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史观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日本论文,历史教科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了2002年度历史教科书,其中包括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主导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从而引发了新一轮“教科书事件”。该教科书宣扬“皇国史观”,严重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淡化日军暴行。另外,教科书只字不提日军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等问题。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这样的历史教科书,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以及日本国内正义人士的强烈谴责。
一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国内就发生了历史教科书事件。二次大战期间,日本的教育以1890年天皇的教育诏书为基本方针,竭力推崇皇权思想,鼓吹什么“一旦发生危急之事,必须遵从大义,鼓起勇气,将生命奉献给皇室国家。”(注:津田道夫.你了解教育诏书吗——“神之国”的记忆.社会评论社.2000:109)企图将日本人民培养成天皇的子民。日本战败不久,盟国对日本原有的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造。由于来不及编写新教科书,当时日本许多学校仍然使用战时、甚至战前的教科书,只是将书中有关皇权、军国主义的内容用墨涂去。这被世人称为“涂墨教科书时代”(注:津田道夫.你了解教育诏书吗——“神之国”的记忆.社会评论社.2000:80)。此后,日本文部省发行了战后第一批历史教科书,书中的记述虽然并不十分正确和完整,但仍然有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内容。
1950年代初,日本开始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度,教科书改由民间出版发行,文部省负责审定。当时出版的许多历史教科书都有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并把“九一八”事变、日本战争、日本占领东南亚等称之为“日本侵略”。然而,这种正视历史的教科书却遭到日本一些人的反对。1955年,民主党(后与自由党合并为自民党)发起所谓“教科书纠偏运动”,声称现行的历史教科书是“令人担忧的教科书”,并于次年向国会提交了《教科书法案》,妄图改写历史教科书。后来在日本国民的强烈反对下,该法案未获通过,但日本政府从此加强了对教科书的监管和审定,许多正视历史的教科书被审定为“不合格”,这是日本战后的“第一次教科书攻击事件”。
从“第一次教科书攻击事件”直至整个60年代,日本文部省在审定历史教科书时,以种种理由,删除了有关日本侵略、南京大屠杀,以及日军暴行的内容。其主要理由为:教科书“整体记述过于科学。这是为日本中学生编写的社会科学教材,还是为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编写的教材?容易使人产生误会,缺乏自主性。有关明治以后的历史尤其如此。”“关于太平洋战争,不必过多地写日本的阴暗面,即便是事实,也要写得灵活巧妙。”“把日本过去的战争定位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妥。因为日本统治中国,导致中国不幸这种说法不恰当。”等等。经过审定,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中根本看不到有关日本侵略和日军暴行的内容。
日本政府的倒行逆施,遭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1965年6月,时任日本东京教育大学教授的家永三郎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认为文部省对其编写的1962年度教科书书稿提出323条意见,并审定为“不合格”违反了宪法,侵犯了学术和写作自由。1967年,家永再次就历史教科书提起诉讼,认为文部省在审定1963年度历史教科书时,对其编写的教科书提出了73条“修正意见”和217条“改善意见”,否则不予审定通过,而迫使他删改之处违反了自己的良心和学术信念,要求文部省取消“不合格”的审定结论。
1970年,东京地方法院就家永三郎的第二次诉讼进行了一审判决,审判长杉本良吉宣判家永胜诉,判决文部省违反了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取消其对家永教科书稿“不合格”的审定结论。而1974年东京地方法院对家永第一次诉讼的判决却与“杉本判决”截然相反。审判长高津的判决肯定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权,认为文部省对家永教科书的审定虽有不妥之处,但肯定了教科书审定制度。由于文部省不服“杉本判决”、家永三郎不服“高津判决”而提起上诉,但结果均为家永败诉。
虽然家永三郎在二审判决中败诉,但在判决下达之前,“杉本判决”却对编写正视历史的教科书起到了推动作用,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有所改观。1972年,文部省审定通过了有南京大屠杀内容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接着,一批正视历史,揭露日本侵略和日军暴行的历史教科书纷纷出版。70年代,日本历史教科书逐步得到完善,特别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几乎在所有教科书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对日本侵略和日军暴行的记述也逐渐得到充实。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随着家永教科书诉讼案最终判决的临近和声援家永的活动不断高涨,日本自民党和日本政府的危机感也日益增强。一些保守派和复古派人士担心政府在最终判决中败诉,再次发起对教科书的攻击,从而引发了“第二次教科书攻击事件”。
从1980年起,自民党机关报《自由新报》以“现在的教科书——对教育正常化的建议”为题,连续发表文章,攻击现行的教科书有“左翼倾向”,自民党和民社党国会议员也不断进行所谓“教科书片面”的攻击。在这种背景下,1982年,文部省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修改,原送审稿的表述为:“占领南京后,日本军杀害了许多中国军民,这一事件,被称为南京大虐杀。”而文部省的审定意见认为:“这会产生是日本军有组织所为的误解,希望对杀害许多人的表述重加考虑。”(注:峰田纯夫.关于日本近现代史的审定.教科书问题——市民的声音.执笔者的声音.思考教科书问题市民会.1982:14~15)结果,文部省以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和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等书为依据,将南京大屠杀说成是“战争混乱中的偶发事件”。
教科书事件发生后,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也提出严厉批评。迫于内外压力,日本官房长官宫泽代表政府发表谈话,称“为增进与亚洲邻国的友好,政府倾听批评意见,有责任纠正。”至此,“第二次教科书攻击事件”才算了结。此后,文部省在审定历史教科书时,不再强制将“侵略”改为“进入”,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也不再附加“原则上按混乱中的偶发事件记述”的审定意见。在此前提下,一些记述日本侵略和日军暴行的教科书纷纷出版发行。虽然这些教科书的表述未必完整和全面,但基本上采取了正视历史的态度。
然而到90年代,日本一些极端右翼分子对此并不甘心,他们在教科书问题上频频发难,终于导致了“第三次教科书攻击事件”。1992年和1993年,文部省分别审定通过了《世界史B》和《高中日本史B》两本历史教科书,后分别由日本一桥大学出版社和实教出版社出版。这两本教科书引用原日本兵的日记和原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具体记述了南京大屠杀暴行。然而,日本右翼分子借此发难。从1993年7月起,日本右翼学者板仓由明先后8次要求一桥出版社出示原日军日记的出处,同时他还在《诸君》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教科书中有关“慰安妇”的记载进行攻击。一些右翼分子推波助澜,在《正论》、《诸君》、《产经新闻》等右翼媒体上大肆攻击一桥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B》是“宣扬反日的东京审判史观”。日本一些政界人物也向文部省施加压力,鼓动修改教科书。迫于压力,一桥出版社对教科书进行了修改。但是,右翼分子对此并不满意,他们继续攻击教科书,说什么“教科书修改的新疑问,改换的资料疏于证实。”“作为教科书的执笔者,指导思想有问题。”等等。这一事件直接影响到文部省日后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态度,终于导致了“第三次教科书攻击事件”。此后,右翼分子仍不甘心,继续对历史教科书大肆攻击。
二
历史教科书所以成为日本社会与政界的政治和外交问题,在于日本社会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而这种理解和认识的思想基础,就是“自由主义史观”。所谓“自由主义史观”,就是完全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争罪行的定论,改变人们头脑中认为日本是侵略国、加害国和战争罪人的思维定式,以一种“完全自由”的思维模式来重新审视和认识日本近现代的历史,并从这种重新认识的历史中继承和发扬日本的“民族精神”。
1994年,东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藤冈信胜在《社会科教育》杂志上以“近现代史教育的教学改革”为题,连续发表文章,大肆攻击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1995年,以藤冈信胜为首的一批右翼学者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结成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鼓吹什么“在战后将近50年的时间里,日本流行着一种极其自虐性的历史观点。现在,这种观点几乎已发展到顶点。”(注:[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1997:4)现在的历史观是“可怕的黑暗史观、自虐史观、反日史观、谢罪史观的大汇演”。他们不顾历史事实,美化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说什么“发生了满洲事变,发生了支那事变,发生了大东亚战争……这是有色人种和白色人种之间的生存斗争”,“只要白人想要维持白人世界的统治,就不得不击溃日本。结果,大东亚战争不能不进行。如果不进行战争,情况就会比柏利来日本之前更糟,日本无疑也会陷入殖民地的境地。大东亚战争不是日本人为了侵略发动的,而是被白人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战起来。尽管由于力量不足而缺乏自信,但也必须这样做。此时,日本是想解放亚洲。”(注:[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1997:72~73)更有甚者,他们不仅抹杀侵略战争的罪行,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还把日本标榜为亚洲各民族的“英雄”,说什么:“我们常常听到军国主义这一说法,我希望能够思考一下军国主义这一问题,思考一下如果当时的日本还不是军国日本,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确,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模仿西方,实行了富国强兵政策。富国强兵指的是日本的西化。此后,福泽谕吉又指出了‘脱亚洲论’……在日本的教科书上,这种‘脱亚洲论’的富国强兵,总是被当成了坏事。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这种富国强兵和日本的现代化,那么亚洲变得不可想象。正是因为有了军国日本,才爆发了日俄战争;正是有了日俄战争,亚洲才得救了。如果当时没有军国日本,那么整个亚洲就会崩溃,就会彻底垮掉。”(注:[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1997:7)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也大肆攻击历史教科书:“在小学、初中、高中用日本史教科书的共同基调中,充满了对日本的恶意,贯穿了黑暗的自虐史观,教科书中的各种记述均出于这种恶意”,“明治以来的日本是个十恶不赦的、肮脏的、狡诈的、心胸狭窄的、卑劣的、令人恐惧的国家,若使用审定过的历史教科书,就会自然而然地让孩子们形成这样的日本形象”,“学了这些东西,必然会引导孩子们讨厌日本的历史,从而讨厌日本,轻蔑日本人,学校成了灌输反日思想的基地”,“将这样的教科书送给孩子们,最终日本将会腐烂、破碎、溶解、解体……”等等。
历史教科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教科书中的表述并不仅仅代表执笔者的观点,而是代表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历史观。藤冈信胜等人意识到,要灌输所谓“能够让日本人感到自豪的历史”观,必须从青少年抓起,而在这方的最大障碍,在于现行历史教科书,于是,他们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教科书。从1996年起,藤冈信胜等人连续在《产经新闻》上发表文章,对教科书中“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内容进行攻击。更有甚者,他们于1997年4月,以347名初中一年级学生及家长的名义,就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内容,状告国家及地方自治机构、教科书的发行者及作者,提出“学生没有义务使用审定的教科书去上课”,并要求给予损害赔偿。
历史教科书的基础在于对历史的研究,并且其研究的成果为社会所普遍认同。日本的右翼分子当然也认识到为一点。在攻击教科书的同时,他们还在日本各地召开各种演讲会、研讨会,不断向社会灌输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此外,他们还出版图书,大肆鼓吹其历史观。据日本学者的初步统计,从1997年4月至2000年上半年,日本右翼分子出版的各类宣扬“自由主义史观”和攻击历史教科书的书籍即达90余本(注:[日]俵义文.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新动向.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最新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41)。为了尽快达到目的,他们还成立了以日本电气通讯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为会长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企图以历史研究为名,直接炮制代表他们意志的历史教科书。西尾干二等人首先抛出了宣扬“皇国史观”、美化侵略战争的《国民的历史》,并以该书为蓝本,编撰了2002年度初中历史教科书。该教科书经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后,引发了新的“教科书事件”。
三
“自由主义史观”的出笼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首先,战后的日本屈从于美国的意识占主导地位。由于盟军的轰炸,日本的许多地方已成为焦土,食物严重不足,下层民众往往因为食物而争斗,其利己主义的心态充分暴露了出来。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往往考虑不到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邻国人民的悲惨生活。(注:津田道夫.不了解战争的一代人的战争责任.人权与教育.2000.33:156)
其次,战后日本被盟军占领后,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美国文化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在日本传播和蔓延。美国的意志左右着日本社会。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冷战格局的确立,美国采取了扶持日本的政策,不再深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这就使日本淡化了自己的战争责任,日军在战争中的残暴行为也被人们渐渐淡忘了。
第三,太平洋战争后期,盟军对日本城市的大轰炸,尤其是投掷在广岛和长崎的两枚原子弹,使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战争受害意识。这种战争受害意识进一步淡化了日本人的加害意识。
第四,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很快便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这使许多日本人感到自豪,并沉浸在这种“成就感”和“自豪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成就感”和“自豪感”逐渐促成了“新国家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所谓“新国家主义”,就是将战后日本的成就与民族、国家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日本“民族的复兴”和“大和民族优越”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新国家主义”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大和民族优越论”的翻版。
由于日本社会存在着上述因素,“自由主义史观”的滋生和蔓延就不足为怪了。日本右翼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与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还将提升,并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迈进,而历史问题则是日本前进路上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选择了历史问题作为突然口。在这样的前提下,历史教科书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观问题,而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日本今后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日本国内持不同历史观的各方都认识到历史教育对培养公民意识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性,都希望将自己认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传输给青年学生。但显然他们对什么是日本历史的本质有着明显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而这种不同的认识和理解首先基于他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和对日本未来的期望。客观地说,日本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有着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继承和弘扬日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本无可厚非。但是日本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频频在教科书问题上发难,其目的并不在于此,而在于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争罪行的定论,推卸日本的战争责任,宣扬“皇国史观”,为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扫除障碍。
日本文部科学省每4年就要审定一次教科书,因此,围绕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斗争还将持续下去,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活动保持高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