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象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比较分析
——以结构与生成问题为中心
潘建屯
(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610500)
摘 要： 结构与生成问题一直是西方历史哲学亟待解决的难题，马克思和胡塞尔从生成与结构的内在统一出发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历史主义的兴起，催生了马克思从生成(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揭示了生成的结构(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历史主义的危机，导致胡塞尔从结构(超越论的历史本质)出发揭示了结构的生成(超越论的历史本质的创立、传递和积淀)。在回答“历史是什么”问题上，马克思和胡塞尔都超越了主客二分的近代哲学传统，主张从主体的活动与世界的交互作用中来说明历史，但二者存在根本差异。在回答“如何认识历史”问题上，马克思和胡塞尔分别提出了“从后思索法”和“之”字形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现象学之间的对话，能够为历史哲学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现象学；马克思；胡塞尔；结构；生成
结构与生成问题一直是西方历史哲学亟待解决的难题。一方面,从结构的视角来看,假定人类历史规律存在,那么人类历史将会成为一个类似于动植物的自然演化史。这种缺少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被自然完全决定的历史还是人类历史吗?另一方面,从生成的视角来看,如果我们否认历史规律存在,那么我们人类历史将会处于一种完全不确定状态,而这种完全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历史还是人类历史吗?在这种两难抉择面前,传统历史哲学家由于局限于生成与结构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而无力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和胡塞尔作为19-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尽管两人在立场上存在差异,一个是唯物主义的立场,一个是观念论的立场,但都建立了一种生成与结构相统一的历史哲学。其中,马克思从生成的视角(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揭示了生成的结构(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胡塞尔则从结构的视角(先验历史本质)揭示了结构的生成(先验历史本质的创立、传递和积淀)。从生成与结构的视角出发,可以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胡塞尔历史现象学之间的对话提供一个基础。
一、历史主义的兴起与危机
自18世纪以来,以维科为首的历史学家开始对以往那种以自然规律或上帝来说明人类历史的行为进行批判,主张从人的活动来说明历史,这标志着历史主义的产生及兴起。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深受这种历史主义的影响,主张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去把握历史的规律。马克思也被这种历史哲学深深影响,主张从历史的进程中去发现历史规律,但与以往历史哲学家用社会意识说明社会存在不同,马克思坚持从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主张从人的物质活动本身即生成(历史)的维度出发去发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结构),最终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
胡塞尔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历史主义开始走向自己设定的陷阱的时代,历史主义对普遍价值的否定导致对人类思想本质的否认,进而导致欧洲科学和哲学的危机。当时流行的各种哲学都不能解决历史主义的危机。胡塞尔作为一名备受“模糊性、左右摇摆的怀疑折磨”②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的哲学家和逆时代潮流的独行者,始终在和心理主义、自然主义、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等做斗争。从胡塞尔现象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胡塞尔先后经历了静态现象学、发生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三个历史时期。与这三个时期相对应,现象学的研究对象也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本质与超越论本质,超越论本质的生成,超越论本质的生成与积淀。在第一阶段即静态现象学阶段,基于时间问题的复杂性,胡塞尔先后探讨了本质、超越论本质(结构)；而在后两个阶段,则以“时间—发生—历史”为线索,先后探讨了超越论本质是如何产生及其流转的。只有在历史现象学时期,胡塞尔才真正厘清了“时间—发生—历史”三者的内在关联,构建了结构与生成相统一的历史现象学框架,为解决历史哲学难题开辟出了一条道路。
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胡塞尔历史现象学产生的背景来看,尽管两者最终都建立起了生成与结构内在统一的历史哲学,但两者的具体路径存在明显差异。马克思是一个深受历史(生成)影响并接受了历史(生成)的历史哲学家,其目标是在变动不居的历史长河中找到历史的规律(结构),在历史的变化中找出不变的规律,以指引无产阶级的革命。胡塞尔则恰恰相反,他深受历史主义的危害,从一开始就反对历史主义,企图找到一条克服历史主义危害的哲学,因而他从一开始就是一名超越论哲学家。而胡塞尔为了解决观念是如何构造出来的,又先后走向了发生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正如倪梁康先生所说：“胡塞尔一生的思想道路,就是一个从对意义构成的思考走向对意义积淀的思考、从笛卡尔动机走向黑格尔动机的漫长旅途。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期间,胡塞尔逐步完成了这个从横意向(结构的向度)到纵意向(发生的向度)的视域扩展。”③ 倪梁康：《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92页。
基于重心的不同,我们可以把马克思这种生成与结构的统一称之为“生成的结构”,其重心在生成而非结构,其思想更接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可以把胡塞尔这种生成与结构的统一称之为“结构的生成”,其重心在结构而非生成,其思想更接近笛卡尔和康德的超越论哲学。总体上,可以把胡塞尔归结为结构主义者而非发生主义者。
从胡塞尔对“历史是什么”的回答上,我们可以分析出相似的三点。(1)胡塞尔从创造这种超越论的本质(原初的意义)的主体的意识活动来谈论历史本体论问题,同样超越了主客二分的近代哲学传统。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意识活动总是指向意识对象,因此,在谈论历史本体论问题时,胡塞尔始终是从意向活动——意向对象这个意向性的基本理论出发,原初意义是在超越论的主体意识活动行中通过对意识的立义内容(感性材料)的超越,“是相对于各种可能行为之杂多而言的观念统一性”①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2)胡塞尔这里的原初意义的历史不是在超越论主体的自身活动中,而是在超越论主体的意识活动与生活世界的交互作用中展开的。超越论主体在意向活动中赋予了感知物以内在意义(原初的意义),但这个精神获得物通过借助新获得物进行新的精神活动,“它不仅是一种从一些获得物向另一些获得物前进的变动过程,而且是一种连续的综合,在这个综合中,所有的获得物,都继续保持其效力,所有的获得物都按以下方式构成一个整体,即在每个当前的阶段上,这个总体的获得物可以说是新阶段上的获得物的总的前提”。正是超越论主体在内时间中通过意向行为,不断创造和扩大这种精神获得物,从而使我们的生活世界不断扩大,为新的精神获得物的创立提供感性材料,进而形成传统。因此,胡塞尔提出：“我们处于历史的地平线中,其中所有东西都是历史的。”②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448、465页。 (3)胡塞尔所说的“原初的意义形成和意义积淀”的历史,也是与时间、发生和发展密不可分的历史。在胡塞尔这里,要谈论历史,必须要弄清“时间—发生—历史”的内在关联,胡塞尔早期之所以不谈论发生、历史问题,不是像梅洛-庞蒂等所说的是一个非“历史”的哲学家,而是时间问题过于复杂,必须澄清时间问题才有可能谈论历史。正如倪梁康教授所说的,“‘非历史的’胡塞尔之所以时而不得不与历史保持距离(他极度地关注历史),恰恰是为了在方法中能够走得如此远,以至于可以对历史提出科学的问题”③ 倪梁康：《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第161页。 。还需指出的是,胡塞尔这里的历史,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事实历史或历史学,而是意义的历史,意义的历史为事实历史和历史学等奠基。对此,胡塞尔明确指出：“任何作为历史事实——不管是作为当下的经验事实还是作为由历史学家所证实的过去的事实——被确定的东西,都必然具有其内在的意义结构。”④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译文有改动。参见KrisisHuaVI,S.380。
二、马克思与胡塞尔历史本体论的比较分析
工件的加工表面质量直接影响到产品的使役性能，在实际生产中必须加以严格控制，如发动机零件的表面层烧伤会引起使用寿命大幅度下降。目前，工程中常用的烧伤评价方法主要有：目测法、酸洗法、表面显微硬度法等，均属于定性评价方法，且后两者属于破坏性方法。图18为高温合金典型的表面烧伤图像，从图18(a)到图18(e)烧伤程度依次变得严重。
音乐内容属于音乐表现的范畴。在钢琴教学中，音乐内容的学习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影响着我们对音乐本质的认识。由于音乐内容的特殊性，对音乐美的感受各不相同，对音乐的理解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观点。从而产生各种学派，有了许多个性化的、独特的演奏。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也正是音乐的魅力所在。
在“如何认识历史”的历史认识论问题上,马克思明确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的这种从后思索法是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基础之上得出这一结论的。他通过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认识到作为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8页。 。也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过去历史上所有经济形式的延伸和拓展,过去的经济形式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的“残片”和“因素”以浓缩或变形的方式被包含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些在过去的经济形式中只是“征兆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却“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得出历史规律的变化从总体上遵循了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和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的发展过程,并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页。 这个形象地比喻来概括这一原理。
“大同雕塑双年展”是由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术委员会发起并与中央美术院雕塑系以及展览所在地政府联合组织举办的全国性雕塑大展。从2011年开始至今一共举办了四次。每次展览都设定了自身的主题，分别是2011年的“开悟”、2013年的“延伸”、2015年的“新态”以及今年的“不同”。今年展览的全称是“不同·2018中国大同雕塑双年展”（以下简称“不同”展），于11月23日上午在大同“中国雕塑博物馆”隆重开幕，展期一个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解决历史哲学的难题上,主要有四种途径。第一种是倒向彻底的历史主义,走彻底的历史主义道路,其结果必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第二种是倒向彻底的结构主义,走形而上学的道路,其结果必然是严格的历史决定论、历史宿命论等。第三、四种则是马克思和胡塞尔分别走的道路,这两条道路也在皮亚杰、狄尔泰、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中表现出来。我们认为,后两条道路,特别是马克思所走的道路,才能真正解决历史哲学的难题。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和胡塞尔对“历史是什么”的历史本体论回答,都超越了近代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答案。他们从主体的活动中、从主体与世界的关联中、从历史与时间的关系中去解答历史本体论问题,无疑都显示出了这两种历史哲学的科学性,对解决历史结构与生成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两种哲学之间存在着巨大分歧,而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评,从某种程度上仍然适用于对胡塞尔的批判。
从马克思和胡塞尔对“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二者的异同。(1)在主张从人的活动来说明历史这一基本点上,马克思和胡塞尔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与近代以来以“人”代替“神”的社会历史发展大势相吻合。然而,在何种历史活动创造历史这个方面,两者具有明显的分歧。马克思主张现实中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实践最主要的方式),通过满足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统一起来。胡塞尔则主张在人的意识活动中,通过意识活动的意向性对象把观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统一起来。何种活动创造历史的分歧,进一步导致两种创造历史活动主体观的分歧。在马克思这里,从事具体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是劳动人民,因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发展历史的主体。在胡塞尔这里,从事意向活动的主体是超越论的哲学家,因此创造历史的主体是超越论的哲学家。(2)在主体和世界的关系方面,马克思和胡塞尔都主张历史是在人的活动与其所创造的世界的交互作用中展开的,强调主体的创造性、能动性和感性世界的质料性、积淀性。这种一致性也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相一致。但在什么东西的生成和积淀方面,两者却有明显的差别。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主张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的生成和积淀,强调的是物质积淀物。马克思指出,商业和工业“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9页。 。胡塞尔则从超越论主体出发,主张原初意义的生成和积淀,强调的是观念的生成和积淀。另外,在因积淀所造成的异化方面,马克思和胡塞尔也有显著的区分。胡塞尔认为,传统是历史中的积淀物,在含糊的意义上包含着遗产的传递运动和延承运动,是观念对象在历史流传中的结果,传递运动和延承运动的关键在于原初意义能够被原封不动的传递和激活,这需要语言表达的单义性、形式逻辑的完备性和间接明见性奠基等做担保。如果把这种传递比喻为远程邮递,问题在于透明性是否存在、邮政系统是否健全、远程通信是否安全等,欧洲科学的危机和“纯粹经验历史在哲学上的无意义以及非历史的理性主义的无能为力”①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恰恰证明了这种远程传递的不安全性,这种没有传递原初意义而只是传递了原初意义所构造的理念世界就是异化的世界,只有重新理解这种原初意义才是解决危机的唯一途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则是指,因社会物质生产发展所引起的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和人与人相异化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9-164页。 ,这种异化是辩证法的否定阶段,其最终通过对异化的否定而得以解决。(3)在历史与时间、发展的关系方面,马克思和胡塞尔都主张历史是与时间、发展密不可分的,强调时间是历史得以可能的基础,强调历史是发展着的历史。但在何种时间和发展方面,两者具有明显的分歧。马克思强调的时间是客观时间,强调的是现实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胡塞尔强调的时间是内时间意识,强调的是意识生活具有一种遍及方方面面的目的论结构,“一种朝向理性的指向性,一种朝向理性的方方面面的趋势”③ Logik Hua XVII ,Martinus Nijhoff,1974,S.168-169。,这种理性的指向性引导世界向超越论的世界发展。
三、马克思与胡塞尔历史认识论的比较分析
在如何认识历史方面,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中明确提出了“之”字形的方法。他认为,一方面,把握数学自然科学的原初意义,必须从数学自然科学的现今形态入手,层层追溯,一直追溯到“历史上原初创立意义”②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73页。 ；另一方面,数学自然科学意义产生后,至今已经历了一个大的改变,人们由于受到这种改变的束缚,对原初意义已经无从了解,因此要想追溯成功,必须了解原初意义,这就要求从源头入手。这样,人类认识历史就处于一个两难境地,如何解决这种两难境况呢?胡塞尔认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沿‘之’字形道路前进和回溯。在这种交替变化中,对开端的理解与对发展的理解相互促进。”③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75页。 德里达也敏锐地注意到胡塞尔这一论述,他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中明确地指出：“这一类比是本研究的核心隐喻,它证明了在何种意义上‘之字形’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④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第129页。
从马克思对“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上,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三层含义。(1)马克思既不是从客体,也不是从主体,而是从实践出发,即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本身出发来谈论历史本体论问题,从而超越了近代主客二分的哲学传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一切旧唯物主义者进行了批判,指出他们的主要缺点是只从客体去理解对象,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批判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延续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要从物质生产活动本身来理解历史本体论问题。需指出的是,马克思强调的这种物质生产活动,不是抽象的人的创造活动,而是指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在马克思这里,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不是抽象主体,而是一定生产方式下的人们。人们在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中,特别是在工业和商业活动中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不断创造出新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2)马克思所指的人类历史活动不是在单一的人类活动中,而是在人的活动与其所创造的感性世界的交互作用中展开的。历史是人类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个创造活动离不开人类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所创造出来的这个感性世界。马克思指出,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正是人们世世代代的物质生产活动,不断地创造和扩大了人的感性世界,而每一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作为其后一代的感性世界,为其创造性的物质生活活动提供物质基础,从而形成传统,呈现为历史。(3)马克思所谈论的历史是与时间、运动和发展密不可分的。历史首先体现为人类社会按照时间的不可逆性所形成的一个运动过程,但这个过程和一般意义上时间的历史不同。马克思认为,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联系,这种物质联系具有和人本身同样长久的历史,“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只有发展着的人类社会才有历史。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3、519、528、532 页。
历史哲学不仅要回答“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而且应回答“人们如何认识历史”的认识论问题。在“如何认识历史”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提出了“从后思索法”④ 杨耕教授在《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原则、内容和意义》一文中把这种认识历史的方法称之为“向后思索法”(参见杨耕：《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解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5-306页)。 ,胡塞尔则提出了“之”字形的方法。
历史哲学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历史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任何一门历史哲学都要解决的本体论问题。在“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页。 胡塞尔则在《关于几何学的起源》中明确指出：“历史从一开始不外就是原初的意义形成和意义积淀的共存与交织的生动运动。”②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68页。
从马克思和胡塞尔的两种历史认识论来看,这两种历史认识论之间具有以下三层意义：(1)马克思和胡塞尔都主张认识历史或历史性必须从当下的形态入手进行层层追溯,即采用回溯的方法。不管是马克思还是胡塞尔,他们都认为,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但它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以浓缩或变形的方式包含在当今形态中。因此,从当今形态向后进行回溯,我们就能认识历史。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一些从前是“征兆的东西”会在后来社会中发展到“具有充分的意义”,故我们能够通过“人体解剖”认识“猴体解剖”,从现实社会中“透视”以往的历史。胡塞尔则强调,历史是意义生成和积淀的过程,尽管现在的历史包含着比以往历史更为丰富的历史意义,但这些历史意义之间并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其关键点在于,以往的历史意义能否没有任何变形地传递下去,而其中的关键在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语言的原因,历史的意义没有被传递下去,而其被跨越的理念却被传递下去了,其结果是历史意义的丧失。因此,尽管回溯法是必需的、首要的,但在特殊情况下(特别是历史意义丧失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采用回溯法,同时也要从历史意义生成的起点去理解历史,故要求采用“之”字形的方法。(2)马克思和胡塞尔认识历史的方法都不是在事实的层面,而是观念的层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首先是从感性具体出发上升到抽象的过程(第一条道路),进而是再从抽象到理性具体的过程(第二条道路),粗略来看第一条道路似乎是正确的,但更仔细地考察却发现这是错误的,因为必须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抽象,才能达到理论和科学研究的入口处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0页。 。胡塞尔则在《危机》中明确指出,意义历史为事实历史奠基。不管是马克思还是胡塞尔,他们主张认识历史的方法都是在观念的层面而不是事实的层面。两者的区分在于,马克思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胡塞尔则强调观念历史为事实历史奠基。(3)马克思和胡塞尔认识历史的方法,不仅仅是认识当下和过去的历史方法,同时还是指向未来的历史方法。马克思的“向后思索法”不仅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又包含着“预示未来的征兆”,以“未来”引导现实社会发展。胡塞尔则强调,我们总是“被未知现实的视域的敞开的无限性所包围”①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367页。 ,这个无限性的视域既包括以原印象、滞留、前摄三种时间性原形式所组成的内视域,也包括以过去、当下、未来三种时间方式所组成的外视域。其中内视域中的前摄则是指一种从一开始就朝向充实、即将进入到当下中的被意识之物,外视域的未来也表明它尽管是一个完全空乏的视域,但不管多么不确定,它都是一种始终存在着的东西,它会随着我们的感知行为从外视域变为内视域进而被感知。② 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46-53页。 因此胡塞尔内外视域中的前摄和未来,也就决定了含义历史不仅包含过去同时也面向未来。
有一次，孩子很委屈地找朝敏说：“妈妈，同学们为什么都不理我？爸爸不是说只要树立威风就不愁没有朋友了吗？难道爸爸都是骗人的？”
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看,结构与生成问题始终是困扰其发展的问题,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统一是历史哲学发展的趋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作为两种生成与结构、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历史哲学,能够为最终解决历史两难问题建立一种结构与生成相统一的、包含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历史哲学提供借鉴。在西方,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这种内在关联性,促使了现象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诞生与发展③ 哈贝马斯认为,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马尔库塞,第二代是法国的萨特与梅洛·庞蒂以及陈德草,第三代则是原东欧的科西克等人(J·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这些思想资源为当代中国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丰富的基础。
德里达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中指出,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是结构与生成、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统一的历史哲学,《几何学的起源》文本的独特性在于“把这两个经过检验的经典的拒斥(历史主义和客观主义)联合起来导致一种前所未闻的构思：一方面揭示出新的历史性的类型或深度,另一方面,相应地,对历史反思的新型手段和独特方向进行规定”④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第2页。 。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尽管胡塞尔现象学是20世纪颇具影响力的哲学思潮,“胡塞尔的影响彻底改变了大陆的哲学,这不是因为他的哲学获得了支配地位,而是因为任何哲学现在都企图顺应现象学的方法,并用这种方法表达自己”⑤ 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序言第ⅩⅧ页。 。然而,毋庸置疑地是,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胡塞尔仅仅勾勒出了一个历史现象学的轮廓,其理论还需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胡塞尔晚年的转向所引起的不同争议(学界有前后矛盾说,外在压迫说、前后一致说等观点)、其他现象学家对其先验唯我论立场的批评等还需要回应和澄清,等等。
“营改增”前后企业税负变化主要取决于可抵扣进项的多少。通常来说，“营改增”后企业会更倾向于增加外购行为，因此，企业总税负很可能会下降。企业总税负的下降及将外购的货物劳务与服务用于提高企业的优势项目或用于研发等方面，会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使得企业盈利能力提高。基于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统一的历史哲学,其鲜明的唯物主义立场、从实践出发把握历史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深刻揭露等,都对胡塞尔历史现象学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今天仍然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⑥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61页。 ,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历史本体论,并以萌芽形式包含着历史认识论,具有超前意识”⑦ 杨耕：《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解读》,第434页。 ,是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历史哲学。我们在理解和研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时,应当关注到胡塞尔历史现象学中对意向活动,对时间、发生、历史的现象学分析以及历史认识论中的“之”字形方法等,这对丰富我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ZX027)
(责任编辑 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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