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中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的二元对立与超越&基于杜威教科书心理学的概念分析_心理学论文

教材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的二元对立与超越——基于杜威教材心理化的概念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教材论文,心理论文,对立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冲突:教材中的二元对立与平衡

      二元对立的思维在教育活动中并非鲜见。儿童与课程、教师中心与儿童中心、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这些冲突,在一次次的教育改革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许多改革者采用的是一种过于激进的或理论化的方法,他们无视从经验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或否定过去的成绩。”[1]“突变式”的教育改革,[2]建立在否定过去的基础上,用理想中的完美衡量教育现实,企图用一种主义替代另一种主义。在这些改革中,教材的改造又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一方面是因为教材作为理想课程在课堂中的延伸,既联系了理想课程和现实课程,又在课堂中联系着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在国家课程的框架内,这最便于贯彻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另一方面,教材本身就蕴含着“二元”要素,通过其中的一元否定对立的一元,将更有利于鲜明地呈现改革者的观点。

      从教材的本义看,其核心问题即“通过何种方式将哪些内容传递给儿童”。自专门编写的教科书出现,在教材组织方面,就伴随着内容和儿童两个取向。一方面,教材需要传递特定内容,这些内容经人类长期探索形成,有其固有的知识逻辑。另一方面,教材的对象是儿童,因此又必须兼顾儿童经验。由于知识逻辑不断发展和凝练,使得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间的距离不断扩大,进而出现了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的鸿沟。“跨越这种逻辑鸿沟,既是教材组织问题的关键,更是教材组织的难题。”[3]面对这一难题,人们从未停止过探索。

      横向而言,同一时期的教材,均会试图在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间寻求一个适切的平衡。对“适切”的认识不同,就导致了教材组织的差异。20世纪30年代,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国语》即是遵循心理逻辑编写的语文教科书。其《编辑要旨》明确表达“本书内容以儿童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扩大到广大的社会。”[4]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级小学国语教科书》的编写则主要参照课程标准,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兴趣。而同一时期的《世界新课程教科书》,在编写上却是在二者间做了折中的选择。

      纵向而言,教材改革的历史也可视为在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中寻求对立或平衡的历史。受到新教育思想影响,美国20世纪早期的教材组织围绕着儿童心理逻辑展开。昆西教学法“抛弃了固定的课程以及缀字课本、读本、语法书和习字帖……教师在教室里使用杂志、报纸和自己设计的材料,以替代传统的教科书。”[5]他们注重围绕儿童的兴趣、生活、经验组织教学材料。由于进步教育实验在随后的发展中越来越偏向心理逻辑一元,就带来了学科逻辑的逆反。经历了重新关注教育质量与智育目标的历程后,布鲁纳协同各学科专家在伍兹霍尔制定了将“学科知识和科学方法交给青年人”的计划。“这种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编写出有效的教材,也就是既重视内容范围,又重视结构体系的教材。”[6]面对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的对立,布鲁纳从学科逻辑入手,基于学科结构的迁移,让学生掌握整个知识领域。

      经过不断地探索,目前关于教材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的共识是,要注重二者的统一,而不是做出非此即彼或者简单折中的选择。但是,如何将二者统一起来?这仍然是一个难题。

      在人们正视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的矛盾并探求其发展的过程中,就不得不提到杜威。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步教育与传统教育的争论集中在以活动为中心的课程同以教材为中心的课程孰优孰劣的问题上。在1902年杜威发表了《儿童与课程》之后,“争论的中心便逐渐转向教材的逻辑组织和心理组织的问题上,而且使原先势不两立的活动课程和教材课程有调解的趋势。”[7]正是杜威在《儿童与课程》中提出并分析了传统教育与新教育在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上的冲突,指出其二元对立的弊病,尝试通过“第三条道路”解决教材的二元对立问题,这条道路他最终归结为“教材心理化”。

      二、偏见:观念中的杜威教材心理化

      “教材心理化”一词对教育研究者并不陌生。这是因为教育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必然关照到人的心理。尤其在心理学日益繁荣的今天,人们对“心理”有了更为充分地理解。可恰恰是这个原因,使得我们在理解教材心理化概念时,存在太多先入之见,简单地将“教材”和“心理”相加。这就使得不少人虽然知道“教材心理化”这一语词,也大致了解一些杜威的想法,却未必真正清楚杜威的教材心理化。

      杜威明确提到教材心理化的文章是《儿童与课程》。如果将目光局限于此,可以发现其中直接提及教材心理化的共两处:

      因此,就需要把各门学科的教材或知识各部分恢复到原来的经验。它必须恢复到它所被抽象出来的原来的经验。它必须心理化。[8]

      他是把教材作为在全部的和生长的经验中相关的因素来考虑的。这样看来,就是使教材心理化。[9]

      国内关于杜威教材心理化理论的解读主要源自于这两句话。这两句话不但被视为教材心理化的步骤,也可视为教材心理化的标准。“使教材心理化,具体地说,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把各门学科的教材或知识各部分恢复到原来的经验;第二步,选择有助于继续生长的经验,抑制阻碍生长的经验。”[10]如果将这两句话理解为操作的依据,那么杜威的教材心理化理论就有了得以落实的可能。可这个思路在实践中却存在困难。知识可以恢复成直接经验吗?如何恢复成为直接经验?教师怎样把握这些直接经验?实践中难以遵循这种思路编写教材,甚至很难以此为标准判断教材心理化的程度。这样看来,本是试图解决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矛盾的药方,其本身就是一张不恰当的药方,更是一张不对症的药方。

      “对于教育实践来说,诸多的教育概念不单单是一个个描述性的符号,起到一种简单表征的作用,同时也具有一种规范的和指导的作用,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教育行为。”[11]暂且不论杜威的教材心理化是否适合指导具体教育实践。如果我们仅将“教材心理化”局限地理解为“教材+心理”或者“教材+直接经验”,将教材心理化的“标准”生搬硬套到教材实践中,并无益于解决现实问题,也无从讨论杜威解决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的问题。惟其如此,要尝试了解杜威如何通过教材心理化调和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的矛盾,并获取其实践意义,还需要将“教材心理化”置于杜威的整个教育概念体系,在其理论体系的发展中,重新把握教材心理化的内涵和诉求。

      三、复归:教材心理化的概念分析

      社会科学理论从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过程可视为如下四个步骤:(1)建立解释项的概念;(2)建立被解释项的概念;(3)建立与解释项、被解释项相关联的命题;(4)建立在逻辑上相互联系的多个命题。[12]如果将理论视为概念的系统化,那么要把握教材心理化的内涵,就可直接从其概念入手。

      (一)分析对象与教材心理化:概念重构的独特性

      “单个概念只有在与其相关的概念框架体系内才能获得其准确的意义。而要确定其内容,则取决于我们对其所指称的对象入手。”[13]就教材心理化而言,其对象无非是“教材”和“心理”。

      “概念系统与话语系统有联系,同一概念可以用不同语词表达。”[14]同一语词也能表征不同的概念。虽然同为“教材”,杜威的教材概念和我们观念中的教材又有所不同。英语中与教材相关的两个词语是teaching material和text book,翻译成中文即教材和课本(教科书)。在杜威的话语系统中,他选择用subject matter表征教材相关概念。subject matter即"the ideas or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a book,speech,painting,etc."[15]指的是活动的主题或素材。如果将教科书理解为课本,教材理解为教学用材料,那么杜威并非从“教”的角度看待教材,而是把整个教与学的过程,理解为一个整体的、联系的、情境的活动。subject matter也就是在这些“有目的的情景中”由教师组织的种种材料。因此,他将教材定义为“所谓教材,就是在一个有目的的情境的发展过程中所观察的、回忆的、阅读的和谈论的种种事实,以及所提出的种种观念。”[16]同时,杜威认为方法不能脱离内容,合理的教材“经过理性的加工,它已经方法化了。”[17]材料、方法相互联系,统一于教材情境,是活动的两个方面。组织包含着内容、方法、学生的情境的过程,就是组织教材的过程。他谈论的教材既不能脱离教学的方法也不能脱离学生和情境本身,这就为其教材心理化的存在赢得了空间,使得将教材转化为直接经验的思路有了可能。时至今日,人们对教材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课本和教学用材料,逐渐开始注重围绕学生组织教材。以这种教材观念去理解杜威的教材心理化,还无伤大雅。问题就在于,虽然教材观念有所转变,但这种转变并不彻底,教科书、教材虽然在理论中得以澄清,在行动中却未必清楚。如果将杜威的教材心理化理解为课本的心理化、知识的心理化,那这样的“教材”心理化在实践中难以实现也就毋庸置疑了。

      教材心理化听起来熟悉又合理,还因为教育学中早有教育心理化的传统。自然教育中蕴含着的教育与人之天性的认识,可视为教育心理化的早期表现形式。受到自然主义教育的影响,裴斯泰洛齐试图“将人类的教学过程心理化;试图把教学与我的心智的本性,我的周围环境以及我与别人的交往都协调起来”,[18]正式提出了教育心理化的思想。他提出的心理化一是指教育与自然相辅相成、教育必须适应自然规律,一是指教育必须遵循人的内在本性和心理发展规律。随后,赫尔巴特继承了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心理化思想,建立了由兴趣理论、统觉理论和文化纪元理论构成的心理学理论。[19]由于心理学在那时并未形成独立学科,当时的“心理”还处于心理哲学阶段,早期的教育心理仍然印有自然主义的烙印。

      随着心理学的不断发展,到了杜威的时代,心理学已经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由杜威编写的《心理学》教科书,已完整地包含了知识、情感、意志三个部分。1896年,杜威发表了《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标志着美国狭义机能主义心理学的诞生。受到生理学的影响,“反射弧”在那时已成为心理学的基本术语,描述了感觉刺激引起中枢神经活动再引起运动器官反应的过程。杜威在反射弧方面的观点是“我们需要把感觉刺激、中枢联结和行为反应当作现在被称作反射弧的单一、具体的整体内部的区域和功能因素,而不是把它们当作分割的、各自完整的实体。”[20]从中体现出的连续性认识论不但贯穿了杜威的心理学,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教育学思想。

      教育学究竟应该向心理学采纳什么?杜威认为从新旧心理学的差别就能看出。其三点主要差别是:旧心理学把心理看成纯粹个人的事情,新心理学将心理看成内外交互的过程。旧心理学主要关注知识和智力,很少谈到情绪和努力,基本不谈行动;新心理学认为智力、知识和观念是行动的“中间部门”。旧心理学认为心理就是全部、是固定的东西,新心理学认为心理是一个生长的过程。[21]杜威处在新旧心理学交替的时代,实验心理学刚刚建立,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等学派并未兴起。受到生理学和霍尔、桑代克等早期心理学家的影响,他的心理学中既有科学的成分,也存在哲学心理学的影子。尽管他也讨论动机、兴趣等具体心理问题,但他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但密切联系着教育实际,也未能脱离心理哲学的影响。

      总之,由于杜威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他所谓的“心理”与现如今的“心理”并不一致。如果我们以今天繁复的“心理学”去衡量当时的“教材心理化”,在苛刻的标准下,杜威的教材心理化固然难以成立。另外,由于杜威心理学理论中固有的哲学韵味以及其独特的教材观,就决定了要理解他的教材心理化概念,还不能仅仅从“教材”、“心理化”的语词入手,需要回归到杜威的理论体系中,还原教材心理化的语境,从其最基本的认识论、教育观入手分析。

      (二)语言环境与教材心理化:假设推论的合理性

      回归教材心理化的语言环境,并非关注其具体观点几何,更重要的是思考作者分析问题的思路。既然“教材心理化”源于《儿童与课程》,那么就需要回归原文,分析杜威提出这一观点的逻辑。如前所述,与教材心理化直接相关的两个语句,一是还原教材为直接经验,二是在儿童的全部生长经验中考虑教材。杜威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有其深刻的缘由。

      杜威认为教育理论产生分歧的症结在于固守于儿童经验或成人经验的一端。由此分别产生了将注意力集中于课程和儿童的流派,二者相互对立。他们“以为儿童的经验和构成科目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教材之间,存在着性质上的某些鸿沟。”[22]杜威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儿童经验和成人经验是一个连续过程的两极。“进入儿童的现在经验里的事实和真理,和包含在各门科目的事实和真理,是一个现实的起点和终点。”[23]经验是一个连续的、交互的过程,儿童经验和教材(反省性成人经验集合)是统一的、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这是教材心理化的第一个前提假设。

      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便能以“经验”的视角看待教材。教材的问题就成为了经验的问题。这就为其直接经验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基于此,杜威进一步分析了“经验”的性质。他认为经验包含着逻辑的方面和心理的方面,“前者代表教材本身,后者代表教材和儿童的关系。”[24]经验从外向内看是一种结果状态,从内向外看是一个体验过程。儿童经验遵循经验的性质发展。教师的做法即指导和解释,亦即教材心理化的做法。解释,需要在儿童“比较大的生长过程中占有的地位加以解释和评价。”[25]指导,“就是把生活过程解放出来,使他最充分地实现自己。”[26]因此,需要在儿童的全部经验中考虑教材。这里又隐藏了另一个前提假设:教师处于成人经验一端,能够判断儿童经验的位置、方向和过程。

      教材心理化包含了一个系统的论证过程,并非“心理化”、“直接经验化”等词语能够概括。在教材心理化背后隐藏了杜威的种种假设和判断。根据谢弗勒划分的定义类型,“教材心理化”也可视为规定性定义,即“为了提供较为方便的标志,简洁地说明了需要复杂解释的事理。”[27]这样看来,教材心理化是杜威用来概括其理论的一个语词,理解教材心理化的关键在于理解其理论的假设和分析。倘若我们盲目地将其视作叙述性定义,追求“以既有的用法来解释所定义的词语……追究一个词语的解释规则或原有功能的典型问句”。[28]就会出现以既有的“教材”、“心理”概念理解教材心理化的弊病。如果基于叙述性的思路去寻求其计划性的意义,那就更有待商榷了。

      关于教材的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杜威摒弃了二元对立的方式,寻求教材发展的第三条路。即通过经验看待儿童与教材的关系,站在连续的立场看待儿童经验的发展。他希望通过“经验”概念的重建,以教材心理化的方式调和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的鸿沟。可是,杜威此时的“经验”概念并不系统,教材心理化的具体做法也不够明晰。因此,还需更深入地分析杜威教材心理化理论的发展,才能进一步明晰杜威对教材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的思考。

      (三)理论体系与教材心理化:核心命题的一致性

      “科学定义的特色乃是它们是暂时性的语句,用以配合所属的理论体系,如果将它们从这些讨论体系中抽离出来探讨,将无法给予妥当的评价”[29]。杜威的教材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理论体系,如果将“教材心理化”从中抽离,亦“无法给予妥当的评价”。需要做的恰恰相反,是要将“教材心理化”还原到杜威的教材理论体系。

      

      将《民主主义与教育》、《经验与教育》中的教材理论作为教材心理化的参照进行比较,需要回答四个问题:

      1.“教师和学生的教材”、“进步的教材组织”是什么?

      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区分了教师的教材和学生的教材,其原因是教师和学生对待教材的态度并不相同。学生应该关注正在学习的主题,教师应该关注教材和学生的联系。关于学生的教材,他划分了三个典型的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教材即原始的、最初的教材,是一种主动的行动,包括身体运用和材料处理。第二阶段的材料通常称为信息或情报。教育需要做的是将这些材料引入到儿童的直接经验去,而不是让其成为字面上的知识。当学生经验不断丰富、不断向成人经验靠拢、成为了有组织的有逻辑的经验时,就达到了第三阶段的教材。如何使学生的教材得以实现,杜威在教师的教材中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学校中的教材,把需要传递的当前社会生活的意义转化为具体的和详细的术语”。二是教师需要“提出必要的刺激,引导这些反应有一定的价值”。[30]

      “进步的教材组织”回答了如何组织教材的问题。教师应该“第一,从现有经验的种种情况中提出问题,并且这种问题需是在学生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第二,这种问题能够激发学习者去自动地探索知识和产生种种新的观念”。[31]

      2.为什么说“教师和学生的教材”、“进步的教材组织”是“教材心理化”的发展?

      虽然三者的语词并不相同,但是其对象、思路甚至做法上的一致,体现出的正是杜威教材理论的深化。就相似性而言,对象上,均是教材组织中的内容、方法、情境;思路上,三者都基于经验描述教师、教材、学生的关系,强调以经验的形式将教材中的内容内化为学生所得;实现教材的方法上,均强调教师对教材的组织。最后,如果将杜威的观点做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排列,那么这三个主题都处于类似的位置,回答同样的问题。就差异性而言,三者存在差异的原因,是杜威对经验的认识不同。经验是杜威教育理论的基石,教材的组织是实现其经验理论的重要环节。教材理论伴随着经验的不断澄清而发展。

      3.“教师和学生的教材”、“进步的教材组织”如何发展了“教材心理化”观点?

      暂且认可杜威的经验理论决定了教材理论的发展。那么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就是:经验理论是如何发展的,经验理论怎样推动了教材理论的发展。

      前面说到,杜威用儿童经验与成人经验的关系看待儿童与课程的关系。他用经验沟通了儿童与教材,认为经验具有逻辑的方面和心理的方面。要使儿童能够经验(体验)教材中的逻辑,就需要将教材还原为直接经验。教材心理化的提出,其直接原因就是杜威对儿童经验与成人经验的假设、对经验的逻辑方面和心理方面的认识。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认为经验包括主动的方面和被动的方面。“在主动的方面,经验就是尝试。在被动的方面,经验就是承受结果。”[32]他将经验视为一个从主动发起到反过来又对人们有所影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反省性的思维,就形成了经验与事物之间、经验与经验之间的联结。假设学生遵循这样的经验方式,教师在组织教材的过程中就应该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刺激使学生能够经验教材、发现其中的联结。因此杜威区分了教师的教材和学生的教材。学生的教材在顺序上明晰了学生经验的三个阶段,教师的教材在方法上提示了教师应该如何基于经验的方式指导学生经验的发展。

      “进步的教材组织”基于经验的连续性和交互作用提出。经验的过程是“个人和各种事物以及个人和其他人们之间进行着的交互作用……各种不同的情境一个跟着一个相继地发生。”[33]“每种经验既从过去经验中采纳了某些东西,同时又以某种方式改变未来经验的性质。”[34]经验的连续性和交互作用,不但是经验的标准,同时也为教师组织教材的原则做出了指引。经验是一个联系着过去与未来的连续体。当前的学习材料在现实的经验之中,学习得以发生取决于对过去经验的扩充,而学习的价值则取决于对将来经验的扩展程度。传统的教材关注的是知识本身、关注为虚无缥缈的将来做准备。进步的教材组织关注学生经验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连续发展、关注通过情境刺激学生与环境间交互作用的发生。

      4.通过比较我们知道了什么?

      杜威历来关注教材问题,其教材理论是一个基于经验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不能孤立地理解教材心理化理论。后期的教材理论中暗含了对教材心理化的进一步解释和发展。以其整个教材理论体系为背景,才能看出杜威如何不断地澄清“经验”概念、发展其教材理论以实现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的统一。

      四、限度:课程编制视野下的教材心理化

      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是“杜威如何通过教材心理化调和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由于存在对教材心理化一词的偏见和误读,就不得不对教材心理化的概念进行分析。概念分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杜威理论体系的背景下澄清杜威对教材及其心理化的认识过程,也就是澄清杜威以教材心理化为代表的教材理论调和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的过程。鉴于前文还未对这一问题做出直接的回应,这里就对前文做一个小结,并做进一步分析。

      (一)杜威教材心理化的本义

      在认识论上,杜威坚持实用主义认识论:“它的本质特征是坚持认识和有目的地改变环境的活动之间的连续性。”[35]由于根深蒂固的连续性思维,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二元论。他在哲学上的毕生努力,也可视为用连续性的观点否定二元对立的过程。反对二元对立,就需要找到二元的连接点,要找到能够调和二元的第三条道路。在教育学中,这条道路就是:经验。在他看来,人的发展即是经验的发展,教育即经验的改造。教育活动即是安排恰当的情境使学生的经验得到发展。具体的做法如何?就涉及教材问题。在杜威的概念体系中,教材有着重要地位,“选择和组织适合于研究和学习的教材是一项根本的工作。”[36]这是因为杜威将情境中的各种材料甚至活动本身都视为教材的组织。“当一个儿童从事于这种连贯的和有所积累的作业时,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它就含有可贵的教材。”[37]组织教材的过程实际上涉及了教师如何根据学生经验安排教育情境以刺激学生经验发展的过程。这样看来,组织教材的过程,大致相当于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这是杜威教育理论得以实践的重要途径。

      组织教材过程中的二元对立即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的对立。这在学生的立场上体现为内容与经验的对立,在教师的立场上体现为内容与方法的对立。关于内容与经验的对立,杜威受到了文化复演论的影响,以原始经验到现代经验的过程类比儿童经验和成人经验的关系。基于这样的理解,他消解了内容和经验之间的对立。内容不过是儿童经验发展的最终形式,为儿童经验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二者是同质的。学生的发展,也就是从儿童经验发展到成人经验的过程。为了使内容与儿童经验在交互的过程中契合,那么就应该把内容还原为经验形态的知识。因此,教材的组织需要心理化。而所谓的心理化,并非运用心理学的观点排列知识。兴趣、动机等问题只是经验的表象。教材心理化并不是通过心理的方式去迎合儿童,而是在儿童与教材间寻求一种连接。其本义在于:教材需要以一种符合儿童经验发展的方式组织,通过教育情境促进儿童经验的发展。由于杜威独特的教材观,他讨论的教材组织原本就蕴含了内容与方法的统一,是一个从选择内容到决定方法再到根据特定的内容、方法、经验进行指导的一系列过程。教师究竟应该如何组织教材?他早期的观点是解释与指导,后来逐步将解释与指导的观点明晰: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经验的连续性和交互作用组织教育情境,刺激学生经验获得连续的发展。其中又涉及了因果、科学方法等具体原则。

      (二)教材心理化的适用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杜威基于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的对立,从经验入手提供了沟通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的思路。就其论证和思路而言环环相扣,整个推论的过程顺其自然而发生。照这样看来,杜威确实调和了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的矛盾,其教材理论也应该得以实现。但国内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现有的教材仍多以学科逻辑为主导。为什么理论上丰满的教材心理化在现实中如此骨感?其原因就在于杜威的教材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其独有的背景和假设,如果实践中缺少了这种基础,那在此基础上的推论也难以实现。

      第一,教材心理化的“经验”基础。在西方哲学体系中,经验主义占有重要地位,经验作为一种与理性相对的认识论,有其特有的历史和背景。詹姆士将实用主义称作彻底的经验主义不无道理,他们将行动、认识、思维、知识等过程全部联结起来视为经验的过程。经验是杜威理论体系中最为基础的概念之一,包括教材理论在内的众多观点都建立在经验之上。可是,我国缺少“经验”的传统,经验并不被视为一种主动的过程。我们更常用“知识”看待相关问题。虽然理论上我们也认可了学生经验的地位,但是信奉的理论和使用的理论并不相同,实践中仍然难以按照经验的思路思考教育。由于缺少了经验的话语系统,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教材理论要得以实现固然不易。

      第二,教材心理化的假设。前面提到,杜威的教材心理化建立在两个前提假设之上。教材心理化在实践中的可能性,直接取决于这两个假设是否能够成立。第一个假设认为儿童经验到成人经验的过程是连续的、遵循经验发展的过程。第二个假设认为来自于成人社会的教师能够把握经验的连续性和交互作用。这两个假设在实践中是否成立?杜威绕开了对这两个假设的论证。他的做法是直接创造了这两个假设得以实现的情境——活动课程。活动课程又可称为经验课程,是一种与学科课程相对,“以儿童的主体性活动经验为中心组织的课程形态。经验课程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上超越传统学科体系的固有逻辑关联,从问题意识出发统整相关课程内容,注重学生学习过程中主题活动的内在价值逻辑。”[38]在活动课程中,学习通过“主动作业”的方式展开,其教学组织形式本身就具有行动的性质。杜威将直接经验贯穿于活动之中,是对活动的合理要求。杜威根据教材理论建构了活动课程的组织形式,反过来活动课程的组织形式又提出了教材理论使用的限度。如果将“教材心理化”从活动课程的背景中抽离,并不假思索地挪用到科学课程中,那自然显得格格不入。

      综上所述,关于教材心理化的第一个结论是,理解杜威的教材心理化理论需要将教材心理化还原到杜威的整个教育体系中。基于一种经验的思路才能够知道杜威如何调和了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的对立。这里可以得到第二个结论,杜威对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的调和有其现实背景,即活动课程。教材心理化是活动课程对教材的应然诉求,杜威所说的教材心理化也只有置于活动课程中才有实践意义。但就我国三级课程体系看来,我国仍以学科课程为主导。那么问题就来了,学科课程中的教材应该如何实现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的统一?

      (三)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在学科课程中的调和

      杜威教材心理化的问题并非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人们在使用教材心理化的过程中忽视了理论背景,将活动课程的教材理论不加修饰地置于缺乏“经验”基础的学科课程中。“学生中心课程和学科中心课程不仅仅是观点不同,而且在课程计划、过程、学生和教师的角色、所需要的资料和设备、教学技巧方面都有不同。”[39]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的区别就决定了在学科课程中要实现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的统一,不能照搬杜威的观点,需要另谋出路。然而,杜威的理论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视角。

      第一,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的连接点何在?杜威的答案是经验。为什么杜威选择经验作为二者的连接点呢?这与其知识论背景有关。他认为“知识的记录本是探索的结果和进一步探索的资源,但是人们不顾知识记录所处的这种地位,把它看作就是知识。”[40]知、行并不对立而是统一的,知识并非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知识的过程就是在行动和结果之间建立联结的过程,也就是经验的过程。基于此,他用经验的过程描述那种本来就具有“行动的”、“不确定的”知识获得过程。所以,他选择了一种动态的、主动作业的方式实现这一过程。但是,学科知识体系并非是简单地再现知识获得过程。“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41]成人经验一旦系统化,便不再是经验形态的知识。越是系统化的学科知识,就越远离经验。学生经验的发展不但需在复演中连续还需要适当的飞跃。

      杜威给我们提供的视角是:知识的形态并非唯一,除了“旁观者的知识”外,还存在“参与者的知识”。[42]虽然,学科课程中的知识不能够还原为直接经验,但是其形态的转变却可以使知识与学生的交互作用更容易发生。这也回归了教材心理化的本义。教材心理化的主旨并不是通过学习心理学的研究,在形式上改变教材的呈现方式以迎合学生的兴趣,而是从学习研究与知识研究共同入手达到二者的契合。

      第二,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在实践中得以实现的关键点何在?杜威的答案是教师。再回到前面提到过的两个假设。作为教育哲学家的杜威,其理论的兴趣点在于“经验”、“知识”、“行动”、“人”等基本问题。由于第一个假设的理论品位,杜威花费了更多的时间进行澄清。相比之下,他对第二个假设的分析不够充分。这也是其教材理论在实践中遭遇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但是,他将理论得以实现的可能性放在了教师身上,越到后期的教材理论就越关注教师对教材的组织。

      杜威给我们提供的视角是:知识不过是教学情境中使用的材料,知识在教学情境中以学科的还是心理的方式发生,都取决于教师对教学情境的安排。教材中的知识是动态的也好,是静态的也罢,关键在于教师的组织。动态的知识,教师可以通过僵化的方式传递;静态的知识,教师也可以通过教学情境让学生获得体验。教学情境中的问题本不该问责于教材。但问题在于,我国长期以来照本宣科的传统,使得教科书的内容和形式决定了教师的教学,也就难免产生了教科书心理化的诉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传统,又在于我国长久以来的课程体制。教师长期未能获得课程权力,不能够参与到教科书的编写和组织中去,教科书是外在于教师的存在。既然教科书与教师都是割裂的,那又有什么理由期待教师在教学中连接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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