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换时期的中国农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业论文,时期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业问题，现在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公众共同的感觉是近两年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过高过快，反映出农业生产供给不足，因而引发人们对中国粮食生产远景的忧虑。在人们研究这一现象时，虽然列举了很多原因，但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如资源条件差、抗灾能力弱、投资太少、科技水平低和经营规模过小等等，这都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些长期发生作用的一般性因素，并不能据以说明这两年涨价的成因，也不能针对存在于中国的特殊性障碍因素，提出治理措施。应该进行更加具体的考察与分析，以利明确认识、对症下药，集中精力于现阶段行之有效的政策目标。
远期的问题必须重视。但改革这一关过好，正是为了给解决远期问题创造新的条件，绝不可忽视。
二
（二）我国国民经济目前正处于体制转型时期，即由计划经济过渡向市场经济。现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多数和这个转型过程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有关。
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二者相互作用，乃是贯穿人类历史变化全过程的一条主线。每当制度转换时期，还会出现带有过渡期特征的复杂现象。至今，关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透彻经济学解释，还不多见。可是这种转换经历，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存在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二次大战后，这些新独立国家为追赶先进工业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过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据此，我们可以从这些国家的共同经历中发现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为认识农村当前出现的问题，提供一点线索。
（三）经济体制不同于政治制度的转换，前者所具有的经济性质和依存条件，决定它需要经过一个系统发育过程，它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样就形成一个过渡期，其特征是原有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尚未校正过来。新旧体制并存，同时从深层次上朝着不同方向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施加影响，产生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结果。
体制的转换，不可避免地牵动并改变原有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革的利益分配也不是均质的。因此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各项改革政策会有不同的反应，又反回来影响改革的进程。正面的、负面的影响相互交错，引出许多违反人们预期的变化。
一般情况下，制度安排是在政府主持下进行的。对政府来讲，这是一种自我完善的历史使命。在过渡时期，政府、执政党及其他政治组织所选择的宏观政策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既能加强改革的激励因素，也可能形成对改革的制约因素。改革向政治组织提出要求：能集中转换时期来自各方的信息，能摆脱旧体制惯性作用的影响，积极促进新体制的发育，能善于缓解人民内部矛盾，选择改革与稳定的政策融合点，为制度转换建立安全保障。这是一个集体学习过程，不可能一起步就干得完美无缺。政府承受着来自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在不少问题上常陷于两难处境。此外，传统文化、需求偏爱也影响人们的选择。因此，在工作过程中，很难避免主观失误，并和前述其他因素一起，作用于改革进程，出现某些曲折反复现象。我们所以强调：发生在改革中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来解决，就因为来自各方面的对改革的阻力，不可能自发消失。改革每推进一步即意味着增加一分动力，减少一分阻力。反过来，也可以如此说。
三
（四）这几年农村总形势是好的。前些年的改革为农业生产创造了新的动力，加上中央高度重视农村，重视农业，重视农民问题。几年来领导、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产品供给得到保证。此外还在发展外向型经济，发育市场中介组织，推进开发性农业、制度创新和组织建设等方面，有所发展和创造。这一切，均应当充分予以肯定。但改革尚未成功，在新旧体制并存格局下，旧体制仍在发生作用，障碍着农村经济与社会的顺畅发展。
为什么说改革尚未成功？原订计划是：第一，建立一个微观经济基础；第二，建立市场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第三，逐步建立农村新的经济结构。这三条不论哪一条都未完全实现。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目前改革重点转到城市，农村主要任务转向抓紧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改革任务被淡化了。出现生产波动时，强调重视农业，加强其基础地位，是完全必要的。但如何通过改进制度、政策激励农民生产积极性方面考虑较少，从而减弱了推动开放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力度。
（五）粮食价格上涨过高，究竟是什么问题？是生产供给问题，还是别的问题。改革起动后，农民从事生产一直是积极的。何以见得？第一，放开价格的产品，如水产、禽畜、蔬菜、水果等供给是好的。1978年，畜禽肉类产量一千几百万吨，至1994年增长到4400多万吨，现在人均39.4公斤肉类消费，已超过国际平均水平，出现了肉禽滞销，企业亏损。人们都晓得肉类是由谷物转化的。第二，粮食生产年度增长率都超过人口增长率（1983、1984年的超常规增长是难以继续的）。第三，粮食生产确有周期性波动，波动成因有的出于天灾，而大部年份是由于粮食生产比较利益太低。生产随价格的变化而波动。价格高，农民生产积极，价格低，就不积极。粮食价格和工业品和经济作物之间还未出现相对价格，这是个价格形成机制问题，也是体制性问题。第四，粮食生产虽有波动，但未出现大幅度波动。因为包产到户后，农民一定要努力保证自食部分，力争够吃有余。粮食波动直接受影响的是商品粮中的公购粮，因为公购粮价格是受管制的。农民不情愿卖低价。第五，1994年，由于稻米减产等因素，总产下降2.5%，波动尚属于正常范围，一般情况下不会形成供给危机。上一年度，净出口数量增加，供给减少，能源材料价格提高，粮食市价在成本推动下上涨，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变化。在此时，为了制止投机资本干扰，政府建立交易规则，加强了干预，是必要的，问题是如何干预。如果经济手段乏力，只强调管死市场价格，关闭市场等手段，反而会助长农民惜售心理和私商投机活动，并引发地方封锁和国营粮店的“寻租”行为，致使带有转轨期特征的波动产生放大效应。即使能完成征购任务，支付的代价也会很高。
四
（六）对于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加强农业的地位，怎么强调，也不会过份。如何加强？“关键是增加投入。”这样说当然是对的。由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化农业，在水利、交通、通讯、科研机构、整治耕地，以及各项农用工业和服务设施方面，必须进行大量投资，一个计划期其数额概算达几万亿元。农业投资必须得到国家财政的直接支持，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在今天的农业经常投入中，大头还得靠农民。他们的投入份额要占60%以上。政府财力有限，有限的投入，只可用于基础建设方面，解决不了农业比较利益问题。而后者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利得预期。要农民增加投资，必须使他们手里有余钱，又有投资兴趣。因此，必须使农业从市场上受到激励，使农业变成赢利产业，否则，农民是不会积极的。
有人说今天农业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取决于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确起到吸收农民就业和就地以工补农作用，东部地区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很大程度要靠乡镇企业支持。但办企业也要有资本，广大中西部地区，缺少东部那种办企业条件，尤其是资本进入条件。很多属于粮食产区，要发展乡镇企业，必须农业生产有积累有剩余，仅靠政府核定的几十亿贷款是杯水车薪。拿出更大份额，银行又承受不了。因此，在那里只能量力而行逐步发展，不能指望来个异军突起。这类地区办乡镇企业要走新路子，必须改善交通并与城镇建设相结合，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就业机会。当前，首先要通过统一市场，提高粮食交换价值，先把农业搞活。
（七）当前农业，一方面缺乏资金，一方面又承受着成本上升和低价销售双重压力。政府能增加投入，多多益善。如不可能，与其空许诺言“多给”，莫如实事求是，先做到“少取”，先减轻一点负担。如果少取也困难，还可以改革一个“取”“予”的方式。现在的政府为实行低价征购制度，要支付很高的经营成本，算下帐来，已经是得不偿失。再说，其他工农业产品价格都放开，只管制住粮食价格，既欠公平，也难以行通。
（八）以上说明，解决农业问题，必须深化改革，首先应改革价格政策，双轨并为一轨，建立一个统一市场。市场空间越大，价格波动效应越小。必须放弃对农民的歧视政策，恢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变农村的经济结构，首先是就业结构，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创造起动条件。其他办法，有的是药不对症，有的只是负效应，必须改弦易辙。
五
（九）重整农村经济结构，是改革要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农业稳步增长长期目标必须进行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任务。新的农村结构的形成，变数很多，不可能预测它的细节。在过渡时期，我们可能做到的事情，是推动它朝着以下要求去建立基本框架。
第一，通过统一的市场，实现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等价交换，消除城乡壁垒，走向城乡一体和地区协同。
第二，界定产权，依法保护各类经济主体财产权益，以利建立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公有制起主导作用的所有制结构。
第三，稳定家庭经营，在市场引导下，促进传统小农经济的分解过程，向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演变，形成农林牧渔、园艺、加工等独立的产业部门和产前产后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具备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地方，实行适合国情的规模经营和合作制。
第四，改变就业结构和人口结构。劳动力大量转移，资本投入相应增加，逐步地由土地、劳力密集型经营转向土地、劳力节约型经营。
第五，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吸引国内外资本与技术进入农村，大规模开发农业资源，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国际市场余缺互补，提高资源利用效益。
第六，兼顾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保护，保持资源永续利用。
上边几条中，第一条，建立统一市场是必要的前提。因为只有市场才能提供这种功能：校正过去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经济扭曲现象，使之进入良性循环，稀缺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为完成农村结构转变创造必要条件。
下边将就这一点做点说明。
六
（十）建国以来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制度变迁，到了现在，缩小经济上工农差距已成为农民最强呼声。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废除地主、富农、资本家所有制，阶级差别随之消灭了。但工农差别的消失，要经过长期的生产力发育提升过程。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其经济增长过程，应当也可能选择一个逐步缩小工农差别的发展战略。可是，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却使工农差别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乡差别，相对拉大了。建国初期，为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必须从农村提取积累，这是必要的，可是，不按价格规律行事，时间长了，农村资源输出大于输入，就造成城乡关系的非均衡变化。现在工业部门收益业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过去以农补工应当转向由工业回哺农业了。目前，鉴于国家面临体制转型的现实困难，至少应先实现平等交换，维持农业的自养能力。但截止现在还未做到这一点。突出的问题是：在国民经济中，农业产值比重在下降，大量人口却滞留在农村，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它影响农业的增长和供给能力的提高。城乡间不仅存在劳动生产率过大悬殊，而且存在着多种社会福利制度的巨大差别。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居民之间的身份差异。改革以来，农民的见闻开阔了，心理上的不平衡也突出起来。近年由于政府对城乡来往控制程度稍有放松，就出现所谓“打工潮”。农民为突破城乡分割而自发行动，它提醒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调整城乡关系。
（十一）削平城乡壁垒，固然不能单纯指望农民的这种自发努力，也不能指望政府大量增加农业价格补贴。当前，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不高，政府财力不足，农业人口占80%，少数补贴多数，是补不起的。从这个现状出发，需要政府摆脱旧体制惯性约束，在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下，利用市场的配置资源功能，使城乡融为一体，工农商一元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进一步改善农民经济地位。
七
（十二）农村就业问题是长期积压在农村的一个大难题。过去在人民公社时期，实际上就存在着隐蔽性失业。改革后实行家庭经营，农村劳动力随即出现四分之一剩余量。而到本世纪末，剩余量会增大到2亿左右。如果转移就业解决得好，丰富的劳动力就变成资源优势，反之，会变成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制约因素。以下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改革开放早走一步的沿海地区，农民在社区支持下，就地兴办乡镇企业，解决了近一亿人劳动就业问题，提高了购买力，促成沿海地区走向繁荣和发展。而中西部某些地区，乡镇企业发展滞后，落后与贫困面貌，至今未见改观，与先进地区相比，出现了巨大反差。
（十三）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由于缺乏城市依托，布局分散，不免陆续出现：同构化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等消极现象。今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必须同步发展。
人口由乡村向城市和工业区迁移，乃是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均衡劳动力的空间配置，必然出现的社会结构变化。只能适应这种变化，引导它向优化城乡结构的目标发展，而不可能加以阻止。
（十四）可以预计，下一个世纪，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最活跃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国际资本进入量和经济总量增长最大的国家将是中国。如果这个估计不错的话，我们为了把握这个历史机遇，就应当研究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的优势和制约因素是什么。我国的资源优势是劳动力，而最大的制约因素可能是农民就业不足所引起的市场需求不足。几亿人口的购买力上不去，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内市场的扩张。而国内市场不只是我国商品和服务的主要销地，并且是吸引国际资本和技术进入的主要依赖。因此，需要适时形成新的就业结构，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拓宽广大的国内市场，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打好巩固基础。
（十五）在农村就地安排就业还有一定潜力，应当加大开发农村资源的投入，在多种经营方面多下功夫，多搞一些劳动密集科技含量大的产业，尽最大可能多吸收农民就业。根据预测，农业方面就业容量可达到占总人口30-40%。从长期看，更大的国民就业潜力，在于全国性产业结构重组和提高城市比重，扩充经济总量。
截至今天，城市人口只占国民总人口的26.7%。大量的制造业聚集在大中城市和农村这两头，而第三产业缺乏相应的载体。不只是中小城市发展滞后，能带动全局，沟通国际，以贸易金融服务为主功能的现代化大都市，也未发育成型。为适应发展需要，应该大幅度提高城市比重，在下世纪前期增加到占总人口60%左右，大、中、小城市相互配套，总数达到1000个左右。其中扶持几个大城市成为国际中转中心，其余城市有的以制造业为主，有的以第三产业为主，数量增加，功能齐全，以利于利用现代信息交往工具，使一部分外向型企业，加快技术升级，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同时使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梯度转移，推动后进地区发展。这是一个大动作、大工程，不是朝呼夕至之事。唯其如此，才需要及早部署，把发育与规范劳动市场，规划与指导城市建设，列入政府的战略规划。放松这方面的努力，单纯着眼于限制人口流动，会召来更大困难和风险。
（十六）现在我们已经看出：沿海沿江以厦门、广州、上海、京津、武汉、重庆等大中城市为中心，带动周边地区，形成一种城市群落式发展模式。这可以作为国家拟订城市发展规划的参照系统。我们还高兴地看到，各地方先后涌现一批“农民造城镇”的新事迹。由于中小工业先机在乡村取得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产生了向城市聚集的要求，因而出现小城市的带状发展。这是我国农民自觉改善其生存发展环境的又一项创造。政府应该给予积极指导和支持。
（十七）解决贫困地区劳动就业，应选择更适宜的模式，善于利用来自各方的支持，先发展交通、运输、通讯设施，既改善投资环境，又可创造就业机会。在沿边沿线地区，发展集市贸易，鼓励个体、私营企业进入市场，以贸促农、以贸促工。某些自然条件严酷的地区，可试办异地建厂就业。还应十分重视就业培训工作，通过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去开拓就业机会。
八
（十八）要稳定产权、界定产权、保护产权。这件事情必须在转轨时期，摆在重要位置上来，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有两个条件是不可少的，一个是市场体系，一个是产权法制。我国历史上是缺乏财产法制传统的。古代宗法社会，不会有现代人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所有权。正如马克思形容过的，那还是“权力统治着财产”、“捉弄财产”的时代。就是进入近代，也始终没有制订出一部适合国情的民法，据以界定并保护公私财产权益。从“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转变到“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这样的法权观念，乃是商品经济向高度发展的产物。至于彻底消灭私有财产观念，还须以生产力更充分的发展为前提。解放初，土改结束，曾在政协共同纲领中宣布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是农民的合法财产。但那时，百废待举，既来不及制定具体法律，也不准备推动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不久，便趁热打铁，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它的目标既是消灭私有制，从此政府就不再强调保护农民的财产，农民也不再争取保护。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家都举手赞成。但后来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先是拉牛退社，没搞成。第二年自发包产到户，也没搞成，此后用很多消极性办法，如“偏爱自留地，公田出工不出力”，瞒产私分，暗拿明偷、借款不还、用粮超支等，争点私利。这一切不能说全是非法，因大多是合伙行为，瞒上不瞒下，法不责众。
（十九）这次包产到户规定土地公有，农户承包。农户承包权（即使用权）15年不变，可是各地方因增人就得增地，年年有变。前年规定30年不变，也不具法律效力。规定使用权允许有偿转让，实际没有取得共识，更没有形成市场（据说只有1%土地转让）。最近国务院转发农业部文件，重申这几项政策，推动贯彻执行，是一个及时的举措。现在又开始倡导规模经营了。应及时提醒同志们重视产权问题。过去搞集体化也为形成规模经营，大家都把这种变革简单化只看作是所有制的改造问题，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限期完成，而没有按照它的经济性质，积累规模经济所需要的经济文化条件。结果是群众自愿原则很难得到保证，集体经济也就很难维持下去。
（二十）今天我们要记取历史教训，在认识上要理解：任何一种经济制度，既有稳定性，又有变迁性。它的变迁要依据一定条件。规模经营主要是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所有制变革有关，但不能等同于所有制改造，要重视经济条件成熟程度，还要把它当作产权交换关系。这是农民让出某一项产权，换取他所预期的补偿，必须保证自愿，不自愿则不可强求。必须尊重农民的选择，保护农民的财产权益。没有这个观念，搞不好市场经济和各种制度安排。
（二十一）观察各地经验，搞规模经营有如下几种方式：
1、通过土地有偿转让逐步使土地相对集中，形成以农户为主体的适度规模经营。如粮食专业大户、菜农专业大户等。产权发生变化，是土地使用权在户间市场交换的结果。
2、公司加农户。家庭经营基础上，组成服务共同体，使部分经济活动采用公司形式搞统一销售、供应、加工、出口、引进科技。这适用于一般的园艺、水果、蔬菜、畜产品等专业化经营。政府商贸部门和供销社组织的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一条龙，专业市场、商品基地服务中心、专业技协、专业农协等服务组织也可以列入这一类别。
3、社区加农民。种地还是家庭承包，但由社区承担共同性服务。农村社区一般可依靠乡镇集体企业提供的经济实力，用于支持水利、道路、通讯、交通等建设，并设置某些服务实体，如机耕队、信用社、供销组织、科学服务组织。社区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农户利用社区服务项目，一般是有偿使用，保持交换关系，也算市场行为。
上述几种形式构成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一个农户可同时参加几个服务组织，彼此并行不悖。
4、股份合作制。它不同于过去集体的所有制，股份合作制，可以投入股金，按资分红。本来公司制（股份制）与合作制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不宜混淆。但大家习惯这么叫，不妨约定俗成，取长补短，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化所有制，也可以按政府法律，分别规范为公司制和合作制。这要有较长的试办期，积累经验。
5、合作农场。现有合作农场有的类似集体农庄，有的等于工业车间。建立的好处是避免了大量劳动力转让过程土地抛荒引来农业萧条。和过去的“集体化”穷过渡不同，现在有资金投入和现代技术投入，并且是劳均土地增加后的集体化。尽管如此，它仍难避免过去集体化的弱点，即监督问题和分配问题上缺乏有效的自律机制。要经过试验，取得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经验。可以试验，但不要一哄而上。不少农场由于目前受多种因素限制，投入产出率低，经济核算不能平衡。这类形式，大多分布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可以取得较多的财政支持。在其他大部农区是难以推广的。仅就这一点讲，不及前述双层经营结构所具备的推广条件。在中国，土地集中将是一件缓慢过程，家庭小型经营还有生命力。双层经营的合作制，将会占有更广阔的空间。
（二十二）过去年代里，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同样地预言，家庭经营会在竞争中消灭。但历史事实证明，即便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还存在大量的家庭农场，它可以扩大规模，但不需雇用工人，可利用现代化科技成果和其他社会服务，摆脱传统农业的种种落后状态。而行之于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已不能照旧维持，必须加以改革。家庭经营，将来在我国如何发展变化。根据目前占有的事实资料，还不可能做出具体的预测。依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农业两个飞跃的思路，应当作为我们的努力方向。第二个飞跃，如小平同志所提示，将是一个长期的经济实践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探索过程。不同时间、地点与条件下，将通过不同路径和组织形式去实现。我国十几亿人口，幅原广阔，地区差异极大，既不可机械搬用外国模式，也不可用适合于本国个别地方的模式，覆盖全国一切地方。当前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是稳定家庭承包制，组织好服务工作。这应作为当前工作重点。根据现实经济发展的多样性，经济组织形式也一定是多样化的，这一点也必须取得共识。
（二十三）农村面临的问题很多，有一些生产问题、社会问题，十分重要，亟待布署解决，限于篇幅，宜另作论述。上边讲到的只限于过渡时期深化改革的几个目标。改革是一个历史机遇，而机遇具有时效性，时不再来，必须抓紧。对于农产品市场化、就业转移两项目标，要放到优先地位考虑。
（二十四）中央一再叮嘱，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五句话均属大局所系，必须完整统一地推进。我国十几年来，处理改革与稳定关系，总的说是成功的。众所公认的特色是，先从农村入手，随着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先在国有经济旁边，生长出一块非国有经济，创造一块新的经济增量，迅速充实了产业结构中长期短缺的产品，早一步使国内人数最多的农民群体的经济地位得到改善。争得时间，为改革在城市展开与深化提供了保障条件，从而避免因缺乏准备，冒然改变原有的利益结构，引起经济转型期过大的波动，影响社会安定。
（二十五）选择农村作为改革突破口，并非来自偶然的动机，而是有其客观依据和背景的。在旧体制下，农民是既得利益最小，蒙受损失最大的一个群体。农业是贡献较大而比较利益较低的产业。农村是国民收入的低谷区，对于改善生存与发展条件的要求也最为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农村改革曾遇到许多阻力，由于它制度转换成本较小，收益较大，进入较易，见效较快，消极影响较小。因而使领导层对改革抱有较好的预期。包产到户的增产效应，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证明这项决策是符合实际的。农村第二步改革，是农产品交换市场化。这项改革受益者几乎是全体农民，受损害的是城市低收入者和乡村缺粮户。初步估计这两部分人口比重不会超过两位数。由于粮食的收入弹性较小，随着城市职工收入增加，食品消费支出比例下降，对于多数市民讲，改革引起的食品涨价，是具备承受力的。就是说无损于他们的收益。关键是对城市低收入户和乡村的缺粮户的利益安排。这个问题，涉及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政策选择，应从农产品购销政策分离出来，另作针对性处理。不少地区做过试验，可以找到适当办法。如城市粮食销售价格，大部分按质论价，低质粮实行平价供应。改革后很长时间，不少小城镇早已放开食品销价，不发补贴，也都能过得去。改革的决策，只能建立在使多数人得益，少数人不受或少受损失的基本估计上，让百分之百的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将少数人的问题安排妥善，做到有失也有得，就可有助于保持稳定。如果为了保护少数，而牺牲多数人利益，延误改革，会积累不稳定因素，削弱控制全局的主动权。
人们都将我国改革称之为渐进式改革。如果把渐进二字理解为仅仅是时间上延长跨度，那就误解了中国改革经验的真实涵义。在方法上，先试验后推广；在进程上，从局部入手，建立新体制，发育市场导向的新经济，不断使它充实壮大，并作为改革的经济依靠，扩大与深化改革领域，形成不间断的体制更新过程，这就是渐进。渐进不是不进。
（二十六）粮价在整个物价链里，居于影响较大的部位。但改革原有价格体系引起的涨价，是补偿性的、一次性的，也是跳不过去的。为避开和其他因素聚在一起，增加改革难度，对于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选择一个适当时机进行，以利于政府保持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力，当然是可行的，也是保持稳定所必需。但不可忘记在有利的机会，推进改革。政府已决定在今年将定购数量减少，不许封闭市场，希望今后把这项改革进一步深化。除粮食购销外，还需要加快劳动、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发育。
注释：
*本文是作者1995年3月在农业发展问题国际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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