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中日比较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惠论文,视角论文,中日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和福田康夫首相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日两国正式将双边关系定位为“战略互惠关系”。三年来，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既时常闪现亮点，又不断经历考验。在最初两年中，虽然日本政坛更迭频繁，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也被民主党所取代，但中日两国关系的大局基本保持了平稳态势。然而，自2010年9月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两国关系骤然紧张，对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未来也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甚至有观点认为，“中日关系从战略互惠走向战略对抗”。从2011年初开始，中日关系的紧张局面随撞船事件的解决渐趋缓和。2011年3月，日本东北地区发生特大震灾后，中国立即给予日本慰问，并向地震灾区派遣国际救援队，提供大批救援物资和赈灾款。2011年5月，在中日韩第四次领导人会议正式开始前，经中方倡议，中韩两国领导人先行访问日本宫城县、福岛县地震灾区。温家宝总理表示，中国将支援日本的灾后重建，恢复和扩大赴日旅游，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放松从日本进口食品的限制。5月22日，中日韩三国发表了第四次领导人会议宣言，确认了三国友好合作的共识。菅直人首相在当天与温家宝总理举行会谈时表示，“希望今后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互惠关系。”①这些交流和共识无疑意味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2011年12月，野田佳彦首相访华。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40周年之际，两国领导人再次重申要增进政治互信、扩大交流合作，共同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新局面。
纵观三年来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可以发现，中日关系并未因确立“战略互惠关系”而自动实现良性互动。领土问题、东海问题、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等长期困扰中日关系的症结仍未消失，在“战略互惠关系”下尚未发展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机制，相反，“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仍然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例如，就在中日两国积极开展震灾救援合作的背景下，2011年3月30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新版教科书审定结果，全部七家出版社发行的社会科教科书均声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中国外交部对此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此外，人们对于中日关系的认识能如此容易地在“战略互惠”与“战略对抗”间循环，这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上述情况表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仍然需要探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模式。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中日两国对于战略互惠关系的理解和定位不尽相同。虽然中日两国关系不断取得突破，但为了避免今后再次出现反复，有必要以更长远的眼光审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在把握中日定位差异的基础上，思考“战略互惠关系”的实现方式。
一、中国：从“和平友好”到“战略互惠”
新中国对中日关系的定位是以“和平友好”为基调的。一方面，“和平共处”是中国同所有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原则，“睦邻友好”是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原则。而另一方面，中国对中日关系的定位与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有所不同。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两国主张友好的政界、民间人士的努力下，中日关系的许多原则和实践都体现了两国间更加紧密的联系。早在196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0年之前)，中国的杭州市和日本的岐阜市就互换了“日中不再战”和“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纪念碑。这里所体现的和平友好关系实际已经不只是“不敌对”和“和平共处”，而更接近于一种真诚的友情，是比一般的“友好”更加“友好”的关系。虽然日本在历史上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残酷战争，但中国始终强调两国有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作为在地理和文化上都有紧密联系的“一衣带水”的邻邦，应当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最有代表性的是，在1972年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方面提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②在此，“友好”是一种目标而不只是一种手段，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超越对于简单“利益”或“战略”的追求。1998年11月25日，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日本，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在此，“友好”仍然是中国定位两国关系的关键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有所调整。中日关系也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到目前的“战略互惠关系”，由强调“友好”开始转向了强调“战略互惠”。但是，从中国方面来看，无论是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出发点，还是推动这种关系的实际努力，都没有完全脱离最初的“和平友好”基调。
首先，从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出发点来看，对中日关系而言，“战略”本身就具有和平友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内涵。事实上，从1997年开始，中国就已经开始考虑以“战略”定位21世纪的中日关系。当时，中国在定位中俄、中美关系时都使用了“战略”的提法，因此考虑中日关系的定位也使用“战略”一词。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时，中日双方曾讨论过相关问题，但由于日本方面意见不一，最终没有采用这一提法。③当时，中日关系的基本定位仍是此前的“和平”、“友好”、“发展”，这种基调在十年后“战略互惠关系”成为两国共识时并没有消失。正如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前驻日本大使徐敦信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先后同包括周边邻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尽管文字表述不尽相同，但这种新型的战略合作关系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结盟，也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更没有所谓的‘假想敌’。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中方当然希望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同日本发展睦邻友好，在更高层次加强互利合作，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之路。”④徐大使还特别强调：“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继承和发展，中日关系不仅是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面向地区和世界负有重大责任的关系。在日本有一种把战略互惠同睦邻友好、日中友好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说法，在我看，这不仅不符合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本意，而且也是对中日关系历史的无知。”⑤
其次，从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实际努力来看，中国方面始终强调在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同时，要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为目标，并认为友好本身是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内涵。
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论及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时，反复强调“友好”是两国关系发展的目标、基础和重要内容。例如，2009年4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会见麻生太郎首相时表示：“中日友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⑥2009年9月21日，胡锦涛主席在会见鸠山由纪夫首相时强调：“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日关系，我们将继续奉行中日友好政策，同日方一道致力于实现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大目标。”⑦2010年5月31日，温家宝总理与鸠山由纪夫首相会谈时指出：“双方要牢牢把握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增进战略互信，确保和平、友好、合作始终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中国在战略上将日本视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更不是敌手。两国作为近邻和亚洲大国，都应以这样的心态看待对方，看待对方的发展，真正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共同发展。”⑧2010年6月27日，胡锦涛主席在会见菅直人首相时也指出：“发展长期稳定、睦邻友好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⑨2011年5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慰问日本重灾区时发表讲话说：“我们要加强抗灾救灾领域的合作，同时促进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从根本上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⑩2011年8月30日，温家宝总理致贺电给日本新任首相野田佳彦，指出：“中日互为重要近邻，都是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发展长期稳定、睦邻友好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11)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处于中日关系最前沿的历任驻日大使在论及中日战略关系时，均反复提及“友好”，认为“中日两国既是友好的近邻，同时经济互补性也很强”，(12)“中日两国国情各异，社会体制不一样是正常的，这不应影响我们之间的友好交往”，(13)“合作、友好相处会使两国都能受益”，(14)“应该共同努力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15)现任驻日大使程永华表示：“当前国际地区形势正在经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也都迎来了各自改革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日益成为双方共同面临的重要紧迫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日双方应着眼于实现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大目标，不断增进政治互信、不断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扩大共同利益。”(16)
此外，中国在防灾救灾、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绿色低碳、循环经济、高科技、防务交流等领域注重同日本开展合作的同时，始终强调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加强中日民间友好交往。这是中国的一贯立场。2011年5月23日，温家宝总理在会见菅直人首相时再次表示，中方将邀请500名日本灾区学生来中国休养交流，将与日方一道办好两国“影视周”、“动漫节”活动和4000名青少年互访活动，巩固中日友好的民意基础。(17)10月24日，在会见第五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双方委员时，温家宝总理再次强调：“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意，在两国的国民感情。”(18)可以看到，在中国方面看来，在进入“战略互惠关系”的新阶段后，中日关系依然并不仅仅是以“利益”为出发点的，“友好”仍然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内容和目标。
二、日本：从“政经分离”到“战略互惠”
与此相对，日本方面对“战略互惠关系”的认识似乎与中国有所不同。战后初期，中日两国关系经历了非正常化阶段。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虽然长期由保守势力掌权，但民间对于和平民主的呼声高涨，很多进步人士要求与社会主义新中国加强关系，很多日本国民也热情支持两国世代和平友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战后50周年等时期，几任日本内阁都表现出了重视中日友好的态度。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保守化、“右倾化”思想急剧抬头，(19)日本政界开始追求“正常国家化”，许多言论和行为损害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向前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冷经热”是两国关系的突出特点，而形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则是几任日本内阁对中日关系的定位越来越明显地变成了“政经分离”，“友好”已经相当淡化，而“利益”日益凸显为最大的诉求。
如前所述，“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早在1998年前后就开始酝酿了，但由于当时日本各界对于“战略”一词比较敏感，最终双方没有采用这个提法。而从2006年开始，日本主动提出要与中国发展“战略互惠关系”。这一次，日本方面的考虑是：“如果只提‘友好’，即使双方对某些问题存在异议也不好直说，好像说了就会影响‘友好’。可是中日关系绝对不是只谈友好就可以真正好起来的，比如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乃至历史观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双方平等协商，才能真正互相了解，最终达成共识。日本希望和中国形成‘一种可以直抒胸臆的关系’。”(20)基于这样的认识，日本改变了拘泥于将“战略”一词理解为“同盟”关系的做法，而将其视为全面合作，开始推动建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可以看到，日本方面对“战略互惠”的理解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而这种理解与“友好”存在一定距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友好”这一定位的替代。
“战略互惠关系”的实际构建始于安倍晋三内阁时期，但安倍内阁对中日关系的定位并非“和平友好”，而是“政经分离”。虽然安倍上台后即访问中、韩，并多次强调要修复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但在历史问题上，安倍自担任官房长官时起，就一面赞同前首相村山富市的道歉声明，一面否认东京审判、否认“战犯民众二分论”；一面避免“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一面暗中参拜，并认为邻国不应因参拜问题停止互访。实际上，解读这种“暧昧”政策的关键词，恰恰是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已经开始实践的“政经分离”。安倍在当选前后多次提出要以“政经分离”界定中日关系。例如，围绕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他强调，不应让政治问题影响互惠关系。但是，这与“不应让参拜问题影响互访”一样，并非意味着要改善政治关系，而是强调要保障经济关系。他希望“将与中国建立起比现在更为紧密的、经济性、互惠关系”。(21)但是，这种关系实际并非对“政冷经热”的改善，而是对“政冷经热”的维持。
“政经分离”虽然并非日本历届内阁一贯的明确主张，但能够代表日本国内一些人的看法。目前中日关系的定位已从“政经分离”过渡到“战略互惠”，但日本方面对于“战略互惠关系”的认识仍不同于中国“和平友好”的基调。对此，从日本历任内阁在谈及“战略互惠关系”时的主要内容可以略见一斑。
安倍晋三内阁辞职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福田康夫首相任内正式确定。在2008年5月的《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中，除了涉及“青少年友好交流”等具体事项，并没有写入“友好”的定位。(22)日本历届内阁领导人在提及“战略互惠关系”时，对于“友好”的强调也远远少于中国。例如，在前述2008年以来中日领导人历次会晤中，日本领导人虽然表示重视两国关系，但更强调的是“中日两国有责任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努力，为此双方应不断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加强互惠合作”(23)的基调。除了时有提及“增进两国人民的感情”，并在个别情况下谈到“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或“积极鼓励青少年交往，增进两国民间友好”，日本方面在谈及“战略互惠关系”时都基本上没有使用“友好”的提法。(24)
2009年9月，日本政坛由民主党取代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主掌政权，以小泽一郎在党首选举中失利为标志，民主党内部也开始体现出新老交替的气象。但此前占政界主流的保守思想虽然受到一定的挑战，却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2010年6月11日，菅直人首相在施政演说中表示，他的构想是以现实主义而非意识形态为基调推进外交，具体说来，就是要“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同时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合作”。关于中国，其施政演说主要提到了“深化战略互惠关系”，但对于如何深化这种关系并没有具体展开。不过，他的演说中有一些相关之处：一方面，日本要在“观光立国”的方针下，在鸠山内阁的基础上大幅放宽对签证的限制，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另一方面，日本要“同以亚洲国家为主的周边国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关系，未来构想建立东亚共同体”。(25)从这些原则来看，日本并没有像当年那样只强调经济，但仍然在对华外交中重视现实的经济关系。
在2010年9月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僵局。中国对日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出了严正交涉。此后，中国注意到日方改善两国关系的表态，表示愿与日方共同维护和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诚意。2010年11月13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应约同菅直人首相会晤。胡锦涛主席强调：“中日两国走和平、友好、合作之路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双方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牢牢把握中日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努力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双方应共同努力，持之以恒开展民间和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中日互为主要经贸合作伙伴，双方应继续深化双边互利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对话协调，共同致力于亚洲振兴，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26)在此，“友好”仍然是中国方面强调的定位。对此，根据中国方面的报道，“菅直人首相表示完全赞同胡锦涛主席关于中日关系发展的意见，希望双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27)但在日本外务省关于此次会谈的概要中，没有直接写明关于菅直人首相完全赞同中方意见的内容。根据日本方面的报道，菅直人首相表示要强化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但并未使用“友好”的提法。(28)
在2011年3月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严重地震灾害之后，中国开展了援助和慰问行动，日本对此表示感谢，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2011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与菅直人首相通电话。对于菅直人首相的谈话内容，日本方面的报道为：“双方一致认为，藉今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明年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这些重要时机，两国在以下三个方面致力于切实积累具体成果，以充实‘战略互惠关系’和改善国民感情。(一)开展防灾、核安全、环保领域的合作；(二)为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而共同努力；(三)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29)而中国方面的报道为：“菅直人说，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日方高度重视日中关系，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加强两国在防灾救灾、核安全、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向前发展。”(30)2011年5月22日，温家宝总理和菅直人首相举行会谈。对于菅直人首相的谈话内容，中国方面的报道为：“菅直人表示，日本特大地震海啸灾害发生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立即表示亲切慰问并提供宝贵援助。温家宝总理一抵达日本就专程赴灾区慰问，使日本人民深受感动和鼓舞，有力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他感谢中方有关进一步支持日方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措施和建议，表示这将有力支持日本的灾后重建工作。日方愿进一步密切两国高层交往和各级别磋商，加强经贸、节能环保、旅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向前发展。”(31)而日本外务省在关于此次会谈的概要中没有写明上述关于“友好”的内容，只记载了菅直人表示应落实两国关于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建议。(32)
可以看到，中国方面的报道重视日本关于“友好”的说法，而日本方面的报道并不将涉及“友好”的言论当作最值得关注的内容。这本身也可以说明两国在“友好”这一定位方面的差异。此外，虽然中日两国的相关报道显示菅直人首相曾多次提及“友好”，但从他发言的内容来看，他主要强调的仍然是两国的互利合作。
2011年8月，日本政坛再次发生变动，民主党的野田佳彦出任首相。野田曾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迎接201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将深化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33)在谈及2010年9月发生的钓鱼岛撞船事件时，野田表示：“(日中)两国构筑防止冲突的危机管理联络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很有必要建立与中国的复合型人脉关系，增加两国的相互信赖。”(34)就钓鱼岛和历史认识等问题，他还指出：“虽然有时会发生难解的问题，但为了不影响日中关系全局，双方都必须从大局出发做出努力。”(35)这些言论都表明，日本新内阁主张继承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并强调两国的相互信赖和大局意识。但与此同时，野田在提及中日关系时，主要的着眼点仍是中日两国的具体合作。2011年9月13日，野田在日本众议院发表就职后的首次施政演说，指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基轴”。在中日关系方面，“在来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之际，将在各个领域推进两国的具体合作，在促使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进一步提高透明度、承担相应任务的同时，深化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36)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野田还强调：“中国提高军事力量透明度是第一重要的事。在海军方面也是，国际社会都在期待中国进一步说清自己的情况。”(37)同时，他还提出，就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日本将促使中国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影响力。(38)可以看到，野田在论及两国关系时，首先被提及的是“两国的具体合作”和“促使中国提高透明度”。“从大局出发做出努力”的目标虽然是“日中关系的全局”，但“大局”的含义是战略高度还是避免冲突，“全局”的含义是超越现状还是维持现状，这些都需要拭目以待。
2011年12月25日至26日，野田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这是民主党执政后日本首相首次访华。在两国领导人会谈中，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都表示：“中日两国坚持走和平、友好、合作之路，不断巩固和发展战略互惠关系，有利于实现互利双赢、共同发展，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2012年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中方愿同日方一道，高举中日友好旗帜，精心筹划和办好各项纪念活动和“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活动，“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和双方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增进政治互信，扩大交流合作，共同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新局面。”(39)野田表示：“双方要以明年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为契机，加强政治互信和高层交往，促进两国国民交流，提升两国经济互惠关系，加强经贸、环境、金融、旅游等领域合作，促进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不断深化日中战略互惠关系。”(40)在此仍然可以看到，虽然两国共同确认了深化战略互惠关系的方向，但中国方面的“友好”基调仍然比日本方面更加浓厚。
综上，虽然2011年中日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并不足以说明“友好”也将开始成为日本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日本在对华关系方面仍强调实际的经济互利和具体合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对“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主要是“互惠”而不是“战略”，日本对两国关系的理解也与中国理解的“和平友好”基调存在差异。在日本未来对华关系的实践中，到底“互惠”和“战略”这两方面的权重将如何体现，这对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将十分重要。
三、中国与日本对于“战略”的不同认识
需要强调的是，在谈及“战略互惠关系”时，中日两国措辞的差异并不只是两国政府或领导人的用语习惯问题，而是反映了两国对于战略互惠关系的理解和定位。总体而言，中日两国虽然已经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但到目前为止，两国对于“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并不完全一致。相比较而言，中国更强调“战略”，而日本更强调“互惠”。中国的基调仍然没有脱离“和平友好”，而日本的基调更倾向于“互利合作”。这种定位上的差异正是造成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出现波折，造成人们对中日关系预期在两个极端摇摆的原因之一。
那么，应当如何认识中日两国在“战略互惠关系”上的定位差异？如前所述，这种差异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延续了各自对于两国关系的历史定位。可以说，这种延续是与两国的整体战略思想的特征相联系的。两国整体战略思想的比较需要在具体、全面、历史地研究中日两国相关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并非本文所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将在其他文章中专门讨论。但这里想要指出的是，中日两国在“战略互惠关系”上的定位差异无法以现有的“国家利益不同”或“战略文化不同”等说法进行简单解释，两国对于“战略”本身的认识差异也值得充分关注。
首先，中日两国在“战略互惠关系”上的定位差异无法简单归因于“国家利益不同”。一方面，中日两国既存在分歧，也存在共同利益，“战略互惠关系”作为中日关系发展的未来方针，本身就是希望在上述前提下推动两国在各个领域内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两国国家利益的不同无疑将影响两国推进互利合作的方式和进程，但国家利益的不同并不必然决定两国对“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差异。如果以国家利益为由拒绝发展两国关系，就不再是定位差异的问题，而是对战略互惠关系的违背。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着眼点并非只在于“国家利益”的层面。其中，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方面强调“和平友好”的考虑尤其不能简单以“利益”来概括。
其次，中日两国在“战略互惠关系”上的定位差异无法以“战略文化不同”进行简单解释。目前已有国内学者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两国的安全战略、对外战略。这种视角关注战略思想对具体政策和关系的影响，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许多现有研究对于“战略文化”的叙述尚停留在标签式的特征描述，需要进一步准确和深化。在运用“战略文化”的分析视角时，必须充分注意战略思想和相关历史的复杂性，尤其不能以对一国“战略文化”的片面概括作为判断的标准。例如，日本在各个历史时期存在各种与战略相关的思想，其思想内涵需要具体分析。“从尊王攘夷到尊王扩张”与“尚武”、“军国主义”看似相同，实际却存在一定差别。而当代的“经济现实主义”、“普通国家论”，甚至某些“和平主义”、“国际贡献论”，看似与上述思想大不相同，实际却可能有相似之处。应当说，日本在战略文化方面所体现的合理主义、实用主义等特征，确实对其内外政策有重大影响。但是，如果只是贴标签式地描述“战略文化”，不论是“中国爱好和平、日本尚武”，还是“日本爱好和平，中国是一种威胁”，都不足以全面概括两国战略思想的特征，因此也难以澄清两国为何在“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上存在差异。
事实上，要认识中日两国在“战略互惠关系”上的定位差异，还需要充分关注两国对于“战略”本身的认识差异。
在中国，“战略”堪称学术讨论的热点词汇。仅以日本研究为例，就涉及日本的“安全战略”、“文化战略”、“大国战略”、“东亚战略”、“东亚合作战略”、“战略合作”、“战略回应”、“战略文化”、“战略意愿”、“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等等。考察具体研究则不难看出，这些“战略”的含义并不都处于同一个层面，有些指的是“大战略”，有些指的是“战略性高度”，有些则等同于“政策”甚至“对策”。在现代汉语中，“战略”的基本含义已不限于军事领域，而是与“政策”相对、高于“政策”的。与此相对，在日本，“战略”一词主要与军事、战争等相关，其转义则多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含义为主。根据《广辞苑》的解释，“战略”指的是“比‘战术’更加广泛的作战计划，统合各种战斗、从全局出发进行战争的方法。作为转义，指在政治社会运动等过程中，确定主要敌人及应当采取的应对方法等内容。例如，‘销售战略’”。也就是说，“战略”是与“战术”相对、广于“战术”的。在野田佳彦首相就职后的首次施政演说中，除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之外，还提到了“能源战略”、“经济增长战略”、“震后复兴战略”，以及“战略性推进”“经济合作”和“周边海域、宇宙空间开发”等。(41)可以看出，在日本，“战略”的含义主要是“解决问题的综合性方案”，但也有“全面性、长期性”的含义。
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中日双方对于“战略”的认识也存在具体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中日两国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过程中已经有所显现。如前所述，中国从1997年就已经开始考虑以“战略”定位21世纪的中日关系，但由于当时日本各界对于“战略”一词比较敏感，最终双方没有采用这个提法。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正是双方对于“战略”的认识差异：中国的“战略”提法侧重于“战略高度”和“大局”。而日本拒绝这一提法的原因，一方面是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就是“战略”一词在日本多被理解为有军事方面的意义，并被认为接近“同盟”而非“全面合作”。(42)从2006年始，日本开始转变对于“战略”的认识，不再认为其必然与“军事”或“同盟”相关，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得以开展。但是，日本方面的认识仍然与“战略高度”、“大局”有一定的距离。
需要指出的是，中日两国对“战略互惠关系”中“战略”的认识差异也并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与双方对两国关系的认识相关。在“战略互惠关系”中，中日两国对“战略”的理解既有重合的部分，也有明显的分歧。具体而言，在中国方面看来，“战略互惠关系”是具有层次性的，既包括“战略目标”，又包括“战略实现方式”。与此相对，到目前为止，日本方面在提及“战略互惠关系”时则主要侧重于“实现方式”。目前中日双方虽然在“战略实现方式”的层面上达成了共识，但中国方面同时强调“战略目标”层面的“战略性”、“战略高度”，而日本方面的认识主要停留在“战略实现方式”层面，缺乏对“战略目标”层面的充分注意。
四、中日关系：推进“战略互惠”，警惕“政冷经热”
应当认识到，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既包括具体的战略实现方式，也当然包括长期的战略目标。在这样的关系框架下，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合作不应当是静态、孤立的，而应当是动态的，符合两国友好的未来发展方向。虽然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加强务实合作是实现战略互惠关系的主要途径，但如果脱离了“和平友好”这一长期目标，两国间在许多领域的互信与合作就很难真正实现。只强调各自的经济利益而忽视改善两国的政治、社会关系，甚至还有可能再次使两国关系回到“政冷经热”局面，导致“战略互惠关系”难有实质性的进展，这对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无疑是不利的。
有观点认为，鉴于日本的种种表现，中国应该放弃对日本的“幻想”，只谈利益，不谈友好。但笔者认为，长期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对于中日关系“和平友好”的定位基调值得珍视，从真正的战略高度去发展中日关系也是正确的方向。世界各国已经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共同挑战，需要人们用更长远的眼光去认识和解决问题。而这一方面需要人们去寻找和捍卫共同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也需要人们超越某些短期利益，向建构长期关系的方向努力。发展中日关系仅靠强调共同利益难以实现突破，即使是为了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也不应该放弃对友好的追求。中国领导人曾多次指出，中日友好的基础在民间。中日两国人民都乐于看到两国实现真正长期稳定的关系，实现真正的和平友好。这种真诚的声音是无法被忽视的。(43)
与此同时，鉴于中日两国目前对于“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并不完全相同，不能完全排除日本向“政经分离”摇摆的可能性。正如蒋立峰教授所指出的，“‘战略互惠’关系，绝不是低层次的封闭性经济互利关系，而是全面合作、实现共赢的高层次的开放性战略性关系”，但日本国内仍有许多人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片面强调“单惠”。(44)此外，中日关系中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并未消失。例如，除了钓鱼岛问题、东海问题和教科书问题，“大家一起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等组织仍然存在，其成员近年来曾多次(包括2011年8月和10月)参拜靖国神社，其中不乏日本政界知名人士，如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前首相安倍晋三、前首相森喜朗、国民新党党首龟井静香和十多名民主党现任议员等。在此情况下，中国应当意识到中日两国对“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有可能存在差异，应关注日本的定位与实践的变化。尤其是，中国需要对那些想使两国关系长期固定于“政冷经热”的行为保持警觉。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在开展中日各个领域务实合作的同时，继续加强高层和民间友好往来，争取使日本方面进一步认识到和平友好和信赖关系对于两国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应正视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对日方损害中日两国关系基础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对于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东海问题等，既要以战略的眼光看待，又不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从真正的战略高度出发，注意避免“战略互惠”成为实际上的“政冷经热”。
注释：
①《菅直人望深化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共同网，2011年5月22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1/05/9477.html。
②虽然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决策受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变化和新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影响，但在分析时不能忽视当时中国外交决策的特点，即不仅仅看重利益或战略，也注重道德和意识形态因素。
③《中日关系将调整定位》，《世界新闻报》，2007年4月11日。http://gb.cri.cn/12764/2007/04/11/2225@1541033.htm。
④徐敦信：《关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由来、内涵和面临的课题——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庆典暨第20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日本研究集林》，2010年下半年刊，第1页。
⑤同上，第2页。
⑥《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与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举行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主页，2009年4月29日。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gx/t559778.htm。
⑦《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新华网，2009年9月21日。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gx/t592177.htm。
⑧《温家宝同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页，2010年5月31日。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gx/t705323.htm.。
⑨《胡锦涛会见日本首相菅直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页，2010年6月27日。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gx/t712043.htm。
⑩《温家宝抵达日本重灾区慰问并在废墟上发表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页，2011年5月22日。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gx/t824335.htm。
(11)《温家宝总理电贺野田佳彦当选日本首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主页，2011年8月31日。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gx/t853747.htm。
(12)《陈健会长2010年10月接受东方时空采访录音整理稿》，中国联合国协会主页，http://www.unachina.org/hczs/hzft/267556.shtml。
(13)《中国7位大使揭外交内幕：王毅称中日打开僵局》，《环球》，2006年12月11日。http://news.hsw.cn/system/2006/12/11/004959616.shtml。
(14)《中国驻日本大使崔天凯谈周边外交、中日关系》，新华网，2009年7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xhft/20090722/wz htm。
(15)《武大伟副部长谈中日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主页，2008年6月20日。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gx/t467119.htm。
(16)《新任驻日大使：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深入向前发展》，新华网，2010年4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4/13/c_1231241.htm。
(17)《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举行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页，2011年5月23日。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gx/t824465.htm。
(18)《温家宝称中日关系总体形势好友好根基在民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主页，2011年10月24日。http://www china-embassy.or.jp/chn/zrgx/t870060.htm。
(19)事实上，日本保守思潮并非20世纪90年代才突然高涨，而是和平民主思潮的衰退导致日本缺乏对保守势力的制衡。虽然人们通常认为，和平民主思潮衰退的原因在于日本国内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以苏东剧变为代表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但是仅凭这些背景无法解释思想界迅速的“转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经济增长和经济衰退都曾被用来解释日本政治思潮的右倾化，这不得不使人认为，在客观背景变化之外，还需要关注更深层的思想背景。
(20)发言者为日本外务省国际报道官，参见《中日关系将调整定位》。
(21)参见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2006年)第五章。
(22)《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页，2008年5月12日。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gx/t451605.htm。公报中使用“友好”一词仅限于提及“新一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和“青少年友好交流”，以及“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中方同意向日方提供一对大熊猫”。
(23)“胡錦濤中国国家主席の訪日(日中首脳会談の概要)”，日本国外務省HP,2008年5月7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visit/0805_sk.html。
(24)参见日本外务省和中国外交部对2008年以来两国领导人会晤的相关报道。
(25)以上施政演说内容均出自“菅内閣総理大臣の所信についての演説”(第174回国会本会議第35号会議録、平成22年6月11日)。http://www.shugiin.go.jp/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0117420100611035.htm? OpenDocument。
(26)《胡锦涛同日本首相菅直人会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页，2010年11月13日。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gx/t768907.htm。
(27)同上。
(28)“横浜APEC首脳会議の際の日中首脳会談(概要)”、日本国外務省HP、2010年11月13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an/apec_10/china_sk.html。
(29)《日中首脑电话会谈》，日本驻华大使馆主页，2011年4月12日。http://www.cn.emb-japan.go.jp/fpolicy/j-c110412.htm。
(30)《温家宝同日本首相菅直人通电话》，新华网，2011年4月12日。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gx/t814556.htm。
(31)《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举行会谈》。
(32)“日中首脳会談(概要)”、日本国外務省HP、2011年5月23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ck/summit2011/jc_gaiyo.html。
(33)《日本新首相野田佳彦直指中国军事透明》，《环球时报》，2011年9月22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将深化日中战略互惠关系》，人民网，2011年9月25日。http://japan.people.com.cn/35469/7603930.html。
(34)《日本新首相野田佳彦直指中国军事透明》。
(35)《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将深化日中战略互惠关系》。
(36)「野田内閣総理大臣の所信についての演説」、衆議院本会議会議録、第178回(臨時会)第1号、2011年9月13日。http://www.shugiin.go.jp/index.nsf/html/index_kaigiroku.htm。
(37)《日本新首相野田佳彦直指中国军事透明》。
(38)《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将深化日中战略互惠关系》。
(39)参见：《温家宝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举行会谈》，日本驻华大使馆主页，2011年12月25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25/xgxw/t890333.htm；《胡锦涛会见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新华网，2011年12月26日。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dt/t890581.htm。
(40)《胡锦涛会见日本首相野田佳彦》。
(41)“野田内閣総理大臣の所信についての演説”、衆議院本会議会議録、第178回(臨時会)第1号、2011年9月13日。http://www.shugiin.go.jp/index.nsf/html/index_kaigiroku.htm。
(42)发言者为日本外务省国际报道官，参见《中日关系将调整定位》。
(43)根据两国近年来的舆论调查，中日两国民间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并不令人乐观。但中日两国多数人民期待两国友好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例如，虽然未经严密调查，笔者曾在大学多个课堂询问中国学生是否认为未来中日关系的定位应坚持“和平友好”，而不仅仅是强调“利益”，每次询问赞成意见均占大多数。
(44)蒋立峰：《战略互惠、合作共赢：中日关系发展新阶段》，《日本学刊》，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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