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际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历史过程分析（1952—199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水平论文,差异论文,区域论文,过程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伴随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区域间在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成为社会关注（包括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于区域差异的状况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众说纷纭。在此背景下，回顾分析建国后我国区域差异的历史过程，将有助于对我国区域差异现状的正确判断。反映区域差异的指标很多，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系列完整性，本文选择人均国民收入（1978年后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水平作为分析指标。另外，尽管小的地域单元描述的信息更细微，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缘故，本文只分析省际区域差异。
进行区域差异过程分析一般采用统计学方法， 如威廉姆逊（J.G.Williamson）1965年对24 个国家和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区域差异的研究采用的是变差系数、加权变差系数和加权离差系数。在我国，杨开忠（1988）、魏后凯（1992）、杨伟民（1992）和刘树成（1994）等曾利用大致相同的分析方法进行过地区间收入差异的实证研究。但是，这些工作的研究期限仅到80年代末。另外，变差系数描述的是相对差距（标准差除以总体样本平均值），它以样本平均值大时绝对差距也大为前提，掩盖了绝对差距的真实性，不利于了解水平状态的变化过程。本文以标准差为主来分析区域差异的历史过程，以反映绝对差距的变化。相对差距的变化，可根据计算结果图中描述的样本平均值和标准差来判断。
标准差（亦称均方差）是统计学上用来反映样本远离总体平均值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标准差越大，样本就越分散，样本间平均差距也越大。因而，可以借用标准差来描述区域间绝对差异的总体水平。
1 人均国民收入（1952—1977 ）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78—1995）的省际区域差异
根据各省市区1952—1977年人均国民收入（NI.当年价）和1978 —199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当年价）计算和年份的标准差，结果见图1。由于西藏缺少1985年以前数据、海南省1987年刚刚建省，1985 年前的标准差不含这两个省区。同时，由于北京、天津和上海3 个直辖市在面积规模、城镇化水平上与其它省区相差很大，作为同级地域单元与其它省区进行比较科学性较差，因此，为满足不同需要，分析时分别计算了包含京津沪3市和不含京津沪3市的标准差（下面其它计算采取同样处理方法）。另外，也计算了各年份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比值。该比值不仅反映相对差距，更重要的是它实质上反映了发展状态的变化过程。两个发展速度相同的地区，人均指标值的比值是不发生变化的（假定人口增长相同）。
图1 中国分省市人均NI（1952—77）和GDP（1978—1995）离散程度
图2 中国分省市人均NI（1952—77）和GDP（1978—1995）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
从图1可见， 1952年以来我国省区间人均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差距的总体水平是逐渐扩大的。其中，80年代以前，受中央高度集权和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除“大跃进”期间（中央权力下放）外，我国省际人均国民收入的标准差变化不很大。不计京津沪3个直辖市，1978年离散程度仅达到1960年的水平，不到1952年水平的3倍， 表明在建国后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全国省际区域绝对差异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人均国民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地区也基本未变（见表1）。应该说， 平衡发展战略以牺牲增长速度为代价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其目的（这一时期全国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仅为6.32%）。
表1
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组与最低组的地区分布统计表
1952年人均国民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区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见图3）。概括的讲，当时我国区域差异特点是“南北问题”。 这一方面是由于解放初期我国国民收入主要由农业生产来决定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原苏联的援助有关。到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区虽然仍主要在北方（参见图4）但态势已不明显。 此时工业早已成为国民收入的主要贡献因素，农业优势省份在人均国民收入上不再占优势。长江三角洲两翼（苏、浙两省）成长较快、区域差异的“东西问题”已露出苗头。如果包含京津沪三市，则省际区域差异在70年代有较大扩大，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工农业“剪刀差”和城乡差距扩大的反映。
图3 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区域差异分布图（1952年，不含港澳台）
图4 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区域差异分布图（1978年，不含港澳台）
图5 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区域差异分布图（1995年，不含港澳台）
80年代以来，随着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和沿海倾斜战略的实施，地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沿海中、南部各地区的潜在增长能量得到释放。同期，省际人均同内生产总值的标准差也有较大幅度增加，1995年该指标比1978年增加了16.6倍（当年价比，未剔除价格因素），1978—1990年全国7个上升型省区（以增长速度大于全国平均速度10 %为区分标准，下同）中，5个在沿海地区，其中广东、福建、山东、 江苏均是改革开放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较低的省份。而下降型地区主要是老工业基地和“三线”时期重点建设的省份，并不主要是西部各省区。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沿海地区出现了超高速增长，区域间绝对差异迅速扩大。1990—1995年10个上升型地区中，沿海省份有8个。沿海除三个直辖市和辽宁外， 增长速度均超过全国平均速度20%以上。而下降型地区主要集中到西部地区。199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5个省区全部在沿海，最低的4个省份全部在西部地区（图5）。 “东西问题”成为我国区域差异的焦点。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我国经济走向国际化过程中区位因素作用自然释放的结果。在“东西问题”形成上，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大量外资涌入）比起中央政府的不平衡战略起了更主要的作用。
但是，从人均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差距来看（图2），建国后我国区域差异除三次波动外几乎没有变化。如包括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则总的趋势是下降的。这反映出人均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最高和最低省份间增长速度并无大的差异，同时也说明绝对差异的扩大是一部分原低收入地区迅速成长造成的。三次波动分别是“大跃进”后期（地方分权、基本建设失控、一些省份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文革”后期（国家有计划引进成套设备有力地促进了部分省份的经济发展）和1992—1995年（沿海地区的超高速增长）。
2 人均消费水平（1952—1994）的省际区域差异
人均消费水平是区域生活质量的代表性指标之一。我国统计部门的统计口径中有按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分配法计算的居民消费水平一项，即国民收入＝投资+居民消费+社会集团消费。虽然我国有将社会集团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的情况存在，但由于无法获得准确数据，只能用居民消费水平代替实际的人均消费水平。根据1952—1994年各省市区居民消费水平数据，计算各年份省际人均消费水平的标准差，结果见图6。各年份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比较见图7。
从图6可见， 省际人均消费水平绝对差异的总体水平呈现出与人均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基本相同的变化趋势，只是1978年以前变化更为平稳。不含京津沪三市，1953年标准差为28.52， 到1978年仅增加到36.79。增加幅度远小于省际人均国民收入标准差（近3倍），表明在中央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从发达省区汲取了大量财政收入（区域创造财富量远高于居民所享用的财富量）。即使在人均国民收入波动很大的“大跃进”时期，各省区间人均消费水平的绝对差距也没有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由于中央政府逐渐放权、计划体制逐渐松动，而且经济增长加快，省际人均消费水平绝对差异的总体水平较快地扩大。1994年居民消费水平标准差已达到1978年的12.8倍（当年价比，未剔除价格因素），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标准差增加幅度基本相同（同期为13倍）。表明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上升型省份和发达省份采取了相对极为宽松的财政政策，这与鼓励具有优势的地区率先发展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不论哪个时期，省际人均消费水平的差异水平都远小于人均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异水平。
与人均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差距几乎保持不变不同，省际人均消费水平相对差距呈下降的总趋势（图7）。 不含京津沪三市，居民消费水平最高值与最低值之比由50年代初的3左右一直下降到80年代初的2左右。1982年后有所回升，1994 年回到60年代中期水平。但是，如果考虑到80年代以前我国地区间物价指数基本相同，而80年代中期以来地区间物价水平差异越来越明显，省际居民消费水平相对差距的回升幅度要小得多，即建国以来省际人均生活水平的相对差距呈下降的总趋势。
图6 中国分省市区人均消费水平分散程度变化过程（1952—94）
图7 中国分省市区人均消费水平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比例（1952—94）
3 小结
3.1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省际绝对差异正处于扩大过程中。但是，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来看，这种扩大并不是高收入地区持续快速成长而低收入地区缓慢增长造成的，而是一部分原低收入地区（粤、闽、苏、鲁等省份均是改革开放前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以超过其它地区的速度高速成长的结果。在绝对差异扩大的同时，相对差异正呈现缩小的长期趋势。而且，人均消费水平的差异远小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异。盲目渲染我国区域差异问题的严重性是不科学的。
3.2 应正确看待“东西差异”问题。建国初期， 尽管沿海地区基础条件明显好于其它地区，但受当时世界两大阵营对峙格局和原苏联援助的影响，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区域差异呈现的是“南北问题”。随后中央政府的平衡发展战略，以牺牲全国整体发展速度为代价实现了区域差异的基本稳定。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下，沿海地区区位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使“东西差异”成为关注的焦点。但是，与其说是中央政府的沿海倾斜战略发挥了作用，还不如说中央政府及时顺应了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为全国赢得了发展机遇更为科学。
3.3 应注意区分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建国后， 我国采取了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同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城镇居民享有特殊保障权。可以说，城乡不公平现象一直存在（尽管近年来农民进城“打工潮”缓解了这一问题）。80年代初期，先行一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城乡差异有所降低，但随后又呈上升状态（图8）。 因此，象北京、天津、上海这样以城镇人口为主体的省级地域单元与其它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省区（特别是经济以农业为主体的省区）进行区域差异比较时带有很大的城乡差异成份。虽然，城乡差异从广义讲也是空间差异的一种，但是，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不区分两者就不能准确把握区域差异的真实状态。不顾其中包含的城乡差异而盲目呼吁某地与某地的差距，其实无助于区域问题的科学解决。
图8 我国城乡消费水平对比（1978—1994）
[1]收稿日期：199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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