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债的利率效应和排挤效应与我国通货膨胀的相关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公债论文,相关性论文,通货膨胀论文,利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步伐在日益加快，与此同时，高通货膨胀率成为困扰改革顺利进行的最大障碍。因此，我国政府提出治理通货膨胀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离不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运用，作为二者结合部的公债历来都是各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力工具。我国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一方面表现出财政赤字不断增大，债务量剧增；另一方面则伴随着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本文拟就公债的利率效应和排挤效应与我国通货膨胀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一、公债的利率效应与我国通货膨胀的相关性
所谓公债的利率效应，是指由于政府发行公债和公债的增加而引起市场利率的波动。在西方经济学界，对有关政府发行公债是否会导致利率上升问题曾有过长期的争议。但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承认，由于政府发行公债和公债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利率上升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可以起到防止利率变动的作用，但由于财政赤字数额太大，仅靠外国资本的流入来稳定利率是不可能的，同时，外国资本之所以流入，是以流入国有高利率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往往不是外国资本的流入左右国内利率，相反，只有在高利率水平上，才能吸引巨额外资的流入。
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政府为保证公债的顺利发行，在公债利率政策上始终坚持高于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的做法。当中央银行调高储蓄存款利率之后，公债利率便随之调高，由此带动了全社会利率水平的提高。表1清楚地反映了近年来我国主要利率的变动情况。
表1 1989—1994年我国主要利率的变动①
注：① 各项利率以3年期为准。当年利率调整以最后一次计算。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年报。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各项主要利率在公债利率的带动下， 近年来呈不断提高的趋势。问题在于，按照通常的解释，利率的上升会导致需求的下降，从而价格下跌，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事实上，以我国利率水平攀升与高通货膨胀率并存来看，利率上升没有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相反，在一个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经济环境中，利率上升有可能增大对通货膨胀的压力，甚至加剧通货膨胀。
首先，从财政收支角度看，利率的上涨必然导致在债务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增大债务利息的支付数额，使债务利息负担加重。从 1985 —1994年债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看，依次为2.14%，2.15%，3.26%，2.84%，2.38%，5.52%，6.47%，9.99%，6.36%，7.8%。很显然，这一比重迅速提高。究其原因，当然一方面是由债务发行量的增加和债务偿还期的缩短而引起的，但债务利息率的上升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它造成政府公债发行成本上涨，这将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债务利息的增加促使债务发行成本扩大，从而进一步增大对财政支出的压力。第二，债务负担的日益沉重预示着增大赤字的危险。债务负担加大要求有更大的债务发行规模，而更大的债务又必然增大赤字，因为更多的债务需要政府支付更多的利息。这似乎使政府陷入赤字与债务的恶性循环中。按照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和债务增长速度，如不加以合理调节，出现这种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不可分割，高赤字必然是高通货膨胀。那么，由于利率上升所导致的赤字扩大同样会加剧通货膨胀，而不是抑制通货膨胀。
其次，按一般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利率上升会引起需求的下降，而需求减少又会引起价格下降，从而通货膨胀率随之下降。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利率上升如果带来通货膨胀率下降，那么，一定是人们对利率变动有很大的弹性，即市场利率波动能够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我国还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各经济主体对资金的需求状况并非完全取决于利率的高低，甚至可以说，利率上升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利率上涨的条件下，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如果这部分成本不能通过内部消化，则必然以抬高价格方式转移出去，其结果是物价水平的上升，通货膨胀的加剧。
此外，从1994年我国发生的高通货膨胀原因看，利率上升所带来的外资大量涌入，已达到相当规模。外资的涌入带来外币本币化的需求，在我国所引进的外资中有相当大的部分纯粹是为了绕过国内贷款规模限制而利用银行间外汇市场来换取人民币资金的，更有一些以套利和套汇为目的的短期国际“游资”，这都会增加对人民币资金的需求量。据统计，在1994年我国新投放的基础货币4024亿中，有50%以上是由外汇储备增加造成的。尽管吸引外资流入的原因有很多，如投资环境改善，国家优惠政策等，但是，利率水平的提高对此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二、公债的排挤效应与我国通货膨胀的相关性
所谓公债的排挤效应，是指政府通过发行公债扩大赤字规模，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引起非政府部门投资的相应减少，即政府赤字挤出了非政府部门的一部分投资。公债发行是否相应带来排挤效应，对一国经济的影响非常重要。当排挤效应产生并较大时，会使社会总需求规模缩小；当排挤效应很小或为零时，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就小甚至有利于扩大社会总需求，因为私人投资不减少而政府支出规模却增大。在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由排挤效应所带来的社会总需求的减少，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相反，排挤效应很小或没有，不利于控制通货膨胀。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政府发行公债一定会产生排挤效应吗？对此恐怕不能下过于简单的结论。如果深入研究一下公债排挤效应产生的条件就会发现，并不是在任何时期、任何经济环境下都会产生排挤效应。换句话说，如果改变经济环境或政府投资政策向有利于鼓励投资的方向调整，那么，公债的排挤效应就会大大缩小，甚至为零。
政府发行公债不会排挤私人（在我国相当于非政府部门）投资，在以下情况下便会存在：非政府部门投资对利息的无弹性；从国内储蓄或国际资本流入的资金供给具有充分弹性。通常情况下，只要具备其中一个条件，便会大大削弱公债排挤效应的程度或根本不产生排挤效应。
我国80年代以来公债发行规模的不断膨胀，对我国非政府部门投资和全社会的投资规模究竟是否带来了排挤效应，答案是否定的。也许正因为在政府扩大公债发行数量的同时，没有减少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对投资的需求，才导致在原已膨胀的投资需求规模之下，进一步刺激投资规模扩张，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率的居高不下。表2反映了1985—1994 年我国债务收入增长率、投资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对比状况。
表2 1985年—1994年我国债务收入增长率、投资率、通货膨胀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表2的数字说明，1985年以来在我国债务收入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投资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呈上升态势。尤其是在某些个别的年份，如1986—1988年和1994年，一方面债务收入增长率极高，另一方面投资率和通货膨胀率也在不断创下改革以来的最高纪录。特别是1994年，债务收入增长率达到70.27%，投资率亦增长37.7%， 同年的通货膨胀率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21.07%。 这至少可以证明公债的大规模发行并没有导致全社会投资率的下降，但还不能说明公债发行是否排挤了非政府部门的投资。实际情况是，在全社会投资规模扩张的条件下，投资主体各自所占比重也发生了变化，通过表3可以得到反映。
表31980—1993年投资总额及投资主体比重变化①
注：①政府投资是指预算内拨款；企业投资包括各种所有制的企业（扣除预算内拨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通过表3的数字可以看到：（1）尽管表2 显示了政府债务规模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政府用于投资的规模却在萎缩，说明财政支出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财政支出中用于消费性和转移性支出比重增大，而此类支出的增加无益于改善通货膨胀，而是直接增大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刺激商品价格的上升。（2）从1980—1993年， 政府投资比重由57%下降到3.7%，共下降53.3%，平均每年下降4.1%。与此同时，企业投资比重由1981年的54%上升到1993年的84.4%，平均每年提高2.5%。个人投资也在不断增加。因此，可以认为，由于公债的巨额发行所引起全社会利息率水平的提高，并没有产生对私人投资的排挤，相反，非政府部门投资比重在迅速提高。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仍需回到公债排挤效应产生的条件中去。
首先，从我国非政府部门投资对利息率上升的弹性来看，可以说弹性很小。这是因为：（1）我国的国有企业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新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旧的经营模式没有打破，企业经营效益的提高不是企业经营者唯一追求的目标。因此，投资与经营效益之间不能形成良性循环。对于经营效益好的企业经营者来说，希望通过扩大投资的方式进一步提高效益，甚至投资规模扩张的大小已变成各级政府考察经营者政绩如何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此情形下，利率水平的高或低并不能左右经营者投资的选择。利率水平的提高只会增大投资成本，进而抬高商品价格。对于那些已无偿还能力的企业来说，由于不存在破产机制，企业对投资需求更加旺盛，往往是贷款规模增加，而经济效益下降。利率水平的提高非但不会起到抑制投资的作用，反而使亏损加重。目前我国四大专业银行中存在的大量不良资产就是例证，它至少说明利率水平的提高既没有改善银行的经营状况，也没有降低企业的投资需求，只能是在原已膨胀的投资规模下，投资成本增大，从而进一步增大对通货膨胀的压力。（2）在现行政企没有彻底分离的体制下， 坚持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使得企业留利数额较改革之前大幅度上升，这就为企业扩张投资又提供了一层保证。（3）我国中央银行在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方面的独立性较差，专业银行仍承担着政策性贷款的任务。企业与银行的利益不相互独立，银行对企业的监督就不可能实现。因此，企业的投资需求能够通过银行得以满足。对于中央银行来说，所谓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便产生了。反过来说，在目前体制下，中央银行利用经济手段控制货币供给量和通货膨胀率在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
其次，从国内储蓄和外国资本流入的资金供给情况看，弹性却很大。特别是80 年代以来， 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增长很快， 储蓄率1952 —1978年平均为1.4%，而1979年—1992年提高到14.1%， 两相比较差距是极为明显的。居民储蓄规模的迅速增大（1995年已突破3 万亿大关），为满足企业的投资需求提供了外部资金保证。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外资成效显著，1994年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以致于在我国银行中出现了存差。如1994年我国国家银行存款增加7957亿元，而银行贷款却只增加5734亿元，这意味着有2223亿元的银行存款被闲置。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我国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贷款实行严格的规模控制，但是，外资的大量涌入肯定产生了替代国内储蓄的效果，也就是说，我国国内企业的一部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通过外国资本的流入得到了满足，这样就使公债的排挤效应被大大削弱。
以上分析说明我国公债发行及其规模的扩张，对于私人投资并未产生排挤效应，反而在私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政府支出也在膨胀，因此，联系到我国近年来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恐怕不能否认政府公债的巨额发行增大了对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一点。
三、几点对策考虑
1.立足于财政收支平衡原则，改善财政收支状况，控制公债规模的过快增长。在我国目前仍面临巨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提出复归财政收支平衡原则是极为重要的。前面的分析证明，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压缩和消灭政府赤字，控制公债规模过快增长，而当前比较可行的则是改善财政收支状况。以财政收入而言，进一步完善税制仍是必需的，而加强税收征管却带有更大的急迫性。只有提高执法力度，才能保证税收收入的及时与足额。从财政支出来看，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支出结构已势在必行。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为建立公共财政打下基础，逐步弱化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强化其行政管理职能。财政收支状况改善，会缩小对公债的需求规模，从而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率的上升。
2.改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机制，尽快实现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提高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效果。改善我国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机制，首先要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事实证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程度如何，与一国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成反比。一般来说，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程度越低，通货膨胀率越高；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越高，通货膨胀率越低。提高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程度，除了正确界定它与政府的关系之外，更具实际意义的是改变专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倒逼”机制（如贷款规模）为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有效调控。做到这一点，要求加快我国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进程，只有专业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中央银行才有可能真正地独立。增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主要意义在于切断企业对政府和银行的依赖，使得宏观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敏性并有效地发挥作用。
3.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经营效益是控制通货膨胀的基础。事实上，降低公债增长速度，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实现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等都依赖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明晰产权关系，建立企业自我约束机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它可以改变目前企业对政府和银行的高度依赖局面，将对市场信号作出及时、灵敏反应，并根据市场原则决定自己的经营策略。这一目标的实现带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在此环境下，政府公债的运行就不再会像现在这样增大对通货膨胀的压力，而是政府用以进行反通货膨胀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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