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拜占庭帝国遣使中国考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拜占庭论文,帝国论文,唐代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代华夏诸朝，以国力强盛、声教远被而致异邦倾慕，远来结交者，规模之大，当推汉、唐两代。然唐代华夏与域外各国之交流，气象之恢宏，实超迈汉代。“拂菻”与唐代中国之通聘，可为显著例证。据《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记载，贞观十七年(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自大食强盛，渐凌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栧伐其都，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乾封二年(667年)，遣使献底也伽。大足元年(701年)复遣使来朝，开元七年(719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又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九七一记载：景云二年(711年)十二月，拂菻国献方物。天宝元年(742年)五月，拂菻国遣大德僧来朝。是以文献记载，从贞观十七年(643年)到天宝元年(742年)的100年间，拂菻国向中国遣使前后凡七次，即643年一次，667年一次，701年一次，711年一次，719年两次，742年一次。
“拂菻”一词为中国典籍对拜占庭帝国的称谓，已大致不成问题。不过，关于这个名称的起源问题，国际学术界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并未彻底解决，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①。然遍观众说优劣，“拂菻”源于Rum(罗马)说最为合理。拜占庭帝国本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然而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首都由罗马迁往拜占庭后，改新都为“君士坦丁堡”，从此帝国东部与西部渐行渐远。476年，拉丁化的帝国西部覆亡于日耳曼蛮族入侵的洪流中，而帝国东部却历经风浪又顽强挺立了近一千年。以拜占庭为中心的帝国东部，融会古希腊文化、基督教东正教和罗马政治观念以及东方文化因素，逐渐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上表现出自成一家的独特性，形成一个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新型帝国，近代学者称之为“拜占庭帝国”。近代以前，并不存在所谓的“拜占庭帝国”。对东部帝国的统治者和民众而言，这个东部帝国仍然是罗马帝国的正统，承续着帝国的光辉和使命，故其君主自称为“罗马皇帝”。民众自称为“罗马人”，而新都“君士坦丁堡”称作“新罗马”②。罗马帝国与外族交往以Rum 自称，遂使“罗马”之名传布于四方。于此我们可举数例。据6世纪初叶拜占庭帝国商人科斯马斯记载，5世纪末一位拜占庭商人索帕特鲁斯从海上经商到锡兰(今斯里兰卡)，与锡兰王见面时被呼为“罗马人”③。波斯萨珊帝国的“王中王”对拜占庭皇帝称呼“罗马凯撒”(quaisar i Rum)或“罗马皇帝”(basileus romaion)④。576年，拜占庭使节瓦伦丁出使西突厥时，无论是瓦伦丁一行还是突厥人，都是以“罗马人”(Rōmaioi)称拜占庭人⑤。即使在东罗马帝国失去控制的领土如小亚，也常常被外族称为Rum(Rumi)。在赵汝适的《诸蕃志》中，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下的小亚被称作“芦眉国”。奥斯曼土耳其人取代塞尔柱突厥人占领小亚后，《明史》卷三三二称这块地区为“鲁迷”。可见，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方向上的东方各民族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称呼都脱不开“罗马”这个名称，只是由于传播过程中经历不同民族，这个名称的发音和书写形式发生变异。Rum(Rōm)一词进入亚美尼亚语演变为Hrom(Horum)，进入帕列维语(Pahlavi)变为Hróm。由于波斯方言中h转为f，进入花拉子密语和粟特语转为Frōm(Furum)，最后进入汉语转读为“拂菻”⑥。“f”音作为一个单独音节在汉语中读为“拂”；而róm或rum音译为“菻”也不乏其例。如蒙古汗国首都和林，又作哈剌和林，即Qaraqorum，又作Xaraχorum。欧洲使节柏朗嘉宾记为Caracorom，卢布鲁克记做Caracorum，马可·波罗记做Caracoron⑦。现代汉学家将它统一为Karakorum⑧。可知，rom、ron与rum均可对应为“林”。“林”与“菻”通，故“拂菻”又在《梁四公记》、《大唐西域记》、《往五天竺国传》分别记作“拂林”、“拂懔”、“拂临”等。对于拜占庭帝国事物，隋唐时代的中国史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记于“拂菻”名下。
拂菻遣使唐朝之事，唐代典籍文字记载简约，后世学者难窥其全貌。而于此至关重要的拜占庭史籍对此更未见只言片语。因此，我们的研究只能限于最基本的问题，即中国史书记载的诸使节是否确为拜占庭帝国所派遣？遣使的目的何在？
643年“拂菻”使节的拜占庭身份，可由使节带来的礼物做出最基本的判断。据《旧唐书》记载，“拂菻”使节带给唐朝廷的礼物是“赤玻璃、绿金精等物”。绿金精为何物，不能确知。玻璃亦作“玻瓈”或“颇黎”，汉魏以后的琉璃(亦作流离、瑠璃等)实即玻璃。《世说新语·言语》：“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坐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又据葛洪的《西京杂记》：“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所谓“实密似疏”、“达照，毛发不得藏焉”都是玻璃的特征。在中国典籍中，来自希腊罗马世界的玻璃多被说成是大秦国的出产。《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记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壁、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魏略》记大秦国有“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晋书》卷九七《四夷传》记大秦国“屋宇皆以珊瑚为梲栭，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基。”《本草纲目》卷八引《玄中记》：“大秦有五色颇黎，以红色为贵。”玻璃最早为埃及人发明，公元前12世纪时，埃及人已经能够制造玻璃。腓尼基人从埃及人学得制造玻璃的方法，叙利亚成为制造玻璃的中心。拜占庭时期，君士坦丁堡也发展起玻璃制造业⑨。在古代中国，玻璃被归于玉石类。陈藏器云：“玻璃，西国之宝也，玉石之类。”玻璃在中土一直受到珍视，被视为宝货。拜占庭人以玻璃为外交礼物，符合中国人之所好。据普林尼载，玻璃以透明而无颜色质地最佳，不透明者并非最好；故夏德认为这次使节贡献给唐朝廷的“赤玻璃”可能是仿造的假红宝石(murrhine)⑩。643年“拂菻”使节带来的“赤玻璃”，是证实拂菻使节的拜占庭帝国身份的内证。
拜占庭帝国遣使目的，则可以根据拜占庭帝国的外交惯例和当时的欧亚大陆政治形势做出判断。根据学者们研究，拜占庭外交活动中的对外遣使大致有七种情况：一是新皇帝即位时，向外国君主遣使通告，同时申明继续维持两国的友好关系；二是外国新君主执政伊始，向其派遣使节表示祝贺、承认其政权；三是遣使向外国君主通告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对入侵之敌作战的胜利，个人事件如皇帝的婚庆、继承人的确立等；四是向外遣使邀请外国君主干预拜占庭宫廷内部事务；五是遣使商定两国商贸事宜；六是遣使阻止敌对国家的入侵行动或对邻国宣战；七是遣使结束战争、缔结和约(11)。不过，这些类型的外交活动多半是针对与拜占庭帝国有着密切关系的邻国而言，对于远方的中国，其遣使动机似乎不在以上诸范畴之内。
7世纪上半叶欧亚大陆的政治形势，从拜占庭帝国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大事，莫过于对东部边境的老对手萨珊波斯的战争和北部边境多瑙河防线对斯拉夫人的战争。这二者之中，尤以对萨珊波斯的战争对帝国命运的影响为大。从603年始，波斯国王库斯老二世发动对拜占庭的战争，到627年拜占庭帝国的一代雄主希拉克略(610年—641年)在尼尼微彻底击败波斯军队，西方两个最强大的帝国几乎将全部力量消耗在战争上。由此造成的结果是，面对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新兴伊斯兰势力暴风骤雨般的攻击，这两个帝国均无力组织有效抵抗。630年，阿拉伯军队打败萨珊波斯；634年，阿拉伯军队在艾支那丹打败拜占庭军队。635年，阿拉伯军队占领大马士革和艾美萨；636年，波斯首都泰西丰陷落。同年，在决定性的雅穆克河战役中，拜占庭军队几乎全军覆没。638年，圣城耶路撒冷失陷；640年凯撒里亚落于阿拉伯军队之手。同年，阿拉伯军队侵入埃及，642年攻陷拜占庭帝国的海军基地亚历山大里亚。至此，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已夺取了拜占庭帝国在亚洲和北非的大部分领土。阿拉伯势力的兴起引发的危机是波斯和拜占庭两大帝国面临的最大难题。
在中国方面，在唐太宗的筹划下，全面出击东、西两突厥获得成功。唐帝国威望在西域趋于高峰之时，唐朝的统治权远及费尔干纳、大夏以及阿富汗、呼罗珊的部分地区。在波斯帝国已为阿拉伯军队灭亡的情况下，拜占庭政府希望在中亚找到可以利用的力量，与之建立友好关系，以便帮助他们抵御新兴的阿拉伯势力。如果考虑到此前(638年)曾有萨珊波斯末代君主伊嗣俟派使者向中国求援的事实，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言，拜占庭使团的目的也应是为了从中国得到援助，应对来自阿拉伯势力的凌厉攻击(12)。而且，以外交手段化解外族入侵的危机，在世界历史上不乏其例。例如，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在于联合中亚的大月氏与乌孙打击匈奴。798年阿拉伯的哈里发遣使长安，目的是联合唐朝抵抗吐蕃。13世纪中叶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教士(如柏朗嘉宾、卢布鲁克等)出使蒙古的目的是为了联合抗击阿拉伯人。(13)
事实上，拜占庭帝国久已习惯于这种外交策略。早在这次拜占庭遣使中国之前，拜占庭帝国为了对付东方强大的波斯萨珊王朝，曾派遣使节到中亚新崛起的西突厥组织反波斯的联盟。尤其是568年至576年间对西突厥的遣使，导致西突厥与萨珊波斯之间发生长达二十年的战争。西突厥从波斯的东部边境对波斯的进攻，大大缓解了波斯对拜占庭边境的压力，拜占庭外交获得巨大成功(14)。7世纪20年代，西迁的西突厥可萨部(Khazars)自高加索北部直接参与对波斯的军事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希拉克略对波斯的战争，也是拜占庭外交活动的重大成果(15)。因此，面对横扫一切、势不可挡的阿拉伯军队，拜占庭帝国军事力量已无能为力，拜占庭帝国屡试不爽的外交策略，似乎成了化解阿拉伯危机、挽救帝国危亡的希望所在。于是，势力已经扩展到中亚的唐帝国便成为拜占庭联合抗击阿拉伯势力的对象，进入了其外交活动的范围。由此可以断言，“拂菻”的首次遣使应是拜占庭传统外交行为的再次实施。
643年的拜占庭帝国遣使以求援为目的，还可由《旧唐书》记载这次遣使之后提到的这个特别细节表现出来：“自大食强盛，渐陵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栧伐其都，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
这段记载不见于此前的典籍，显然是拜占庭使节带来的新消息。如果这次通使也像以往历史上的所谓的“遣使”一样是由逐利的商贾所冒充，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刻意突出大食与拜占庭的战争，以及拜占庭帝国在阿拉伯人面前遭受的败绩。所以，这段记载内容虽然幽晦，但确实是中国人获得了有关拜占庭帝国真实消息之最令人信服的证据。
对于这段文字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学者们的见解颇不一致。裕尔认为它指的是阿拉伯对拜占庭帝国发动的最著名的战事之一。哈里发摩阿维亚连续七个夏天围攻君士坦丁堡而未遂其愿，最后感到有必要遣使向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四世求和。君士坦丁四世同意议和，于是派贵族雅尼斯·彼泽高迪亚斯到大马士革与阿拉伯人谈判。双方谈判结果是，阿拉伯人答应保持30年的和平，每年向拜占庭帝国交付3000金币、50名奴隶和50匹马作为贡金(16)。不过，裕尔所说的这次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其结果是以阿拉伯人的失败而告终。这与中国记载中的所谓拂菻“臣属大食”的描述不相符合，但裕尔没有解释这个矛盾。
沙畹也持类似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史书的摩栧应为Moaviyah(摩阿维亚)的对音，不过不是哈里发Moaviyah，而是其子Yazīd ben Moaviyah。此人在回历49年、50年与52年(公元669年至672年)指挥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中国史籍所记录的是最后一个名称(17)。
张星烺强调这段资料的重要性，但他没有考虑它与到达中国的拜占庭使节之间的关系，因而认为这段文字证明“唐时中国必有人亲至东罗马帝国”，所以才有与西史相合的结果。他接受裕尔的观点，说：“查阿拉伯(大食)哈里发摩阿维亚(Khalif Moaviyah)于671年(唐高宗咸亨二年)起始攻东罗马，欲取君士坦丁堡都城。继续七载之久，至公元678年(唐高宗仪凤三年)兵疲财尽，国力消耗，终不能得君士坦丁堡。不得已，乃与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四世约和……《唐书》所记的结果，与西史相反，或为史官登记时误载。大食臣属于拂菻，而非拂菻臣属于大食也。亚美尼亚史哈里发摩维亚之名作Maui，其音与《唐书》之摩栧尤相近也。”(18)张氏将文字记载与史实的不符归因于史官的疏忽。
齐思和的见解与上述观点大同小异。他认为这段文字“当是指公元674年至680年间阿拉伯人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之役。此役在阿拉伯方面，由倭美亚朝的建立者摩阿维亚主持，传中的摩栧，当即指摩阿维亚。此役前后经过7年，君士坦丁堡形势危急，后因用‘希腊火’大破阿拉伯军，围遂解。自此以后，拜占庭的国势日衰。传中谓‘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大概因拜占庭国势日衰，遂有臣属大食之说。这和事实颇有出入，因阿拉伯兵败之后，允向拜占庭纳年贡，才得缔结和约”(19)。齐氏以拜占庭国势的衰落来解说《旧唐书》所谓“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一语的来由。
类似的解释均不能完全解释《旧唐书》记载与史实间的不吻合。所以有学者将这段记载与782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联系起来，认为在这一年哈里发麦海迪的儿子哈仑对君士坦丁堡发起第三次围攻。拜占庭摄政爱利尼皇后被迫乞和，答应每年向哈里发纳贡，才使战争从此平息。《旧唐书》所说摩栧应是麦海迪，而不是摩阿维亚(20)。这样的解释固然可以说明拜占庭“臣属大食”的事实，但在时间上却与史实不合。据《旧唐书》，李唐一朝，拂菻向中国的遣使最晚一次是在开元七年(719年)。据《册府元龟》，拂菻国最后一次遣使是在天宝元年(742年)。而751年唐朝军队在怛逻斯与阿拉伯军队交锋并遭败绩以后，阿拉伯人已经完全控制了中亚。在阿拉伯势力这个巨大的障碍面前，退守小亚一隅的拜占庭帝国已经无法与东方的中国进行联络，故天宝元年以后再无遣使，中国史籍中再无关于拜占庭帝国的消息。那么，782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并迫使拜占庭帝国屈服的消息，是通过何种渠道传达到唐朝廷的呢？这样的消息又如何被《旧唐书》的作者嵌入拂菻遣使的记载，置于乾封二年(667年)的遣使之前呢？以《旧唐书·西域传》的记载，这些遣使的顺序显然是以时间先后来安排的。
德国汉学家夏德(F.Hirth)正确地认识到这段记载与贞观十七年(643年)到达中国的拂菻使团的关系。他说：“围攻拂菻都城虽然在日期上没有见诸记载，但是《唐书》上详列的事实所体现的编年顺序，清楚地说明这一事件发生在667年之前。这件事载于643年的遣使之后，有力地说明关于其国政治变化的消息是由该使团带到中国，围攻事件实际发生于643年以前。阿拉伯人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始于668年，持续到675年。虽然该城因纳贡而免于陷落，但时间有异，《唐书》记载所指不可能是此事。君士坦丁堡从来没有像中国史书记载的拂菻都城那样臣服于阿拉伯人。相反，安条克曾在638年受到阿拉伯人的围攻，这座‘东方明珠’靠纳贡而得以保全生命及宗教自由，成为哈里发帝国的一个省区之城。”《旧唐书》卷一九八《大食传》记载：“龙朔(661年)初(大食)击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米面之属。”夏德据此分析：“这段文字清楚说明，对拂菻的征服结束于上文提到的这一年，正是在这一年，摩阿维亚在为大权长期斗争之后成为哈里发帝国(即波斯、叙利亚和埃及)的唯一君主。这段文字也许意味着拂菻都城此前数度落于阿拉伯人之手，但在我看来，它排除了这样一个假定，即拂菻都城遭到围攻及其被征服发生在661年之后。”(21)
夏德的说法解释了中国史书中的大多数要点，但没有澄清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摩阿维亚并不是围攻安条克之战的最高指挥官，中国史书何以将伐攻拂菻都城与摩阿维亚联系起来？夏德坦白承认：“《唐书》称攻伐安条克的大食将领为摩栧，这个名称显然就是Muaviya，此人大约生于600年，644年当上叙利亚总督。史书载明受命征服安条克的将领是阿布·乌拜德和哈立德，我无从解释中国史书的记载。现在还不能说明Muaviya是否参与了对安条克的征服战争。”(22)于是，摩阿维亚在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战争中的作用成为有待解决的问题。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其早期的研究中试图回答夏德留下的这一问题。他在1904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按《唐书》所记大食的征伐拂菻，尚在摩阿维亚未即哈里发宝位之时，看到《唐书》所记大将摩栧云云，甚为显然。然则，摩阿维亚即位之后所发生的攻击君士坦丁堡事件，与上述事件，并无若何关系。一如夏德氏所述，但余亦未能赞同夏德氏的主张，而以此役与攻击安条克事件，目为同一事件。不能赞同的理由如下：拂菻都城，并无充分左证，可以确定必是安条克，且从事攻击安条克的大食将军，一如夏德氏所述，既是阿布·乌拜德和哈立德，在史籍上绝未发现摩阿维亚与此役有若何关系。故欲讨究摩阿维亚在位之前，所发生关系的战役，必须探究《唐书》上拂菻国，果为何国？”白鸟根据多桑辑录的《高加索民族志》，认定拂菻国指亚美尼亚，《唐书》中的摩栧征伐，指的是哈里发奥斯曼(644年—656年)时期美索不达米亚总督摩阿维亚遣将对亚美尼亚的征伐(23)。但是，按照白鸟的观点，相关消息就不能与643年拂菻第一次遣使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次遣使不能将644年即位的奥斯曼时期的事情传达给唐朝廷。
可能是认识到这一看法存在的问题，白鸟在1931年和1932年发表的论文里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旧唐书》有关摩栧征服拂菻都城的记载，涉及阿拉伯对叙利亚战争的史实，中国史籍“说摩栧(Muaviya)指挥了对拂菻都城的攻伐，不仅是因为他以军功而声名卓著，而且也因为他自639年以后成为叙利亚的统治者，在远东大有名气”(24)。白鸟的这一修正使自己的见解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揆诸阿拉伯历史，从633年开始，阿拉伯军队分三路进攻叙利亚，其中一路由摩阿维亚的兄长叶齐德指挥，摩阿维亚在其兄长的麾下做旗手(25)。叶齐德的军队占领巴勒斯坦，638年8月攻陷安条克。他的弟弟摩阿维亚作为副将参加攻击安条克的战争。主持叙利亚战争的乌拜德于639年死于瘟疫，叶齐德接替他的职务，不久也死于瘟疫。摩阿维亚以大马士革总督的身份接替其兄长叶齐德之职，统治整个叙利亚(26)。这一切说明他在整个叙利亚战争之间立下过不俗的军功，扮演过重要角色，享有很高的声望。
对于拜占庭帝国而言，在取得昙花一现的胜利之后，叙利亚的丧失实在是一场噩梦的开始。638年8月雅穆克河大决战失败以后，希拉克略在大势已去的绝望中悲叹：“叙利亚！永别了！在敌人看来，这是多么优美的地方啊！”(27)可以想见，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在拜占庭人心中引起何等剧烈的震动。因此，将这一事件与主导这一事件结局的任何一位重要人物联系起来，都似乎不无可能。况且，摩阿维亚本人确实参加了对叙利亚的征服战争。就摩阿维亚一生的历史而论，他能够在波诡云谲的权力决斗中历经曲折，于661年问鼎哈里发宝座，建立倭马亚王朝，说明他是一位纵横捭阖、精于谋略的政治家。这一事实似乎也可以间接说明，摩阿维亚在此前的叙利亚战争(633年—640年)中虽不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但一定是发挥过极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将叙利亚的征服与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联系起来并不离谱。
至于在大食攻击面前，“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的都城，叙利亚境内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许多重镇，如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安条克、阿勒颇，都可当之。大马士革投降时有这样的条文：“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哈立德·伊本·瓦立德答应大马士革居民：倘若他进了城，他答应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和教堂。他们的城墙不被拆除，任何穆斯林不驻扎在他们的房屋里。我们给予他们真主的契约，以及先知、哈里发和信士们的保护。只要他们缴纳人丁税，他们就会享受福利。”
以“缴纳人丁税”换取和平保障，这是阿拉伯征服过程中常见的做法。许多城市投降阿拉伯军队时都有类似的条款，据说这些条款都是以大马士革投降条约为范本的(28)。由于中国王朝与外族交涉中，无论是主动和亲还是迫于压力的赔款，通常都是以“输之金帛”的形式达成，所以，将中原王朝习惯使用的词汇用于异族间缔结的和约，是不难理解的。况且，在阿拉伯与拜占庭帝国的条约中，确实有阿拉伯人每年向拜占庭帝国“输之金”——交付3000金币——的条款。因此，不管中国史籍中的拂菻都城是指叙利亚境内的哪一座城市，其描述的情形并不失真，没有必要如夏德那样刻意假定必为安条克。
以《旧唐书》的记载，雄才大略而又精明务实的唐太宗，如同对于波斯的求援使节一样，没有同意拜占庭的建议。不过，唐太宗对使团“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展现了对这次通聘的高度重视，在婉拒其要求时仍然表现出友好的姿态。唐太宗对拂菻使者的友好姿态，可能是因为拂菻国乃中原王朝所熟悉、感兴趣的西方大国。而拒绝拜占庭帝国的请求，则可能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外交政策是“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和弱”。对中国来说，阿拉伯和拂菻都是“远交”的对象，它们之间的战争胜负无关乎中国的根本利益，无须中国兴师动众，耗费国力。二是这时的唐朝正处于经略西域、出击西突厥的关键时刻，尚无过多力量干预。三是此时的阿拉伯人还没有将扩张的矛头指向东方的中亚地区，还没有与唐朝廷在中亚的利益发生冲突，唐朝对新兴的阿拉伯人并没有负面的看法。这一点可从638年唐太宗谢绝波斯求援使节的一番话来证明。阿拉伯史家塔伯里(Tabari)这样记述中国皇帝的答复：“国王们之间互相帮助是对的；但我从你们的使者那里已了解到这些阿拉伯人是些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宗教及其首领们的品格。其人拥有如此之信仰、如此之首领，将无往而不胜。所以，尔等好自为之，争取他们的宽宥吧！”(29)这样的记载虽有阿拉伯史家借中国皇帝之口而自我拔高的成分，但整个说来倒也符合太宗的才略和性情特征。
与643年拜占庭遣使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派遣使者的拜占庭王“波多力”是何人？对此一问题，学者们也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30)。以往的研究大多从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名称上考证其可能性。夏德对此问题用力甚勤，但由于他固执于“拂菻”之名在中国的传播与来华景教徒的关系。他极力从教会权威人士的名称中寻找这个名称的由来，方向偏颇，自然也难得其正鹄。我认为，所谓拜占庭王“波多力”，其实并不是哪位皇帝或教皇的名字，而是当时拜占庭皇帝新启用的称号
的转音(31)。是古希腊国王的称号，罗马帝国时期被代以“凯撒”、“奥古斯都”等称谓。在拜占庭帝国初期，这个称号虽长期非正式地用作拜占庭皇帝的称号，但作为正式称号却是由希拉克略于629年采用的。此前这个名称的意义相对低微，在希拉克略时代才变成与Imperator即“皇帝”意义相同的称谓(32)，故拂菻王“波多力”应指希拉克略(33)。这个称谓被载入中国史册，很可能是由于这样的情形：到达唐帝国朝廷的拜占庭使节与主持外国事务的唐朝官员交涉时，多次提到“吾皇陛下如何如何”，以强调这次外交行动的重要性，遂使一词深印入中国史官的脑海，从而被作为拂菻王的名称保留下来。以帝号称呼外国帝王，在中国史册中不乏其例。据《旧唐书·大食传》：“永徽二年，(大食王)始遣使朝贡，其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噉密莫末腻”是Emir al mumenin的译音，意为“信从者的君主”，是哈里发奥斯曼(644-654年)的称号(34)。据《宋史·大食传》：“大食本波斯之别种……(开宝)七年，国王诃黎佛又遣使不罗海。”“诃黎佛”为Caliph(哈里发)的译音(35)。
将比对“波多力”还有另外两个理由。首先是二者的音肖，一词的第一个音节在希腊语中读若va，v、b均为唇音，可以互转，va可转为ba，故转为拉丁文作basileus，ba与汉语的“波”相当。第二个音节σι以拉丁文转写为si，可与ti、to互转，对应汉语“多”(36)。leu转为“力”，不仅在音韵转变上没有问题，而且可以在汉籍中可以找到例证。《魏书》卷一○二《西域传》：“波斯国都宿利城。”“利城”即
，可证1eu在汉语中可作“利”或“力”(37)。其次，从史实角度看，这一观点也符合拜占庭的历史实际。在拜占庭军事力量无法挽救国家危机的情况下，希拉克略这位亲自率军经过长期战争击败波斯帝国，将拜占庭国势推向鼎盛局面的皇帝，肯定比其他任何人更急于用外交手段来力挽狂澜。况且，如前所述，在7世纪20年代对波斯的战争中，他曾有过联合西突厥可萨部一起攻击波斯的成功的外交经验。
如果上述观点能够成立，那么我们似乎有理由断言，643年到达中国的使节很有可能是希拉克略在641年2月死前不久所策划的。虽然具体执行者在他死后才将这次外交行动付诸实施，但仍以他的特别称号——“波多力”——来昭示这次外交行动的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们希望以此打动中国皇帝下定决心，与拜占庭帝国联盟，共同抗击咄咄逼人的阿拉伯势力的攻击。由于此时阿拉伯人已经占领波斯全境，封锁了通过伊朗高原的丝绸之路的交通。拜占庭使节只能从北部欧亚草原之路东行，即跨越里海、咸海北岸、天山南麓、哈密到达长安。这条道路正是6世纪下半叶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互通使节时两国使节来回往返的道路，也是裴矩在《西域图记》做过逆向描述的道路，即“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达于西海”的路线。
643年的遣使以后，拂菻国还向中国六次遣使。其中三次(719年两次，742年一次)与中亚的景教徒有关，其他三次(667年、701年和711年)未明言，难以判定。但我们看到，其中乾封二年(667年)拂菻使节所献贡物中有底也伽，此物是西亚出产的一种名贵药物，与景教徒的行医传教传统习惯密不可分(38)。由此可以认为，这六次遣使中至少有四次与景教徒有关。鉴于这一时期中亚景教大规模进入中原内地这个背景，我们的研究将集中探讨这些由景教徒为骨干的“拂菻”使团与拜占庭帝国究竟有何种关系。
如前所论，“拂菻”一名应源自Rum，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指东罗马帝国，然而，李唐一代，情况又并非完全如此。1909年端方在《陶斋藏石记》中刊布了阿罗憾墓志的录文。该墓志出土于洛阳附近，主人公阿罗憾是一位波斯国大酋长。碑文称这位波斯人“显庆年中，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绩有称，名闻[西域]，出使召来至此，即授将军北门[右]领使，侍卫驱使。又差充拂菻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菻西界立碑，峨峨尚在。宣传圣教，实称蕃心”。有学者相信这里的“拂菻”也指拜占庭帝国，将这位波斯人出使拂菻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意大利；将整个事件考订为唐高宗派阿罗憾出使东罗马帝国，以联合罗马军队共同抵御白衣大食咄咄逼人的进攻。阿罗憾沿着隋代裴矩《西域图记》所记载的北路西行。由于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二世在阿拉伯军队的攻击下，一度将宫廷从君士坦丁堡迁到意大利。阿罗憾大概在意大利宫廷见到这位东罗马皇帝，并立碑纪念——所谓“于拂菻西界立碑”。阿罗憾西行的时间大致在公元663年至668年东罗马迁到意大利这五年间。乾封二年(667年)的拂菻遣使，可能是对阿罗憾出使东罗马的回访(39)。这样的想法过于大胆，意大利学者富安敦认为这样的考订“想像失之离谱”(40)。
长期以来一直有学者指出，唐代史籍中的“拂菻”之名可能并不总是指向拜占庭帝国。1942年日本学者榎一雄提出，“拂菻”可能是另一叫“忽懔”的地方的别称。“忽懔”即Khulm，位于Balkh与Warwāliz之间。657年，苏定方在伊塞克湖(Issyk-Kul)附近击败西突厥后，王名远在中亚设立行政管理机构。榎一雄认为，阿罗憾在这一地区发挥过重要作用，当时王名远建议在中亚所立石碑，就是阿罗憾在“拂菻西界”立下的石碑，二者为同一事物(41)。岑仲勉于1958年也注意到阿罗憾碑铭中的“拂菻”，认为碑铭中的“拂菻招慰”显然与王名远置州县同时。当时波斯大部分已被大食占有，所谓“‘拂菻西界’，断不能逾波斯而西，是‘拂菻’只是‘西域’之代用字样”(42)。近有学者对阿罗憾墓志铭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证明这里的“拂菻”乃指吐火罗而言(43)。
这种观点得到中国史籍记载的支持。《新唐书》卷一三五《高仙芝传》：“高仙芝……开元末，表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兵马使。小勃律，其王为吐蕃所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羁属吐蕃……天宝六载，诏仙芝以步骑一万出讨……功一岁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还连云堡，与令诚俱班师。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这里的“拂菻”显然也位于中亚(罽宾)。张星烺注意到《新唐书》的这段记载，认为“所谓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不过史家虚夸之辞。拂菻、大食等国当时或皆有祝贺战胜吐蕃之表文，而史家遂谓为降附也”(44)。显然，他没有考察到“拂菻”在不同情况下所表达的不同地理含义。现在的研究表明，罗马帝国在中亚的影响是由来已久的，其表现之一是，中亚各国的君王惯于以“罗马凯撒”自称，这个称号在汉籍中作“拂菻罽娑”(“拂菻罽婆”中的“婆”乃“娑”之误)(45)。
如果接受中亚也存在“拂菻”的事实，那么中亚“拂菻”的遣使就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旧唐书》所记载的这些所谓“拂菻”遣使在根本上与拜占庭帝国并无联系，只是中亚的景教徒借用“拂菻”旗号而已。但这样的理解面临一个难题，景教徒为何要借用“拂菻”旗号？而《旧唐书》作者何以将中亚“拂菻”的遣使归于代表拜占庭帝国的“拂菻”名下，将两种不同意义的“拂菻”并入同一传记呢？我们固然可以承认中亚的一些地区如吐火罗具有自称“拂菻”的传统，但《旧唐书》将两个“拂菻”并入同一传记的做法，似乎使人不能轻易否定它与拜占庭帝国的联系。
从客观上，这一时期阿拉伯势力对波斯和拜占庭帝国展开的全面攻击所造成的危机更加严重。在波斯方面，萨珊朝国亡后王室成员退居中亚仍坚持抵抗，并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争取唐朝廷的军事援助。据《册府元龟》卷九九五载：“永徽五年(654年)五月，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皆破之。波斯王伊嗣侯为大食兵所杀。伊嗣侯之子卑路斯走投吐火罗，遣使告难。上以路远，不能救之。”据《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记载：“卑路斯龙朔元年(661年)奏言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咸亨中(670年—673年)，卑路斯自来入朝，高宗甚加恩赐，拜右武卫将军。仪凤三年(678年)，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行俭以其路远，至安西碎叶而还，卑路斯独返，不得入其国，渐为大食所侵，客于吐火罗国二十余年，有部落数千人，后渐离散。至景龙二年(708年)，又来入朝，拜为左威卫将军，无何病卒，其国遂灭，而部众犹存。自开元十年(722年)至天宝六载(747年)，凡十遣使来朝，并献方物。”
在拜占庭帝国方面，648年阿拉伯人占领塞浦路斯，655年在西亚海岸的菲尼克斯大败拜占庭军队。661年穆阿维亚登上哈里发宝座后，不断对拜占庭边防发动小规模攻击。668年冬至669年夏发起对君士坦丁堡的大规模围攻，虽然失败，但已预示全面进攻的开始。674年至680年“七年战争”期间阿拉伯军队在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的攻势造成君士坦丁堡的严重危机，拜占庭依靠“希腊火”才勉强解围。716年，阿拉伯军队第三次围攻君士坦丁堡。782年，哈里发麦哈迪的儿子哈伦·拉希德率军进攻小亚，逼近拜占庭首都。拜占庭帝国被迫求和，向阿拉伯人纳贡(46)。从6世纪中叶到8世纪末叶，拜占庭帝国所面临的阿拉伯危机有增无减。在阿拉伯伊斯兰势力的军事进攻面前，正如波斯具有遣使唐朝廷、联合中国建立抗击阿拉伯人的具体行动一样，拜占庭帝国也有同样的动机和行动。这两大势力遣使求援的客观因素并未消失，因此，中亚景教团体所处的独特环境有可能使之成为二者求援于中国的中间媒介。
景教即聂斯托里教，原为拜占庭帝国国教基督教之支派。自431年被以弗所宗教会议判为异端，受到拜占庭帝国的迫害后，开始了向东逃亡、迁徙的进程。七八世纪是景教教会向东传播最迅速的时期，木鹿、哈烈、撒马尔罕均有大主教区(47)。7世纪中叶阿拉伯穆斯林势力进攻波斯东部时，景教在中亚发展规模已蔚为可观。景教大主教耶稣·雅布在一封信中慨叹，木鹿省数以千计的基督徒在伊斯兰势力入侵面前叛教，其原因并非惧怕阿拉伯人的兵燹，而是为了避免财产损失(48)。阿拉伯人向中亚的扩张，对当地的佛教和火祆教造成压迫(49)，对景教当然也不例外。众多不愿归附伊斯兰教的景教徒自然会加入抵抗运动，故其最初的活动与波斯联系在一起。贞观年间景教徒阿罗本的最初入华，与波斯的抵抗运动有关(50)。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开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大德僧潘那蜜与大德僧及烈来朝。授首领为果毅，赐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还蕃。这位充当使节的“及烈”的名字又见于景教碑，碑文称颂他与僧首罗含“共振玄纲，俱维绝纽”，为景教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51)。显然，由于景教徒已经在中国内地与唐朝廷建立了合作关系，具备从事波斯和中亚各国与中国间进行外交活动的客观条件。利用景教徒业已建立的这种关系，争取和利用他们从事外交活动，争取唐朝对波斯抵抗运动的援助，对于亡国的波斯王室而言，是非常现实的选择。那么，对于同样抗击阿拉伯进攻的拜占庭帝国，中亚的景教徒不是具有同样的利用价值吗？景教徒基于自身利益而采取同样的合作姿态，同样可以理解。从客观上看，反抗阿拉伯人的征服所形成的共同利害，有可能使中亚景教团体转向与拜占庭帝国结成同盟；以实际行动服务于拜占庭帝国联合唐帝国抗击阿拉伯征服的事业，正如他们积极效力于波斯与大唐的联盟一样。
不过，这里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中亚景教徒利用中亚早已使用的“拂菻”旗号，主动与唐朝展开外交活动。但在实际上与拜占庭帝国并无任何联系，其与拜占庭帝国抗击阿拉伯征服的行动只是客观上的偶合。二是拜占庭帝国采取主动行动，利用了中亚景教徒为自己展开外交活动。《旧唐书》将景教徒的行动列入拜占庭帝国的外交行动之内，这个史实似乎更使人相信，是拜占庭帝国方面采取了主动行动。有学者认为，景教徒的行动表明“在唐和阿拉伯势力在中亚角逐的年代里，拜占庭帝国又通过基督教徒和中国政府多次联络，试图重新获得来自中国的支持，来和席卷中亚的穆斯林相抗争”(52)。这个见解是有道理的。
这里的问题是，景教徒为何乐于以“拂菻”为旗号服务于联合唐朝抗击阿拉伯征服的事业？如果他们的出使确是出于拜占庭帝国政府的派遣，那么这一问题自然很容易理解。不过，这些使节之所以响亮地打出“拂菻”旗号，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也许应该从中亚与罗马帝国的特殊关系加以理解。
如前所述，在波斯和拜占庭帝国抗击阿拉伯征服的战争中，景教徒曾以波斯人的身份为波斯与唐朝的联合而奔走出力，这大概是景教初传中国时以“波斯经教”为唐朝官方所熟悉的原因之一。在636年嘎底西叶战役和642年尼哈旺德战役之后，波斯萨珊帝国当局的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651年末代君王耶兹德格德被杀，波斯帝国实际上已经灭亡。此后虽有王室后裔为复国梦想在中亚地区进行的种种努力，但面对阿拉伯人对中亚地区的征服，实际上已成无济于事的徒劳之举。亡国后的波斯帝国王室在中亚进行的复国运动，在唐朝经营中亚的战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从整体上分量已很有限。
而在拜占庭帝国一面，虽然在阿拉伯人的进攻面前丢失了地中海东部沿岸和埃及的领土，但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的象征，却始终巍然屹立，成为帝国力量的象征。在阿拉伯人多次围攻中大败对手，拜占庭帝国取得危难中辉煌的战绩。这种形势有可能促使景教徒在服务于拜占庭帝国与大唐帝国联盟事业的过程中出现身份认同上的转变，由原来的波斯身份转向“拂菻”(拜占庭)身份。更重要的是，他们了解到自己宣称的“拂菻”竟然在历史上以“大秦”之名为中国人所熟知，这时，宣传“拂菻即往昔的大秦”，复活汉魏史籍所盛赞的“大秦”，必然成为景教徒在中原内地宣传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于是，“大秦”之名遂在唐朝廷上下大放异彩。景教本身的“波斯经教”身份开始向大秦身份的转变。天宝四年(745年)九月玄宗诏令两京“波斯寺”改为“大秦寺”，并令天下诸府郡置寺者一并照改，应是景教徒在波斯亡国后改变身份认同、大力宣传活动的结果。当现实中的西方的拜占庭帝国被围困于小亚一隅，而中国也因751年怛逻斯之败退出西域时，“拂菻”之名逐渐与现实脱离，演变成为一个飘渺的符号(53)。而汉代以来充斥中国史籍的“大秦”名称经景教徒鼓吹和唐帝国政府的扶持获得大力传播，终有781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建立。
在这一过程和精神氛围中，服务于拜占庭外交活动成为景教徒的荣耀。而且，景教与拜占庭所信奉的东正教会在根本上是同一种宗教。景教徒虽与拜占庭教会存在矛盾，但并未完全割断与后者的联系。从客观上看，拜占庭帝国能够战胜穆斯林，景教也可以借此得以保存。为拜占庭帝国服务，也就是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服务。在波斯帝国覆亡后阿拉伯势力咄咄逼人的形势下，景教徒图存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拜占庭帝国战胜伊斯兰教势力的可能性上。为此它愿意为拜占庭帝国效命，促成拜占庭帝国与唐朝廷的联合。719年突厥可汗给其子命名为Frōmo Kesaro，即“拂菻皇帝”，说明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人的战争和中亚各族的抵抗运动保持着某种互通声息、相互支持的关系(54)。这使景教徒更容易转向拜占庭一边。
不过，唐朝廷从自己的战略出发，对拜占庭的联合意向，显然极为谨慎，避免与阿拉伯势力发生冲突。751年高仙芝统率的唐朝军队在怛逻斯被阿拉伯军队击败，唐朝势力退出西域，阿拉伯人成为中亚的绝对强权。阿拉伯人在征服过程中虽然手段暴戾，但在征服中亚地后对当地其他教徒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这在客观上大大削弱了包括景教徒在内的各抵抗势力的反抗。景教徒面对大势已去的形势，已难有作为，所以改变行动方针，不再为拜占庭帝国和大唐帝国的联合而奔忙，退而专注于中原腹地的传教事业。于是，在中国史籍中便再难看到景教徒为中国与波斯和拜占庭帝国外交往来穿梭的痕迹了。至会昌五年(845年)武宗下令禁绝佛教，景教受到牵连，本身的存在也成为问题，其活动被官方禁止。景教徒在唐帝国的传教活动以及它在拜占庭帝国与中国外交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都成为了历史。
注释：
①关于拂菻名称起源的讨论，较全面的介绍可参考张星烺：《拂菻原音考》，《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81—184页。
②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陈志强译：《拜占庭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③J.W.麦克林德尔译：《基督教世界风土志》(J.W.McCrindle trans.,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伦敦1897年版，第369页，“注1”。
④E.K.赫里梭斯：《拜占庭早期国际关系中的Bασιλε
称号》(E.K.Chrysos,"The Title Bασιλε in Early Byzanti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敦巴顿橡胶园论文》Dumbarton Oaks Papers)第32卷，1978年版，第35、70页。
⑤R.C.布洛克雷译注：《弥南德〈希腊史残卷〉》(R.C.Blockley trans.,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利物浦1985年版，第171—173页。
⑥E.布罗歇：《远东历史地理札记：拂菻即罗马考》(E.Blochet,"Notes de géograghie et d'histoire d'Extr
me Orient:Fo-lin＝P
μη”)，《远东基督教杂志》(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第3卷，1908年第2期，第363页；P.伯希和：《“拂菻”名称考》(P.Pelliot,"Sur I'origine du nom de Fu-lin")，《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第l5卷，1914年，第497—500页；白鸟库吉：《“拂菻”问题新论》(K.Shiratori,"A New Attempt at Solution of the Fu-lin Problem")，《东洋文库》(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第15卷，东京1956年版，第186—195页。
⑦白鸟库吉：《“拂菻”问题新论》，《东洋文库》第15卷，第192—193页。
⑧裕尔-考迪埃：《东域纪程录丛》(H.Yue-H.Cordier,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第1卷，伦敦1915-1916年版，第115、156—164、288—189页；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马可波罗行纪》，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⑨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页。
⑩F.夏德：《大秦国全录》(F.Hirth,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莱比锡和慕尼黑1885年版，第228页。
(11)E.赫里梭斯：《作为交流手段的拜占庭外交》(E.Χρυσó
,"Bυζαντιv
Διπλωματ
α ω μ
σο Eπικοιυωνα:H Eπικοιvωνα στο Bυζ
ντιο”)，《拜占庭的交流：第2届国际研讨会论文》(Πρακτικ B’ Διεθυο Ευμποσου)，雅典1993年版，第402页。
(12)从当时西亚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这段历史资料的学者们几乎下意识地表达出相同的见解。裕尔-考迪埃：《东域纪程录丛》第1卷，第54—55页；G.F.赫德森：《欧洲和中国》(G.F.Hudson,Europe and China)，伦敦1931年版，第130页；杨宪益：《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译余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09页；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第15—16页。
(1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506—507页。
(14)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第81—89页。
(15)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7—230页。
(16)裕尔-考迪埃：《东域纪程录丛》第1卷，第48—49页；G.F.赫德森：《欧洲和中国》，第130页。关于摩阿维亚围攻君士坦丁堡，参见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庭帝国》，第96—97页。
(17)沙畹：《西突厥史料补注》(E.Chavannes,"Notes additionnelles sur les Tou-kiue Turk Occidentaux")，《通报》(T'oung P'ao)第5卷,1904年，第38—39页。
(18)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201页。
(19)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第16页。
(20)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
(21)夏德：《大秦国全录》，第296—297页。
(22)夏德：《大秦国全录》，第296—297页，“注1”。
(23)白鸟库吉：《大秦国与拂菻国考》，《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33—35页。
(24)白鸟库吉：《“拂菻”问题新论》，《东洋文库》第15卷，第289—290页。
(25)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上册，商务印书1979年版，第171—172页。
(26)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178—179页。
(27)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177页。
(28)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175页；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7页。
(29)裕尔-考迪埃：《东域纪程录丛》第1卷，第96页，“注3”。
(30)裕尔-考迪埃：《东域纪程录丛》第1卷，第54—55页，“注2”；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199—200页。
(31)沙畹：《西突厥史料补注》，《通报》第5卷，1904年，第2页。
(33)C.R.比资雷：《近代地理学史》(C.R.Beazley,Dawn of Modern Geography)，伦敦1897年版，第474页；裕尔-考迪埃：《东域纪程录丛》第1卷，第54—55页；赫德森：《欧洲和中国》，第130页；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第15—16页。
(3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685页。
(3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809页。
转为拉丁语为Istinpolin，阿拉伯作家马苏第写作Istán-polin，明初西班牙人克拉维约(de Clavijo)记作Estomboli，而德国旅行家Johann Schiltberger则记作Istimboli。可知ti、ta、to的互转是极为常见的。H.裕尔-考迪埃：《东域纪程录丛》(H.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第4卷，伦敦1916年版，第8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182页。沙畹以为在“波多力”这个汉文名称中，“多”可能是“悉”字刊误。沙畹：《西突厥史料补注》，《通报》第5卷，1904年，第2页。从中国古代文字误刊例证上，这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37)F.夏德：《拂菻之谜》(F.Hirt,"The Mystery of Fu-lin")，《美国东方学会学报》(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30卷，1909-1910年，第197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1043页；阎宗临：《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260页。
(38)明代来华耶稣会士意大利人艾儒略《职方外纪》“如德亚国”(Judea，即巴勒斯坦)条称：“土人制一药甚良，名的里亚加(即底也伽——引者)，能治百病，尤解诸毒。有试之者，先觅一毒蛇咬伤，毒发肿涨，乃以药少许咽之，无弗愈者，各国甚异之。”艾儒略：《职方外纪》，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5页。
(39)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撼墓志铭》，《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105页。
(40)富安敦：《所谓波斯“亚伯拉罕——一例错误的比定》，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页。
(41)榎一雄：《关于唐代拂菻国之一问题(波斯国酋长阿罗憾丘铭中之拂菻国)》，《北亚细亚学报》1943年第2期；富安敦：《所谓波斯“亚伯拉罕——一例错误的比定》，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第249页。
(42)岑仲勉：《黎轩、大秦与拂壈之语义及范围》，《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31页。
(43)马小鹤：《唐代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志考》，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23页。
(4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206页。
(45)马小鹤：《唐代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志考》，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第118—123页。
(46)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229—237页。
(47)裕尔-考迪埃：《东域纪程录丛》第1卷，第103页；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丝绸古道上的文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83—84页。
(48)裕尔-考迪埃：《东域纪程录丛》第1卷，第103页。
(49)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242页。
(50)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51)朱谦之，《中国景教》，第66页。
(52)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130页；类似的见解，参见刘增泉：《古代中国与罗马之关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9页。
(51)林英：《唐代拂菻丛说》，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6—187页。
(52)哈马塔：《西安发现的中古波斯—汉文双语碑铭及中国—波斯关系》(J.Harmatta,"The Middle Persian-Chinese Bilingual Inscript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Sassanian Relations")，《中古波斯国际讨论会论文》(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sul Tema)，罗马1971年版，第376页；哈马塔、李特文斯基：《西突厥统治下的吐火罗斯坦和犍陀罗(650-750年)》，李特文斯基主编，马小鹤译：《中亚文明史》第3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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