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世界的民族竞争与近代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民族论文,竞争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近代世界历史的动力是民族竞争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对近代中国的一些历史问题改换个角度做点思考，以求教于史学同行。
古代世界各国和古代中国一样是在一种封闭的农业经济圈和政治专制主义的氛围下运作的。当历史发展到大约15-16世纪时，封闭状态率先在世界的西部即欧亚大陆的西端被突破。从此后就出现了唐才常所说的“西人以动力横绝五洲”。这个动力就是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正是这个动力推动着人类历史从过去那种分散、封闭状况向整体、开放方面转化。每个国家和民族都紧紧地与世界联为一体，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这种趋向就造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①。
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国内外史坛的主要特征之一。然而正如巴勒克拉夫所写的那样，“至今，试图撰写世界史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对此，大家的看法似乎是一致的。”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史学家们难以改变民族主义的立场和国别史的模式影响，因而总遇到诸多棘手的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世界历史的推动力问题。西方人在这方面观点很多，而我们则较为一致，即认为阶级斗争和民族运动是近代世界史的主要动力。这就是把国别史的模式套用到世界史的典型表现。一个国家里存在众多的阶级，阶级斗争是一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已为众多史料证明。但在一个世界整体里大谈阶级斗争为推动力，显然不符合世界整体的基本单元为国家和民族的史实。
事实上，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行程就是全球各民族和国家被卷入世界整体的历史，也就是世界历史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联成一体，呈一个体系向前发展。民族或国家的基本单位形式，整体的发展构成了世界历史两个基本的要素。其中整体是核心，是研究世界历史的出发点。就我们上述全球整体性世界历史的推动力而言，显然只能从整体的基本单位即民族和国家的关系着手，也就是民族间、国家间的联系、矛盾和斗争，我们不妨称之为民族竞争。
近代世界的民族竞争指的是纳入世界整体的民族间对生存的平等地位和发展优势的争夺。这种竞逐反映着一个民族即社会绝大多数阶层的共同利益和要求，故称之为民族竞争。从这个角度出发，近代世界那些为维护民族安全，争取国际上的平等地位，使民族振兴和富强的运动、浪潮、革命、改革都是民族竞争的表现，都是推动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积极因素，应予肯定和赞誉。
例如近代初期（约18世纪中叶以前）的俄国实质上并没有与欧洲大国平等的地位，不少欧洲人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亚洲民族，所以有的史学家描绘彼得改革前的俄国说：“除去一些原料外，这个国家没有对欧洲经济生活做出过任何贡献；对欧洲政治生活来说，它的意义也重要不了多少。”③俄罗斯民族亦无安全可言，近邻瑞典、波兰和奥斯曼土耳其都很强盛，时时威胁着俄国。西北欧沿大西洋沿岸的“航海民族”，“早在15-16世纪之交就将西方世界领导权承接过来，并且在近代史上发韧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伟业。”④挟资本主义优势的西北欧民族也构成了对俄国的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彼得大帝为首的俄罗斯人奋起参与民族竞争，内施改革、外战强邻，终使欧洲承认俄罗斯民族的存在和平等地位。把彼得参与近代世界体系的活动说成是“扩张”、“争霸”、“侵略”，是不公平的。
民族竞争和争霸是有区别的。争霸主要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内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在争霸中也常打民族竞争的旗帜，但其根本并不代表民族利益。而民族竞争的根本是民族利益，因而往往会有阶级利益完全不同各方人士参与。民族竞争也不能等同于被征服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二者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民族竞争的展开需要国家权力的支持和保护，有自己的政权才可能在国际上展开角逐，在国内进行增强竞争力的改革，因此，民族竞争的前提是民族的独立，民族国家政权的存在。而被征服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是在国家未独立的情况下展开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民族的独立，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是广义上的民族竞争的一种形式，有联系但区别更明显。
民族竞争自古即有，不是近代才产生的新现象，只是古代世界的民族竞争因民族间的联系不普遍而有很大的局部性、间隙性、短暂性和内容上的单一性，近代世界的两股巨浪：世界的整体性发展和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发展，推动着民族竞争向全球性、经常性、普遍性、持久性和内容的多样性方向转化。这实际上也是整体世界与资本主义结合后向全球各民族发出的最严峻的挑战。一个民族如果敢于应战，大胆地参与整体世界各民族间的竞争，谋求致胜的竞争术，其结果必然就是推动了世界历史和本民族历史的发展。
16世纪以来的全部历史向我们表明，任何民族无论由于什么原因，也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凡是没有卷入民族竞争的，迟早会退居落后的地位。近代中国的跌落恐怕这是主要原因。而近代西北欧民族的崛起是和积极参与民族竞争分不开的。这些民族以先进者为榜样，用竞争的压力消除社会政治制度中的腐朽黑暗面，开掘工业、商业的潜力，发展教育与科技，壮大军事力量。顿使欧洲大地呈现了一幅你超我赶，群雄争先的逐鹿图。参加者并非个个都执世界之牛耳，但都程度不同地分享了参与民族竞争的好处。欧亚大陆东端以中国为代表的古代世界强者的衰落和西端以英国为代表的近代世界强者的勃兴说明参与民族竞争是何等的重要。中华民族在15-18世纪这段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缺乏对世界应有反应力，错过了参与全球民族竞争的机遇，损失确实是难以挽回的。
1840年的炮声轰开了封闭的中国，具有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一下子被置于一个广阔而又陌生的时空环境之下，异族的严峻挑战同时也造出了一个千古未有的生死存亡问题。中华民族被动地被纳入世界整体，民族的安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都荡然无存。这就是民族竞争的残酷性所在。而要夺回这些昔日的荣誉就只有积极应战，参与民族竞争，探索制胜的策略，由落后者再变强者，从竞争中振兴。应当说，这是贯彻近代中国始终的一条主线。可惜好象从这角度研究的不多。
在西方崛起并统治世界以后，西方世界逐渐形成了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基本看法，即中国人理解不了西方人的新挑战，因而亦不能对鸦片战争之后的新形势作出反应，结果，中国落后得越来越远。换句话来说就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世界中缺乏竞争力。
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近代中国虽然是较消极地被纳入世界体系，但中华民族所作出的反应是及时和有力的，与同时代同状况的东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反应基本上是最迅速、最有力的，中华民族并非一无是处。笔者的基本看法是：近代中国成功地解决了要不要参与民族竞争的问题，但在如何参与民族竞争上屡屡受挫。这在近代中国的三大阶级，即封建统治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身上都是一样的。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封建统治阶级。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只注意到近代世界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对封建统治阶级较多的就只看到它消极的一面。但正如我们上面所说，近代世界还存在着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整体性质，存在着历史向世界史的转变，存在着普遍的民族竞争。从这个角度看，封建统治阶级还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有其积极性的一面，这种积极性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相聚合的时候表现最为明显。近代世界的很多例子说明，在残酷激烈的国际性民族竞逐中，封建统治阶级在维护民族安全，争取国际上的平等地位，使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上，始终还是一个积极参与的阶级，有时甚至起到发动者的作用。
近代初西方世界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柯尔柏，俄国的彼得大帝，普鲁士的君王；十九世纪东方世界埃及的阿里，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印度旁遮普的国王拉·辛格，泰国的朱拉隆功⑤，日本的明治天皇和武士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民族竞争，并做出成效的典型。封建统治阶级在本民族被卷入世界整体后，是有条件与外部世界发生交往的阶级。他们了解国际的险恶形势和本国的危险处境，也充分认识到国家强弱与自身统治地位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就懂积极参与民族竞争的道理。
近代中国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参与民族竞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后达成了共识。19世纪40-50年代，认识的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封建统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少数与外国有接触的官吏。林则徐、魏源、包世臣、姚莹等有一定代表性。鸦片战争前，中华民族基本上处于昧于外情时代，一般人心目中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概念。“半部论语”等经典支撑起来的伦理文化优越感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国际秩序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一道极厚的屏障。林则徐这代人率先冲开了一个缺口，呼号国人去认识那“寰瀛之大”的世界，即以民族和国家为单元的整体世界。当他们认识到整体世界残酷的竞争之后，亦就深深体会到中华民族所处的不安全、不平等地位。于是他们也开始了对竞争手段的探索，就有了“以商制夷”，“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要求。
19世纪60-80年代，认识的范围扩大到封建统治阶级上中下官吏阶层。随着西方世界工业化浪潮的全面铺开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民族竞争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此有了新的认识。李鸿章在70年代曾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里余，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力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制，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⑥基于这种对世界的认识，他们也呼号：“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绌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他们的呼号有了回声，出现了“自强”、“求富”为主的洋务运动。社会化大生产的机器设备、船政、武备、工艺、铁路、矿务。进而西方近代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古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医学等西方科技被大量引进。洋务运动是一场民族竞争运动，封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阶级利益和振兴民族国家、争取国际上的平等地位的民族利益是重合的，其性质类似于上述的彼得领导的俄国民族竞争参与运动。
19世纪最后10年和20世纪最初的10年，最顽固的封建统治阶级被摧化。封建统治阶级的总代表光绪皇帝和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分别推行了维新变法和新政。前者之意义早为史学界公认，后者虽然是在击败前者之后实施的，但亦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对维新变法的反动。二十世纪初的中华民族在东西方民族的夹击下，处境艰难，慈禧“每一念及，常为泪下。”多少还有点从民族的全局来考虑推行新政。她“更张”的目的是求“振作”，这是符合近代民族竞争要求的，只可惜来得太晚，特别是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新势力已登台领导民族参与竞争的情况下，慈禧之新政的阶级利益已压倒了民族利益。
近代世界史表明，封建统治阶级通过领导民族竞争，实施自我改造和更新，同样可以建设新社会，不一定非要通过革命，普鲁士走的不就是这样一条道路。就近代中国而言，封建统治阶级虽然也主张改革，主张参与竞争，但并没有真正理解民族竞争，没有真正起到民族竞争领导者的作用。在中国资本主义因素极弱的情况下，他们也未能通过自身的改造导引中国迈向新社会。因此他们的民族竞争活动总的来说是失败的。
这种失败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但最主要的因素在他们组织竞争的基本原则上。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在组织与参与民族竞争上始终无法基于平等的原则，这就使他们陷进诸多的自相矛盾之中而分散了竞争的力量。一方面，他们追求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又迟迟不愿承认其他民族和中华可以持平等地位。林则徐时代的人视外族为“夷”，洋务派变“夷”为“洋”，不论是“夷”还是“洋”，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始终认为中华民族具有他族不能比拟的优越之处。特别是有纲常名教等圣人的“道”、“本”，远优于西人的工艺科学以至政法制度等“器”。甚至西方的物质文明“器”亦不外古代中国流传过去的。这种不平等的思想基础使从林则徐到慈禧时代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不可能放下架子。虚心地学习他族之长，认认真真地探索竞争致胜之术。因此从根本上讲，他们并不懂如何参与近代世界的民族竞争。
其次让我们再看一看农民阶级。农民阶级是中华民族人数最多的阶级，近代中国的农民阶级是民族竞争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直接发动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两次捍卫民族独立和安全的伟大运动；第二，出现过要求与他族进行全方位竞争的纲领。
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对近代世界挑战的应战，近代中国农民用上刀山下火海的民族英雄气概表达了他们对民族地位不安全、不平等的直接看法，这总要比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强烈得多。这也不奇怪，自中国被纳入世界整体后，整体世界以工业和商业为基础的经济与技术优势首先要冲击和打垮的就是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与自然经济紧密结合的农民阶级在国门被打开后，率先尝到了民族不安全和不平等的苦酒，促使他们以自己习惯的那种暴力武装形式去参与民族的竞争。
用武装起义表达农民阶级参与民族竞争的愿望是近代东方世界常见的一种形式。但中国的农民阶级并不拘泥于武装参与这样的简单形式。它还有全方位的参与竞争纲领，这就是洪仁玕的《资政新编》。洪仁玕自己在《资政新编》中说，他要通过这部文献谋求“与番人并雄之法”，这是典型的民族竞争之要求。洪仁玕看到了世界整体发展的大趋势，因而主张在外国不干涉太平天国内政和“国法”的前提下，与外方展开交流与竞争。为获竞争之胜利，洪仁玕提出了一整套以提高竞争力为主旨的全局改革方案。中国农民阶级在当时中国的背景下能提出这样一个全方位的竞争纲领，是整个东方世界仅见的。拿它和中国封建阶级参与竞争的纲领，即在洪仁玕之后的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相比较，《资政新编》所反映的思想和主张要比《校邠庐抗议》深刻而详尽，这也说明近代中国农民的胆量和气魄。
但是，中国的农民阶级有着致命的弱点。作为以农为本的封建经济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农民阶级长期被困在极窄的活动圈子里，其视野极其有限，此其一。长期的农业经济生活和封建国家所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农民从内心深处鄙视商业和工业，此其二。这两致命弱点使近代中国的农民阶级不可能全面透彻地理解以市场为轴心，以工业和商业为基础的近代整体世界，因而也就不真正懂得与整体世界各民族、国家如何进行竞争，特别是展开军事之外的竞争。这就决定了洪仁玕的《资政新编》不可能推行和义和团运动中的那种笼统的排外主义。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中国的资产阶级。近代世界最强烈要求参与民族竞争且最善于参与民族竞争的力量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是竞争的生产，为了竞争的胜利，资产阶级不断增加资本，降低成本，扩大销路，直到冲破国界而在世界舞台上竞争，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力所在。
近代的资产阶级利用工业和商业的优势，在全世界逐一排挤了种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把各民族、各国家的各个领域都卷入了竞争。世界市场和整体世界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范围竞争场所罢了。在世界体系里竞争的资产阶级最了解国际上矛盾和势力对比，最了解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长短，最有条件造成和参与竞争，亦最善于竞争。
在近代中国80年代的历史行程中，有近40年的时间是由资产阶级唱主角的。从近代中国后40年的发展可见，每当民族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候，就是资产阶级活跃最积极的时期。日本这一弹丸之国的挑战，全民族精神大觉醒，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二百兆以后始也。”⑦资产阶级在这全民族激昂时期最活跃，于是有了戊戌维新变法。八国联军之威胁及二十世纪初外族之横行孕发了资产阶级以推翻旧政权为条件，由资产阶级全面领导民族进行竞争的辛亥革命。这都说明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进行民族竞争的最积极鼓吹者。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具体表述了中国资产阶级参与民族竞争的要求。首先民族主义被摆到了第一位。民族主义提出的前提是中国社会已陷入“外邦逼之”的境地，它有“反满”的内容，但正如《民报》载文反复强调的，“反满”、“排满”只是排清王朝卖国的皇室、宫吏，民族主义的主要敌对目标是指向危及中华民族生存安全，使中华民族处于奴役地位的来自整体世界的民族。所以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中说：“是故排满者，为独立计，为救亡计。”不论是汉人还是满人，只要它“永为被征服者不能独立”，“与外邻之深演民族战，必至皆亡，则无贰也”。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比任何阶级都高举民族主义这面旗帜，一方面说明了资产阶级对民族竞争的重视，另一方面说明了近代中国参与民族竞争的水平在提高。
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是实现民族主义的手段和保证。近代中国前期参与民族竞争屡屡受挫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之落后不仅仅是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关键是制度之落后，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全方位的落后。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要不要学西方、与其竞逐，而是如何学、如何与其竞争。于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想到了通过发动全民革命，推翻旧的体制，进行全方位的学习和追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目标和实现手段。这与近代世界的西方资产阶级走着同样的道路，16世纪以来的无数次资产阶级革命，归根结底是为竞争开辟一个广阔的天地，所以在摧毁封建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之后，“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和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⑧。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能走到这一步，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然而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竞争之路并不比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成功多少。封建专制制度及旧思想意识的阻碍，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成堆的社会问题，这都是造成中国资产阶级未能通过一场民族竞争运动使中国奋起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业已定型的整体世界。自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在全球勃兴以来，整体世界联系更趋紧密与扩大，民族间的竞争更为激烈。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受整体世界左右的趋向愈来愈明显。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学会把国内矛盾向外转嫁的精明统治手法。落后民族国家替代西方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等苦难阶级，承担了本应由西方国家苦难阶级承担的一切苦难。于是落后民族对先进国家的战略意义又提高了一步。这对那些正录求奋起的民族来说确是一个机遇，但它也导致了先进国家对落后民族竞争奋起的强有力遏制。二十世纪初遍及全球的落后民族奋起浪潮无一不受到了强国的干涉而趋于失败就是这一背景的产物。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本身就比较软弱，无法构成把握机遇的整体力量；恰好又生长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天下大变、巨浪席卷时期。于是就出现了热情高昂的资产阶级用纤弱身躯去挡决堤洪水的局面。结果中国的资产阶级带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感慨败下阵来，把率领中华民族与他族竞争的历史重任让给了另一个胜于自己的阶级。
美国历史学家梅里曼在研究了近代欧洲的革命后得出一个结论：“民族间竞争证明了它比革命的病毒更强有力。”⑨近代世界普遍而又残酷的竞争激发了地球上诸多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应战。各民族为夺取竞争的胜利，纷纷以革命、改革、改良等适合国情的方式消除历史上长期累积的内部惰性，以增强民族竞争之能力。恩格斯就曾说过，竞争是一部强大的机器，它一再促使日益衰朽的社会秩序活动起来，但它每紧张一次，同时就吞噬一部分日益衰弱的力量⑩。近代世界就是在这种竞争的压力下前进的。加入到近代整体性世界的近代中国也不例外。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②杰佛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1987年版，第244页。
③M·S·安德逊：《新编剑桥近代史》，剑桥1971年英文版，第6卷，第716页。
④A·汤因比：《历史研究》，牛津1954年英文版，第8卷，第129页。
⑤辛格和朱拉隆功之事业，中文史籍介绍不多，可分别参见S·C·Raychouthary《印度近代史》，德里1983年英文版，第1卷，第230-235页；KhooKay Kin《东南亚·南亚和东亚中史》，牛津1977年英文版，第166-175页。
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⑦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1页。
⑨R·B·梅里曼《六次同时的革命》，牛津1938年英文版，第21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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