促使国民经济保持平衡稳定的发展，而文化立法是为了稳定和繁荣文化事业。图书馆事业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图书馆的法制建设则直接影响到图书馆事业的生存和发展[23]。以法治理图书馆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每个国家都应制订图书馆法”。我国制定图书馆法，已有了足够的理论依据，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图书馆立法提供了客观前提，许多外国图书馆法可供借鉴。可以说，制订中国图书馆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对图书馆实行行政管理，过程管理，因此导致了过多、过细、过死的种种弊端的产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对图书馆主要实行宏观调控[24]。因此，法制的作用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目前，图书馆事业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现有的条例和法规还很不完善，基本还未摆脱“人治”的状况。陈大辉认为，“为了确保图书馆权利和义务的落实，必须使图书馆真正成为独立的法人。图书馆无独立的社会地位是当前困扰图书馆的‘体制病’的症结所在。尽快以法律的方式确立图书馆独立的法人地位已成为当务之急。图书馆在市场经济过程中走向独立法人的趋势具有内存的动力，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5]。图书馆的经费危机的解决也需要借助于法律武器。陆贻春认为，“国家应尽快公布图书馆法，规定国民收入中的适当比例用于图书馆事业，确定图书馆经济应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购书经费随着书刊价格的提高而提高，并规定各级财政部门不应因图书馆‘补文’收入而抵减财政拨款，以调动各图书馆创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图书馆事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协调发展”[26]。张春艳认为，“必须加快图书馆立法步伐，及早使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27]。初景利认为，对图书馆创收活动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和控制，建立必须要的审查机制，加强对图书馆工作的评估，制定出图书馆服务的最低标准[28]。由此可见，客观现实也提出了加快图书馆立法工作的要求，以便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图书馆情报法制。
在理论根据与现实需求都具备的条件下，图书馆法呼之欲出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图书馆法应是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综合管辖各类型图书馆的“大法”，而不应当是类似公共图书馆法那样的“小法”。张春艳认为，“图书馆法应在图书馆的社会地位、资金、人员设置、人才结构的安排，业务工作的技术要求和新时期办馆宗旨等重要方面给予保障”[29]。另外，陈大辉认为，图书馆法的制定与图书馆改革同步进行必然会产生法律的稳定性与改革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为了让稳定的法律能驾驭多变的社会，有必要制定一些“弹性法律”，给适用法律行为主体以较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这样才能确保较高的法律效率与效益。图书馆法的根本目的不是对图书馆事业的束缚，而是对它的解放[30]。
1.4 图书馆改革的关键所在——人才问题不容忽视
人才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图书馆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这个问题愈发突出的表现出来。由于图书馆相对来说经济收入低，致使不少人纷纷离开图书馆，或经商或到效益好、收入高的部门工作，人才流失非常严重。图书馆流失的主要是一些年轻人，而他们正是图书馆未来发展的中坚。至于未能“流走”而仍在图书馆工作的，也有一些人时时在寻找机会，难以安心工作。现在的图书馆越发成了老弱病残的“避难所”，照顾人情关系的“逍遥宫”，其他岗位编余人员的“收容站”[31]。
市场经济是高文化经济，为市场经济服务，要求图书馆员具备较高的业务水平和文化素质。从一定意义上讲，人员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水平与质量。因此，提高人员素质，造就优秀人才，是当前图书馆界所面临的一项迫在眉捷的，势在必行的战略任务[32]。就图书馆工作人员自身而言，由于图书馆对新信息产业的日益参与，图书馆员已从关心全面业务转而分化成地图图书馆员、胶片图书馆员、声像图书馆员和其他媒介形式的图书馆员。每一种文献形式需要一种特殊的组织技术，而每一个用户群的需求也需要一种特别的服务模式。在这个“新型社会阶层”中，我们每个图书馆员理应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33]。图书馆深化改革从单纯服务型向经济服务型转变，事在人为，人才为本。只要有了人才，就可以创造出资金、管理和效益。另外，一方面图书馆为人才缺乏所困扰，另一方面又在人才配置和使用上不尽合理，存在着浪费人才的现象。邢贲思认为，图书馆馆长们应争当“伯乐”，把培养本馆跨世纪的接班人——包括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34]。于安益、贾世诚指出，图书馆应当注意发现和使用那些具有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和对新事物十分敏感的一批人。当前图书馆特别需要从内部和从外部引进一批能开拓进取的创业人才[35]。
图书馆与市场经济挂钩，为经济建设服务，开办第三产业，导致业务工作与经营管理人才的矛盾，周志华认为，图书馆应注意吸收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才，同时选拔具有一定基础的业务人员去进修培养，更重要的是创造条件，提供机会让图书馆的业务人员“下海”学游泳，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支善于经营管理的图书馆专门人才，以使图书馆信息产业发展起来并经久不衰的持续下去[36]。李德戈指出，图书馆则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提高人员素质，培养人才，如举办各种培训班；选送有关人员到高校进修学习；让馆员走出馆门向企业学习并走向市场向市场学习。从而使每个人在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上尽快的进入角色，成为企业和市场经济服务的尖兵[37]。
图书馆不但应对馆员进行知识能力的培训，同时也应加强思想教育、培养馆员的敬业精神，加强图书馆共同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教育，提倡奉献精神。同时引进人才竞争机制，鼓励合理的人才流动，建立和完善聘任制度，在动态中配制和优化图书馆队伍。完善激励机制，将物质刺激与精神鼓励有机结合起来，满足图书馆员合理的权力、归属和成就需要，为其充分发展提供条件[38]。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