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经济学”效果及影响的理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效果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安倍经济学”的由来
2012年12月16日，执政3年3个月的日本民主党，由于治理国家经验不足，加上在选举前提出的一些施政理念在执政后无力兑现，失信于民，因此，日本民众重新选择了老牌的自民党重新执政，实现再次政党轮替。日本民众希望自民党上任后来改变已经“迷失20年”的日本经济，重振日本经济信心。所以，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在选举前发誓要找回日本人的信心，创造财富，尤其主张提高通货膨胀率、推动日元贬值以及采取更为激进金融政策和灵活财政政策等来重整日本经济。因此，安倍希望通过十分激进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成长战略等来让日本走出当前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以达到通货膨胀率2%的目标来提振日本经济。这就被称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
众所周知，日本经济自1989年资产泡沫破灭以来（当年日经225指数上升到38913点），已经迷失了24年。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GDP年平均增长为4.6%，而到90年代下降到1.1%，2000年以来更是下跌到0.6%。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GDP增长基本上保持在不到1%的水平。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日本的GDP增长更是出现5.5%的负增长，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GDP增长新低。2011年日本发生了大地震，当年的GDP增长再度下跌到0.6%的水平。不过，尽管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了20年”，但日元汇率则从20世纪80年代的1美元兑换280日元，上升到2012年1美元兑换78日元，日元汇率快速飙升，从而使得2012年日本贸易创下以有史以来6.9万亿日元的最大逆差。
那么日本经济为何会出现持续20多年的增长停顿？其讨论的文献很多。星岳雄等的文章对此有一个概述（2011）。在星岳雄等人看来，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经历了近20年经济增长停滞，其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在80年代追赶阶段结束后，面对经济全球化及日本人口结构老龄化，不能够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尤其是之后的一系列宏观政策上的失误，从而导致了日本经济由停滞转化为瘫痪。比如，对银行问题监管的宽容导致僵化银行支持僵化企业，阻碍了创造性破坏的进程，妨碍了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失误导致日本长期陷入通货紧缩之中，并形成根深蒂固的通货紧缩预期；财政政策使大量资金流入了生产效率较低的项目，积累了大量债务；政府对不少行业实行严格的管制，从而使这些行业的生产率越来越低。何思因（1999）则认为，日本金融体系泡沫破灭之后，其严重痼疾使得日本经济很难走出严重衰退的阴影。当然，尽管日本经历了1998年以来的“金融大爆炸”改革（鹿野嘉昭，2003），但日本金融体系仍然是重建日本经济重大的障碍。
由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不振，不仅使得日本政局十分动荡，出现多次政党轮替，而且让日本这个经济强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下降。2012年12月安倍晋三重新登上首相的宝座，就希望摆脱经济长期低迷的困境来巩固日本自民党执政地位，以此来重建日本经济的国际地位。因此，安倍晋三把上任后的首要执政目标就是要改变日本持续多年通货紧缩的困境，将通货膨胀率回升到2%的水平（苏显扬、吕慧敏，2013）。因为，在长期通货紧缩的状态下，不仅使得日本物价水平全面下行，及工资、地价、股价等价格水平全面下跌，也使得日本国内投资和消费全面萎缩，社会总需求跌到谷底，从而形成了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在安倍晋三政府看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是日本经济持续走不出困境的关键所在。
因此，如何摆脱多年来的通货紧缩恶性循环是重振日本经济最为关键的一环。对此，早在1999年12月，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伯南克就指出（1999），要重振日本经济，就得走出当时日本货币政策陷入瘫痪的困境，就得采取过激的量化宽松政策让通货膨胀达到3%～4%的目标，就得让日元全面贬值。因此，日本政府就得如美国罗斯福总统那样，以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结束通货紧缩，这样才为死气沉沉的日本经济注入活力。所以，为了摆脱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安倍晋三上任后立即要求采取激进的金融政策，并加上灵活的财政政策及经济成长策略来重振日本经济。如果这样，才可让日本经济GDP增长率达到2%，并创造60万个就业机会，重振日本经济。
因此，安倍晋三在接掌政权不到两个星期，2013年1月11日就出台了日本政府有史以来第二大规模超过20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2013年1月22日宣布，自2014年起实施无限期的金融宽松措施，每月购买国债等金融资产13万日元。2013年4月，黑田东彦任日本央行行长之后，于4月3—4日召开了就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会议，并推出了更为激进的“质化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日本政府在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也向国际市场出动。在2013年2月中旬，安倍上任后立即访问美国。尽管这次安倍的访问并没有在美国取得巨大的实质利益，但是安倍则由此来全面修复因民主党执政所造成的美日不太顺畅的同盟关系，从而使得日本重新占据了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在经济上，也为日本经济改革及未来经济长期增长注入了强大新动力。因为这次安倍访问美国得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支持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并承诺日本可以享有部分非零关税。可以看到，这次日本加入TPP的谈判，在一定的意义上推动了日本新一轮社会和经济改革，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日本经济走出当前低迷。还有，日本在3月26日启动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的首轮谈判。中日韩三国GDP占全球总量超过20%，如果三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同样将成为未来日本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日本还启动了与欧盟及俄罗斯等经济贸易谈判，以此来全面开启日本在新一轮全球区域化经济浪潮中的新局面。这样不仅能够为日本在新一轮的全球利益再分配的激烈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而且也有利于让处于萧条中的日本经济注入活水源头，推动日本经济真正走出困境与复苏。
而在财政及产业政策方面，主张恢复产业咨询会议，设立产业竞争力会议，以支持尖端领域的研发及设备的投资，并希望通过20万亿日元紧急经济对策，重建日本经济强大实力。其主要内容包括：其一是重建日本的防灾体系，尤其是加大针对东日本大震灾的基础设施以及隧道、桥梁等耐震建设的力度；其二加大民众社会保障体系各方面建设力度，比如给予人民一个安心、安全的生活环境，确保保姆人力资源培养，推动住宅医疗、增加对地方医师保障；其三是以成长创造财富，包括强化支持尖端技术的创投资金、充实可以产生新技术的基础设施、支持企业的节能、增加市场活力。同时，全面放松日本经济领域里各种控制，以便实现“企业产业自由化”。可见，“安倍经济学”就是安倍晋三上任后，希望通过更为激进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及产业政策等政策来刺激日本经济增长，并让日本经济走出当前严重通货紧缩的困境，以适度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良性循环让日本经济走向新的发展之路，以此来重建日本经济及找回日本经济强大的实力。
对于当前世界上流行的“安倍经济学”，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2013）认为，日本政策把货币、财政及重整经济结构的产业政策作为一种综合手段，是有利于促进日本经济复苏的，并对“安倍经济学”的前景十分乐观。克鲁格曼也认为（2013），安倍走出勇敢的一步，日本经验将成为指引世界经济走出低迷的新亮点。当然更多经济学家及市场人士认为，日本经济之所以“迷失20年”更多的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并非仅是周期性问题（香港经济日报，2013），只有通过重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让日本经济脱胎换骨，让日本经济重新走上正轨。因此，尽管“安倍经济学”有雄心壮志，但是否能够达到目的则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正因为世人对“安倍经济学”众说纷纭，本文就“安倍经济学”的目标、内容及政策核心、可能效果进行全面的梳理，并从学理的角度对它进行分析与评估，以便让国人对“安倍经济学”有一个更为透彻的了解，并为日本经济可能出现的巨大变化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冲击寻求可选择应对的方式。
二、“安倍经济学”的目的
一般来说，对于“安倍经济学”的目的，当然是如何让当前日本通货紧缩的经济态势得以改观。有人认为，日本政府希望通过较为进取的货币政策让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来达到，并由此引导全球的货币战争。对此，在2013年上半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前，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对“安倍经济学”的解释是，强调宽松货币政策旨在刺激国内需求，而不是增加出口。因为对于日本来说，其出口仅占日本国内GDP的11%～13%，比美国和德国还低。因此，对刺激日本出口增长当然有利于日本经济走出困境，但实际上有比此更深层次的含义。
因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就开始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为何没有让日本经济走出“迷失的20年”，这里既有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的原因，更有日本官僚式的金融体系无法打破现实利益格局的问题。而日本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价格机制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也就是说，在日本的金融市场，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利率调无可调时，汇率成为影响日本投资者、居民及企业最为重要的价格工具。而且在本文看来，日本经济迷失了20年最为重要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与日元快速升值有关。
我们应该看到，日元对美元的升值，从1983年227日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2011年8月76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幅度达3倍。即使近5年，日元汇率也由115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到76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幅度达到50%以上。当日元快速升值时，这不仅全面削弱了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及导致日本国力全面衰退（因为日本1950—1980年代经济高速成长很大程度都是与出口导向经济相关），而且导致早些时候大量流向全世界各市场的日本资金迅速回到国内。比如，在1995年4月80日元兑换1美元，到1998年8月147日元兑换1美元时，从事日元的利差交易（carry trade）盛行，大量资金从日本金融体系流向全球市场，日本投资者也赚得盆满钵满（沈联涛，2009）。当日元快速升值之后，这些从事利差交易的资金很快又流回国内。而这些资金及财富很大程度又集中在少数企业及少数年长者手中。
根据2012年底日本央行统计资料，日本人所持有的资产有1866万亿日元，而其中一半为现金与存款，即总额达833万亿日元（如果按2012年78日元兑换1美元计算达10万亿美元以上），此比例远高于美国的14%和欧元区的36%。由于日元快速升值，日本国民所关注的投资渠道与工具十分有限。比如，走进东京的日本银行，尽管银行服务柜台摆满了不少投资指引类的小册子，但给出的投资品种往往只有两种：定期存款及外币。而其定期存款利率，1年期利率为0.025厘，2年期为0.03厘，1000万日元以上为0.04厘。终极最高利率为10年定期1000万日元以上，可获得0.15厘。相当于当前人民币存款利率的1140。同样，对于日本的机构投资者来说，也更愿意持有日本国债而不是寻找其他投资工具与渠道。
可以说，日本国民持有近20万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既没有扩大投资之欲望，也没有增加个人消费之动力（因为这些资金多为年长者持有，特别是在日元快速升值的条件下，这些人的消费支出会越来越小，因为进口品的价格越来越便宜），只要持有利率极低的日本银行存款及日本国债就可分享日元快速升值的成果（早些时候国际市场许多人都不明白，为何日本国民如此爱国，日本国债利率如此之低，日本民众还是踊跃进入国债市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日本国民愿意持有日元资产特别是国债在于日元快速升值）。还有，在通货紧缩持续多年、日元快速升值的背景下，日本的国民与企业不愿贷款，银行也没有意愿放款，因为有负债其负担会越来越重（有调查统计表明，目前日本上市企业中有43%左右事实上没有向金融机构贷款，主要是企业有庞大的内部盈余（苏显扬和吕慧敏，2013））。同时，在日本，个人信用卡市场也相当不发达。这些现象都与近几年日元快速升值有关。可以说，如果这样的价格机制不以激进政策来打破，并对这种利益格局进行重大的调整，那么日本经济要摆脱“20年迷失”的困境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见，“安倍经济学”采取激进的“质化和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于向市场释放出大量流动性，以此来增加企业与居民的信贷需求，刺激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的欲望，而且在于要冲破现有日元汇价机制，让日元快速贬值。因为，日元的大幅度贬值不仅能够打破现在固化了的利益格局、调整现有的利益关系、清除强大既得利益集团对深层次改革可能设置的障碍、减少改革过程中利益摊分可能引起的政治僵局、改变及调整企业和投资预期，而且也可能提高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增加日本企业投资需求及国民消费需求。我们应该看到，近20年来，日本的经济改革应该是没有停止过，但是每次经济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所面对的阻力巨大。就算挟高民望在位5年多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所推出改革也无疾而终。而安倍晋三政府借汇率改革来冲破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阻力，不失为最为重要的一招。但是这一招，特别是当日本激进的“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日元快速贬值时，它既对国际市场将造成巨大影响与冲击，也对日本国内市场价格机制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如果“安倍经济学”的激进的“质化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对日元汇价造成巨大冲击，并让日元在短期内快速贬值，那么这种改革与冲击不能说对当前复苏日本经济一定会成功，但是没有这种冲击与改革日本经济是万万走不出当前“迷失了20年”的困境的。
可见，“安倍经济学”显性目标是要通过“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让通货膨胀率上升到2%的水平，但其隐性目的则要通过汇率这个价格机制来改变日本银行、企业及个人的经济行为方式，来改变或打破整个社会既有的利益结构及利益格局，改变日本企业及居民所持有资金的流向与市场预期，增加日本企业的投资需求及居民消费欲望，从而实现物价回升及经济增长之目的。而就当前日本经济处于通货紧缩和日本社会既得利益格局不容易打破情况下，代价可能会较小，而其成功的概率可能较高。所以，对日本副相麻生的解释及二十国集团会议对日本政策默许，已经看到当前日本经济问题的实质所在。这就是当前“安倍经济学”的目的。至于日本把“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到极致，必然会导致日元长期贬值，增加日本企业出口竞争力，会对国际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与影响，那么那只是国际市场应该面对的问题而已。
三、“安倍经济学”的核心：“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为了展现对抗通货紧缩的决心，安倍政府在2013年1月22日提出了“无限期量化宽松”的对策，以通货膨胀率达到2%作为对策实施期间的条件。同时，很快任命黑田东彦为日本央行行长，以保证无限量化宽松的政策得以全面实施。4月3—4日，日本央行召开了黑田东彦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会议。会后，日本央行宣布将在两年之内把当前日本量化宽松规模扩大到现在的两倍，并把量化宽松的目标由以往的隔夜拆借利率转向为基础货币，并要求在两年内以每年约60万亿到70万亿日元的速度增加货币供应规模。这样到2014年年底，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激增到290万亿日元，接近2012年的两倍，相当于GDP的60%。为了加强货币宽松效果，日本央行还决定扩大长期国债购买规模，将包括40年期国债在内的所有长期国债列为收购对象，并将购入更多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和日股交易所买卖基金（ETFs）。这就是“安倍经济学”所谓的“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说，黑田东彦推出的“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措施力度之强和规模之大远远超出市场预期。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长期低利率和资产价格上升的作用，让市场和实体经济出现预期大变化，改变日本资金的流向，以改变市民重储蓄轻消费的心理，推动整个物价水平上移，从而实现日本经济复苏及推动日本实体经济增长。
可以看到，日本央行采取比预期更为激进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4月9日市场反应十分强烈，不仅刺激日元快速贬值，日元跌到1美元兑换99日元以上的水平，也促使日经指数快速上升，并连创新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初步满意日本央行的措施。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市场分析员来说，认为这是安倍与黑田的一场豪赌。在这场豪赌中，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激进的货币政策让日本经济走出“迷失了的20年”或让日本经济走出近20年衰退的困境。但是，在许多人看来，当前日本的经济问题并非仅是一个金融问题及周期性问题，也不是仅通过短期的过激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因为，日本经济“迷失了的20年”并非只是周期性问题，更多是结构性问题（人口结构老化及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低效率等）。虽然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扩张可能解决周期性经济不景气，但对经济结构性问题所产生的效果是不明显的。因此，市场对黑田过激的“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否让日本经济走出当前困境质疑之声不少。
在中国，对于这次日本“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内媒体更是习以为常，分析报道并不太多，深度分析与报道更少。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日元没有美元那样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但是日本作为一个完全开放的经济强国，其重大政策调整与变化，其资金流向突然转向对国际市场的冲击与影响同样是不可小视的。而且日本作为中国的一个邻国，其重大政策出台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冲击肯定很大。因此，我们同样得对黑田东彦的“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作一些梳理与分析，以便我们对该政策有所了解并有所准备及选择应对的方式。如果对该政策连了解都不清楚，我们就无法找到应对的政策。
可以说，这次黑田东彦推出的“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市场上质疑的声音不少，但是力度之强、决心之大、范围之广都远远超出了市场预期。所谓“质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是目前通常所使用货币市场的隔夜拆借利率，而是改用基础货币作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标。而基础货币是指由央行发行而流通在外的通货及商业银行存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它是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借以创造存款货币的基础，也是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得以倍数扩张的源泉。日本把货币政策目标改为基础货币，这不仅让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调控的工具由以往价格工具转化为数量工具，而且当调控工具为基础货币并由央行直接控制时，自然会增加市场对央行这次“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控的信心，同时增加了央行“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弹性空间与自主性。而这点与欧美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有很大差别的，也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种创造性的调整。
所谓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指在利率基础上降到零或很小的情况下，通过卖出较短期的国债买入等额较长期的国债，抬高短期国债收益率而降低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从而达到推低整个利率水平，以此来增加企业及居民信贷需求。比如，这次日本央行计划每月购买大约7万亿日元的国债，折算为美元后，相当于每月740亿美元，与当前美联储每月购买债券850亿美元相比，日本央行购买债券的规模与之相差不远，但日本的经济规模远小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可见日本央行量化宽松政策力度有多大。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的流动性泛滥，不少地方的资产价格飙升。同样，日本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市场同样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与冲击。
还有，黑田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购买债券规模大，而且时间长，把购买长期债券对象从7年扩展到40年。购买长期国债是为了压低利率，但日本10年期国债利率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因此，日本央行就把目光投向最长达40年的长债。这样，不仅政府可利用这种低利率资金进行财政性投资的扩张，企业可利用这些低成本资金进行投资与改制以便增加公司的利润，日本国民看到长期利率如此低下而更有意愿进入固定资产投资而获利，如进入房地产及股市。这样整个社会信贷需求就可能快速增加，资产价格也可能在这种大量需求涌现后推高。更为重要的是，当日本的长期资金成本如此之低、市场流动性如此泛滥时，必然会让日元贬值幅度越来越大。这既可能改变日本国民所持有资金的流向，也可能导致大量资金从日元体系流出，并涌向全球不同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以日元为主体利差交易又可能在全球盛行。因为利率与汇率双重获利将驱使更多的日本资金流出日元体系。而这些资金流出会严重冲击与影响全球资金流向与走势，影响国际资产价格的变化，给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冲击与影响。还有，日本央行计划每年增购1万亿日元ETF（交易所基金）及300亿日元REITs（房地产信托基金）风险资产，更是有托市之嫌，即日本政府希望推高资产价格能够产生财富效应，以此来刺激国民消费增长。在“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下，只要日本通货膨胀率2%目标没有达到，日本央行的“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停止。
可以说，日本央行“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宣布及全面实施，对国内外市场冲击最大的应该是日元的全面大幅度贬值。4月9日日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99日元以上，为2009年5月以来最低。与2012年1美元兑76日元相比，美元兑日元已经下跌20%以上了，而日元的这种跌势估计在短期内都不会停止。有分析员认为，1美元兑100日元、101日元、102日元及111日元分别是日元持续下跌的一个个阻力位。只要日元贬值冲破这个阻力位还会继续下跌。否则，日元贬值会受到强大的阻力。但是本文认为，这仅是历史数据，情况如何则是相当不确定的。因为，最近日元持续快速的下跌，完全反映了日元汇价将扭转过去5年强势。这不仅在于市场对日本央行抗通货紧缩决心的质疑已消除，而且在于黑田东彦强势执行其两年内令日本通货膨胀达到2%的承诺，其“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承诺只要坚决执行，日元贬值就不可避免。至于美元兑日元重要的心理关口在哪里就得看日本央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在什么时候达到。
可见，为了配合“安倍经济学”，这次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推出激进的“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在于其规模大、力度强，而且在于决心大与方式新。特别是“质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明确地向市场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这次安倍政府不重振日本国民的信心、不让“迷失20年”的日本经济走出困境是不会罢休的。因此，只要日本通货紧缩的局面不改变，只要日本的通货膨胀率达不到2%的目标，日本央行激进的货币政策就不会改变，而且会进一步加码，从而使得国际市场流动性一定会泛滥，日元快速贬值也不可避免。而日元的快速贬值及大量资金流出日本金融体系将给国际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与冲击。
四、“安倍经济学”的效果与影响
由于“安倍经济学”采取“质化和量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日元快速贬值。可以说，如果从2011年1美元兑换76日元，到现在，日元升值了25%；从安倍晋三2012年12月上任以来，日元贬值达到20%以上了；而从年初的1美元兑换86.72日元一度跌至99.9日元，目前日元已累积下跌13%。有研究认为，根据前40年的经验，日元兑换美元每贬值千点（即由90跌至100），通货膨胀率可升0.321%。如果按照当前日本物价水平，要让日本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那么美元兑换日元就要达到1∶163（罗家聪，2013）。也就是说，安倍“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受到影响与冲击最大的是日元大幅贬值，而且这种贬值可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对于日元的贬值，当前国内市场的主流意见是把它看做是一场严重的货币战争正在兴起。也就是用阴谋论来看日本的这场经济制度的改革及这场改革对国际市场的影响与冲击。但实际上，这种用阴谋论来看日本这场改革及市场价格机制变化，只能说是国人懒怠及金融知识的贫乏。试想，汇率作为一种价格关系，其汇率的重大变化肯定是利益关系重大调整。而汇率作为国与国之间的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是否能够通过不同阴谋方式可全赢或全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它总是会利弊互现，其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往往是相当不确定的。特别是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以信用货币作为这种汇率变化的定位锚，要计算出这种利益关系大小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每一个现代国家所采取的汇率政策往往会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基准，而无法顾及到其他国家对这种利益调整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汇率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他国也会随风而动。所以，在早些时候笔者认为，不要用阴谋论来看日本这场改革所导致的日元贬值，国际上的货币战争也不会由于日元贬值而发生。
同样，汇率升值或贬值对一国的贸易关系同样是利弊互现的。虽然日元贬值有利于日本企业出口，增加日本企业利益及出口竞争力，但却对日本的进口则是相当不利的，尤其是日本核电的危机导致了日本进口大增，2012年创造了日本有史以来最大贸易逆差记录。也就是说，对于资源十分匮乏的日本来说，日元贬值会让日本进口品价格快速上升，企业成本上升，其利润水平同样可能下降。可以说，这次安倍的激进“质化和量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当然会导致日元快速贬值，但该政策对日元贬值的实际意义并非重点放在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上，放在增加日本企业出口品的竞争力上，这只是政策效应的一种影响与结果，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央行通过日元贬值来调整国内经济的利益关系与利益格局，来刺激对日本国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借此扩大日本国内需求，并以此来摆脱长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的困局。
因此，在本文看来，无论当前日本经济局势有多么复杂，无论是当前日本经济问题是周期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日本经济迷失了20年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日元快速升值。因此，通过日元贬值来调整日本完全扭曲了利益关系与价格机制也是必然。我们应该看到，尽管日本经济“迷失了20年”，但是日本作为第三经济强国的格局没有改变，从质上来看，从日本民众财富持有及消费能力来看（日本1亿多人口，但其持有20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而中国13亿人口也只有7万亿美元左右，日本国民财富持有是国人40倍以上：日本国民消费能力是国人15倍以上），日本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中国。因此，汇率作为一种价格机制，它的重大调整或日元大幅度贬值不仅会影响日本国民利益关系及改变市场预期，而且它将影响全球市场资金流向。当日元升值时，早年流向世界各市场的日本资金纷纷回到日本市场；当日元贬值时，以日元为主体利差交易又可能盛行，日本资金又可能大量流向全球各市场。而这些资金流到哪里，对这些市场将造成巨大冲击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的大问题。有研究表明（伯格斯坦，1998），近几十年来，日元和美元汇率的巨大震荡（日元兑换美元从1970年的360：1到1995年初的80∶1，然后到1998年6月的130∶1）是国际金融市场危机四起的重要根源。因此，当日元快速贬值后，一定会导致大量的资金流出日元国债市场，新的以日元为主体利差交易又可以盛行，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日元利差交易盛行。不仅让日本投资者及国际市场的对冲基金赚得盆满钵满，而且带来了1997年一场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因为，当日元贬值其资金大量流向亚洲各新兴经济体时，表面上会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繁荣，但也可能吹大这些国家资产泡沫及房地产泡沫。而最后泡沫的破灭必然会导致新的金融危机。因此，日元快速贬值后，由日元体系流出的这股巨大的资金有多少会流向哪里，这是我们必须要密切关注的大事情，它将对国际市场与中国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与冲击。
还有，日元的大幅贬值同样会冲击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重新定价（尽管这种冲击要小于美元变化所带来冲击）而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震荡。最近国际黄金市场的黄金暴跌，尽管可找出这次国际黄金市场危机的种种理由，比如印度年初大幅调高黄金进口税；技术性走势转差；国际上投资银行纷纷警告与看淡黄金市场；传说塞浦路斯央行沽金；市场传言美联储量宽政策将退出；全球通货膨胀风险不大；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等。但是国际市场应该关注到，由于日元快速贬值所导致日本国债市场不寻常波动，导致全球市场资金流向逆转，因而加快黄金投资者套现的沽压。
同时，日元贬值也会造成日本股价上涨及日本国债价格下降。可以看到，2013年以来，随着日元贬值和利率为零，及日股在出口股主导下不断攀升，日经225指数自年初至今（4月底）升幅达33.56%，从而使得日本国内外的资金逐渐流入股票市场。还有，在公布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日本国债利率也跌到历史低位0.315%，不过日本10年期的国债利率仍然在0.5%～0.3%之间徘徊。这也意味着日本投资者面对国债利率下跌，并没有立即把大量资金投放到海外，而是在观察市场变化而动。不过，我们应该看到，随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市场流动性泛滥及日元加速贬值，一定会让部分本土资金转移到海外，但是这些资金也不会盲目地只追求高回报而投资在风险系数较高的资产上，而是会更为理性选择。也就是说，日元大幅度贬值会对日本国内外金融市场产生很大的冲击，各类资产价格的反应可能会很大不同，投资者对此更应理性分析与慎重行事。而且日元大幅度贬值不仅会对市场各种利益关系造成重大调整，而且全球资金的流向将发生巨大的逆转。这些都对中国经济及金融市场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与冲击。
我们还应该看到，日元贬值对国际市场的影响与冲击也会很快传导到中国市场来。比如，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巨大波动不仅会直接影响相关企业的成本与收益，而且也会造成巨大的汇率风险。比如日本的农产品主要来自中国进口，日元贬值不仅要求中国贸易商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重新定价，而且也会加大中国贸易商汇率风险。有机构预测，日本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对中国出口、经济增长及股市都具有正面的作用。因为，如果日本经济恢复增长和股价上升，不仅有利于日本国民的消费增长，而且也能够恢复企业投资的信心，从而使得日本进口需求增加及中国出口增长。而日元的快速贬值可以让大量资产流出日本，导致大量的利差交易出现。投资者卖出日元，把资金转入人民币定息市场，机构投资者可通过QFII和RQFII进入中国资产市场和股市，短期内刺激中国市场流动性上升等。这些都会对中国经济与市场造成较大影响与冲击。国人及政府不得不密切关注资金流向与变化，以便尽早采取对策。
可以说，这次日本出台如此激进的“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定会对中国及国际市场造成巨大影响与冲击，我们一点都不可小视之。因为，这些政策出台对日本社会、经济及市场的影响与冲击将是巨大的。同时，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经济体之一及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国家，这些政策对市场冲击与影响会立即传导到国际市场上来。这种传导不仅会影响全球大规模快速流动资金的流向，也会影响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及国际金融市场资产的价格，同时影响到整个国际市场贸易关系的变化。对此，中国政府准备好了吗？如果我们的思维仅是货币战争阴谋论那种狭窄的思维空间，等到日本经济真的走出“迷失的20年”时仍然会不知道怎样一回事或发生了什么。
五、“安倍经济学”的机会与挑战
我们应该看到，从安倍晋三重新执掌政权以来，“安倍经济学”希望以激进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及长期的产业政策等方面来重振日本经济，重拾日本经济的信心，以便让日本经济真正走出“迷失了20年”的困境，这既是一场机会与挑战，同样也是一场豪赌。因为，尽管日本经济“迷失了20年”，但我们决不可小视日本经济的实力，更不可小视日本国民与企业的素质。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其经济实力不仅表现为个人财富持有量是中国民众的40倍以上，而且表现为日本不少企业仍然是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企业。日本的质量与效益远在中国之上。比如，有统计资料显示（斯蒂格利茨，2013），在2012年之前，尽管日本劳动力人数的规模有所下降，但是日本国民工作人口人均产出年增长率在3.03%。这远高于美国的0.37%及德国的负0.25%。也就是说，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其劳动力的素质表现得相当出色。凡是访问过日本的人对此都有深刻的印象。还有，日本国民的市场意识，现代法律制度安排，拥有教育程度高、技术技能强、创新意识较强的劳动力，处于世界最具有活力的地区，加上整个社会平等公平程度高及具有长期战略的环保意识等，这些都为安倍经济学改革奠定了基础。
所以安倍晋三上任以来，日本国民的消费和投资者信心正在恢复。比如，有统计数据显示，日本3月家庭开支以9年来最快速度飙升，这反映安倍晋三倡导的政策提振了消费信心，为经济复苏创造条件。3月家庭开支按年急增5.2%，远高于市场估计的1.8%，也是自2004年2月以来的大升幅。有机构预测，日本家庭消费将会以更合理的速度扩张。此外，3月经季节调整的失业率降至4.1%，是2008年11月以来的最低，优于市场预测的4.3%。还有，最近公布的日本4月份汽车销售数据按年增长2%。日本3月份新屋动工量按年增长7.3%，高于2月份3%的增长幅度。3月份工业生产初值也取得了0.2%的正增长。从2012年12月开始，日经225指数反弹近40%，日本出口和经济增长都出现全面的提升。这些都是日本走出“迷失了20年”的机会。
同时，也有人认为安倍经济也是一场豪赌。因为这场豪赌让日本面临着几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要解决。
一是日本政府财政赤字过高一直为外界所诟病。如果“安倍经济学”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日本财政赤字的问题会进一步恶化。更有日本学者Takatoshi Ito（2011）的研究表明，日本政府财政赤字是不可持续的。比如2012年日本债务已高达GDP的两倍，特别是有研究者将其与欧洲主权债务相比（苏显扬、吕慧敏，2013），更是显示出日本政府财政严重赤字的风险性，甚至于可能导致政府破产。不过，在本文看来，日本政府债务风险有两个问题要厘清。第一个问题是任何政府债务都是由国家信用担保，只要国家不灭亡，这种信用担保就不会消失。因此，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只要日本国存在就不存在信用破产的问题，只不过，让其债务期限改变而已。这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货币统一性和信用担保多元性所产生的矛盾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二个问题是其债权人是谁。其实，日本国债为日本国民持有占90%以上。日本藏富于民，国民本土投资倾向（home bias）强，而且在于日本企业及大型机构都大量持有日本国债。如果这两个问题清楚，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不会成为“安倍经济学”展开的重大障碍。
二是“安倍经济学”让日元在短期内快速贬值引起了邻国的密切关注。韩国高丽大学经济学教授李钟和就认为，日元的快速贬值将对韩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这种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ur）汇率政策会导致总贸易量的减少，这不单是一场零和博弈游戏，更是无人能获益。因此，日本通过日元贬值的方式来让经济复苏，所带来的好处是短暂的。不过，正如上面所讨论的，日元的贬值主要原因既有早期的升值过快，也有汇率的价格机制来调整日本内部利益关系，促使日本国民增加消费及恢复投资信心的问题。如果日本不采取这种过激的金融政策让日元在短期内快速贬值，那么日本要走出当前通货紧缩恶性循环是不可能的。如果让日本经济再迷失10年恐怕比日元贬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更何况，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货币贬值往往不失为走出经济大萧条的驱动力（林维奇、吴淑妍，2013）。可见，“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尽管面对这两大挑战，但并非是问题核心所在。
可以说，如果安倍这场豪赌赢了，那么安倍政府就能够带领日本经济走出当前通货紧缩恶性循环的困境，让日本经济步上良性增长之路，让日本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国家安康。如果这场豪赌失败，那么日本经济不仅会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也可能导致整个日本物价水平全面上升，资产价格泡沫又重新到来。其结果如何，还得拭目以待。
还有，尽管当前日本经济困境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周期性问题，而经济结构调整往往会受制既得利益的阻碍，经济重大改革更是面临许多困难，但是“安倍经济学”以汇率价格机制改革来冲破这些重重障碍也可能不失为一步好棋，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安倍政府的信心与决心。我相信以汇率为主体的价格机制突破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实际效果如何，我们还得密切观察。因为，随着日元的持续贬值，日本市场资金会泛滥，它可能让日本物价水平在未来18个月内重新上升，甚至通货膨胀重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就可彻底摆脱通货紧缩阴影。日本要真正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必须采取较货币政策更多的财政政策及产业政策改革，进行更多的重大经济制度改革。只有这样，日本经济才能真正扭转20多年来通货紧缩局面，并让日本经济重新走稳定增长之路。
总之，安倍晋三的改革能否够成功，能否让日本经济走出“迷失20年”，现在还不是过早下结论的时候。但本文认为，这场改革方向及所采取政策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这场改革能否坚持与有多大决心。因此，我们要密切关注“安倍经济学”的发展与变化，并作好应对“安倍经济学”给国内外市场所带来的影响与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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