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的文学阐释——围绕《棋王》的前前后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棋王论文,前前后后论文,记忆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文学寻根”作为文学史重要潮流的确认,阿城与《棋王》的地位和意义也几成定论:“文化寻根派”作家群中,“北京的阿城和湖南的韩少功是很有代表性的两位”,“(《棋王》)以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认同而呈现出一种文化的人格魅力”,“《棋王》的主要魅力来自于主人公王一生”,“阿城在塑造王一生这个人物形象,写出他的无为的人生态度与有为的创造力时,力图表现古代道家文化思想”。① 然而,当“80年代”伴随大量的回忆和访谈再次浮出水面,重新审视《棋王》就有了新的可能和契机。这并非是要颠覆和取代对《棋王》的既有评价,而是试图穿越单一简化的材料对历史做更为复杂的追问和更为深入的挖掘。比如:《棋王》是怎样出现在80年代的文坛?又如何卷入一场后来才发生的文学运动?哪些力量参与了最终的确立和指认,建构起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这样一个《棋王》?这是否造成某些分歧的遮蔽和可能的压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或可对寻根文学乃至整个1985年之后的小说革命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 从故事到小说
李陀在回忆“1985”的“酝酿”时,从这样一件事开始:
记得在1983年底,或是1984年初(我记不清准确日子了)的一天晚上,一些朋友凑在我家吃涮羊肉,其中有陈建功、郑万隆和阿城。……照例,餐中阿城要给大家讲故事……虽然我们一再催促阿城,可他照例不慌不忙地低头猛吃猛喝,用一片喷香的咀嚼声压住大家的急切,偶尔冒出一句:“吃,先吃!”这样差不多吃了近一个小时,阿城才抬起汗水淋漓的头,掏出那支总是不离身的大烟斗,慢慢地装烟、点烟,又吸了两口,然后慢悠悠地说:“好,今天我讲个下棋的故事。”……听完了故事之后,陈建功、郑万隆和我都一致催促阿城把它写成小说。……大家七嘴八舌地劝说阿城,乱成一团。特别当阿城冷静地从闪着微光的玻璃镜片后边抛出一句“这成吗?这弄得成一篇小说吗?”的疑问时,劝说就变成了责骂,甚至恐吓,铜火锅还冒着热气的餐桌上就乱的不能再乱了……②
不久,《棋王》就发表于《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我之所以大段征引这段颇具现场气氛的描述是想强调与《棋王》相关的两个信息:一是作为小说的《棋王》的缘起,“下棋的故事”与之后声名大振的文本所呈现的差异无疑折射出“任何一种言说或文本的形成都必然是各种关系的产物。言说者、倾听者、传播方式构成这种关系最基本的维度,而言说者面对的种种文化资源、社会需求、通行的价值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等等都对其言说产生重要影响”。③ 二是这里潜在设置了《棋王》与作为“雪崩式的巨变”的“1985”的关联,尽管李陀声明“只想议论一下我自己经历的事,不在乎它们由于零散而缺少必要的权威性”④,但《棋王》显然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并不断在各种相似的说法⑤ 中得到印证和强化。《棋王》从一开始显然就处于一个非同寻常的语境,接着用李陀的话来讲,就是“新旧交替”。
作为一个激动人心的词汇,“新旧交替”首先指向“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复出之后的整体政治格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否定了“文革”的极左谬误,并伴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一方面开始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的时期。在提出全国规模的清除精神污染之前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今中西的各种思想资源相互碰撞激荡,极大地动摇了原有的信念和认知。这种新旧交替的氛围具体到文学界就是:“许多作家都开始对‘集体主义’这个概念涵盖下的价值观念产生怀疑:然而,多年来的习惯却更有力,他们于不知不觉中总把写作当作某种集体的事,一提起‘文学事业’,即使最强调个性、最调皮捣蛋的作家也要‘肃容’以待。如此,在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的鼓励下,不同背景、不同倾向、不同禀赋的作家、诗人、评论家组成了无数的‘小圈子’、小团体、小中心……它们像无数的狂热的风柱到处游走,相互激荡,卷起一场空前的文学风暴”⑥。“小圈子”、“小团体”、“小中心”在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曾是避之不及的禁忌之物,每一次运动的来临都会从涵盖极广的人民群众剥离出一小撮“反动势力”作为靶子加以极力排斥和批驳。实现“一体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不断肃清和避免与宏大崇高的集体美学相冲突的异质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消失了数年的“小圈子”、“小团体”、“小中心”重新出现就有着深刻的意义,它意味着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交流发声空间,但如果完全赋之于对抗主流的姿态无疑是一个简化的误区。这些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空间以友情伦理集结在一起尽管讨论无所不包,广泛涉及当时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外来的哲学思潮和试图推进的文学变革,但却非常适合当时“思想解放”的政治氛围甚至许多思路与官方保持同步,而且不少内部成员实际也是处于体制之内,这也导致了发声的暧昧。然而,不同的声音毕竟出现了,也就是说,1983—1984年前后的文学界事实上存在某些分化的趋势和端倪。表面上,国家文艺政策、各类文学机构、重要文学媒介通过发动批判和讨论、组织各种评奖活动、掌控作品发表的权力等途径仍然维持着坚不可摧的统一局面,而私下的一些交往和看法却制造了无数的裂隙和契机。我之所以占用篇幅,分析“新旧交替”之下的文学圈子,是因为《棋王》就是其中一个“圈子”的产物,如果将之脱离开来,仅仅当做封闭孤立的自足文本来理解将很不充分。
我们很容易注意到餐桌上的食客兼听众:李陀、陈建功、郑万隆……以及这些人在阿城讲完故事后“威逼利诱”的急切姿态,正是这些人,不仅与后来的杭州会议和“文学寻根”有着极深的渊源和关联,而且对当时的文坛动态掌握得十分透彻。以李陀为例,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人物之一,李陀不仅以获奖作家、理论批评家的身份与官方往来密切,同时也是“现代派”讨论的活跃分子,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北京有一个文学圈子,未被社会认可、有探索性的作品往往会从各种渠道流到李陀那里,请他鉴定,像认真假文物一样,由他再推荐给各等编辑。李陀因此也就有了‘陀爷’的称呼”。⑦ 正如李陀所言:“大家凑在一起用心的是一些非常急迫的问题。经过‘文革’和‘改革’两场大地震(后者还在继续中),还有什么不是废墟?”⑧ 在此,“文化”作为一个隐而不彰的潜在背景无疑已经存在。80年代不断更迭的文学潮流使作家急于挣脱焦虑和束缚,不断探索和发掘新的创作资源和趋势。阿城的这个故事明显触动了在座者敏锐的嗅觉,如果说这种推测还是随意的假想和好事者的期望的话,那么事后则证实了这种猜想:“《棋王》出现得正是时候:阿城的写作明显地和汪曾祺、何立伟有着密切关系,敏感的人已经感觉到,他们是另一种类型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是另一种类型的写作。”⑨
需要指出的是,阿城当时算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尽管从70年代即开始写作却从未想过发表,插队结束回到北京后,参加过“星星画展”,也倒腾过公司却并没有为他带来名气和金钱。由于“没有文凭,在编辑部‘以工代干’,在上层的文化圈子里更没有他插足的余地。他觉得在北京的璀璨灯火之外,他仍然是个多余人,仍然徘徊在荒郊寒舍的萧萧夜雨之中。作为一个正常人,阿城当然想从多余转为不多余。”⑩ 阿城是否有意往文学方面发展以寻求转机,当然不得而知。不过,在结识李陀之后,阿城曾几次将自己的文章拿给李陀看。这次在圈子的鼓动之下,阿城很快完成了《棋王》从故事到小说的转变,接下来却面临发表的问题。《棋王》作为文学新人的一篇“很难归类”的小说想要在壁垒森严的文坛横空出世是有一定难度的。很快,《北京文学》以“写了知青生活的阴暗面”为由,将《棋王》退稿(11)。“写阴暗面”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并在“伤痕文学”时期重新上演,当时杨沫主编时期的《北京文学》尽管继续着李清泉时期探索小说艺术的传统,但由于处于政治中心仍然相当谨慎保守(12)。还是经过了李陀的推荐,《棋王》最终发往《上海文学》,但却是以结尾的删改为代价。李陀曾详细回忆了故事版本的结尾梗概:
“我”从山西回到云南,刚进云南棋院的时候,看王一生一嘴的油,从棋院走出来。“我”就和王一生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下棋不下棋?王一生说,下什么棋啊,这天天吃肉,走,我带你吃饭去,吃肉。(13)
这也和小说最初的结尾较为吻合,但“这种灰调子在当时被认为有倾向问题”(14),在编辑的要求下,《棋王》与时尚步调一致,以及时的醒悟消弭了灰暗的基调。不过,在李陀看来,却“比原来差远了”(15),这种失望暗示了《棋王》可能实现的对当代文学的更大突破。从发表的曲折来看,《棋王》与同期占据文坛的主流文学的确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尽管安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却仍然不能被评论按惯常的处理消化吸收。如何为《棋王》归纳定性,成为不能轻易绕过的问题,历史却因此上演了戏剧的一幕。
二 《棋王》如何“寻根”
据《上海文学》编辑蔡翔回忆:“我们编辑部在讨论这部作品时,觉得就题材来说,其时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已经很多,因此《棋王》的成功决不在题材上,而是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蕴其中的文化内涵(我们那时已对‘文化’产生兴趣)。”(16)
与这一说法形成对照的是较早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作者仲呈祥指出阿城描写知青生活,“在驾驭自己所熟悉的题材上,另辟蹊径,以奇制胜”,“不露声色地褒扬了他(王一生)在逆境中锤炼出的正直、自尊的人格”,并特别总结“我们的文学不仅题材要开拓,而且同类题材的表现角度也要开拓”(17)。曾经为《棋王》“没被《人民文学》抓住而嗟叹不已”的王蒙很快也表达了类似看法,认为“王一生的形象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补充或匡正”(18)。二人不约而同都选择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就是《棋王》之前的知青小说。仲呈祥谈道:“他描写知青生活,既不像孔捷生那样,先写‘伤痕’,再写‘追求’,从《在小河那边》走到《南方的岸》;也不像叶辛那样,重在展示当代青年从浩劫之初的狂热到‘九·一三’事件前的消沉、从消沉到在现实的启迪下学会思考、从思考到‘振兴中华’的时代洪流;更不像王安忆那样,用《本次列车终点》把笔触延伸到知青回城后的就业生活,深沉地喊出寻找‘人生终点’的课题;……”(19),王蒙则更为尖锐地表达了对“习见的那种文艺作品中的知青形象”套路的不以为然,“那些知青或弱或强,其敏感多感易感则是相同或相似的。他们其实都出身于上层人家,才把上山下乡看得如此之重,看得如此可怕或如此之伟大壮烈。其实广大农民家庭的子弟,包括其中上过学的子弟,是不会也无法这样看的。”(20) 知青群体直接占据伤痕文学控诉阶层的很大部分。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个文学潮流,伤痕文学一方面配合“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等中心任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历史合法性;另一方面,与之相伴随的却是“歌德”与“缺德”、“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质疑和指责从来就没有平息过。因为“伤痕兴起和势不可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把现存制度与‘文革’中的‘四人帮’和‘文革’前的极左路线命名的制度内毒素相区别,伤痕主潮以批判极左为核心,配合着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但极左制度又与现在制度有一种非常复杂的联系,因此从批判极左滚向和引出制度质问又是极易发生和很成逻辑的”(21),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宣告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已告一段落,次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再次显示伤痕文学“向后看”的姿态与“向前看”的改革文学相比显得陈旧落后与不合时宜。与伤痕文学关联极深的知青题材小说也不能例外,无论是耽溺于苦难、彷徨的心路历程还是回望逝去岁月,追忆大地与农民不仅“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事件是绝对的主角”,而且始终是将个人置于现代化的火热进程之外。因此,在距离政治意义上的“新时期”开端已经八九年时间的1985年前后,王蒙明智地把“事件”和“个人”剥离开来,认为“《棋王》不同”,“突出了人是自己的主人、人不会仅仅是被历史的狂风吹来卷去的沙砾的思想,表现了一种新的强力”,成功地剪除了继续专注“事件”的可能,遥相呼应了广为流传的主体神话,转而实现了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对接。不过,这种解释在现在看来有些奇怪,王蒙仅仅将之归结于“下棋毕竟就是下棋,谈不上‘重大题材’,《棋王》这篇小说完全无法摆脱它的题材的局限性”。(22)
回过头来再看蔡翔的回忆就不难发现评价重心的某种偏移,关键词落在“叙事方式和文化内涵”上,尤其强调对“文化”的兴趣。正如甘阳声称,到1985年,“所谓的‘文化’问题已经明显地一跃而成当代中国的‘显学’”(23),也就是说,在这之前对文化的思考就已经开始。新时期以来,面临政治经济形势的急遽变化,一种非常典型的思路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即通过将“文革”界定为野蛮愚昧迷信对文明科学理性的粗暴中断,重新将中国置于现代化的坐标,纳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在此意义上,曾经在古今中西交流碰撞中焕发出巨大光彩的“五四”成为重要的参照对象。按照“制度——器物——文化”的演进逻辑,甘阳这样解释“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自十年动乱结束,现代化的任务被重新提出以来,中国人走了三步才走到文化这个问题上来:首先是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随后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并进行大踏步地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没有相应的先进管理制度,先进技术有等于无;最后,文化问题才提到了整个社会面前,因为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体制的改革,都直接触及到了整个社会的一般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文化心理和文化机制。”很明显,文化被赋予了相比政治、经济的变革更为重要的地位,“现代化,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只有最终落脚在一种新的现代中国文化形态上,才算有了真正的根基和巩固的基础,否则其它方面的现代化将难以达成,或者甚至得而复失”。(24) 根据这样的进化思路,对《棋王》的阐释必将迅速脱离“知青题材的突破”这一政治主题的兜转,转而更多落脚在“文化”以及“文化”衍生出来的美学风尚的变化。
1984年12月,由《上海文学》编辑部、杭州市文联《西湖》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联合举办的青年作家与评论家对话会议在杭州陆军疗养院召开,会议的议题是《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后来大多数评论都把这次会议看做是寻根文学的酝酿。事实上,当事人的回忆都没有提到“寻根”,比较公认的话题就是“文化”:“北京作家谈得最兴起的是京城文化乃至北方文化,韩少功则谈楚文化,看得出他对文学和文化的思考由来已久并胸有成竹,李杭育则谈他的吴越文化,而由地域文化则引申至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与之相关的是:其时,拉美文学的‘爆炸’,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极深”,(25) 拉美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成功占有一席之地,极大地启发了在“走向世界”的焦虑中困顿挣扎的中国文学。其中,阿城的发言是:“限制本身在运动,作家与评论家应该共同来总结新的限制,确立新的小说规范。这种新的小说规范既体现了当代的观念,又是从民族的总体文化背景中孕育出来的”。(26) 李庆西后来对此进行的解释是:“所谓小说艺术规范当然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新时期小说在最初的‘伤痕文学’阶段,基本上沿袭五六十年代的套数,仍未摆脱‘反映论’和‘典型论’的框架,要说规范首先是政治规范和伦理规范。进入八十年代后,题材和写法发生的明显变化,并由此带来了价值取向的转捩。”因而“当时在杭州进行对话的小说家和评论家们,都不能忽略这样一个背景:一些具有先锋精神的小说家的思维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正在从原有的‘政治、经济、道德与法’的范畴过渡到‘自然、历史、文化与人’的范畴”(27)。不难看出,议题之所以如此热衷“文化”,缘于当时“在政治视角之外再展开一个文化视角,在西方文化坐标之外再设一个本土文化坐标”(28) 是超越社会政治性“回到事物本身”或者说“回到文学本身”的普遍共识。时任《上海文学》理论组负责人的周介人在个人记录中总结:“这次于一九八四年岁末举行的会议,对即将到来的一九八五年的小说创作与文学评论发生了潜在的影响。”(29) 的确,会议结束后不久,韩少功《文学的根》、郑万隆《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义《跨越文化的断裂带》在短时间内以密集之势相继发表,迅速吹响了“寻根”的集结号。其中,韩少功提到了阿城:“在前不久的一次座谈会上,我遇到了《棋王》的作者阿城,发现他对中国的民俗、字画、医道方面都颇有知识。他在会上谈了对苗族服装的精辟见解,最后说:‘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30) 尹昌龙指出:“当韩少功在这篇文章中,把‘寻根’之意作为‘我们的安慰和希望’时,实际上被称道的阿城也正是被看成‘同道者’、‘同谋者’,或者‘我们’中的一员。”(31) 阿城亦在被认为同为“寻根”代表文献和明证的《文化制约着人类》中惺惺相惜地呼应:“湖南作家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既是对例如汪曾祺先生等前辈道长中对地域文化心理开掘的作品的承认,又是对例如贾平凹、李杭育等新一辈的作品的肯定,从而显示出中国文学将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发展之中的端倪。”(32) 尽管事隔多年,被指认为寻根主将的这些作家都拒绝或回避“寻根”这一标签,但一些回忆还是透露了端倪,证明至少在某一个时期“寻根”确实是一个有自觉理论主张的共同行动,阿城亦扮演了非常活跃的角色。王安忆在《“寻根”二十年忆》中写道:
有一日,阿城来到上海,住在作家协会西楼的顶层。……他似乎是专程来到上海,为召集我们,上海的作家。……他很郑重地向我们宣告,目下正在酝酿一场全国性的“文学革命”,那就是“寻根”,他说,意思是,中国文学应该在一个新的背景下展开,那就是文化的背景,什么是“文化”?他解释道,比如陕北的剪纸,“鱼穿莲”的意味——他还告诉我们,现在,各地都在动起来了——西北,有郑义,骑自行车走黄河;江南,有李杭育,虚构了一条葛川江;韩少功,写了一篇文章,《文学的根》,带有誓师宣言的含义,而他最重视的人物,就是贾平凹,他所写作的《商州纪事》,可说是“寻根”最自觉的实践。(33)
不仅是作家,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与会的另一些名字:黄子平、季红真、吴亮、程德培、陈思和、许子东、南帆……几乎可以说就是一份80年代“新潮批评家”的名单。李陀在一次访谈中提及“新潮批评”产生的背景:“由于当时主流批评家们对伤痕文学的评价非常高,而对此持怀疑、反对态度的也不是我一个,于是围绕着‘伤痕文学’就有了很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到1985年前后尖锐化,对八十年代有决定性影响的新潮批评也由此而起。”(34) 随着这些“新潮批评”的崛起,“寻根文学”的样貌也在日渐清晰,例如,季红真常被征引的著名段落:
及至1984年,人们突然惊讶地发现,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几乎被作家们以各自的风格瓜分了。贾平凹以他的《商州初录》占据了秦汉文化发祥地的陕西;郑义则以晋地为营盘;乌热尔图固守着东北密林中鄂温克人的帐篷篝火;张承志激荡在中亚地区冰峰草原之间;李杭育疏导着属于吴越文化的葛川江;张炜矫健地在儒教发祥地的山东半岛上开掘,阿城在云南的山林中逡巡盘桓……(35)
我在这里无意详细分析寻根文学的前生后世,我试图说明的是,无论如何,1985年,寻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运动已经在文坛取得广泛共识(36),而不论是所谓“寻根作家”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提及,其自身的言论及活动还是批评家的归纳划分,阿城已经是寻根队伍中毫无争议的一员,与之相对的是,发表于1984年的《棋王》连同阿城的后来一些小说一起被囊括进寻根文学的实绩展示。随着“杭州会议”、“寻根宣言”等事件的发生和“文化热”的时代主题的凸现,经由“道家美学”、“民族文化”等有效密码和中介最终导向以“寻根”定论《棋王》的思维惯性。
1985年第3期《当代作家评论》发表了苏丁、仲呈祥的《〈棋王〉与道家美学》,这可以视做《棋王》最为经典的相关文本,因为它开创性地为《棋王》与“寻根”提供了有力的互证。以文化内涵超越政治标准,此前并不多见,所以,开篇即是一番自我辩护:“这题目很可能招来非议。一篇出自当代青年手笔的知识青年题材小说,怎能荒唐地与道家美学挂钩?但,任何一位当代作家,从现实生活潮流中提供审美观念时,总会自觉会不自觉地受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美学遗产的滋养。”为树立阐释的合法性,作者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框架下,称“《棋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表现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对传统的民族文化连面纱都不愿揭开看看就一掌摊开,而一头拜倒在西方文学的表现技巧下鹦鹉学舌”,“‘靠西方小说生中国小说’的青年作者”的“一种有力的矫正和示范”(37),这种说法显然具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早在1980年前后,诗歌界围绕“朦胧诗”的创作和“崛起”等文开始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借鉴西方现代艺术派表现手法的问题,1982年至1983年及其后,由于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的出版再次引发了关于“现代派”的讨论。与此相关的背景则是:“一方面由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一个对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阶段,同时也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在全国各种报刊上开始大量揭露与旧体制相关的官僚主义以及社会领导阶层中腐败的一面。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从而对阻碍四化进程的旧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有更深切的感受。这种对社会体制进行改革的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往往表现为对民主、自由、健全法制的更强烈更普遍的呼吁。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人们也常常用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来解决一些国内问题的参照系。于是相辅相成地必然导致的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1984年开展的全国规模的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反对全盘西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38)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杨庆祥所说:“本来,在一种文化和文学交流的意义上说,对‘现代派文学’的引进和讨论并不构成一个问题。但关键在于,80年代初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讨论远非是单纯的‘知识’介绍和普及,而是关涉到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意识形态的价值趋向,甚至是微观层面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设等一系列敏感话题。”(39) 所以,在中国建立现代主义文艺的主张被列为“清污”对象,就在1984年左右的批判中偃旗息鼓。如果说“现代主义”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的象征,那么抵制这一渗透、顺应意识形态的最佳选择就是灿烂辉煌的传统民族文化,所以《〈棋王〉与道家美学》所采取的话语策略成为接下来屡试不爽的法宝——“我们已经产生了并且正在产生颂扬反抗外来民族侵略的文学,挖掘民族传统美德的文学,颂扬祖国山川自然的文学;也有过并有人继续经营揭露国民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有过盲目排外的文学,也有过中国的月亮不如外国的圆的文学。阿城的小说不是对国家民族价值的某一方面的思考,而是对中华民族整体价值,亦即作为整体的民族价值人民价值的沉思。这里出现的是负载着历史的重担却奋然向前、向上的几个普通人的精神和性格,却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灵魂。”(40) 照此,“《棋王》的出现”当之无愧地“呼应了文学界当时刚刚自觉起来的‘寻根’意识,并促使其成为一股创作和理论几乎同时成熟的强劲的文学思潮。”(41)
80年代的复杂就在这里,围绕《棋王》的运作机制不仅是“有几个小说家和几个批评家组成的一个文学圈,这个圈子有自身的运转机能和协调机能,亦即对外说话的多种媒介工具”(42),而且更无法摆脱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纠结与缠绕,或者说任何圈子都不能外在于对历史语境的复制与应和而独立存在。当然,这种亲缘关系在当时很难被充分意识到。
当寻根文学的地位日益稳固,《棋王》与“寻根文学”也就成为不可动摇的固定组合。有意思的是,有时候也被列入“寻根人物”的汪曾祺在当时曾表示:“有人告诉我,阿城把道家思想糅进了小说。《棋王》里的确有一些道家的话。但那是捡烂纸的老头的思想,不一定就是阿城的思想……我不希望把阿城和道家纠缠在一起……我不希望阿城一头扎进道家里出不来。”(43) 第四次作代会明确的“创作自由”口号和期刊出版业发生的巨大转变与渐或认可的一群青年作家和评论家使整个文学界笼罩在新气象的幻觉之下,这种不同声音在胜利的欢呼中显得格外微弱以至于被人忽略也极为正常。多年以后,阿城回应说:“汪曾祺先生曾写文章劝我不要一头扎进道家出不来,拳拳之意,我其实是世俗之人,而且过了上当中邪的年纪了。”并说:“‘寻根文学’的命名,我想是批评者的分类习惯。跟随的,大部分是生意眼。”(44) 对比当年姿态,阿城此番言论颇有深意。当然,作者的自述并不妨碍对其作品的阐释,即使今天穿越历史的迷雾重新来读《棋王》仍挣脱不了阐释的圈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或可发现一些为文学史所遮蔽的问题。
三 作为寓言的文本
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为华文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创造了新的契机。《棋王》不仅在大陆,在台湾、香港地区甚至海外的反响也异乎寻常。鉴于《棋王》是一个开放的文本,不同意识形态的阐释交错并置或可为《棋王》在大陆最终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提供重新审视的目光和复现多重可能的途径。正当大陆文学界为“1985:全方位、多样化文学的繁荣”(45) 尤其为寻根文学不遗余力地摇旗呐喊时,同期的海外汉学界对《棋王》的反应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王德威的看法颇为典型:“阿城的作品来得分外使人兴奋,‘伤痕文学’的发展,亦因此有了更宽广的余地。”(46) 也就是说,《棋王》仍然是在“伤痕文学”的范畴之内来讨论的。这当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信息隔绝有一定的关系(47),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启发我们去追问,如果没有“寻根文学”运动和理论的牵制,《棋王》是否有存在其它的阐释空间?寻根文学与伤痕文学之间究竟造成了多大的断裂最终导致一个潮流对另一个潮流的超越和更迭?
王斑将“文革”后的十几年称做“创伤后状态”,“这段时期,集体的心理刚刚被过去的历史梦魇笼罩着,同时又力争逃脱”。(48) 于是,对于创伤的讲述成为一种最为迫切的需要,触目惊心的伤痕暴露和问题意识在80年代屡屡牵动无数中国人的情感记忆。正如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所说“一旦创伤能够被叙述(就像心理分析治疗创伤的例证一样),一旦创伤经历能够成功地统摄进人们的生命史中,它就失去了自身的危险和特殊的创伤特征”。因此而导向遗忘。伤痕文学在一轮轮痛苦的宣泄之后,渐渐将黑暗的过去抛之脑后,然后擦干眼泪,奋力投身于火热的现代化建设,历史似乎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然而还存在着一种“遗忘的变体”,即:“我们有极好的理由忘却我们过去的一个方面,比如说当记忆太痛苦时,它就不被容许进入我们的集体意识。……产生的结果是压抑极其古怪的悖论,即创伤经历既被遗忘又被记住:被遗忘是指从有意识的记忆中成功排除;被记住是指创伤主体会遭到有意识记忆的严重障碍。”(49) 这与精神分析的理解是一致的:“创伤精神,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是个人史上无法追踪或摹写的黑洞,因其无法理解的强度而潜藏于无意识中,但却会在又一次的打击下获得激发,从而以一种扭曲、破碎的方式表达出来。”(50) 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在伤痕文学中寻找和体会创伤的阴影,却不曾注意到一些另类记忆和讲述。《棋王》即是一例。
阿城父亲为著名电影理论家钟惦棐,钟惦棐1957年即被打成右派,“文革”更成为批斗的对象。阿城本人则于“文革”期间辗转山西、内蒙古,最终在云南插队落户。对照伤痕文学特有的写作群体和表现对象,阿城完全有资格痛诉一代人所遭受的严重“内伤”。然而,阿城对此却并不以为然:“伤是自己身上的伤,好了还是那个身,再伤仍旧是原来那个身上的伤,如此循环往复。”(51) 于是,在《棋王》里,读到这样语气平淡的句子并不奇怪——“我”是这样交待自己的身世的:“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排编号,于是统统收走,倒也名正言顺。”(52) 寥寥数语,似乎伤痛作为陈年旧账已经一笔勾销,无论“我”还是阿城都不愿再多作流连,反而将所有的视线聚焦于世俗生活,即“吃”和“下棋”。这也是历来《棋王》备受评论瞩目的两个方面。对于“吃”,通常将之视做一种朴素的生活之道集中在王一生身上分析,如“王一生对吃的专注正应了一句民谚:民以食为天,吃,代表他平凡普通而又实际的生活态度;通过吃显现王一生平凡普通的人生价值和‘饿了便吃,困了便睡’的平常心”(53),然而细加分析可以发现《棋王》与其说是在讲“吃”,不如说是在讲“饿”,对王一生“吃”的描述也并非一种世情常态,而是物质极端匮乏年代的恐怖图景甚至有些恶心:
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结一缩一缩的,脸上蹦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这时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吃完以后,他把两支筷子舔了,拿水把饭盒冲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抵岸的神色小口小口地呷。有一次,他在下棋,左手轻轻地扣茶几。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也轻轻跳着。他一下注意到了,就迅速将那个干饭粒儿放进嘴里,腮上立刻显出筋络。我知道这种干饭粒儿很容易嵌到槽牙里,巴在那儿,舌头是赶它不出来的。果然呆了一会儿,他就伸手到嘴里去抠。终于嚼完和着一大股口水,“咕”地一声儿咽下去,喉结慢慢移下来,眼睛里有了泪花。(54)
我所感兴趣的是阿城为何这样写“吃”?1985年香港的一次座谈上,阿城被问到《棋王》的写作动机时回答:“稿费,就为的稿费。当时生活还比较困难,我就大概算了一下有多少稿费,应付家里特别急需的,如冬储菜马上要买一百多斤,这个钱就有了。”(55) 如前所述,阿城当时并无享有保障的固定工作,只是与朋友合办了一个公司,朱伟形容“那时候是个人都要办个公司,大家流传的说法是,天上掉块石头,砸死的肯定是个皮包公司经理”(56),经济状况不稳定,加之1984年左右,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逐步推进,1985年之后一段时间不断困扰城市居民的通货膨胀和价格混乱也初露端倪。现实恐慌必然触动阿城并不久远的私人记忆。阿城在很多场合都曾谈及历史的暴虐,最为集中刻画自己身世遭遇的是《父亲》一文,详细回忆了其父被打成右派之后一家人艰难的生活:“我记得衣裤是依我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灯芯绒,走起路来腿当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撕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由于营养的关系,小妹妹姗姗体弱多病;三弟大陆去和母亲拔红薯秧来家里吃,兴奋得脸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机会做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死去的亲人。”(57) 竹内实曾论及饮食与权力的关系,他认为在“由于灾荒、天灾或者战争,吃不上饭是很普通的”状况下,“吃饭即意味着生存”,“所谓‘政治’,归根到底就是要找到饭吃。这大约就是中国的政治哲学”(58)。所以,在阿城看来,“小至个人,大至中国,衣食是一个绝顶大的问题”,对任何风吹草动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如果有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不惜以我们的衣食为代价,我和王一生们是不会答应的。”(59) 从同样的视角再来看“下棋”,恐怕就不会再轻易认为“下棋”于王一生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娱乐资源几乎为零,身体的基本欲求亦不能满足,王一生只能说一旦遭逢那本“讲象棋的书”就没有选择地一头躲进了棋的世界,所以阿城在最初的结尾里乐于为王一生安排了一个“顿顿吃饱就是福”的大好结局,至于下棋当然也就是可有可无的事了。这正是创伤碎片为现实所触发而不断回返复现,正如阿城参与改编的电影《芙蓉镇》的结尾,疯了的王秋赦敲着一面破锣走街串巷声嘶力竭喊出的那一声声:“运动啰!”令每个劫后余生的心灵为之一悸。从这个意义上讲,《棋王》与伤痕文学的差异并不如想象中那样明显,正如发表《棋王》的《上海文学》编辑部也承认“可你说它是伤痕,它也是”,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所有人都对此不以为然,而是强调“新的创作特征出现了,对文化问题的关注”(60)。或者是完全将“写什么”搁置一旁,偏重:“阿城的《棋王》把‘写什么’变成了‘怎么写’。当时,我凭直觉,隐隐感到阿城凭他的朴素、机巧和含蓄,有可能结束知青小说的写作,使别人再也无法重复那些浅层次令人腻味的呻吟和痛苦。进而就可能引发中国新时期文学出现新的根本性的转机。”(61)
作为一个事后追认的文本,《棋王》成为寻根代表作的过程,也是寻根文学自我确立的过程,“《棋王》的意义依赖‘寻根’的历史语境;而‘寻根’的意义也通过《棋王》之类的作品得以建构”(62)。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些拉美和西方作家以及沈从文、汪曾祺等人逐渐被建构成寻根文学的精神谱系,对此,我们并不否认其中的确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关联,然而,寻根文学是否可以完全疏离当代的其他写作文本和经验确实很值得怀疑,尽管所有人都在孜孜不倦地强调事实上确实已形成的某些“断裂”,比如:“在1985年,由于‘寻根文学’的兴起,我以为‘工农兵文艺’的历史终于走到了它的终点。”(63) 但是,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看,不能忽视的却是韩少功、郑万隆等人严格说来是“文革”时期的作家,当然,阿城进入文坛时间较晚,但是正如程光炜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的:“当时间的神话已变得久远,尘埃落定的话语喧嚣不再能充分影响和干扰人们理智的判断时,透过依稀的历史尘烟和种种蛛丝马迹,我们似乎越来越清晰地感到:在基本的‘叙事模式’上,寻根文学与伤痕文学其实是属于同一个文学家族。例如,与李顺大一样,丙崽的命运背景中难脱‘五六十年代’的影子,王一生与姐姐共同生活在‘文革’这一特定的历史空间,金狗与李铜钟的人生变故原来都与农村的大动乱有关,即使黑氏,在婚恋模式和情感结局上与马樱花何尝又是两个完全不搭界的文学文本!历史,组成了两个文学流派血脉相通的‘时间记忆’和‘文学经验’,从而确定了他们并无本质差别的现实感受——他们原来从未真正离开过同一个深远无边的历史的——语境。”(64) 近年来,阿城远赴美国,大有淡出江湖的架势,然而,在一些讲座和访谈(65) 中,却始终不离一个核心,即“文化构成”,或许,“文化”二字又让某些人眼前一亮,不过,只要稍加检视就不难发现,这决不简单是那个云淡风轻的所谓道家文化,潜在始终是一个不能释怀的创伤之核:“我的经历告诉我,扫除自为的世俗空间而建立现代国家,清汤寡水,不是鱼的日子。”(66) 原来,有些记忆从来就未曾远离。
注释:
①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283页。
②④⑥⑧⑨(63) 李陀:《1985》,《中国前卫艺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3年版,第14—15页,第14页,第15页,第16页,第17页,第18页。
③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⑤ 如蔡翔就曾提及:1984年,在中国的小说界,人们激动不已,谈论最多的是阿城的《棋王》,它似乎预兆了一场文学运动的可能。见蔡翔《人生的艺术化》。
⑦(11)(14)(56) 朱伟:《1984年的阿城》,《有关品质》,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66—67页,第66页,第67页,第67页。
⑩(61) 朱伟:《接近阿城》,《作家笔记及其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第52页。
(12) 参见张大海:《移动的风景——八十年代〈北京文学〉研究》,沈阳师范大学2007届硕士论文,未刊。
(13)(15) 李陀口述,参见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16)(25) 蔡翔:《有关“杭州会议”的前后》,《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期。
(17)(19) 仲呈祥:《棋王》,《当代文坛》1984年第9期。
(18)(20)(22) 王蒙:《且说〈棋王〉》,《文艺报》1984年第10期。
(21) 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江汉论坛》1998年第9期。
(23)(24) 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第4页至第7页。
(26) 周介人:《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新尺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27) 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28) 韩少功、李建立:《文学史中的“寻根”》,《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其中谈道:“很明显,做这件事的不光是几个知青作家。陆文夫、林斤澜、李陀等作家在与我交谈时,都对这种讨论非常感兴趣甚至热情投入。据我后来知道,在我的《文学的根》发表前一个月,广西有一家文学杂志发表过文章,提出要研究和发掘百越文化传统。可见这在当时是很多人共同的想法。”
(29) 根据周介人记录,参见周介入:《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新尺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30)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31) 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0页。
(32)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33) 王安忆:《“寻根”二十年忆》,《上海文学》2006年第8期。
(34) 李静、李陀:《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35) 季红真:《历史的命题与时代抉择中的艺术嬗变——论“寻根”文学的发生与意义》,《忧郁的灵魂》,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这张全国版图可视做寻根文学的战略划分,云南被归为阿城的领地,其实细加分析,阿城小说中云南的地域特征并不明显,另可参见阿城与施叔青的对话:“云南给我的印象很深,但是我在小说里并没有表现出来。小说的地理环境是虚构的,这样令每一个人都觉得事情可能发生在他身边,如果明确说是云南的话,很多人就带着猎奇的方面去看。”施叔青《与〈棋王〉作者阿城的对话》,《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2期。
(36) 《文艺报》于1985年8月、9月开辟了“关于文学‘寻根’问题的‘讨论’专栏”,发表了周政保、刘火、周克芹、汪晖、王友琴、刘梦溪、王东明等人的文章,阐述了他们对文学寻“根”现象的看法。此外,全国其他报刊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参加了关于“寻根”的讨论。参见丁柏铨主编《中国新时期文学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0页。
(37) 苏丁、仲呈祥:《棋王与道家美学》,《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
(38) 姚晓濛:《中国新电影:从意识形态的观点看》,《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39) 杨庆祥:《〈新小说在1985年〉中的小说观念》,《南方文坛》2008年第4期。
(40) 李星:《大山的沟回》,《小说评论》1985年第6期。
(41) 郭银星:《〈棋王〉和〈小鲍庄〉》,《文艺评论》1986年第3期。
(42) 吴亮:《当代小说与圈子批评家》,《小说评论》1986年第1期。
(43) 汪曾祺:《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光明日报》1985年3月21日。
(44)(51)(66) 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时报文化出版社(台北)1994年版,第38页,第198页,第26页。
(45) 借用鲍昌:《我看一九八五年的文学——1985:全方位、多样化文学的繁荣》标题,参见《文艺报》,1985年12月28日。
(46) 王德威:《众生喧哗 三○与八○年代的中国小说》,远流出版社(台北),1988年版,第258页。
(47) 李陀曾讲到这样一件事:“我1986年到德国开会,他们还在那说‘伤痕文学’呢,我说1985年的‘寻根文学’,他们都不知道……”,参见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48) 王斑:《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49)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历史的崇高分裂:或者我们怎样不再是我们的》,《新史学》第七辑,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
(50) 杨小滨:《中国前卫艺术中的红色记忆幽灵》,《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北)第31期。
(52)(54) 阿城:《棋王》,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第7页。
(53) 林晓华:《文化追求与生命体验的双重建构——阿城〈棋王〉的另一种读法》,《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8期。
(55) 《与阿城东拉西扯》,香港《九十年代》杂志阿城作品座谈会。
(57) 阿城:《父亲》,《名作欣赏》1989年第4期。
(58) 竹内实:《饮食与权力——日、中、法文化比较》,《竹内实文集》(第八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页。
(59) 阿城:《一些话》,《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6期。
(60) 蔡翔口述,参见王尧:《1985“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62) 陈晓明:《论〈棋王〉——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64) 程光炜:《经典的颠覆与再建——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二》,《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65) 参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时报文化出版社(台北)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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