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音切材料的校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材料论文,试说音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本文从传统校勘手段的运用和功用方面切入，探讨了音切材料校勘的有关原则、方法和特点。
关键词 直音；反切；比较；理校
古代的直音、反切材料流布至今，鲁鱼亥豕类讹误和人为性窜改而失原貌的现象在所难免；校勘就是针对这一情况而施设的一种修复性工作。音切材料的校勘，跟其他文献的校勘相比，总的原则、方法应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施用中，必然会有一些表现在语音等方面的自身特殊性。显然，对音切材料校勘的有关原则、方法和特点，有专门探讨的必要，本文的意旨即在于此。校勘之法，现代较为通行的是陈垣所总结出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1]。从四法的内部关系上看，对校、本校、他校都是通过材料的比对来处置问题，只是材料之所从出的性质可分为三类而已。作为校勘方法来说，此三类不妨看成与理校相并列的一个大类——这里姑且称之为比较法。基于这种认识，本文的论说准备从比校、理校这两方面展开。
一
通过有关材料的比对来处置文字讹误，这就是比校的全过程。这种校勘法的操作工序，首先应是搜选比对材料。在这方面，原则上应做到各以其类相逆，也就是说，用来比对的材料，其属性应是同一的。比如一字多音的材料，在选材时就应从音义相配方面着眼进行梳理，分辨音同义异的各种情况，以性质相同之音相比对。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所比对出来的歧异或相同才能说明文字讹误与否的问题。关于选材问题，还应认识到，比对材料的同一性这个总原则并不是绝对的，有些在某种性质上不完全相同的材料，其实也可以有比对的价值，只是在实施中不能按常规对待，而应作一定的具体分析和相应的灵活处置罢了。试看例子：A1.亨，戚普庚反（《周礼·天官·叙官音义》）。A2.亨，普庚反（《周礼·天官·内饔音义》）。B1.罢，徐扶彼反（《易·中孚音义》）。B2.罢，部靡切。《易》“或鼓或罢”，徐邈读（《集韵·纸韵》）。A1.是明引戚氏之音，A2.则是阴用戚音，二注的性质同而有异，故文字上存在一定的歧异。在这种情况下可用前一例证明后一例是承用的戚音，但不可据后例否定前例里“戚”字存在的合理性。B组都是转引徐音，前者是原文照引，后者则是略带改造的转引，只是在音类上保持了徐音性质，但切上字却由原来的类隔改成了音和，切下字也改成了另一个同类之字。比对这种性质不完全相同的材料时，显然只能着眼于音类去把握问题，让二者互相印证，而不能简单地据字面的歧异而否定两条反切存在的合理性。
关于比对材料的搜选，还应注意尽量广罗异闻，以便开阔视野，避免偏见。试看例子：A1.燿，刘羊李羊肖反（宋本、何校本《周礼·冬官·梓人音义》）。A2.燿，刘李羊肖反（通志本等《周礼·冬官·梓人音义》）。B.哨，刘、李音与燿同（《周礼·冬官·梓人音义》。C.哨，刘羊售反（《周礼·夏官·形方氏音义》）。A1明显有误；A2表面无误；B例的信息对A组两例来说，一可证明刘、李应并举，“李”不是误字，二可证明刘、李的“燿”音跟它们各自所作的“哨”音相同；C例一方面表明了刘的“哨”字之切，另一方面注中有刘无李的情况则透露了“哨”字之音刘、李各不相同的信息。综观以上情况，可以断知，A1、A2均误，应是刘羊售反、李羊肖反。以上的比校过程中，B、C两例材料的信息价值至关重要，决定着校勘结论的质量。如果抛开了这些佐证，单从A组的版本性歧异着眼，以A2校A1，表面上看，似乎过得去，实则大误。
比校法操作的第二步才是通过材料的比对来处断问题。比对的结果不外两种情况，其一是不存在文字上的歧异。这种现象，有一些是各种材料都没有讹误的表现；有一些则是各种材料都误的表现，不能一概而论。比对结果的第二种情况则是有文字上的歧异出现。所出现的歧异，就多数情况来说，是一种正误杂陈、相互排斥的对立现象，歧异的诸方存在着彼是此非或此是彼非的关系。这种对立性的歧异，从材料刊载或转引的时间和材料条项的数量上看，一般来说，较早的材料比较晚的可靠，歧异中的多数派比少数派可靠；然则，也有与此相反的情况存在。由此看来，判定这类歧异现象中的是非正误，必须从多方面着手，不可执其一端。
比对中所出现的歧异。也有一些是诸方皆误的表现，从中寻找真诠，显然是不可能的。
比对中所出现的歧异，还有一些是诸方皆不误的相容性共存现象。这种情况只出现在属性不完全相同之材料的比对中，上文曾从选材的角度论及此事，这里再开列三类较常见之例明其相容共存之理：
甲，同音异切的歧异。例如：A1.大，音泰，一音敕佐反（《礼记·檀弓上音义》）。A2.大，音泰，一音他佐反（《礼记·檀弓上音义》）。B1.大，音泰，旧音敕贺反（《诗·卫风·硕人音义》）。B2.大，音泰，旧音吐贺反（《诗·召南·行露音义》）。“敕佐、他佐、敕贺、他贺”在各注中的地位相同，都是作为与“泰”音相对的又音出现的。在此基础上，再联系《释文》里端知二组混而不分和“佐、贺”同韵类的情况[2]，则可断知这里的“敕佐”等四切所表示的音类浑然无别，字面上的歧异则是切语之字不统一，随意而用的表现。
乙，同义之异读的歧异。例如：A.畎，刘孤茗反（《周礼·夏官·山师音义》）。B.畎，刘古善反（《周礼·冬官·匠人音义》）。刘昌宗音系里迥、狝两韵是分用的[3]，这里的“孤茗、古善”显然是同义的异读。“畎”字在其时盖有二读，刘氏随意取舍，故形成二注的歧异。
丙，旧音传承的情况不同而形成的歧异。例如：A1.黼，刘音补（仪礼·士昏礼音义》）。A2.黼，徐音补（《书·顾命音义》）。B1.窜，《字林》七外反（《左传·昭26音义》）。B2.窜，……徐又七外反（《易·讼音义》）。A组的“补”音，刘徐二人一传一承，故形成二音的“刘”、“徐”歧异。B组的七外切，《字林》和徐氏一传一承，故形成了两条音注之作音者的歧异。
综上所述，比对中所出现的情况，性质多种多样，至为复杂。没有歧异的时候，不见得都没讹误；有歧异时不见得都是有讹误的表现。诸如此类，显然应具体分析，正确辨别，区别处断之。
二
理校就是以各种知识为基础，据理推断，以定正误。具体操作，大抵可从以下诸方面进行。
（一）据文意处断。先看例子：A.朱提，苏林曰：提音时，北方人名匕曰匙。（《汉书·地理志上》颜注）。B.汤数醉
羌人，师古曰：，音况务反。师古曰：即“酗”字也（《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颜注）。C.衿，又音紟，郭同。今、钳二音（《尔雅·释器音义》）。D.诸将皆呒然，孟康曰：呒音抚。刘德曰：音抚。师古曰：刘音是也，音文府反（清殿本《汉书·韩彭英卢吴传》颜注）。A例的注音，文不成义，显然有误。揣摩文意，似应为“提，音北方人名匕曰匙”，“时”是误增之字。B例的两处“师古”于理难通，按文意应是先引旧注之音，再加以案断。据此，则前一“师古”应是旧日某音注家之名，这里讹成“师古”了。C例里既无首音，“又”字于理难通。再联系后文之意，可知“紟”字是说形体而不是释音。至此可知，“又音”应是“又作”之讹。D例的师古案语于孟、刘二音只言“刘音是也”，足见孟刘二音应有不同，这里同作“音抚”，其中必有一误。
（二）据有关常识处断。先看例子：A.楶棁之材，萧该《音义》曰：郑氏楶音赘（《汉书·叙传上》颜注）。B.校，……又丁孝反（《仪礼·士昏礼音义》）。C.祁，……又止之反（《诗·小雅·吉日音义》）。D.国被边，李奇曰：被音被马反（清殿本《史记·韩王信卢绾列传集解》）。A例的直音之字只跟“棁”同音，而不跟“楶”同音。显然，被注字应是“棁”，这里讹成了楶。B例的切上字明显跟被注字的声母不合，联系字形看，似是“下”字之讹。C例的两个切语用字声母相同，明显不合反切原理，必有讹误。D例里，“被”字无被马反之音，而有“被马”之“被”的音读。据此则可知，该注当为“被音被马”，“反”是误增字。
（三）根据具体时代的语音特点处断。任何语音都具有一定的时代特性，联系这种特性来辨正音切之注，显然是必要而又有效的处置方法。例如：A隒，鱼简反；又音简（通志堂本《诗·秦风·蒹葭音义》）。B.荇，沈有并反（《诗·周南·关雎音义》）。C.尤，下求反（《论语·为政音义》）。A例以“简”字为注，“简、隒”的韵尾直到较晚的时代才混同，六朝时应有区别：一为-n，一为-m。据此可知，“鱼简”的“简”和又音“简”的“简”很可能是字误。B例的被注字为匣母，切上字则是于母；C例的被注字是于母，切上字却是匣母，似乎不合音理，有人曾提出过切上字有误的看法。其实这种不合，只是立足于后代语音观察问题的结果。六朝时代，于匣二母的音位浑然无别。其时的反切，以于切匣等于以匣切匣，以匣切于也就是以于切于[4]。认为切上字有误，显然是以不狂为狂。
（四）据具体人的音切特点处断。语音固然有全民性，但作音人的审音水平往往各不相同，他们在作音时的用字习惯以及对旧音、时音、方音、雅音的取舍标准，也必然会因各自的文化修养、社会经历、某种追求和兴趣的不同而产生一些差异。上述主客观因素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音切的个人色彩。这种个人色彩，据初步考察，即使是兄弟之间，——比如徐邈、徐广兄弟，也有可能产生。至此可知，以音切的个人色彩为观察点处断音切之注，也是一种必要而又有效的理校方法。试看例子：A.臑，《字林》人於反（《礼记·少仪音义》）。B.鴥，《字林》於寂反（通志本等《诗·秦风·晨风音义》）。A例的被注字，上古为侯部，《字林》音里，上古的侯部字只与《广韵》的虞韵为伍，而不跟《广韵》的鱼韵相混，没有例外。由此可见，这里的切下字应是虞韵的“于”字，作“於”（鱼韵）则是音近之讹。B例的被注是余母字，切上字却是影母字。余和影虽然在六朝某些学者的音注里有混用之例，但《字林》音里余母只跟于母等混用，余跟影则分用划然，没有例外。至此可知，这种表面看来符合六朝音类特点的音注，联系具体人的音类特点深究起来则是站不住脚的，这里的切上字显然是“于”的音近之讹。
（五）据前代的语音推断后世的音切，据后世的语音推断前代的音切。语音的渐变性决定了不同时代的语音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传承关系，推断法的理据即在于此。现以东晋刘昌宗的一些音注为例阐发之。刘的音切之注里，真韵大都与阳声韵为伍，只有一条归入阴声齐韵的音例：搢，……刘又祖鸡反（《仪礼·乡饮酒礼音义》）。似乎有些违理，然则，这只是单从刘音分析刘音的皮相之见。如若把视野开扩到上古音，认识便会随之深化：以“鸡”切“搢”，在上古属真支通转，是较常见的现象。刘氏去古不远，以“鸡”切“搢”，应是古音的遗风，不足为怪。以上说的是据前代推断后代，现在说到据后推前。刘音里上去两种调类大都存在分野，与此同时也有少数浊上与去相混的音例：宁，刘直虑反（《仪礼·聘礼音义》）。虹，刘古项反（《周礼·春官·眡祲音义》），等等。表面看来，这种以去切浊上，以浊上切去的音注不大正常，似有讹误。然则联系浊上变去现象在八世纪的韩愈时代即已“甚为普遍”[5]的情况看，早此四百来年的刘音里，出现变去之肇端，完全符合语音渐变之理，不足为怪。
异时性的语音固有传和承的一面，但更多的应是各有特殊性。由此看来，推断法的运用，一般只宜以某音系之有推断前、后世之有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但不能以其所无而推断前、后世亦必无。
《广韵》、《集韵》、《类篇》、《韵镜》类韵书的音类有一定的承古色彩，对后世韵书和其他文献中的音切之注也有一定的影响，显然是推断法所应借重的材料。从这类材料的音类着眼，上推前代，下推后世，往往能有收效。比如“番，应劭音皮”（《左传·襄4音义》）这条音注，有人认为直音字不合音理，疑是“反”字之讹。“番”以入元韵为常，“皮”则是支韵，似乎有些无理，疑其有误的根据大抵在此。今案，“番”的“皮”音，《集韵》和《类篇》都收有与之相同的音类，这是其一；此外《集韵》、《类篇》里还另有一字而兼有元、支两韵类的现象可资佐证：榬)袁，于元切又于妫切。以常识论之，《集韵》、《类篇》的元支通转应是承用的六朝旧音。《集韵》、《类篇》对旧音的吸收，固然也有疏误的时候，但这里不是孤例，不可能都误。既然六朝有元支通转的时代特色，应氏以“皮”音“番”自是顺理之音，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不可轻易否定。
《广韵》等韵书对前代的音类固有承用的一面，同时也有主观的改造、舍弃和客观的遗漏、误收；后世的音切之于《广韵》等韵书的音类，既有受其影响的一面，同时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基于以上因素，运用《广韵》等的音类推断前、后世之音切时，应尽量从多方面作一些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套用；以此之有而定彼之有，以此之无而定彼之无。这里仅就六朝音切略举数例以说之：A.杙)，刘馀则反（《周礼·地官·牛人音义》）。B.溠)，刘昨虽反，（《周礼·夏官·职方氏音义》）。C.骍，《字林》许营反（《诗·小雅·信南山音义》）。D.
，《字林》子小反《公羊传·桓4音义》）。A例的“馀则”中古为余母德韵，然则《广韵》等书里压根没有这一音节，而是把“杙”字归入余母职韵。因此有人认为刘的“馀则”一切不能发音，疑有讹误。今案，某一音类刘音有之，《广韵》类音系则阙如，这只能说明它们的音类系统各不相同。不同时代的音系存在这种不同，洵属正常，疑刘音有误者，昧于此理，以后世的音类强求古人，不足为训。B例的切音为从母脂韵，然则《集韵》等书里“溠”却归入初母支韵；C例的切上字属晓母，然则被注字在《广韵》等书里却归入心母，这类歧异只能说明后世的音系舍弃了刘音和《字林》音的音类，而不能据这种歧异而否定前代音类的存在。D例的被注字以入余母为常，《字林》音里，余母只跟于母等混用而不跟精混，根据这种情况，再联系字形分析，则可断知“子小”应是“于小”之讹。然则《集韵》、《类篇》里，该字也都有“子小”一切，显然是沿袭了《公羊传音义》的讹误。对这种现象如不加以审辨，盲目地以此证彼，必然会导致推断产生谬误。
（六）据通假现象推断。通假之字，必有语音关系，据通假情况推断音切正误，显然是可行的。就以“忮，韦音洎”（《诗·邶风·雄雉音义》）这条音注来说，被注字六朝人多归入章母，《广韵》仍之，然则韦氏却以群母字为注。表面看来有些违理，观察一下有关的通假现象，疑窦就会冰释。通假之例如下：A.烛营，读曰括撮也（《淮南子·精神》“烛营指天”句高注）。B.缮，读曰劲（《礼记·曲礼上》“急缮其怒”句郑注）。“烛”和“括”、“缮”和“劲”这种韵母不大接近的通假现象，必定存在声母相通的关系：前者是章、见相通，后者是禅、见相通——韦音的群章混用，性质比近，不足为奇。
关于通假推断的运用，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原则有必要在这里作个交代。第一，通假现象和被推证的音切，二者的产生时间应大体相近。第二，要认清通假字之间的语音关系。通假之字，有声韵全同者：早、蚤之类；有声近而韵异者：敦、焘之类；有韵近而声异者：蒿、蔍之类等等。如果不明辨这些具体情况，一概作为音同或视为音近，等等，都必然会导致推断工作的谬误。
（七）据谐声情况推断。声符和所谐之字有一定的语音关系，因此可以用这种情况来推断音切的有关问题。就拿“棷，徐总会反（《礼记·礼运音义》）这条音注来说，被注字以入侯韵为常，但切下字却是泰韵之字。表面看来不大合理，类比一下“最、撮、蕞”等“取”声字也都入泰韵的事实，则可知不足为怪，在没有版本性异文等其他反证的情况下，不可轻易否定之。
声符和所谐之字，在韵母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关系，这是形声字的普通规律；至于声母方面，情况则有些不同，既有相同、相近者，也有关系阔远者。由此看来，声符的表音价值在于韵母，声母方面则显得没有规律，“凡同从一声者，不皆同归一纽”[6]。至此可知，谐声情况一般只可适用于推断音切之注的韵母问题；至于声母方面，则只能取音理可通的谐声关系用于推断，对一些声母关系阔远的谐声情况，应视作“不皆同归一纽”之列，不宜用来推断音切的声母。
（八）据音切之注的表述体例处断。跟理校音切有关的音注体例，主要有以下诸种情况：
甲，以直音的形式释义。例如：A.广，刘音径（《周礼·冬官·轮人音义》）。B.峏，……刘又音穿（《周礼·冬官·磬氏音义》）。这里的直音不是注音，而是说“广”是“径”义，“峏是“穿”义。
乙，以本字注假字的直音之注释：A.采，音菜《周礼·春官·大胥音义》）。B.敦，……徐又音雕（《诗·周颂·有客音义》）。这类音注，表面看来是注音，实际上是以直音形式破读被注字以明通假，其注释价值跟“×，读为×”之类相同。
丙，以直音形式改正被注之字：A.卯，刘音卵（《周礼·夏官·掌畜音义》）。B.曰，……一音日（《书·吕刑音义》）。C.严，刘音庄（《周礼·秋官·小司寇音义》）。前四例是改正错字；后一例的被注本当是“庄”字，因避讳改为“严”，这里以“庄”为注，还其本来面目。
丁，所标示的被注为借字，音切注的却是本字之音。例如：A.敦，音道（《周礼·春官·司儿筵音义》）。B.浅，刘音箭（《仪礼·士虞礼音义》）。各例所标示的被注都是假字，其本字分别为“焘、溅”，音切所注的即是这些本字的音读。
戊，所示之被注为本字，音切注的却是假字之音。例如：A.哨，刘羊售反（《周礼·夏官·形方氏音义》）。B.顷，李一音恳（《周礼·冬官·梓人音义》）。注中的“哨、顷”皆本字，所注的则是假字“燿、颀”之音。
己，音切所注的是所示之被注的形近字之音。例如：A.曰，……一音人实反（《书·洛诰音义》）。B.嬴，邹诞生力垂反（《邹诞生史记音佚文拾遗》[7]）。A例注的应是“日”字之音。B例则是“羸”字之音。
庚，音切所注的是所示之被注的近义字之音。例如:A.窆，刘逋邓反（《周礼·夏官·大仆音义》）。B.搢，……一音初洽反（《周礼·夏官·叙官音义》）。“逋邓”切的应是“堋”字之音，“初洽”切的则是“插”字之音。
以上开列的几类音注，除了“采音菜”条外，所示之被注字，其本身具有的音读跟音切之所注，都不相合。按通常的表述体例理解，必然会产生不合音理、疑有讹误的感觉，只有从体例着眼明辨这类音注的真正内涵，才能透过表面而认清其正误。
以上诸法都是各据一理而校；然则校勘的对象往往可从多种角度、据多种情理去处断，也只有通过多方位的观察，才能全面和准确地把握情况，避免偏见的左右。由此看来，诸种理校之法，分言之，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为了述说的方便，在校勘实践中则应尽量综合利用。
三
以上从校勘的具体操作方面讨论了比校、理校二法的有关情况，现在再从校勘的使用价值方面考察一下这两种校法的特点。
从处置问题的性质上看，比校法的特点是让具体材料说话，平稳而实在，主观意志较少。理校法的据理推断则是一个推测的过程，必然会参杂一定的主观因素，其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自然也就不如比校法的客观可靠。由此看来，理校法的有关处断还有待于比校法的补充和验证。比如“卷，力转反（《仪礼·乡饮酒礼音义》）这条音注，固然可据音理断知切上字有误，而且还可进而据音理和字形推断切上字是“九”的形讹。然则，这毕竟是一种推测，并不能排除切上字是其他形近之见母字的可能，在没有得到异文佐证的情况下，只能说是大致如此，而不能视为绝对准确的结论。
从处置问题时对有关情况的适应性上看，比校、理校二法都有其独到作用，也各有其鞭长莫及的时候。试看例子：A.引，以刃反，一音馀刃反（《礼记·杂记上音义》）。此二切在《释文》音系里是同音的异切，《释文》里，这种并举是一种广异闻的体例，单凭这种并举尚不能定其有误。另外，从音理上看，此二切从声到韵调也都看不出毛病。然则，这种从理校上着眼属于正常的音注，一经比校，问题就冒出来了。比对的材料如下：B.引，音胤，又如字（《仪礼·既夕礼音义》）。C.引，如字，又音胤（《周礼·地官·大司徒音义》）。D.引，夷忍反，又夷刃反（《诗·卫风·载驰音义》）。通过以上比对足以看出，A例的二切不当为同音异切的并举，而应是一去一上或一上一去的并举，二个“刃”字必有一个是“忍”的形讹。比校法固然有理校法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但也有一定的缺陷。首先，比校法只适用于有材料可资比对的前提之下，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音切之注都有可资比对的材料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比校法显然就派不上用场，只好唯理校是依了。比如“绢，……一音占县反”（《仪礼·大射礼音义》）这条音切，各本并同，无从比对。然则，从理校着眼，首先可据音理断知切上字定误，再联系音理和字形则可进而断知切上字很可能是“古”字的形讹。另外，在有材料比对的情况下，比校法也有力不能及，只能让理校来处断的时候。试看例子：A1.良与客狙击……，徐广曰：（狙），伺侯也，音千怒反（清殿本《史记·留侯世家集解》）。A2.良与客狙击……，徐广曰……音千恕反（书局本《史记·留侯世家集解》）。同一条音切，却因版本（有时是其他出处）的不同而形成了反切的歧异，必然有误。比校的收获止在于此，至于其他问题：比对中的歧异是一正一误的性质还是双方皆误的情况，等等，则只能依靠理校法了：被注字“狙”，《广韵》归入清母鱼韵，《广韵》的清母和鱼韵在徐广音里都是自成一类，而不与其他声、韵相混用的，据此则可断定当以A2的“千恕”为是，A1的切下字应是“恕”的形讹。
比校、理校各有长短、相互补足的性质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这里仅就两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分别举例阐发之。第一种情况是：理校法全然不能发现毛病的音注，通过比校能提供文字有误的信号和进一步解决问题的佐证，但不能知其详。进一步的处断须依靠比校和理校的综合信息。试看例子：A.炰，白交及，徐又甫交反（通志本《诗·小雅·六月音义》）。从音理上看，此二切无论是声母还是韵调，都是可行的，看不出毛病来。然则，这种从理校上看来属于正常的音注，一经比校，问题就冒出来了。比对的材料如下：B.炰，白交反，徐又甫久反（宋本《诗·小雅·六月音义》）。A、B两例是同条音注之见于不同版本者，这里却出现了“甫久、甫交”的歧异，显然不正常。对于这个问题，比校的收获仅止于此而已。至于二切的歧异是一正一误的性质还是双方皆误的现象，等等，则不得而知。以上是比校所提供的第一条线索。此外，通过这种比对还可提供“甫久、甫交”一出于宋版、一出于清代之刻印的时间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单凭以上两种信息，显然还不能对“甫久”等二切定性。只有把“甫久”的音理性质，这一理校结论联系起来，综合审察，才能作出定谳：“甫久”之切如果于音理可通，则可结合比校所提供的佐证断知，“甫久”为《释文》的初始面貌，到了清代则因讹误或窜改而变成了甫交。如果“甫久”之切明显不合音理，则应斥为讹误，而以“甫交”一切为是。
比校、理校相互补足的第二种较常见的情况是：理校法只能发现有毛病，但不能知其详；比校法则只能提供歧异情况，而不能独自作出任何判断，然则，两种信息的综合利用，却能使问题得到完满解决。试看例子：A.殺（“减杀”义），刘色侧反（《仪礼·乡饮酒礼音义》）。被注字为怪韵，切下字却是职韵，相去甚远，于理难通，定是误字。理校的收获止在于此，切下字究为何字，则不可得知。现在再来看比校的情况：B.殺（“减杀”义），刘色例反（《仪礼·有司彻音义》）。通过比对，发现了异文，但比对中所出现的歧异，不见得都是一正一误的关系，也有可能是两处皆误的现象。可见比校在这里的作用只在提供异文。至于异文的性质，比校法本身则无力判断，只能从理校上来辨识：切下字“例”和被注字“杀”中古韵类虽异，但上古同为月部。刘昌宗去古未远，以“例”切“杀”，当是古音的遗风，可以成立。比校、理校单独运用时所不能处断的问题，至此已完满解决了。综合运用的功效于此又见一斑。
综上所述，比校、理校作为校勘音切材料的方法来说，各有用场，各有长短，互有关联，分用之，都不是完善之法；合用之，则可以相互发明、相互补足、相互验证，使校勘效果产生质的飞跃，臻于完满之境。
收稿日期：1997-03-16
注释：
[1]陈垣：《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1959年版。
[2]王力：《〈经典释文〉反切考》，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
[3]关于这种情况，拙著《刘昌宗音初论》（系博士论文，待刊）里已作论证，兹不赘述。下文论及刘音、吕忱《字林》音、徐邈音、徐广音时，情况同此，不再另注。
[4]参看拙文《汉语大学典注音零拾》，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专辑。
[5]李新魁：《中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5页。
[6]章炳麟：《文始·略例》，《章氏丛书》本，浙江图书馆1919年版。
[7]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