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观性论文,规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曾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历史规律具有客观性的原理，就是这样一块被不断敲打着的燧石。每当历史转折关头，它总要面临种种挑战，一再地被推到哲学前沿。当代世界格局的大变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历程，很自然地又把人们的理论眼光集中到历史规律这个问题上来，这个老问题也就重新焕发出时代的新精神。
一
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最伟大的理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历史发展是否具有客观规律性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首次廓清了人类历史迷雾，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作的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精辟论述，其核心内容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
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这样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2]恩格斯也说过：“历史总是象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3]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固有规律。历史规律也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也是客观的。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历史和自然一样具有客观规律性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到两者的区别。在自然界起作用的都是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而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借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所以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4]“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历史是人通过劳动而创造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规律与人类活动理所当然地是不可分的。这是历史规律与无主体的自然规律最大的不同点，当然也和黑格尔的历史自身就是主体的观点相区别。
承认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主要论点。反之，则是历史非决定论。要说明的是，“规律”这一范畴的使用，一般有本体论和认识论两种意义。本体论意义上的规律，是指事物以及事物之间固有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规律和本质是同等程度的概念，所以列宁特别强调规律是“本质的或本质之间的关系”。[6]认识论意义上的规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说，就是经过人脑的对现实世界固有的本质联系的理论抽象，所以列宁又说：“规律是宇宙运动中本质的东西的反映”。[7]规律范畴的本体论意义和认识论意义既适合于自然规律，也适合于历史规律。在历史领域内，规律范畴的这种本体论意义和认识论意义的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特征。而历史非决定论首先从本体论上否定历史规律，即否定事物、事物之间固有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因而它在认识论上，也就必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
现代西方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有新康德主义的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则是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提出所谓“个别记述方法”（简称“个别论”）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规律性的东西只存在于自然领域内，历史、文化领域内只有个别的事件，无规律性可言。文德尔班说：“规律与事件同是我们世界观中最后的不可通约数，永远处在对峙状态中。”[8]李凯尔特进一步说：“历史概念，亦即就其特殊性和个别性而言只发生一次的事件这个概念，与普遍规律概念处于形式的对立之中”。[9]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承袭了他们上述观点。他说：“地球上的生命进化或者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过程。”“如果我们永远只限于观察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那我们就不能指望对普遍性的假设进行验证，不能指望发现科学所能接受的自然规律。对一个独一无二过程的观察不可能帮助我们预见它的未来发展。”[10]在《猜想与反驳》一书中，其结论更为直率：“我不相信历史规律，特别不相信进步的规律这类东西。”[11]
上述观点的共同点就是历史是个别事件，是一次性的、独一无二的事件，因此不可能象自然界那样具有普通规律。
强调历史的特殊性，注意历史事件的个别性，这有助于反对历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公式化的毛病。但作为一种历史哲学，上述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其错误在于割裂了个别与一般的内在联系，否定一般同样存在于个别的历史事件中。
其实，自然过程中不仅有共性，也有个别特点。人们惯用“天底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来形容自然过程各自的特点。同样，人类社会不仅有个性，也存在着共性。人既是历史的主体，人就有社会生活，实践活动，有欲望、意志、理想，从而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尽管历史事件各异，但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网络中。脱离社会关系的历史事件正象脱离社会关系的人一样是不存在的。这种社会关系就是多种多样历史事件的共性。社会关系还有纵向上的递进和横向上的差别，如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演变和多种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并存，所以共性还可按其概括的力度作层次之分。规律就是共性。怎么能否定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呢？
“个别论”是反历史决定论的共同特点。当代西方显目的的历史著作、文化著作如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都是反历史决定论的，可见不能小估“个别论”的影响。
在国内也曾有些论者，把历史决定论歪曲为机械决定论而过分张扬“主体选择论”的。更有一种看法，要求人们放弃“凡规律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观点。这些看法似乎很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实质都是有违历史规律的客观性的。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一向认为劳动创造历史，人是历史的主体。因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原理根本不排斥主体的选择功能，而力主人的创造性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但是历史规律又不能等同于人的活动，因为人的活动包含着大量偶然性的因素。历史规律是指事物之间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这种本质的联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体选择之可能是以承认事物之间这种本质联系为前提的。要求放弃“凡规律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观点，实质上是否定历史领域内事物之间本质联系的客观性。这样的“主体选择论”有沦为唯意志论的危险。
二
规律的本体论意义还应考虑到它的辩证性质。规律本身是指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的规律。因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必然包含着历史规律的辩证性。历史决定论在本性上是辩证的。如果说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是为了和唯意志论区别开来，那么强调历史规律的辩证性则和机械决定论划清界限。
历史规律和人的自由的关系应列为历史规律辩证性的首要问题。
西方思想界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很难与人的自由协调统一起来。这种观点在国内也曾有一定影响。
应该看到，在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因教条地理解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而伤害人的自由的情况确实是存在过的。但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罪过，而是机械决定论的政治表现。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内在地包涵着人的问题，历史规律和人的自由理应是相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是实践。实践是人和社会的存在的方式，人通过实践追求自由，实现人的价值。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始终怀抱着这个目的。历史规律无非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所以讲历史规律而离开人的自由和价值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要达到人的预定目的，要实现人的自由，必须使人的活动受制于历史规律。人是社会的动物、有理性的动物，遵循历史规律是人的理性、社会性的集中表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以实践为基础，使“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获得了和谐的统一。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是既“合规律性”而又讲人的自由的，两者的分离只能造成社会破坏。当然，人的自由是一种价值观，它自身无法说明自己，更不能科学地说明社会，因此要正确地理解人的自由问题必须承认和遵循历史规律。
历史规律与人的自由辩证法实质上是历史决定论与人的关系问题。[12]如何理解它，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命运。这就是西方思想界热衷于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
历史规律辩证性的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这个老问题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系统论、统计论的运用，有人把历史决定论弄得有点模糊不清了。
历史必然性是构成社会生活各种因素之间的本质的、合乎规律性的联系，它反映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偶然性的背后也一定隐藏着铁一般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就反映了历史必然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决不否认社会生活的偶然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偶然性虽然是社会生活中的非本质的、暂时的联系，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其出现的形式也不是一定不移的，但历史必然性正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赤裸裸的历史必然性是虚伪不实的。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的《博士论文》中，就肯定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的理论价值：即偶然性也是一种对事件发生影响的客观存在，反对只承认必然性的宿命论。这一思想贯串在他一生的理论活动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指出：“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13]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又批判了蒲鲁东的绝对必然论，认为即使像对法国历史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波拿巴政变，在很大程度上也以“偶然状态”为转移。在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不久致路·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又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并且“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14]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历史发展决不像一条僵死的直线，而是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一幅图景。恩格斯在马克思观点的基础上，对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作了更为明确的深入的阐述。他于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在肯定“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同时，承认对历史斗争发生影响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接着他说：“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15]在同一封信中，提出了著名的“合力论”，即在肯定“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16]观点下，充分看到人的各种各样的意志都会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发生作用，但它们是以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的方式起作用的。恩格斯把各种上层建筑因素的“交互作用”，各个意志的“合力”，都看作是历史决定论的有机构成，从总体上把握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
遗憾的是，有的论者把内涵如此丰富的历史决定论误认为是线性的因果决定论，因而需要发展到统计决定论、系统决定论。而这种发展据说又是递进的“范式”，一级高于一级，新“范式”是对旧范式的否定。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最后归结为系统决定论。这就有意无意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中最根本的东西，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因素。各种规律都有其自身适用的领域，把自然科学、数理科学领域的规律搬到社会历史领域，提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其准确性是令人怀疑的。我们应该十分重视研究事物的随机性、系统性，这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但是，事物随机现象的规律、系统规律，不能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基本内涵，道理在于它们无法揭示社会基本矛盾，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也是历史规律辩证性的重要内容。
由于历史规律所起作用的范围和时间可以不同，从而产生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差异。普遍规律寓于特殊规律之中，但特殊规律比普遍规律更具体，内容更丰富。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又具有一定的相对性，这完全由其适用的范围来决定的。相对性还表现在不能把普遍规律形而上学化为绝对。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的典型事例，莫过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东方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马克思的一项重大理论成就，是发现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不能说“跨越论”与这一普遍规律相矛盾。这是因为跨越资本主义峡谷是以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为前提的，是以“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为前提的。如果西欧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具有世界性质的交往也就不存在。这样，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特征的东方社会就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西欧虽然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东方社会如俄国仍然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那么它就只有依靠自己力量才能取得西欧从史前社会末期到资本主义成熟期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它同样不能跨越资本主义。
可见，马克思的“跨越论”并没有背离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这一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相反，由于具体地研究了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而丰富了这一普遍规律。马克思不会把普遍规律形而上学化为绝对，而是不断用具体的、特殊的东西去深化普遍规律。这正是历史规律辩证性的精微所在。它从理论到实践对后人的启发是极为深远的。
三
把握历史规律客观性是重要的思想训练，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可以帮助我们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事件后，邓小平说了一段重要的话：“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17]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这一惊心动魄的一幕，正是考验一个人对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真诚信念的机会。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态度了，有人对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信心。邓小平却“乱云飞渡仍从容”。这就是因为他把握了历史规律的客规性，从而能在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时刻，重向人们指出历史发展的方向。
但是，在社会主义的长途跋涉中，教训也实在够多的了。社会主义要在中国生存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说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结合中国国情，开创出走社会主义的新路子。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针对有人从消极方面去接受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教训，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也能使中国人民翻身，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指出：“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8]邓小平在这里讲的就是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就是历史规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
无疑，把握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大有助于我们加深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贯彻这个理论。
把握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还大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邓小平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9]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20]理想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信念。纪律是在历史规律制约下的自由。理想须有纪律才能实现。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必胜的论证，即对理想和如何实现理想的论证。现在有人连对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作了否定，更别提共产主义了。他们中间有些人曾有过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信念，现在否定革命也是他们对自身的否定，从中也可看出在世界格局变动下一些人精神境界的演变。这也是令人深思的。海伦·斯诺有一句诗：“你站在每个十字路口，总是那样坚定不移。”对于跨世纪的青年来说，是否有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是否有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景、民族的命运。
共产主义是令人向往的“自由王国”，不能因为人们为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丧失信念。共产主义需要经过几代人的牺牲、努力才能实现。经得起风浪、磨炼的一代人是幸运的，坚贞的品格使他们对未来满怀着信心。他们深深地认识到：自由，就是走历史必由之路。[21]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3][14][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393、477、47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9页。
[6][7]《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1、160页。
[8]洪谦主编：《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著作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7页。
[9]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历史科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页。
[10]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6-87页。
[11]卡尔·波普《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20页。
[12]此题本文不作详论。详细论证参见拙作《历史决定论与人》，载《社会科学》1996年第9期。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页。
[17][18][19][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63、143、110页。
[21]这是彭真同志在60年代说的话，至今还铭刻在笔者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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