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子学”视野下的《墨子》 “平均主义”思想
王泽宇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墨子》作为反映广大劳动阶层呼声的作品，其内容与思想着重体现了底层人民最真实迫切的生存需求。其中尚同、尚贤、兼爱、节葬、节用等思想既是墨翟本人对东周社会提出的改造措施，也是书中公平正义思想的实施途径。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当下社会如何抽象且合理的继承墨家思想，则需要更为系统，更为客观的子学梳理方法与研究体系。2012年由华东师大方勇先生提出的“新子学”概念恰好符合这一理论研究方法，并俨然成为当今子学研究系统中的显学。
[关键词] 新子学 《墨子》 平均主义 价值
墨子，名翟，墨家学派创始人，后学集有《墨子》一书，集中反映出墨子兼爱、非攻等思想。据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1]P2293对墨子及墨家学派的研究历史上一直处于传统研究阶段，并未以新时代的理论研究视角重新审视。“新子学”即对传统意义上的“诸子之学”进行发展与革新，使其成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理论构架与发展需求的学术门类，摆脱经学文化主体一元论，并在当代思想文化与教育普及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简言之，“‘新子学’将承载‘国学’真脉，促进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2]P4
那么，为什么中国始终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与产业同构现象呢？追根溯源，原因无非在于：其一，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在辖区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其二，政绩考核的同一性，很容易驱动地方政府忽略各自辖区禀赋条件与发展水平互补性，竞相采取以邻为壑的“囚徒”策略，以争取基本一律的更多出口与投资。
一、“新子学”视域下的墨子“平均主义” 思想内涵及生成背景
墨子所处时代与当今的大不同，看待《墨子》中的平均主义应当用理解的、甄别的、进步的眼光去看待。正如方勇先生所说：“在当今社会，我们倡导子学复兴、诸子会通，主张“新子学”，努力使之成为“国学”新的中坚力量，非为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要回到思想僵化、权威严厉的“经学时代”，而是要继承充满原创性、多元性的“子学精神”，以发展的眼光梳理过去与现在，从而更好地勾连起未来。产生于“轴心时代”的诸子之学从来都是当下之学，自汇聚诸子思想的诸子文本诞生伊始，诸子学就意味着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积极参与。而后人对诸子文本的不断创作、诠释、解构与重建，亦是为了积极应对每一具体历史阶段之现实。子学如同鲜活的生命体，不断发展、演变，生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新子学。我们倡导“新子学”，正是对诸子思想的重新解读和扬弃，也是借重我们自身的智慧与认识对传统思想的重新寻找和再创造.”[2]P5
小学科学教学，实验教学法是增进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动手能力和强化学生思维训练的重要方式。对此，教师在应用实验教学时，要重视学生的实验设计、重视学生参与结果分析，才能让学生的思维和科学素养以及科学态度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全面的提升。
作为先秦诸子中的重要代表，也是墨家学说的领袖人物，墨子的思想极具研究与借鉴价值。探讨《墨子》中的“平均主义”思想，首先需要明确何为“平均主义”。据《辞海》解释，平均主义是指“要求平均享有社会财富的思想”，并指出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思想是不可能实现且应该破除的。历史上有诸多提倡“平均主义”的事件，在农民起义中尤为明显，比如太平天国运动其平均主义目标为“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是起义者理想的社会，是没有阶级差别、劳动付出差别的绝对平均主义。
平均体现在精神方面，也体现在物质方面。有财相分是必要的，但前提条件在于社会财富足够众人相分。这就需要财富的积累，墨子选择积累的方法就是节约。墨子的节俭想法主要来源有二：一是身处下层社会，所见所感都是基于普通百姓的生存现状所激发出的哲学理念；二是对于儒家注重的礼乐、厚葬、服丧等文化提出针对性反驳。《墨子》中提到物质节约的篇目有很多，其中，《节用》《节葬》两篇表述的最为突出。“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圉寇乱盗贼”[8]P181在墨子看来，凡事够用即可，多余的部分都是浪费物质财富。尤其是厚葬风气，不但陪葬品是消耗，服丧之时无法从事社会劳动也是社会财富的流失。如果没有能够均分的物质基础，那么贤者再尽心尽力让人民平等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削减温饱之上的部分财富，以满足尚未温饱之人的生存需求是必须践行的。墨子想要的社会很明确，百姓都可以衣食无忧，每个人都懂得兼相爱、交相利的道理，没有浪费的财富积攒下来用以帮助贫困的人，最终由贤能之士引领社会达到盛世的完美形态。
墨子本人的经历对于“平均主义”思想的产生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史记》中对于墨子的记载不过一句话，关于墨子其人的生卒年、所属国都尚未有确定答案。学界普遍认为他出生于下层社会，亲自参与劳动，是一名能工巧匠。《吕氏春秋·当染》写道：“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4]P201《淮南子·要略训》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卫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5]P342墨子曾学于儒家，但儒家的繁琐礼节与厚葬形式都让他觉得是在浪费钱财与民力，因此基于自身学习的感悟，提出了兼爱非攻等独特的墨家主张。出身下层，又受到儒家文化熏陶，墨子选择了尧舜禹作为指标，不同于儒家对周礼的推崇。《庄子·天下》中评价墨子学派是“……多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6]P1071，墨子立足于社会下层小生产劳动者的立场，创立了吃苦耐劳甚至是以自苦为要求的学派。他深知下层人民的艰辛，也同情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他所渴望的是人人可以温饱的理想社会，也就由此引发出其“平均主义”的想法。
除去土地制度，教育的变化也是重要的一环。所谓“学在官府”，商周时代的知识，尤其礼乐之类的高雅科目是只有王室才能够学习的，平民无非接触一些实用的技能性知识，谈不上教育，更难拥有自己改变社会的思想。进入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国渐趋强大，整个时代礼崩乐坏，正如《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言“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3]P1541。私学兴起，知识与教育范围的逐渐扩大，使得更多的人有幸参与其中，也就为之后对社会的能动思考打下了基础。
二、《墨子》“平均主义”思想的 具体内容与社会蓝图
针对不同的建筑——住宅、非住宅、人员密集场所、老年人照料设施、幕墙建筑，同时按照不同的保温型式——内保温、外保温、夹芯墙保温、屋面保温，并结合建筑的高度，《建规》分别规定了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以及构造要求。其中，关于外墙保温，《建规》的主旨是大力推广应用A级不燃性的保温材料，严格限制使用可燃性的保温材料以及严禁使用易燃性的保温材料。
由上节可知，墨子平均主义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以兼爱为出发点，以尚同、尚贤为途径，以节用、节葬为措施，最终达成人人温饱且具备知识的平等社会。
式中，Mr是低密度C-S-H凝胶占总C-S-H凝胶的质量分数；SN2通过氮气测量的比表面积；MD是D干燥水泥浆体的质量；St是每克C-S-H凝胶体的表面积；MLD是低密度C-S-H凝胶质量；Mt是C-S-H凝胶的总质量。J-T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回归可得到两种C-S-H凝胶的质量比为以及其体积表示式为
然而，只有兼爱的思想是不够的，还需要更为有效的途径和更加有用的举措。《墨子·鲁问》篇提道：“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4]P120这段话集中讲述了墨子对于不同病症的国家所要采取的治国措施，也称得上是墨家为治理贫、乱、淫、蛮等社会问题的综合政治策略。当上述问题全部解决，社会也将变得不愁吃穿、充满人情味。其中，尚同、尚贤两者据文中所述应是针对国家混乱的，同时这两者也是实现平等、平均目的的必经之路。尚贤，是诸子学派普遍会提到的治国手段，即举贤任能。《墨子》中的尚贤也展现出墨家的平等均分精神，不论地位高低，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只要是有才之人，都应当平等地获得进入朝政的机会。墨子在论证此观点时曾讽刺道，缝衣服、屠宰牛羊时大家都知道要寻找专业人士，到了治国的时候却忘了尚贤使能，反倒是偏袒骨肉之亲，使真正的贤者处于劣势无法获取应有的资源，真是“明于小而不名于大”。墨子对贤者的定义也十分明确：“莫若为贤……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8]P79贤者并不只是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与高尚的德行，还要有风向标一般的精神与行为准则。以力助人、以财相分、以道教人，他的存在会使整个风气都变得和谐，百姓会在贤者的引领、影响下自觉自发地向平均、平等靠拢，终将形成“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8]P181的和谐社会。
《墨子·兼爱》共分为上中下三篇，兼爱可谓是墨家思想的核心，既是出发点，也可以视作最终目标之一，贯穿于全书。通过推广不分高低贵贱平等地爱每一个人，达到人人享有爱、付出爱的均衡状态。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说道：“墨学所标纲领，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3]P25这也是墨家与儒家的大不同之处，墨家的爱是没有阶级差别的，兼相爱、交相利就是他的理想，甚至牺牲自己也要达成利人的终极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墨家所爱对象并不包含十恶不赦之人。“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8]P220，世间的混乱都来源于人和人的不相爱，来源于损害别人的利益满足自己的利益，更不用谈国与国之间为争夺利益而产生的大范围杀伤。举个例子，若是有人出门在外生死不知，那此人在比较过自己的亲朋好友后，必然是更愿意将妻子家室托付给倡议兼爱之人的。因为对方可以以平等的爱照顾自己的家庭和别人的家庭。反过来说，如何使其他人对自己抱持爱意？自然是以相同程度或者更高等级的爱去对待别人了。如果能够达成兼爱，那么社会的纷争必然会减少。然而事实上能够做到没有私心、牺牲自己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墨子对于反对者给予了反驳，他认为兼爱是有益之事，天子、士人等加以推崇是可以普及的。兼爱普遍之时也就是社会平等之时。每个人都知道要尊重、爱护他人，那有多余的财产会不会分给贫穷的人？有知识会不会教给无知的人？其他人有困难了会不会倾力相助？这些答案都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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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本是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耕文明国家，换言之，是否拥有土地以及土地的多少决定着贫富状况。商周时期实行井田制，几乎是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天子、诸侯、贵族，仅有一小部分土地分配给劳动力人口。春秋战国，井田制崩坏，各诸侯国进行制度改革，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子产在郑国实行的“田有封洫，庐井有伍”[3]P401，整顿田地疆界，事实上也是将耕地所有权长期固定化。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产出，都仅仅是在为上层社会贡献财富，而大部分劳动者不一定能满足生存所需。再加上国家之间征伐不断，缺少稳定的产出环境，想要维持生活就更为困难。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历史上产生过两种方法，第一种，均分土地；第二种，均分土地产出。介于时代所限，先秦的思想家相对整齐地倒向了第二种方法，收入多的将结余分给收入少的，如此一来就能解决贫富差距悬殊、百姓颠沛流离不能自给的状况。
尚同，一定程度上算得上是尚贤的衍生思想。墨子主张让贤德之人管理国家，是从政治运行体制等诸多方面进行考量的。分散到社会各个方面就是天子、三公、诸侯、将军大夫、乡里长等各级官员都应当由贤良智慧之人担任。他们以身作则，带动所治理范围内的百姓共同进步。而处于中间地位的官员也应是上下通情的重要枢纽，既是民情、政策的传达者，也是道德实践的履行者。由此观之，若要保证春秋各诸侯国家庞大的政治机器能够平稳运行，尚贤机制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尚同与尚贤可谓相辅相成，举任贤能才能够推动管辖范围内的民众向着“贤人”的方向发展，同时促进公平举荐、发掘贤良的人才体系逐步形成；上下一致的贤良之风便会使众人拥有平等和谐的政治环境，获得均等任职的晋升基础，两者相互促进就能最终实现墨子“饥者得食”的美好夙愿。
方勇先生在《三论新子学》中曾指出：“诸子学具有恒久的意义，在于其洞见了文明中的基本事实，其解决问题的方案可能不是唯一的，但最切近中国社会。”[9]P4先秦时期不止墨家一派有均分的思想，社会时代的大背景催发了他们想要改变现实的欲望与想法。纵观先秦时期，墨家、道家、儒家、农家，都或多或少带有平均的理想主义色彩。若儒墨相比，墨家的平均比较彻底，而儒家的平均则是一种贫富差距的适当调节，例如《论语·季氏》中虽然提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但事实上这里提到的均等是和儒家的礼制规范、等级差异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合理调节贫富差距的方法。若是与农家、道家相比，墨家又显得人性化许多，不像农家要求天下所有人都要毫无差别地耕田劳作；同时也不同于道家提倡的天理自然的无为思想，它更倾向于秩序化的、有领导阶级的社会财富调整。墨子的“平均主义”具有独特性，他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也差异于后来的农民起义理想运动。总体来看，墨子的“平均主义”思想主要是受到时代与社会背景、个人所处阶层以及受过教育等诸多影响最终诞生的产物。
《荀子·富国》篇当中曾对于墨子尚同、节俭等思想做出激烈批判，矛头直指其均等分配的思想内涵：“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50]P145。荀子认为天下财富不足需要共同担忧之类的想法，只不过是墨子个人焦虑过头而已。天下实际的担忧并不在于财富的不足，而在于混乱的环境对人造成的伤害，至于节俭的主张也只会造成天下的贫穷。不可否认的是，《墨子》中也提到过“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8]P79的想法，与太平天国的物质均分十分相似，荀子认为其不合实际也并非没有道理。但需要注意的是，墨子的平均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绝对平均，而是由特定的社会背景与劳动阶层的矛盾交互所产生的相对平均，是与“公平”更为相近但不完全一致的政治概念。其最终目标是达到天下人人皆可温饱，而并非每个人所持有的物质资产与知识储备都毫无差别。这是一种社会理想，是针对社会贫富不均，尤其贫穷之人生活困苦，难以为继所提出的带有实践意义的解决方案。先秦时代的主要问题正如墨子在书中所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8]P275温饱劳累是亟待解决的，而当代社会更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仅是温饱，更是精神物质的双向满足。“新子学”是针对当代发展概况提出的理论构思，它对于传统子学有着新的时代考量。对于墨家流派的思想，尤其是在尚同、节用等思想视域下表露出的“平均主义”，更应紧扣时代的脉搏，契合现代文化发展趋势，真正达到“发掘元典智慧，以应对当代挑战”的现实目的。[9]P4
三、 “新子学”阐释下的墨子 “平均主义”当代价值
墨子“平均主义”思想除了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墨家学派与理解墨子本人思想外，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启示与教育功用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尤其是方勇先生在提出学术创新要“追溯原典”的口号后，注重对诸子文本的解读与生存背景的认知更成为了当代学者研究先秦学术与文化时的重中之重。
由此观之，以新文化，新视角审视墨子及其思想源流就成为了现代文明重新理解自身、创新时代的宝贵资源。《墨子》意欲达成平等平均所提出的兼爱、尚同、尚贤、节用、节葬等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参看价值。从各方面来说，兼爱以现代眼光看来是极具人道主义精神的，“兼相爱、交相利”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要践行的理论基础，如此一来则风气更为和谐；尚贤强调举贤任能，这是在每个时代都需要注重的，人才的创造力是生产力的直接推动，解放人才就是对生产力的有效解放；尚同是社会结构上下一致的发展模式，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国家政策的制定来源于人民，带给他们便利与保障，并且制约恶行的发生，从而促使社会各阶层以良性互动。精神文明的传导也是一样，需要上下一心，共同支持、践行、传播；节用、节葬更不用说，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央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与公民价值观的良性发展。不过墨子过分的节俭甚至于是苦行主义的观念还是与此有一定差距。对此，我们应当带有理性的，辩证的视野去审视以《墨子》为代表的先秦文化典籍。努力回归原点，在继承之中有所创新。正如方勇先生所说：“当代实具备了回归中国思想原点的极佳契机。更重要的是，诸子学本身所具有的多元开放的气质，正是中国思想原创力的突出体现。身处现代语境中的当代研究者，不妨学习和继承先秦时期“处士横议”的原创精神与恣纵气势，摆脱各种固有观念的束缚，汲取元典智慧，融会当代理念，是为学术创新之关键所在。”[9]P2
总体而言，《墨子》的“平均主义”和“绝对平均”是不一样的，反倒是与现今提倡的共同富裕有几分相似。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社会共同富裕，这与尚贤、尚同类似，贤者掌握资源之后会将其分给有需要的人；不但要把蛋糕做大，还要分好蛋糕，墨子的节俭正是为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只是受到时代、阶级的局限，墨子的财富分配方式还是有所欠缺。按照历史情况来看，虽然贫弱者有帮助的必要，但完全意义上的“劫富济贫”却是不可取的，也会打击劳动者的积极性，反而造成消极影响。我们在“追溯原典”的同时，亦需要“重构典范”。“中国社会已经深深扎进现代体系之中，文化转型势在必行。学术要大胆创新，要适应时代，有必要对传统做一番大的重构。”[9]P2方勇先生认为：“重构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先秦时代思想的结构。”[9]P2对过往历史的梳理在于对其文化背景的正确解读，了解诸子的生存时代，才能真正抽取有益于时下的思想养分。取其精华，摈其糟粕，借鉴有用的部分加以改进，这才是《墨子》对于现今社会的意义所在，也正是“新子学”所致力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0.2293.
[2]方 勇.“新子学”构想[N].光明日报，2012-10-22(14)：4，5.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401.
[4]陆 玖译注.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6.201.
[5]张双棣.淮南子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42.
[6]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1071.
[7]梁启超.墨子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9.5.
[8]方 勇译注.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9.
[9]方 勇. 三论新子学[N].光明日报，2016-03-28(16): 2，4.
[10]方 勇，李 波译注.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145.
[中图分类号] B 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73( 2019) 03-0086-05
DOI: 10.16162/ j.issn.1672-3473.2019.03.020
[收稿日期] 2019-03-07
[作者简介] 王泽宇(1993-)，男，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降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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