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静与神思——《文心雕龙#183;神思》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思论文,文心雕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神思》是《文心雕龙》论创作的第一篇，该篇明显地受到当时流行的虚静说的影响。篇中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注：《文心雕龙·神思》。）虚静对“文思”非常重要，要培养和酝酿文思，关键之一在于“虚静”。“文思”就是“神思”。因此，神思与虚静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什么叫“神思”呢？为什么它如此需要“虚静”呢？“虚静”与儒释道哪一家有关及这种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笔者认为，“神思”是指创作过程中作者所具有的心理活动及其状态（或思维活动及其状态），《神思》篇就是对作者创作时所具有的心理活动及其状态的描述和说明。正因为如此，在刘勰心目中，“神思”又等于“文思”。并且，这种创作心理活动及其状态并不限于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文学）创作心理及其状态。《神思》篇讲到文思迟速时不只提到张衡作《二京赋》、左思作《三都赋》等，而且提到桓谭、王充写子书、阮禹写书信、祢衡写奏章等，可见神思之为创作心理活动是较为宽泛的，是遍及多种文体的文章创作的一种东西。为什么说神思是指创作过程中作者所具有的创作心理活动及其状态呢？让我们看《神思》原文。
《神思》篇一开始，刘勰似乎就对“神思”下了一个定义：“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注：《文心雕龙·神思》。）“古人”指战国时魏国的公子牟，“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一语取自《庄子·让王》篇所记公子牟的话。《庄子》原文为：“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注：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54年版。）成玄英疏“神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说：“公子有嘉遁之情，而无高蹈之德，故身在江海上而隐遁，心思魏阙下之荣华。”（注：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54年版。）公子牟原话意指一个人表面上的江海上隐居，而心里却没有隐居的愿望，反而时刻想念着朝廷中的名利。但是，刘勰与之大致相同的引语“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含义却大不相同。刘勰的引语突出的是“形”与“心”的区别，主要着眼于二者能力上的差异。“形”只是局限在江海这一特定的时空之中，而“心”却可以跨越特定时空的限制，超出“江海”而达到“魏阙”。“神思”就基于这种区别和差异而得名。从上下文看，“神思”中的“神”字与“心存魏阙之下”中的“心”字同义。“心存魏阙之下”就是“神存魏阙之下”，而“神思”就是“心思”。所以刘勰“神思”概念是形神或身心区分的结果。“神思”即“神之思”，指能突破身形局限的一种心神活动。“神思”是相对于“形思”（“形”本不思，用“形思”是指局限于当身的耳目感官之思即有限之思）而言的，因而它具有突破特定时空局限的性质。刘勰认为这种无限性是神思的基本特征。所以，他说：“夫神思方运，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他认为神思即文思，所以他还说：“文之思也，共神远矣。故寂然凝虚，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注：《文心雕龙·神思》。）单就神思突破特定时空限制而自由活动而言，它同今天所说的想象确实非常一致。我们可以说，如果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想象”一词的含义，神思也可以说是创作时的想象活动。但考虑到每个词都有其相对稳定的含义，为了避免误解，最好不要这样去用。因而，神思的自由活动性质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艺术想象（或形象思维）所具有的性质。
刘勰强调神思的无限性是为了说明创作过程中作者思维活动的灵敏活跃状态，而神思就是文思，就是文章创作时作者的思维活动及其状态。这种思维活动状态既包括文章的内容即意义的产生过程，又包括文章的形式即言辞（无论好坏美丑）的产生过程，而且这两个过程是互相作用着进行的。《神思》篇有几句话可直接证明这一点：“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两个“授”当作“受”）；密则无际，疏则千理。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注：《文心雕龙·神思》。）“意受于思”指产生意义的过程，“言受于意”指传达意义的过程。按刘勰这里的意思，这两个过程都在神思之中而不在神思之外。所谓“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所谓“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都是说明神思运行过程中“思”、“意”、“言”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千差万别的表现形式。这里看不出刘勰仅只将“意受于思”当作神思并以为它独立于“言受于意”的任何迹象，他显然认为它们是神思的两个基本方面，不可分离。
证明神思是指创作过程中作者的心理活动及其状态的，还有《神思》篇的“言不尽意”论。《神思》篇末尾说：“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注：《文心雕龙·神思》。）这种“言不尽意”论并非来自玄学，而是来自陆机《文赋》。《文赋》说“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便，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注：陆机《文赋》，见《文选》卷十七。）陆机的言不尽意论是说具体的创作过程变化多端、复杂多样，没有一成不变的格式可循。他举出的六个“或”，一个“譬犹”，都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刘勰这里的言不尽意论显然与此完全一致。所以，“至于”一句之前为：“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注：《文心雕龙·神思》。）这种言不尽意论与陆机一样，指具体的创作过程不是用一般的抽象言词所能彻底讲清的。所谓“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多半不是针对作文者而言的。论文者对创作的精微之处无能为力，只好搁笔长叹。而“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则是说明创作的精微之处虽不可言说却是可意会的（通过实际操作）。意会的前提是达于“至精”和“至变”，作文时应随机应变而不失法度，像陆机所说好像“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这种变化莫测的创作过程显然也是指神思运行的过程。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神思不仅包含了作者构造文章内容即意义的一面，也包含了作者构造文章形式即言辞的一面。所谓言不尽意乃是说明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没有固定的格式可循，灵活多变。言不尽意论在这里的作用正是表明神思运行的复杂性，这是它与《隐秀》篇的“隐”的基本区别。
正因为神思指作者创作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及其状态，《神思》篇才有一节专门论及文思的快慢问题。《神思》篇称：“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接着，刘勰举司马相如、扬雄、桓谭、王充、张衡、左思为例，说他们：“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又举刘安、枚皋、曹植、王粲、阮禹、祢衡为例，说他们：“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注：《文心雕龙·神思》。）“思之缓”和“思之速”中的“思”显然指神思有运行迟缓和敏捷的不同。刘勰称文思敏捷的人为“覃思之人”，说他们“难易虽殊，并资博练”。（注：《文心雕龙·神思》。）“博练”意即广泛的训练，刘勰认为它是“临篇缀虑”之前的平时积累功夫，没有它，“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注：《文心雕龙·神思》。）因此，神思迟速只是就“博练”基础上的“临篇缀虑”过程而言的。“临篇缀虑”显然就是神思或文思，而“临篇缀虑”一语意即创作时的思维活动。可见，神思并不单指创作前的构思，而主要指创作过程中作者的思维（或心理）活动状态。
所以，神思就是文思，就是实际创作过程中作者的思维（或心理）活动（及其状态）。它不是创作构思，也不是艺术想象，尽管它与创作构思与艺术想象有很大的相似性。《神思》篇是从作者出发对文章的形成过程和作者的心理活动状态的描述，与它相似的是《养气》篇。它们与《文心》文术论的其它篇目主要从文章（创作对象）角度进行描述很不相同。《神思》指作者形成文章的过程，这大概是刘勰所处时代许多人共同的看法。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注：《南齐书》卷五十二。）萧子显论文与刘勰相比已经非常偏重于纯文学性文体如诗赋等，但“属文之道，事出神思”之说，与刘勰《神思》篇之论完全相合，尽管后者论文时所涉范围要宽泛得多（指所有文章的创作）。正因为神思即创作文章的过程，所以才说“属文之道，事出神思”。也正因为如此，神思与萧统《文选序》所谓“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中的“沉思”含义大不相同。萧统所谓“沉思”是精心思索巧妙安排的意思，对文章而言指精心结撰，与神思之为文章生成过程中作者的心理活动（及其状态）大异其趣。
二
刘勰之所以主张“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只有从神思之为创作过程中作者的心理活动去理解，才能得出准确的说明。现在我们就来说明刘勰神思观念是如何受道家玄学虚静说影响的。
刘勰受虚静说影响是昭昭自明的，对此研究者们没有分歧。但在刘勰《神思》篇所主虚静说究竟来自哪家哪派，却颇有争议。像黄侃、范文澜等“龙学”名家都认为刘勰虚静说出自道家玄学；而王元化又力辩虚静说与老庄之学的不同，认为主要出自儒家荀子学派的“虚壹而静”说。两派说法各有各的理由，王元化等看到了刘勰虚静说不同于道家玄学的一面，这对于消除人们以为刘勰观点直接照搬老庄玄学的可能误解，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由此而否定刘勰虚静说主要出自道家玄学，却缺乏显明的根据。刘勰虚静说来自老庄玄学、是老庄玄学影响的产物，同刘勰虚静说抄自老庄玄学、是老庄玄学的直接应用，是完全不同的。刘勰完全可以即接受老庄玄学虚静说的影响，又按照文学的实际对它加以改造加工为他所用。我们认为从《神思》原文看，这恰好是事情的真相。
《神思》篇五处用典出自《庄子》。第一处是前文提到过的《庄子·让王》篇中山公子牟的话。第二处即“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出自《庄子·知北游》。第三处为“然后使玄解之宰”句中的“玄解”，出自《庄子·养生主》。第四处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出自《庄子·天道》（轮扁锉轮故事）。第五处为“轮扁不能语开”，也出自《庄子·天逆》（轮扁锉轮故事）。《神思》篇这样频繁地引用《庄子》，只字不及某些论者所说的《荀子》，可见《神思》篇主要受道家而非儒家影响。刘勰之所以大量引用《庄子》原因也非常明显，当时《庄子》借玄学思潮而大为风行，在刘勰撰写《文心》的南齐仍然不衰。因此，刘勰《神思》篇大量引用《庄子》，是当时流行的玄学对《文心雕龙》产生影响的鲜明表现。
刘勰所主张的虚静说也显然取自《庄子》。“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一语，范文澜等各家都注意到它来自《庄子·知北游》。《庄子》原文为：“老聃曰：‘汝齐（通“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三个“而”同“尔”）。夫道杳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注：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54年版。）有的研究者因《老子》原意有“绝圣弃智”的消极思想，与刘勰重视“博练”，主张“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训致以怿词”的“积极”主张不合，便否认刘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之说来自老庄；但从这里的引文可以看出，刘勰虚静说源自《庄子》是铁证如山不可否认的。《神思》篇中作为对“虚静”的进一步说明的“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显然是对《庄子》“汝齐（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的浓缩改写，两者的渊源关系可谓一目了然。有了这一显明的证据，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刘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之说在来源上与儒家几乎没有关系，而只与老庄玄学有关。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刘勰神思论是如何受老庄玄学虚静说影响的。
从原文看，刘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之说主要是就文思培养和酝酿的先决条件而言的，陶钧文思就是培养和酝酿文思的意思。按刘勰，培养和酝酿文思（或神思）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一是“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可见，虚静只是其中之一。关于“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这一先决条件，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解释说得好：“此下四语，其事皆立于神思之先，故曰驭文首术，谋篇之大端。言于此未尝用功，即徒思无益，故后文曰：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言诚能秉心养术，则思虑不致有困；诚能含章司契，则情志无用徒劳也。”（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1页。）也就是说，这四句指产生和形成文思（神思）贵在平时多下功夫涵养和积累，因此它是文思（神思）培养和酝酿而成的基本条件之一。“虚静”作为另一基本条件，在内涵上也是与它相关的。有的研究者之所以主张刘勰虚静说源于荀子“虚壹而静”就是因为注意到了这两个条件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表明虚静与积学、酌理、研阅、驯致等涵养积累功夫并不矛盾，而且彼此协调，相互促进。
刘勰对“虚静”的直接解释是“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八个字。范文澜注引《白虎通》中《论五脏六府主性情》解释“五藏”：“五脏者何也？谓肝心肺肾脾也。”并由此解释“疏瀹五藏”说：“疏瀹五藏，谓性情不可妄动，使人烦懑也。”（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496页。）范文澜又引《白虎通》中《论精神》解释“精神”： “精者静也，神者恍惚。”（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496页。） 范文澜先生对“五藏”的解释可能符合“五藏”（五脏）一词的原意，但对“精神”一词的解释恐怕欠妥。刘勰“精神”一词多指人体中精和神两处东西，属于名词，而非《白虎通》所说表示心理状态的“静”和“恍惚”之类形容词。否则“澡雪精神”就说不通。“精神”一语大概不是出自儒家而是出自道家。《淮南子》有《精神训》一篇，高诱注篇名说：“精者人之气，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说其意故曰精神，因以题篇。”（注：《淮南子》，卷七，《诸子集成》本。）可见，“精”和“神”是人体中的两种基本元素，与后来道教“精”、“气”、“神”三要素中的“精”和“神”类似。因此，刘勰“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直接意义即是：疏导五脏使它们畅通无阻，洗涤精神使它们一尘不染。
但是，在实际上，“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作为对“虚静”的解释，并不在于从字面上理解出来的意思。由于它始终与神思有关，我们必须从神思出发去理解它。神思对刘勰来说是“神之思”或“心之思”。而不是“形之思”或“身之思”（即使“形之思”或“身之思”之说能够成立，指局限于特定时空的有限思维）。虚静作为神思产生的条件，它所针对的主体当然不是“形”或“身”而是“神”或“心”。虚静是对“神”或“心”提出的一种要求，只要达到了这种要求，“神”或“心”才能进行“思”。由此看来，“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一语中的“五藏”、“精神”实在不过是“神”或“心”的代称，“疏瀹”和“澡雪”的对象不过是“神”或“心”而已。这八个字的真正意思实际上是疏导洗涤心神使它通畅不杂。这个意思也是“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的本意。培养和酝酿文思，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使心神达到“虚”和“静”的状态。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可谓深得此意：“文章之事，形态繁变，条理纷纭，如令心无天游，适令万物相攘。故为文之术，首在治心，迟速纵殊，而心未尝不静，大小或异，而气未尝不虚。执旋玑以运大象，处户牖而得天倪，惟虚与静之故也。”（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2页。）有了虚与静，心神才能发动起来，运行无阻，从而才能有神思的出现。所以，在“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一句之前，刘勰还讲到神的显现与隐遁的问题：“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注：《文心雕龙·神思》。）“关键”“枢机”是互文见义，意义相同。刘勰认为在神思运行中，“志气”决定“神”的通塞，“辞令”决定“物”的隐显，因此，心神是可能因受阻塞而“逃遁”的。“虚静”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现象而要求具有的首要条件。
由此可见，刘勰虚静说是紧密联系神思说而提出的，它必须以神思说中包含的心神与身形的基本区别为前提，它只是对神或心的一种要求。而这恰恰是老庄玄学虚静说的基本特征，表明它来自老庄玄学虚静说。
三
我们来看刘勰虚静说是如何具体发自老庄玄学的。按前引《庄子》原文，在“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前有“汝齐（斋）戒”之语，这一“斋戒”不是指身形的斋戒而是指心神的斋戒是很明显的。可见，刘勰所谓虚静与庄子所谓心斋有密切关联，心神的虚静实际上就是心神的“斋戒”。关于“心斋”，《庄子·人间世》记载：“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注：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54年版。）在这里，庄子借孔子名义明确区分了“祭祀之斋”与“心斋”，并且明确认为“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肯定使心虚静就是心斋。范文澜注引《庄子·庚桑楚》说明使心虚静的具体含义：“彻志之勃，解心之缪，去德之累，达道之塞。富贵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缪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注：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54年版。）《庄子·达生》篇讲到梓庆削木为醵故事，梓庆在对鲁侯说的话中称自己“将为醵未尝敢耗气也，必齐（斋）七日，辄然忘吾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注：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54年版。）这也具体说明了心神虚静的心斋内容。心的“斋戒”就是要去阶与所作之事无关的个人功利之念和是非好坏的主观成见，排除一切可能的干扰因素，以便达到注意力完全集中彻底专一的状态。“虚静”一语既包含了排除外在干扰的一面，又包含了“用志不分”完全进入专注状态的一面。
刘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一语中的“虚静”也明显包含有“心斋”的意思，要求培养酝酿文思首先应排除不必要的心理因素而达到全神灌注的状态。刘勰认为，只有这样，作文时心神才能合乎要求地活跃起来，才会产生作为创作过程心理活动的神思。否则，心乱神驰，躁动不宁，想要作文又为诸多杂念琐事所牵扯，只会造成文思运行的滞涩乃至阻塞，以致于根本无法实际产生神思。所以，刘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中的“贵在虚静”之说，在于指出虚静是一个人从非创作状态进入创作状态并维持延续创作状态的关键要素。由于神思在某种意义上说就等于创作状态，虚静也就是神思发动和运行的关键要素。刘勰所谓虚静与他所谓神思间的基本关系就是如此。
当然，正如有些论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刘勰在受老庄玄学虚静说影响方面是有限度的。刘勰在“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之后还紧跟了一句：“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这表明他是从创作条件的实际出发吸收老庄思想的。对于老庄虚静说中固有的排斥知识学问阅历等人为因素的方面，他并没有纳入自己的观念中，反而认为，虚静与经历学问等应该同时并重。这样一来，刘勰虽然采纳了老庄的虚静说，但有所改造，仅取其由“心斋”而达于“用志不分”的一面，以便使其成为一种文学（或文章）创作观念。
所以，我们认为，在《神思》篇中，刘勰所谓虚静之说并不像有人说的出自荀子“虚壹而静”之说而是源于庄子心斋之论。只不过，刘勰虽受庄子影响，但从文学创作（文章写作）过程出发有所取舍，有所加工改造。刘勰把庄子视为最终目的的虚静变成了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使虚静服务于所做之事（神思）而非以所做之事（神思）获取虚静，这可以说是刘勰虚静与庄子虚静最根本的区别。我们在看待它们二者的关系时，不能因其有“同”就以为必系全盘照搬，也不因其有“异”就以为定当别有所本。神思与虚静的关系略显复杂是自然而然的。
（附注：文中《文心雕龙》引文多采自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再适当参照其它校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