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爱情叙述的失效——从《分界线》到《北极光》看1980年代文学的起点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极光论文,分界线论文,性问题论文,年代论文,起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抗抗算得上是知青中的明星，早在1975年，二十五岁的她便发表描写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分界线》，这篇早已被历史“淹没”的小说其实代表她创作生涯的高起点。作家阎连科曾回忆道：“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红楼梦》一定就比《分界线》更为伟大；曹雪芹一定就比张抗抗和我们老师，有何过人之处。”①进入“新时期”，张抗抗的小说也是屡受关注并频频获奖。然而，引起热议的作品却是未获得任何奖项的《北极光》，作家本人多次表示这篇小说是自己比较喜爱的，因为“故事都与众不同，富于独创性和作者独立的思考”②。作家“独创性”和“独立思考”的是什么问题呢?一篇写于“文革”末期的知青小说和一篇写于“新时期”初期的知青小说，同样出现了“找对象”的问题，随之出现了作家如何进行爱情叙述的问题。有趣的是，如今重新对读两篇小说就会发现历史尘封之处的纠结。重读又必须避免将作品简单视为社会思潮的机械复现，即，我们又必须重返在文学史的教科书边缘徘徊的作家与思潮的有机互动。 被压抑的爱情叙事 《分界线》是“一部描写扎根在黑龙江农场的知识青年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作品以1973年春北大荒伏蛟河农场抗涝为主线，告诫广大知识青年“区分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里的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界线；敢于反潮流；勇于挑革命重担”③。阅读整个小说，虽然主要情节是以耿常炯为首的知青如何战胜自然，如何战胜以霍逦为首的修正主义“效率优先”的工作组思想。但是也因为小说有意无意地关心“青年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有责任描写“工作、劳动、业余生活和各个思想领域”，“教育青年正确对待理想、工作、恋爱、生活情趣等等细小而重大的课题”④。于是这部散发着“生活气息”的小说与其他“三突出”的“文革小说”相比，就显得不那么“典型”和程式化。特别是小说集中出现了两处恋爱选择的情节，且有细节描写，不可不说是1970年代的奇葩。 小说花去三章之多的篇幅，重头叙述了“杨兰娣出走”情节，正是这次知青逃离农场的事件，构成了“文革小说”中一次绝无仅有的“日常生活”反抗，奏响了作家/文本之间并不和谐的叙事音符。这种不和谐首先体现在作家(张抗抗)在塑造杨兰娣这一“可教育好的知青”形象时表现出的处处矛盾。杨兰娣一出场，其外貌就被丑化为一个“矮矮胖胖”的姑娘。紧接着作者进一步从外貌上对杨兰娣进行批判：“宋旺一看她那大花上衣和额头一绺很显眼的卷卷的刘海，就断定她是一个上海青年，大概是来请假的。”⑤在“文革小说”中，女性的崇高形象往往是通过赋予“非女性”的特质实现的。例如正面女性形象时代红塑造就是如此：“她中等身材，健美，丰满，头发全被一顶洗得发白的军帽严严实实地罩在里面，连刘海也没露一丝……那件草绿的上衣，被泥水染上了黑花纹。一双过大的靴子，大脚趾上开着口子。”⑥“冬天她从来不用雪花膏，硬是让手脸吹得开裂。因为她不喜欢香味。”⑦在小说中，完全不修边幅的邋遢女知青被作者叙述为人见人爱。时代红的理想是成为女放牧员，她整日爱和马匹打交道，小说中时常出现的驯服野马场景可谓惊心动魄。但是，这类“女英雄”仅是文革小说中被意识形态招募来的“无性主体”，于是杨兰娣的“女性”意义就在作者的不经意间凸显了出来： 薛川心想：“这还不理解，她这人平时就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人情味太浓……”⑧ 杨兰娣看着面前这两个伙伴，心里叹了口气：这位郑大姐早把家安在农场，孩子都老大了，当然不存在什么扎根不扎根的问题；李月霞，从她生下来就在东北，爸妈都在这里，她不扎根又怎么样?而那个嘻嘻哈哈一点心事都没有的时代红，年龄还小，什么家不家是不会放在心上的，就知道跟着人家喊扎根…… 头顶的空中，飘荡着零零碎碎的云朵，它像片片白帆；像徐徐降落的降落伞；像刚开江的冰河，挤挤撞撞，奔腾汹涌…… “人说北大荒是云的家乡，兰娣，你喜欢云吗?”郑京丹很有感情地说，“云儿是美的。但是，一个革命青年，可不能像云那样随风飘哇……快把云化作雨，落到土里去吧……” 杨兰娣眨了眨她那短而密的睫毛，久久地，没有出声。⑨ 杨兰娣一心出走去寻找自己的爱情，被追回后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扎根”。杨兰娣的举动在北大荒知青中具有多大的现实意义，这点在后文即将展开。这里姑且先从文学叙述的角度分析这段心理活动和环境描写。杨兰娣的“人情味”显然已经溢出了作者必须强行规约的“资产阶级情调”，在杨兰娣或者说在张抗抗的思想深处，“人情味”是在比照他人时候的一份现实关怀，特别是对自身命运的理性观照。也正是这一点心理活动，将郑大姐、李月霞、时代红等“女英雄”的叙事神话“落到土里去”。所以才紧接着出现了具有强烈女性感觉，甚至温情缱绻的“云朵”描写。当然，小说最为精彩的一幕出现在杨兰娣于列车上偶遇采购员，开始了自己恋爱的幻想。火车相遇，这一在当代小说甚至是现代派小说中时常出现的场景，在一部以“扎根”为主旨的知青文革小说中，不适时地提前出现了。出现的结果当然是被作者强行地割断。采购员的列车照顾、公园约会、礼物相赠，这一切是一个简单的骗局。在阅读小说时，我们会感到作者在构造情节时的窘迫：对杨兰娣的出走心理可谓铺陈周章，但到情节的因果高潮时却不得不草草收场。小说重点介绍了杨兰娣回归后众人如何帮助教育，杨兰娣“恋爱”后文却戛然而止。最后，还是时代红将杨兰娣带到马场展示其驯马技能，用“女英雄”(非女性)的方式杀灭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了这里，小说真正成为让人啼笑皆非的悲剧，原本符合逻辑的爱情叙事只有被压抑了。 不得不承认，张抗抗大概是1970年代最不甘心的叙事者之一。《分界线》在压抑了一个本该正常的爱情叙事的同时，又塑造了一个爱情的典型——纪锁柱(农民)和郑京丹(干部子弟)结合。这样的结合是小说爱情叙事唯一的出路：“随着青年年龄的增长，恋爱和婚姻问题逐渐明显地摆在面前了，甚至摆在团总支书记的工作日程上。而事实上，知识青年的安家问题将是扎根思想教育中一个重要的课题之一，关系到一辈子走与工农结合道路的根本大事。郑京丹之所以如此重视杨兰娣回沪一事，她是在这些现象上看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又一场斗争…”⑩随着年龄的增长，女知青必须要嫁给农民，这样才能“一辈子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而防止她们另择佳偶就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斗争”。已经成为团支部书记的北京大学生郑京丹将自己与农民的结合视为安家的出路和典范，然而，作者的叙述在这里又一次不经意地矛盾起来： 郑京丹在一次打夜班休息的时候与他唠嗑，不由得大大佩服他用最少的话表达最多意思的能力。他从不炫耀自己，任何最困难的工作他总是抢在最前头。他是那样的谦虚好学，刻苦勤奋。给郑京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利用春节休假，自己花钱，到外地的一个先进农场去学习落实农业机械化的经验，回来后还向她这农业技术员提了不少建议……(11) 他们在她爸爸的邀请下，到北京作了一趟旅行，并陪着他俩登上了万里长城，在那气势磅礴的烽火台上，给他们讲述老一辈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的心愿。这时，那两颗年轻火热的心贴得更紧了，遥望暮霭沉沉的天际，他们向老人家表示了把一辈子献给北大荒新垦区的坚强决心。 那一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了这远离北京城的松花江流域的土地。锁柱勇敢地起来造农场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发挥了他那勇往直前的推土机手的作用。(12) 通过以上理想对象的描述读者很清楚地看到，所谓的“工农结合”是有条件的。“拖拉机手”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文学想象的流行产物，上世纪60年代在进步青年中流行着苏联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王安忆的一段回忆也许可以作为旁证：“我插队的人民公社也有一个拖拉机站，奇怪的是，我从来也没见过一部拖拉机，相反，我们经常使用原始的生产方式，就是人力，拉犁，拉耩，拉耙，拉车，我唯一见过的拖拉机手是在极其特殊的情景下。那是在政府严厉执行知青保护的法规的时候，拖拉机手和女知青的隐情不慎间暴露，一段风流韵事即定性为政治事件，罪名是欺凌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运动。”(13)总而言之，纪锁柱这样一位退伍兵不是一个典型的农民，而是有知识有文化，既有革命雄心，又有浪漫情调，更重要的是一个造反派(有“权势”的技术能手)。只要对“文革”话语稍有体会的人，一眼便知作家在塑造这对爱情典型时的理想化，知青的安家艰难可见一斑。再次，个人理想与文本实践之间强大的张力，使得在文本背后苦苦挣扎的作者呼之欲出。张抗抗就这样交付了一部并不典型但是成名的“文革小说”。 迷惘的爱情选择 杨兰娣、时代红们终究回城了，择偶问题又一次摆在她们面前。1982年张抗抗发表知青小说《北极光》，塑造了回城知青陆芩芩的形象。与《分界线》的遮遮掩掩不同，这部小说的全部主旨即为：回城女知青陆芩芩的爱情选择。更为有趣的是，作家张抗抗在抛弃“文革模式”写作后，却重启了一个似曾相识的“一女三男”模式。陆芩芩的三个对象分别是傅云翔(回城知青，家人介绍的未婚夫)、费渊(曾经的红卫兵，现在的日语系大学生)、曾储(水暖工)。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一个女性的伴侣选择往往揭示了对人生道路的社会参与性。这其中引起最大轰动的“一女三男”故事模式之代表作是《青春之歌》。从《北极光》的人物设置来看，与“林道静——余永泽——卢嘉川——江华”极其相似。我们知道，林道静离开余永泽实际上成为走向革命的隐喻，小说无疑是一部革命叙事的经典，女性的爱情选择实附着于知识分子人生道路选择之上。在《北极光》中，陆芩芩在拍摄结婚照的最后一刻跑出了照相馆，陆芩芩离开傅云翔同样被作者赋予象征意义。傅云翔也曾是插队知青，但如今的他变得极度功利和现实，曾经的过往不值一提，青春既然已被耽误，现在的他整日麻痹在打麻将、送礼吃饭中。傅云翔周围围绕着这样一批对过去怀揣不满却又满足于现实生活的回城知青(轻工业研究所的小赵、肉联厂的推销员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官员父亲做后盾，有“走后门”的条件得到好的工作。他们抛却了“先公后私”的张志新、遇罗克思想，彻底“为了钱”而聚会吃喝。芩芩对这样的对象显然并不满足，一个回城后的杨兰娣面临更加迷惘的未来方向： 她想象中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她想象过吗?好像没有。未来是虚无缥缈的，很像老甘指缝里的雪茄冒出来的烟雾，不容易看得清楚。但是，无论以前在农场劳动的时候，或是后来返城进了工厂，岁月流逝，日复一日，尽管单调、平板、枯燥无味，她总觉得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是一座桥，或是一只渡船，正由此岸驶向彼岸。那平缓的水波里时而闪过希望的微光，漫长的等待中夹杂着虽然可能转瞬即逝却是由衷的欢悦。生活总是要改变的，既不是像岑岑前几年在农场几里路长的田垄上机械地重复着一个铲草动作，也不是早出晚归地挤公共汽车，更不是提着筐在市场排队买菜……那是什么呢?是在夏天的江堤上弹弹吉他，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看外国画报吗?不不，岑岑没有设想过这样一种生活，她要的好像还远不止这些，或者说根本不是这些……那是什么呢?她一时又说不出来，是连她自己也不清楚还是因为难以表述?咖啡在冒热气，周围的人影在晃动，她越发觉得自己心烦意乱。(14) 当年，杨兰娣找到采购员的目的很明确——招工回城和婚恋问题。回城后，即使“小资产阶级情调”也不能满足回城女知青的心理需要，当劳作辛苦和回城生计解决之后，她们的心理上必须要有新的支撑点，这种支撑点和《分界线》如出一辙，那就是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大学生费渊，出身名门，高大英俊。费渊的父亲是驻外大使，1970年死于监狱，而此时的费渊正在知青积代会上慷慨激昂汇报讲用。但在经历了社会的极度变动之后，他一心钻进象牙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个当年毅然与家庭决裂，走上红色大街的造反派“在经历了生活并不随时光和信仰而转化后，他的反思退缩了，所以他需要为一切事物重新命名。生活的‘可述性’成为了基本要求。而‘科学常识’无疑是他完成可述性的最好途径”(15)。费渊的不作为态度不能让芩芩满足。就在这时，另一个理想对象出现了。当芩芩冒着东北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战战兢兢地立于曾储的小屋门口偷偷陶醉于小屋内的热气腾腾，不禁让人联想起，在历史的时空隧道的另一边，站立于卢嘉川门外的林道静。只可惜，作者虽然以强烈的暗示笔法来描绘曾储，曾储对芩芩的影响却仅限于一次修管道和一次大谈当今经济形势，这无论如何也不能和卢嘉川对林道静的革命引导相比较。最后，就在仓促而匪夷所思的双人滑雪中，芩芩被迷惘的爱情带向远方。 一个女知青的“文学史” 通观张抗抗的作品，知青的叙述一直是主要的切入点，作品的整体性也许正昭示了作家的心灵历史，而作家与作品的“互映”可以作为社会历史批评的补充。张抗抗正是1970年代的杨兰娣，1980年代的陆芩芩。1974年部分恢复高考，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张抗抗本想以招生的方式“逃离”农场： 那些日子我正在科研班的试验田里看管麻雀，小麦快成熟了，成群的麻雀围着试验田起落。我们科研班的女生每天轮班在田边轰麻雀，从天黑到天亮都不能断人。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个工作，像一头拉磨的驴，围着试验田一圈一圈地走，手里捧着一本书，嘴里念念有词，背诵着各种政治词汇、哲学概念、地理知识、文学名著……坑坑洼洼的田埂，我走得跌跌撞撞，麻雀呼啦啦地从我的脚边飞起，叽叽喳喳的叫声应和着我的吟诵，像是远处的课堂上传来的读书声。我一步步地走着，自以为这样走下去，就可以走入大学神圣的殿堂。(16) 显然，最终被告密者穿了小鞋的张抗抗并不幸运，这样的北大荒经历无论怎么看，都带上了一个女性特有的悲情色彩。张抗抗对于时代转折时期更具动态的亲历，使得她比之其他一些提早招生回城的知青作家高姿态的“回望”更富有某种现场感。张抗抗的写作来源于知青返城后的现实生活，同时又投影了知青当年生活的心境，这一条客观显见的“规则”其实在其他高唱青春赞歌的知青创作中却是不明确的。另外，纵使没有亲历者的洞察，我们仍能在一个文本内外的杨兰娣、陆芩芩身上体会出“爱情”的内在结构： “如果没有饿，有没有食物就不重要。”“我的个人生活经受了很大的挫折，二十岁结婚，又很快离婚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仍然没有受到一种根本的女性伤害。”“在日常生活中，从小我就是很女性的，感情上有点早熟，即便70年代也不是铁姑娘那种。”“我习惯于我行我素，从离婚以后就开始写作”。(17) 在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婚恋直接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禁欲主义在大范围弥漫，舆论一致认为兵团知青的任务是“屯垦戍边，反修防修”，因此谈情说爱就是一种彻彻底底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据统计，黑龙江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在1975年末仅有百分之二点九，农场知青也只有百分之九点一。(18)在《分界线》里，张抗抗塑造了理想的农民对象，在现实中，已婚知青与农民结婚的约占百分之七十四点九。(19)这些近乎残酷的现实和小说文本中的多处龃龉，使我们难以想象，就是这样一位“早熟”的闪婚闪离型作家，在广阔天地等待大有作为的北大荒里，在众多纯粹的知青故事当中，沉浸于小说的创作，于开垦劳作的间隙，偷偷在小板凳上构思长篇小说，以等待命运的最后转机。 以上并非致力于对作家的内心隐秘与小说文本对应的挖掘，引起注意的是，“文学”在作家的多段描绘中扮演了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在命运的法庭上受到了审判的同时却又成为命运转机的幸运之神。“文学”的人生功能已经从芩芩的沉醉于50年代的文学，回到了阎连科意义上的奋斗激励，回到了张抗抗面对新时期前途的固有现实焦虑。1980年代之所以还能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眼中“文学”的时代，我想，正是因为这种“文学”是理想的，同时也是实际的；是期望未来的，同时却也是复现过去的。更为有趣的是，张抗抗因不合时宜的理想下乡——被告密者陷害——与恋人分手，这一下乡生活的三部曲，全部发生在了《北极光》的理想对象曾储身上。在小说最后，芩芩眼中“那炫目迷人的光泽消失了”，北极光甚至被一个男性完全代表。是身世的共鸣还是共同方向感的无力，现实中“芩芩”的“文学”之路在最后也将归于落寞： “我从1979年开始，小说《夏》、《爱的权利》在社会上比较轰动连续得奖，那时候我总是觉得很孤独，很寂寞，很累，一点快乐都没有。当时我一个人在东北生活，没有幸福感，只是觉得自己的劳动得到了一种公众的认可而已。”(20) “孤独、寂寞”构成了小说内外的情感基调。作家的个人经验无疑是小说创作的最直接源泉，对一个女知青的文学史的个案分析意在将文学从新时期种种“神话”中还原为个人与历史的现实层境。按照米勒的说法：“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21)作家反复提醒读者注意在小说结构上“北极光”的重复，她的爱情呼吁的失效，无疑都在本质上复现了“杨兰娣——陆芩芩——林道静——张抗抗”这一复合链条的“寂寞”。 “跨界”作家的历史清理 1975年，初入文坛的女知青张抗抗被邀请到上海修改自己的长篇小说，她被告知一定要塑造出知青扎根农村的高大形象。按照当时标准生成的小说处理方式，在如今的作家眼中显然失去了光辉：“小说在本质上是不真实的。它仅仅凭着年轻人的一种善良的愿望，去呼吁人们分清真理和谬误的界线——实际上，就连作者本人也未能分清。”(22)我们再看，张抗抗在新时期是这样开始创作的：“从1976年，到1978年，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我不能写，不知道写什么，怎么写了。这三年中，社会生活开始变化，一下子涌出来那么多新问题，每一天都在刺激我的神经，所以我不愿意写作，我要好好地想想这些问题：到底人该怎样生活?这个社会制度出了什么毛病?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对不对?”(23)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一下子懵了，也许是一种最为贴切和真实的感受。张抗抗的写作面临“转型”的艰难，当年离开浙江农村，毅然要到北大荒当拖拉机手的热情，在此时也成为悖论的存在。离开家乡杭州的时候，满脑子灌满了“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家，要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到工农群众中去”，到达北大荒后，知青的生活曾使她“陷入深深的失望和迷惘”。(24)年轻成名的张抗抗此时背负了巨大的压力：“我想，我一定要把问题想通了再写。我整天回忆自己走过的路。突然有一种觉醒，用了三天的时间写了《爱的权利》。”(25)正如小说的名字那样，一鼓作气地疾呼，再次造就了崭新“成名作”。最后，知青作家初涉新时期的文坛，将过去作为“虚假”的写作资源而抛弃，而蒙昧的爱情资源被当作“重放的鲜花”歌颂，这是广大知青的登场站位，“爱的权利”无疑具有象征意味。张抗抗的思想历程在知青一代作家中具有代表性。那么，《分界线》与《北极光》之间是否真实存在不可逾越的“断裂”呢?上文对《分界线》和《北极光》两篇小说的对读说明文本均是对知青“爱的权利”切实的书写，这点在张抗抗的人生经历中再次加以佐证。程光炜曾指出，“仅凭知青问题——人生问题这一在张抗抗小说创作一以贯之的线索，并对之加以提炼，就可以用来观察很多同时期的同类作家的创作，发现有意思的问题”。(26) 张抗抗在“跨界”的体验过程中也许并不是一位成功“转型”的作家。当具有私密性质的个人情感再度跃然纸上，没有人可以否认这的确是知青一代摆脱强大的下乡集体意识，而走向个性征程的现代性体验时代。于是，被过往的集体主义奉献青春所遮蔽的情爱，如一封封堆积抽屉“一角”的信件，被抛出个人的珍藏(王安忆《广阔天地的一角》、靳凡《公开的情书》)。一个个知青的爱情悲剧形象无不令人唏嘘：有被损害者的人性丧失和自我毁灭(竹林《生活的路》)；自觉远离纯情而难以追回的忏悔(张承志《黑骏马》)；直至于直击蒙蔽的性爱，而至“乱伦”的苦痛(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张抗抗启用的《青春之歌》式成长模式继续知青的爱情抉择，似乎就比较平淡而落伍了。刘小枫的一段反思让我们可以思考这一代“跨界”作家的心境与情境：“更为悲惨的是，从这些无可挽回的荒坟中发出怯怯的呼唤，已不能激发人们停下来悲哀地沉思，历史竟然要求我们忘却。似乎，历史的要求无论多么蛮横无理，也是客观必然，是人就得屈从于它的绝对权威。”(27)那么“历史的权威”到底是如何建立的，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我们仍然可以管中窥豹，从《分界线》到《北极光》的叙事隐秘也许昭示了一种历史的清理。1980年代文学的起源，并不如文学史教材描述的那样，可以简单归结为地下写作或者是白洋淀诗歌，对张抗抗这一代作家的“文学史”研究也许才刚刚起步。程光炜敏锐地发现：“1976年并不是‘新时期’文学真正的发源地，它思想和文学的温床大概可以界定在1970年前后。更确切地说，应该说是萌发于1960年代的青年政治运动，经历了1970年代的过渡期之后，才在1980年代结出了文学的果实。”(28)历史的变革总要通过个人而起到作用，作家作品是文学史的基本构成要素，以上对张抗抗的个案研究正印证了程光炜的发现。1970年代的确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为此“跨界”作家的文学史“分界”和“起源”意义也就彰显了出来。 注释： ①阎连科：《我的那年代》，收入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01页。 ②(17)(20)张抗抗：《你是先锋吗：女性身体写作及其他——张抗抗访谈录》，文汇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第57页；第100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张抗抗：《分界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扉页；第128页；第83页；第45页；第249页；第101页；第371页；第135页；第129页；第130页。 (13)王安忆：《王安忆回忆知青岁月：青春的丰饶和贫瘠》，《东方早报》2014年3月24日。 (14)张抗抗：《北极光》，《收获》1982年第3期。 (15)王东、刘芳坤：《悬浮的历史与重塑的女性——重读〈北极光〉中的女性历史叙事》，《作家》2011年第9期。 (16)(22)(24)张抗抗：《谁敢问问自己：我的人生笔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86页；第186页；第168页。 (18)(19)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第319页；第320页。 (21)[美]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王宏图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23)(25)张抗抗、梁丽芳：《紧扣时代的脉搏》，《你是先锋吗：女性身体写作及其他——张抗抗访谈录》，文汇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 (26)(28)程光炜：《“八十年代”文学的边界问题》，《文艺研究》2012年第2期。 (27)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