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国传统美德加强新伦理新道德建设_伦理道德论文

弘扬中国传统美德加强新伦理新道德建设_伦理道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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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为开展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的研究,本文在原先提出的“三板块”学说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四纲、八伦、八德”之说。“四纲”即四条基本道德原则:实事求是,集体主义,义利统一,自强不息。“八伦”:父母儿女关系,师生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乡里关系,朋友关系,领导被领导关系,服务被服务关系。“八德”:爱国爱民,勤劳勇敢,诚挚守信,团结协作,和蔼宽厚,克己奉公,爱物保环,好学礼让。

我国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大潮中,如何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新伦理新道德,已成为社会强烈呼声和热点问题。要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思想。从邓小平同志关于伦理道德的大量论述、近几年许多学术研究成果以及丰富的实际经验来看,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将涉及三个方面问题: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观为主导。共产主义道德应“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①]第二,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划清传统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②]要发扬我们“民族的传统”,“体现出我们古老大国的风度”[③]。第三,有分析、有鉴别、有批判地吸纳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伦理道德中某些可利用的东西。如世界经济市场中公认的一些经济道德,国际政治交往中公认的一些政治道德。世界人民公认的一些社会公德等。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将由上述三个板块有机构成,熔三者于一炉。在这个建构中,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不是也不能占主导地位和起主要作用,但它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⑤]。

历史反复证明,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中华传统伦理道德都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它溶进新的时代生活。一方面,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某些形式和内容具有普遍的意义,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直接运用,有些形式和内容加以适当改造即可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这种可溶性使它完全可能为我们建设新伦理新道德服务。另一方面,我们正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它本身必须对民族文化(包括伦理道德)予以继承和发展。正是这种可能性和必要性使我们面临着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⑥]

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生活已经并正在使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究竟怎样做人?恰是伦理道德可以为人们指点迷津。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许多形式和内容深入人心、经久不衰,重要原因之一是它获得了较稳定的概括,如“五伦”、“十义”、“三纲”、“五常”等。而对于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这个问题,我们还缺乏较稳定的概括。必须从理论到实践上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有力地推进新伦理新道德的建设。基于这种思考,本文试提出“四纲、八伦、八德”之说。

任何一个系统都是由若干纲领性的和子目性的因素构成的。纲举而目张,形成系统网络,形成周密体系。我们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体系也将如此。在这个体系中有若干贯彻于具体的伦理道德原则之中的基本道德观念、基本道德原则。本文提出的“四纲”,即指贯穿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中的四个基本的道德观念、四条基本的道德原则。它们对具体的伦理道德原则,对本文提出的“八伦、八德”起决定其性质的作用以及指导其行为的作用。因此,在新伦理道德体系中属纲领性的因素。“八伦”指新历史条件下人们都将遇到并应善于处理的八种人际关系及其应遵守的道德原则。“八德”指新历史条件下为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进步及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人们都应自觉遵守的社会行为的具体道德原则。“八伦”和“八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专指善处人际关系方面的行为准则,后者比较广泛,不仅指对待人而且包括对待其它事物,人们应有的道德行为准则。两者都是具体的行为原则,因此,在新伦理道德体系中属子目性的因素。四条基本原则是纲、八伦和八德是目,纲举目张,形成新伦理道德的周密的体系。

“四纲”指贯穿新伦理新道德中的四条基本原则,它们是实事求是,集体主义,义利统一,自强不息。

实事求是 为什么“实事求是”应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并列于首位?第一,“实事求是”本来是儒家作为治学根本态度提出的一个命题。班固称赞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顾炎武据此提倡“修己治人之学”,反对空谈心性、轻视务实的虚浮态度,主张“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的统一。可见,传统文化中把“实事求是”视为“求真”、“修己治人”的基本行为准则。第二,毛泽东同志把“实事求是”改造为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概括为我党的基本思想路线,革命优良传统作风之一。与此同时,“实事求是”变成了我们一切行为应有的思想出发点,待人接物应具备的一种至极的品德。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这四个大字,并与赞美“实在”、“朴实”、“真实”,以及反对夸夸其谈,弄虚作假,虚情假义等相联系。当人们赞许某某是位实事求是的人时,包含着对此人道德品质的一种最基本的评价。市场经济充满激烈的竞争,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善于处理各种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必须更讲究从实际出发,更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道德修养上更要做到言与行的统一,也就是说必须在根本上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因此,“实事求是”理应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中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观念、最基本的道德原则。

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支柱的基础。人是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的,因此,人的行为都涉及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这个人生的基本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⑦]我们把集体主义看作是新伦理道德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正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整体主义的发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总是强调把群体、社会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了中华民族极其强固的群体意识和整体价值观念。“雨我公田,遂及我私”。[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⑨]。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追求着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崇高的伦理道德理想。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之所以能极其感动人心,传颂不辍,其根源就在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把“大公无私”作为至德,把整体主义作为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支柱,作为规范伦理道德行为的一个基本原则。

义利统一 伦理道德问题上长期存在义利之争。其实质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作为精神追求的道德情操与作为生存条件方面追求的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它是伦理道德不可回避的一个基本原则问题。朱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⑩]中国文化史上有重义轻利、义利并重、重利轻义等各种观点。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精神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1)]这实际上是倡导了一种义利统一的伦理道德基本原则。伦理道德归根结底是反映经济的。恩格斯指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12)]其含义是道德总是维护一定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阶级观,其实质是利益观。当然,这种利益观首先指阶级的整体利益,但阶级是由阶级分子构成的,因此包含个人的利益。其次,这种利益观是以集体主义为指导的,要求正确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不论主观上的道德意识如何,客观上道德是同利益相联系的。主观上的道德意识、精神上的道德追求是不考虑物质利益的,不考虑回报的,是利他主义的。正因为如此,道德才被视为善行,具有崇高性,同时又具有超时空性和层次性等特征。但客观上人的道德行为又是不能完全同物质利益分割开来的。这种主客观之间的矛盾是一种现实的矛盾,只有在现实中解决,构成现实的矛盾统一。老子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13)]在传统文化中,已意识到义利之间主客观的矛盾及其在现实中的统一。邓小平同志关于义利统一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本质论的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义利辨析的弘扬,应该作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自强不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4)]这是说做人要有一种如同天体运行周而复始永不懈怠的精神。伦理道德的修养必须有这种精神。它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道德规范,而是贯穿于一切伦理道德具体规范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任何人、任何事,“不自强而成功者天下未之有也”[(15)]。树立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人可以达到伦理道德最高境界的一种内在力量。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16)]这里提到的诸种革命道德传统,正是对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伦理与道德的含义是有区别的,后来渐渐通用了,现在似有再把两者区别开来的必要。

在传统文化中,“伦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时双方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和原则。孟子曾描述尧舜禹等圣人率领民众治山治水、种植五谷,使民众得到“饱食暖衣”。然而,民众“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于是“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17)]孟子这段话至今仍有三点学术价值:第一,解决衣食温饱固然很重要,但还必须有人伦教化。否则人虽温饱了,还是近于禽兽。这与我们现在讲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必须两手抓有某些相通之处。第二,人伦教化必须通过“教”这个手段,也就是说,伦理的观念和行为要通过教育才会懂得、才能发生变化、才能实现。我国曾经在相当一段时间缺乏较稳定的人伦教育,形成相当大一个“伦盲”断层。现在有些年轻人连很简单的人际关系,如对待父母、对待师长等,都缺乏必要的甚至是起码的正确态度。故加强人伦教育显得十分必要。第三,孟子提出的“五伦”,现在看来也仍然是一些基本的人际关系,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新伦理和研究新的人际关系归类的重要参考。至于“五伦”的具体说教有些则要舍弃,有些可以改造利用。

伦理具有双向性,要求双方都遵守同一人伦原则,互为条件才能构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如“父子有亲”、“朋友有信”等,如果有一方不遵守原则,本应和谐的人际关系即被打破。例如,只有父慈和子孝的条件下,父子关系才是和谐的;父慈子不孝,子孝父不慈,父不慈子不孝,这三种情况下的父子关系都不会是和谐的。又例如,朋友双方都必须讲信义,有一方违背信义,朋友关系就被破坏了。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应倡导“八伦”,即善处八种人际关系。“八伦”如下:父母儿女关系,师生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乡里关系,朋友关系,领导被领导关系,服务被服务关系。善处这些关系要求双方必须遵守一定的人伦准则。

父母儿女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父母慈爱儿女和儿女孝敬父母的人伦,使人类区别于禽兽,进入文明社会。在这个人伦关系中,问题往往出在儿女对待父母的态度上,因此传统伦理道德中十分强调“孝”字。“百善孝为先”。它是所有伦理道德规范中居第一位的。我国独生子女愈来愈多,出现了父母把溺爱当作慈爱,儿女则不知孝道为何物的现象,结果必然破坏父母儿女之间应有的和谐关系。一个不知孝敬父母的人,不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人,还能谈得上其他的伦理道德吗?新伦理建设中,我们应十分重视孝敬父母方面的人伦教育,视之为最基础的伦理道德教育。师生关系是建立在教学基础上使人类创造的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人际关系。它是仅次于父母儿女关系的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传统伦理中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教,这说得有些过分,但师恩不忘确应该是必要的人伦。善处师生关系的准则历来都是尊师爱生,师道严,学生勤。夫妇关系是以男女平等为前提、以爱情关系为基础,受法律制约的人际关系。传统的“夫妇有别”应解释为男女平等前提下的合理分工合作。传统的夫和妻贤仍有重要意义。维系夫妇和谐的纽带有两条,一是爱情,二是责任。后者虽受法律制约,但首先是伦理修养。长幼关系一般指不同年龄和辈份的人际关系。长幼有序和敬老爱幼是善处长幼关系最起码的准则。乡里关系包括同乡关系和邻里关系,是一种地域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割不断的亲,离不开的邻。”“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18)]。传统的乡里人伦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善处乡里关系可以相互得到必要的帮助。“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19)]。这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十分重要,是我们树立社区意识的重要基础。但不应把乡里关系庸俗化,不应借此去排斥异乡、异己。善处乡里关系的准则是乡亲、睦邻。朋友关系包括同志、同学、同事、同行等关系,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或志同道合、或性情相投、或长期相处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毗邻”,道出了朋友关系的重要。“朋友有信”的准则完全适用于我们的新伦理。领导被领导关系是以人格平等为前提、以分工合作的劳动关系为基础,受一定法规制约的人际关系。封建主义的君臣关系已成为历史陈迹,但领导被领导关系在人类社会中将长期存在下去。在社会生活、劳动生产中,人们离不开这种人际关系。“君臣有义”的“义”可以移植过来加以改造后使用。善处领导被领导关系必须双方都讲“义”。“义者正也。”[(20)]也就是双方都要遵守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上级尊重下级,下级服从上级,各自忠于职守。近几年领导被领导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不义现象,主要表现为上下级之间不讲原则的庸俗化。表面上看关系似乎很融洽,实际上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中领导被领导关系应遵守的人伦准则,不会有真正和谐的关系。服务被服务关系是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必须以一定方式为他人服务又必须以一定方式接受他人为自己服务才能生存和发展的人际关系。它是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一种人际关系,但几乎古今中外的伦理学都忽视了这方面的人伦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的各种活动从经济意义上说是劳动交换关系,从伦理意义上说就是服务与被服务关系。日益高科技化的现代化生活必将日益增加各种社会服务,个体离开被服务无法生存。每个人都必须被服务,因此每个人也就必须为别人服务。服务被服务关系必须遵守的人伦准则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兼相爱,交相利”,“为彼,犹为己也”[(21)],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真正成为有普遍实践意义的人伦准则。处理这方面关系的问题往往发生在为别人服务的态度上。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热情、诚恳、尽心、尽力。作为被服务者则要尊重服务者的人格和劳动。

在传统文化中,“道德”的基本含义指个人社会行为(包括伦理行为)自我修养达到何种境界的要求。伦理具有双向性,道德则具有单向性。“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22)]如父母儿女关系中,儿女尽孝道,父母慈爱他们;儿女不尽孝道,父母还是慈爱他们,这就是为父母者的道德修养。反之亦然。又如朋友对我讲信义,我对他讲信义;朋友对我不讲信义,我对他还是讲信义,这就是我的道德修养。道德是不考虑回报的,是利他主义的,是善行。在人际关系上是不以对方的行为为条件的。另外,道德还具有层次性。因为道德是自我选定、自我期许的,是个人精神上要求达到的某种境界。各人选定、期许、要求不相同,德行也就有不同的层次。道德高尚者选定的道德标准具有至高的根本的价值,可以为之牺牲自己的一切。“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23)]因此,古今中外都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道德高尚者。这表明至德是可以实现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可概括为十八个: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诚信、宽恕、谦敬、礼让、自强、持节、知耻、明智、勇毅、节制、廉洁、勤俭、爱物。[(24)]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悠久的历史,至今有两点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把道德看作具有崇高价值的精神追求,且认为这种追求是可以实现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亦为之而已矣。”[(25)]给道德以这种内涵,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非常需要同时着手道德建设,这是人们精神上的要求。我国虽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完全可以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第二,传统道德多方位地、立体地、具体地回答了应该怎样做人这个人生根本问题,许多形式和内容至今仍然具有普遍意义。至于那些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容以及非理性的内容,则可以剔除,加以改造,注入新时代的精神。目前社会上存在相当大一个“德盲”断层,不讲公德、不讲职业道德、不讲家庭道德的现象到处可见。加强道德教育以及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倡导“八德”,即八个社会公德、道德规范。“八德”如下:爱国爱民,勤劳勇敢,诚挚守信,团结协作,和蔼宽厚,克己奉公,爱物保环,好学礼让。选定这些道德,首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生活的需要,同时也是弘扬革命道德传统和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爱国爱民是中华民族整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核心集体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传统道德规范的公忠,主要就是强调“忠为报国”、“忠在恤民”[(26)]。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爱国”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的统一、繁荣和稳定[(27)]。“爱民”应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劳勇敢是世界公认的中华民族的美德。勤劳与节俭相联系。“勤与俭,治生之道也。”[(28)]勇敢是传统“三达德”(智、仁、勇)之一。《礼记》写道:“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也。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勤劳勇敢也就是我们革命道德传统中的艰苦奋斗。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29)]。诚挚守信作为传统美德包含诚恳、真挚、信守诺言以及取信于民等意思。邓小平同志指出:“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并认为,这是维护自己尊严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30)]。当今世界充满竞争,尤其是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为维护双方利益,应十分重视信用。养成诚挚守信的品德,是我国人民跻身于世界之林的需要。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取信于民是诚挚守信这条道德规范最高层次的操行,是行德政的根本。团结协作这条道德规范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现代生活中十分重要。我们提倡勇敢竞争,同时也提倡团结协作,主张两者的统一。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31)]中国古老的《易经》中就阐述了“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观点。《左传》进一步提出:“师克在和,不在众”。然而,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创造了达到团结协作至德的条件。和蔼宽厚指和蔼可亲、宽宏大量的待人美德。家庭中讲“夫和妻柔”,政治上讲“以和为贵”,做生意讲“和气生财”,个人修养上讲“律己严而待人宽”。和蔼宽厚包含忍让、体谅、公平、善意待人、助人为乐、宽恕别人过失以及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等意思。和蔼宽厚的道德修养来自眼界远大和胸襟开阔。在待人处事上能抛弃一切成见,抛弃个人的恩怨。克己奉公这条道德规范与义利统一基本道德原则直接联系,是义利统一原则的重要体现。我们主张私利与公义统一,但发生矛盾时必须克制、克服私利、私欲,服从公义、公利。倡导克己奉公的操守对反对腐败、建设廉政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爱物保环指爱惜一切劳动创造的成果,尤其是公物,同时提倡保护环境。老子提倡“善救物”、“无弃物”[(32)]。朱熹主张“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33)]我国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指出:“要把环境保护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来抓,教育广大群众自觉地保护环境,把它看作一项社会公德。”好学礼让也历来被视为一种美德。“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34)]传统道德观中把好学与礼让联系在一起作为重要的道德规范,这点仍有重要现实意义。伦理道德是通过教养才能有的,接受教养主要靠自己好学。“活到老学到老”就是人们对这种道德情操的赞美。关于“礼让”,孔子说的“礼”即“理”,要求人们遵守当时封建主义的严整纪律、法度以及礼节。剔除其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本质,作为一般形式的道德规范,对我们现实生活仍有积极意义。它可以促进家庭、团体和社会的安定和谐。邓小平同志把“守纪律”作为培育“四有”新人的重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中“礼”的弘扬。“礼让”要求人们遵纪守法,按一定的规矩行事,在公共场所以礼相让,礼貌待人,勿粗野无礼等。另外,“礼让”还包含“虽能必让”的含义,即举才让贤。这是礼让的最高境界、最高层次的操守。礼让与好学是密切相关的。好学者才能懂得礼让。善于礼让必为好学者。好学是通往礼让,也是通往一切至德的根本途径。

注释:

①⑦(11)(1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8、337、146、368页。

②③④(27)(29)(30)(3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6、72—73、373、61、290、72—73、16—17页。

⑤详见拙作《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建构》,《企业文明》1995年第11—12期。

⑥江泽民同志为《中国传统道德》一书的的题词。

⑧《诗经·小雅·大田》。

⑨《礼记·礼运》。

⑩《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5页。

(13)(22)《道德经》。

(14)《周易·乾·象》。

(15)《淮南子·修务训》。

(17)(19)《孟子·滕文公篇上》。

(18)《增广贤文》。

(20)《墨子·天志下》。

(21)《墨子·兼爱》。

(23)《荀子·劝学》。

(24)(26)罗国杰主编:《中国传统道德》。

(25)《孟子·告子下》。

(28)朱用纯《愧讷集》卷十。

(32)《老子》第二十七章。

(33)《朱子语类》卷三十二。

(34)《荀子·非十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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