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简编》与“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编论文,中国通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1)01-0023-06
自我国第一部成熟的通史著作——《史记》撰成以来，出现了风格各异、各具时代特点的为数众多的通史著作。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成书于1941年，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通史著作，体现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通史编撰的新要求和新特点，是几千年通史编撰的里程碑，标志着通史编撰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一、中国史学史上“通”的意识
纵观中国史学史，“通”的意识贯穿始终。司马迁著《史记》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明确提出了通古今的要求，从此“通”作为一条著史的原则为史家接受，《史通》、《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文史通义》等，表明“通”是中国古代史家信奉的准则，也是古代史家追求的目标。这众多的以“通”标目的史著，虽然其“通”的含义不尽相同，但无疑都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宝库。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仅是“史家之绝唱”，更是古代通史编撰的典范，它在“通古今之变”上所达到的成就是后人无法企及的。其“通”不只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圆而神的“通”的精神，但正因为它“体圆而用神”，后人难以把握，也难以效仿，故而陷入了只求形似不求神似的怪圈，纠缠于通史与断代孰优孰劣的争论。班固断汉为史而成《汉书》，颇遭后世史家之非议，尤其是郑樵，视班固为致使“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郑樵《通志·总序》）的千古罪人，其实，班固虽断代为史，却从未放弃“通”的追求，全书贯穿着“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汉书·百官公卿表》）的旨意[2]，其作为断代史的突出成就也正是在通识指导下取得的。唐代刘知几其“《史通》的撰作，在于以史为主，而阐明治史的通识”，《史通》卷七《鉴识》说：“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通识，是《史通》全书的主题”[1](P.199)。郑樵把“通变”和“会同”作为史学工作的两大原则提出来，合称为“会通”。“从‘通识’到‘会通’，是史学思想的一种发展。刘知几所谓通识主要是从历史编纂学方面的兴趣出发而接触到了历史观的问题。郑樵所谓会通，有历史编纂学上的问题，同时也是正面地提出了历史观的问题。”“郑樵是想从千头万绪的历史现象中，描绘出一幅百川会于海，万国通诸夏的图景来的。尽管他所描画的这幅图景还远不能反映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这种设想在中世纪史学中仍是极其珍贵的”[1](P.230)。马端临在郑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加以发展，郑樵所谓“通”是指史事记载的时代相续，所谓“会”是指对史料的综合，马端临同意郑樵的会通说，但他比郑樵要更进一步。“郑樵的会通说，在于使人们从断代史中解放出来，从断代史走到通史，要人们从复杂事例中依类找出头绪来，这是一种基于归纳法而寻求历史规律的初步要求。”但这仅是历史编纂学上的史书体裁问题，不能解决历史问题，马端临把会通运用于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即不满足于历史记载的时代相续的类例，而更注意历代典章经制变通弛张的原因[1](P.256)。到了封建史学的殿军章学诚那里更是把古代有关通识的理论推向高峰。章学诚强调编修通史的通识对史学发展的要义，同时指出通史之修，其便有六，其长有二，其弊有三。可以说，在史学演进的过程中，历代优秀史家的“通”的意识也在不断发展着。
范文澜汲取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养分，在古代史家认识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通”有了新的认识，对通史编撰提出了新的要求。他指出：“通史所要完成的任务，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所谓直通，“就是要精确地具体地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即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因为“列宁称这些发展阶段为‘基本的事情’和‘基本范围’。研究中国历史，不能描绘出这个范围，就无法掌握贯穿古今的一条基本线索”；所谓旁通，“就是社会生活中各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有机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所谓会通，“就是社会一直在向前运动，而运动在每一阶段上，都结合着许多矛盾”。也可以这样来理解，“社会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就是直通，社会在一定阶段内，当时一切事物的发展趋向，对直通说来，就是旁通”，如果说“直通与旁通的意义只是社会发展所包含的两个方面”，那么“两个方面的综合就是会通”[2](P.71)。
范文澜有关直通、旁通、会通的论述虽然在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绪言中出现，但其基本要求则在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中已体现出来，此后至修订本时臻于成熟，所以才有上述系统、全面的理论阐述。
通史和断代史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历史的。通史因为时间的上下贯通，使人们容易从中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对历史发展总过程、总趋势达成通贯上下的认识，而断代史则详于一个朝代历史的记载，有助于对历史的微观认识，两者的关系应是相辅相成的，无论是缺少通史，还是缺少断代史的历史研究都是不完整的。何兹全先生谈到范老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时说到两点，一是史与论的结合，二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其中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就是讲通史与断代史、专门史的关系，他说：“范老最重视通史，所以写了《中国通史简编》。但通史和断代史、专门史的关系是相互为用，辗转发展的。通史领路，领导断代史、专门史前进；断代史、专门史，丰富通史的内容，为通史打基础。范老写通史，但范老对各个方面的历史问题又多有深刻的造诣。范老写通史，写了隋唐佛教，就是一例。”[3]
二、掌握贯穿古今的基本线索
按照马克思社会形态的理论划分中国历史的阶段，是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不同于以往中国通史的最大特色，因而它被誉为“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3](P.341)。翦伯赞于1938年5月在《历史哲学教程》序中说：“由于历史哲学在中国历史科学的领域上，没有展开其更高的发展，所以中国的历史家，至今还不曾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通史”，“关于中国通史，除日本历史家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苏联历史家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拉狄克的《中国革命史》、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等似是而非的著作外，我们还没有看见一部相对正确的中国通史。”[5](P.5)表现出对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通史著作的殷切期待，也说明了当时社会对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中国通史的迫切需要。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面对时代的召唤，应运而出，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古代历史做出新的解释。《中国通史简编》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地叙述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通史著作，“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根本任务有自觉的认识，即不仅要说明中国历史进程符合唯物史观创始人指出的人类社会所共同经历的阶段，而且要全力总结出这种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6](P.170)他对中国从远古到鸦片战争的历史有一个贯通全局的看法，通过社会形态的演进、统一规模的发展、民族关系的状况和国力的强弱几方面因素综合考察，把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划分为三大段：原始社会至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成立——远古至秦为一段；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扩张到外族的内侵——秦汉至南北朝为一段；封建制度社会螺旋式的继续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侵入——隋统——至清鸦片战争为一段，这是基本的三大段。在此基础上再具体划分：夏以前是原始公社时期；夏、商是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占有制时代；西周到秦统一是初期封建社会；秦汉至南北朝是封建社会的第二阶段；隋唐至鸦片战争以前是第三阶段。
在对中国历史全局的整体的把握基础上，《中国通史简编》还做到深入分析各个时代的具体特点。范文澜以不同时代最鲜明的特点作为章节标题，如“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成立——秦”、“对外扩张时代——两汉”、“内战时代——三国”、“外族侵入时代——两晋”、“中国文化南迁时代——南朝”、“异族同化时代——北朝”、“南北统一时代——隋”、“封建制度发展时代——唐”、“大分裂时代——五代十国”、“国内统一封建制度进一步发展时代——北宋”、“外族侵入北方南北分裂时代——金与南宋”、“外族侵占全国社会衰敝时代——元”、“封建制度更高发展时代——明”、“外族统治，严格闭关，社会停滞，西洋资本主义侵入时代——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这些特点仍是围绕社会形态、民族关系、国力强弱、统一规模几方面加以考虑的。
范文澜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反映出这样的观点：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他从直接生产者的身份、统治阶级的构成、上层建筑的封建性质和领主制如何向地主制过渡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得出西周封建说的观点。第二，“历史走着大螺旋式和无数小螺旋式的发展道路”[2](P.33)，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同样遵循此规律。历史不是循环的，而是螺旋式的发展，虽然前进得不是很远，但终究是在前进，秦汉统一国家的成立，就是最显著的前进。第三，“国家统一是异常伟大的力量”[7](P.189)，内战和分裂则会阻碍历史的发展。对历史上的内战和分裂时期，如三国和五代十国时代，范文澜痛切地论述内战和分裂的危害。他说：“汉末历史证明，内战是最可怕的罪恶，几百年积累的经济、文化、人口，挡不住内战残酷的破坏，所以发动内战的野心军阀，应该永远被历史咒骂。”[7](P.203)
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基本奠定了修订本的基础，以后修订本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初期（西周至秦统一）、中期（秦至隋统一为中期前段，隋至元末为中期后段）、后期（明至清鸦片战争以前）三个时期，对延安版格局的第二、三段进行了调整，基本格局大致未变。
三、探讨各种社会现象的关系
范文澜成功地做到了形成系统的贯穿古今的看法，划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总结其特点，这是《中国通史简编》在“通”字上下功夫的首要成功之处。同时范文澜又相当成功地做到考察各个历史阶段各种社会现象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从事物矛盾的发展过程研究历史的发展趋势。唯物史观所提供的崭新的观点和方法，一经范文澜掌握，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他的视野随即大大开阔，表现在从经济因素入手解释历史现象，注意经济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之间的联系，再现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总貌。
对一些重大历史课题的解释从经济因素着眼，做出透辟分析。如对秦统一原因的分析，不仅从兵力、政治影响、政治风俗上指出秦国的略胜一筹，更指出“经济方面，秦确占优势”，因此秦的统一是军事、经济、政治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隋的统一也同样如此，范文澜指出北朝的鲜卑族占据封建制高度发展的根据地——黄河流域，迅速进入封建社会，元宏以后，封建经济逐渐恢复汉魏旧状，人力财力超过南朝，南北的均势遭到破坏，因而出现统一的隋朝。范文澜强调“南北两朝经济力的对比，决定南朝不能再存在，三百年分裂的中国在隋灭陈的形势下统一了”。不仅在统一进程中经济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与经济因素也不无关系，中国历史上两次大的分裂割据时期——三国和五代十国正是如此。范文澜指出：三国鼎立的形成与曹魏据有黄河流域，吴蜀两国出产盐铁，粮食足用，在经济上形成三个独立集团有密切关系[7](P.217)；“五代十国的成立，证明江淮地区，尤其是长江珠江两流域，经济发展成若干个独立单位，每个单位有适当的人力财力供军阀们利用，因而造成许多小独立国对峙的形势”[7](P.461)。这些见解都十分精当。
恰当地分析经济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之间的联系。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因此范文澜用浓墨重笔来写唐朝的历史。他把唐朝分为初唐、中唐和晚唐三个时期，分别叙述各时期的经济、政治状况和对外关系。范文澜敏锐地抓住了各时期经济、政治的不同特点，他指出：“从李渊武德元年到李隆基开元二十九年凡一百二十四年，在这时期中，因国内统一，政治比较良好，对外侵略不断胜利，社会经济一般是向上发展”[7](P.373)；“从李隆基天宝元年到李纯元和十五年，凡七十九年。在这个时期中，因政治上的腐朽虚弱，引起中央政权（朝廷）与地方政权（藩镇）间长期的战争”[7](P.399)，“中唐是许多矛盾瀑发的时代。中央与地方间的内战，华族与外族间的侵夺，宦官与朝官间的排挤，朝官间的分党互争，唐朝在这些矛盾中——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矛盾中衰落了”[7](P.413)；“自李恒长庆元年至李祝天祐四年凡八十七年。在这时期中，宦官独占政权，朝官分立朋党，争夺权位，藩镇重新割据，朝廷力弱，不能像中唐发动大规模征伐”[7](P.426)；各时期的特点虽不尽相同，但经济、政治、对外关系之间都有着密切联系。中唐时期，黄河流域遭受极大的破坏，全国经济重心转移到江淮流域。“中央政权依靠江淮的物力，虽然长安屡次陷落，政权终得免于崩溃”[7](P.399)，政治的腐朽造成经济的衰退，而国力的衰落又直接影响到对外关系，“初唐国内统一，对外侵略，开地极广。中唐国内分裂，外族乘机侵入，北西南三边沦陷”[7](P.419)，充分体现了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
论述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联系，前一时期发生的某个历史事件可能会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如在两汉“疆域的扩大”一节中，范文澜指出两汉对外胜利的结果一方面是土地扩展、文化传播、外来物产输入、精神生活丰富、地理知识扩大，但另一方面“因为降附的民族数量很大，不及逐渐融化，中国内部又分裂互争，政治也极端腐败，终于酿成两晋时代五胡乱华、汉族南迁的祸乱”[7](P.170)。唐朝侵略胜利的结果之一是大量异族迁入内地，因为异族人善骑射，多做武官，兵权在他们手中，酿成中唐时代安史为首的大战祸[7](P.398)。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孤立地看某个历史事件不会看出其对全局的影响，但是用通的眼光联系地看，则会有深入的认识，在这一点上，范文澜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中国通史简编》还着力表现历史的丰富性，广泛叙述了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除政治、军事等过去史家的注意点之外，还重视论述各时期的经济生产、科技发明和思想文化。如论述古代的科学发明时，在“西汉工商业”一节中专门提到“几种工业或发明值得注意”，提及茶、纸、科学仪器和铅笔等[7](P.165)；在元朝的经济状况一节中有“科学的发明”一标目，特别提到“元朝重用色目人，传来天文学、数学、炮术、建筑术、工艺、医学等科学上的新知识，影响中国科学的发展”[7](P.692]；明代一章更是详细论述当时的科学研究，指出“与工业发展有关的科学研究，明末颇有专门著作出现”[9](P.781)，这些都很有见地。对古代科学的论述，范文澜旨在说明“中国人民有足够的自信心，可以在旧的基础上无限地发展现代的科学”，“中华民族有久远的丰富的多方面的创造性的科学传统”[2](P.12)。
此外，还重视对思想文化的论述。如在“商代的制度与文化”一节、“周代思想概况”一章，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墨子、老子、孟子、荀子等各家各派的观点详加论述；“秦汉以来文化概况”一章，论述了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影响较大的儒、道、佛三家思想流派，尤其重点论述了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探究其历二千年为中国文化基干的原因，不乏精到见解；全书最后一章“隋唐以来文化概况”更是内容丰富，讲到佛教、道教、“儒佛道混合物”宋学、考据学派及一些卓越的思想家，还有“文学史略说”一节，提出研究文学的变化发展的十条规律，不仅仅是史料的排比，而且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
《中国通史简编》对古代人民的生产生活也有较多描述，白寿彝先生在评价《中国通史简编》的特色时，特别提到它“注意写出生产斗争的具体面貌，对古代科学发明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也写得不少”[4](P.341)。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不容易的，因为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写于1940-1941年的解放区，当时的物质条件和科研条件都很差，最突出的困难是资料匮乏，据范文澜讲，连《天工开物》、《农政全书》一类书都找不到[6](P.169)。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范文澜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56万字的《中国通史简编》，实属不易！
四、注重把握两个历史环节
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用翔实的材料、生动的论述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剧变不是偶然的，明清以为的种种社会积弊已经预示出这种剧变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闭关自守的政策导致中国渐渐落后。明朝一章专设“南洋诸国与华侨”一节，历述明以前中国与南洋诸国的通商情况。“中国与南洋诸国的通商，西汉时代开始有简略的记载”，“两汉时代南方海上交通规模已经不小”，“孙吴东晋宋齐梁立国南方，人力财力都不能抗衡中原，势必发展海外贸易来补充本国缺陷”，因此“南朝海外贸易，远超两汉”。“隋唐南方海上交通继续发展，自广州至波斯湾中国商船独占运输业的霸权”。宋朝“朝廷独占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利益”，元朝承宋旧制。明以前的海外贸易情况大致如此，总趋势是朝廷对海外贸易的控制日益加强。
明开国之初，朱元璋招谕南洋诸国进贡，后因怕国人与诸藩勾结，泄漏国情，遂实行严厉的闭关政策，朝贡停止。明成祖朱棣废除闭关政策，新创一种国营对外贸易政策，利用政府力量，夺取商人的利益。范文澜指出“中国与南洋的通商，是适应着本国经济力的发展而产生的。朱元璋行施闭关政策，朱棣行施国营贸易政策，虽然起了些阻止私人商业的作用，终究敌不过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力量”[7](P.822)。尽管屡颁禁令，威言吼吓，但大利所在，民不畏死，其实际效果是微乎其微的。这里范文澜意在表明：明朝统治者的政策显然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不但收不到实效，反而有害无益。
因朝廷严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诛”，华商冒死出洋后，多不敢回国。欧洲人没有侵入以前，南洋群岛的华侨不仅在商业上占绝对优势，政治上也有着不可侮的地位，人口总数约略计算，当在十万以上。等到欧洲人侵入南洋，华侨得不到祖国的援助，情况渐趋恶劣，长年流寓海外积累的财富不能运回祖国，后来又受佛郎机荷兰的压迫，从此便失去发展的机会。“中国海商被朝廷抑阻，官吏勒索，蓄积起来的货币，不能转化成原始积蓄，作发展资本主义的前导。在这几个原因下，中国社会，渐渐落在欧洲的后面了。”[7](P.825)范文澜多处提到中国社会落在欧洲后面的原因，旨在探讨历史的经验教训。
另外，明以来的昏愦外交也是造成中国社会落后的因素。范文澜一针见血地指出：“明朝的昏愦外交，一直到清朝，依然保持着，发展着，造成鸦片战争以下无数次的大失败。”[7](P.827)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就是因向官吏施以巨贿而得逞，“几个贪官污吏，轻轻地把国土送掉了”[7](P.828)。
明朝的种种积弊在清朝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增无减，因此，当殖民者用枪炮敲开中国大门时，中国社会就不仅仅是落后于西方了，而是发生社会剧变，原有的统治秩序完全被打破。《中国通史简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导致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鸦片战争，其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其结果即中国的失败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从英国一方看，英国政府的财政依赖于鸦片贸易的不合法性，如果清政府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英国会受到巨大损失，因此它表面上主张鸦片自由贸易，但实际上是保护自己对鸦片贸易的垄断权，为保持利益，不惜一战。而清政府一方，由于林则徐等禁烟派力陈鸦片的危害，使统治者惊慌失措，为求自保，也只有求诸武力。还有一个特殊的第三方，即清朝的广东官吏，既欢迎英国走私贸易，又欢迎清政府严厉禁烟，以便利用职权中饱私囊，“他们不仅制造祸因，而且还竭力发展祸因”。因此，“英国和清朝都不惜一战，广东官吏又从中煽动战火，鸦片战争不能不爆发了！”[7](P.1006)其次，鸦片战争是“老朽的中国封建社会”与“新兴的英国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其胜负自不必说，范文澜打了一个比喻，“老朽的中国，好比紧密封闭在棺材内的‘木乃伊’，一朝与外界新鲜空气接触，不可避免的要腐烂”，多么形象生动！“落后的经济，腐败的政治，昏顽的统治者，凶暴的侵略者，一切罪恶和弱点，在鸦片贸易中全面表现出来”，因此清政府必败无疑！
把中国历史放入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中考察，是《中国通史简编》的新探索，突出体现出著者广阔的联系的眼光。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范文澜把它和同时期西方的航海活动加以对比，得出全新的认识。他指出：郑和下西洋与葡萄牙人的海上活动同时，但动机却有所不同，因此各自产生的效果也截然不同。“欧洲人航海是适应了当时商业资本发展的需要，含有进步意义，郑和航海，主要是求满足皇帝‘万国朝贡’的侈心”，所以“欧洲因航海通商，收得社会向上发展的效果，中国航海通商，反招致民穷财尽的怨声”[7](P.821)。
说到华侨在海外的活动，范文澜肯定华侨的政治才能，指出华侨罗芳伯曾建立起兰芳民主共和国。放眼世界，这个时候北美也建立起美利坚合众国，两相比较，“由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产生北美合众国，资本主义在兰芳大总制，只是微弱的萌芽，封建主义却占了统治的地位。所谓‘贤’，不出嘉应州同乡人的范围，所谓众议，并没有国会的制度，政治重人不重法，凭道德不凭责任，刘台二刘鼎相继卖国，民众蒙昧不知，更无法制止。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北美合众国，在那时候，一定有它发展的前途；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典），混合封建思想产生的兰芳大总制，一定趋向衰落的末路。同时产生的两个民主共和国，一兴一亡，原因就在这里。”[7](P.971)这一番评论实在精辟。可以看出，范文澜是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下来考察的。此外，《中国通史简编》还特别注意各朝代的对外关系与对外贸易，即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如写了汉、唐对外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达。
范文澜说过，“通史的工作是这样艰难的，要认真做好通史，就必须全国史学工作者很好的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或研究某一专题，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通史来”[2](P.72)，诚如范文澜所说，通史的工作既艰难又重要。范文澜在长期的通史研究工作中，总结出通史编撰的“直通”、“旁通”、“会通”原则，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史学“通”的理论，对今天的通史编撰具有极其宝贵的指导作用。
收稿日期：2000-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