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嘉赋[1]2001年在《中国当前高储蓄现象的制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96年我国成功地实现经济“软着陆”以后，为了进一步刺激中国经济潜力的发挥，国家连续七次降低原本的高利率，但结果却不尽人意，中国出现了利率下调与储蓄高增长并存的现象，进而使得经济趋向萧条。中国经济为何出现这种有悖传统储蓄理论的现象，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与我国现存的一些制度性痼疾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正是由于我国现存的一些制度性痼疾，引起消费萎缩和投资萎缩，从而导致储蓄难以转化为消费和投资，最终导致降息的同时，储蓄仍踞高不下的结局。本文以此为思想红线，通过对引起消费萎缩和投资萎缩的制度性因素进行逐一分析，旨在提出：要分流目前过高的储蓄，刺激消费和投资，必须进行制度性变革，包括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从而给非国有企业以更大的发展空间；投资金融体制的改革——改变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格局；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赋予农民更大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农民的收入，挖掘广大的农村市场。 文章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中国高储蓄现象的形成过程，论述高储蓄现象在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发生及发展；第二部分，高储蓄现象的制度性分析，剖析储蓄难以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的制度性原因；第叁部分，储蓄向消费和投资转化的思路，提出分流高储蓄的基本思路，即进行适当的制度性变革。 正如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样，经济问题，往往不仅仅与经济因素相关，还与制度、社会等非经济因素密切相关，只是这种种因素的较为集中的体现而已，本文所论及的这几点，只是根据当前论坛关于高储蓄现象研讨的实际情况，采取“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议人所摒，摒人所知”的原则，主要从制度性因素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敬请同行们指数。
王博[2]2010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总体特征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总体上呈现出了“四高一低”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为高增长、高储蓄、低消费、高投资以及近期出现的高外汇储备。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失衡的加剧,特别是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危机的挑战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被迫做出了必要的调整,作为日益融入全球经济成为世界进程中的一部分的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然而改革年代中国宏观经济所呈现出的这些典型特征是否合宜?其成因何在?如果不合宜,其目前的不适程度又如何?我们又将如何选择未来调整的时机、路径和强度?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也是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所在。本文首先对改革年代中国宏观经济所呈现出的典型特征进行了梳理,对国外有关宏观经济总体特征的若干程式化事实进行了总结,并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储蓄率的决定、全球储蓄投资平衡以及外汇储备激增四个视角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评介,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宏观经济总体特征的一个基本判断。接着本文对改革年代中国宏观经济的总体特征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重点分析了“四高一低”的合宜性、成因、影响和调整问题。关于“四高一低”合宜性的考察,主要是基于经济体制转型分析视角对中国经济总体特征所进行的理论分析。包括对中国社会最优的投资率、消费率、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率以及社会最优储蓄率的测算；基于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出口依赖度的测算；基于金融稳定框架对中国社会最优储备水平的分析。关于中国经济总体特征“四高一低”成因的分析,重点关注居民、企业和政府分部门的储蓄行为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份额的变化对国民储蓄和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的影响。从开放视角对实际汇率到资本积累再到高储蓄率以及高经济增长机制进行的探讨。通过发展一个包含金融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阐释了以银行部门效率改进为代表的金融发展是如何通过增加资本支出,加速资本形成和投资的,并从金融深化、资本积累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角度考察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的影响并分析了导致中国形成高投资的原因。对东亚地区的储备激增原因,则基于竞争性储备理论进行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理论解释并提供了相关的跨国经验证据。关于中国目前宏观经济总体特征现状和影响的分析,则主要运用开放宏观经济内外平衡理论和政策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在开放背景下将对我国储蓄投资失衡分析从静态拓展至动态分析,考察了改革年代中国经济内外平衡状况的运行轨迹,分析经济运行方向的变化与经济政策的联系。主要包括从省际视角对Feldstein和Horioka假说在中国省际间适用性的验证和基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运用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中国经济的出口导向型特征所进行的重新探讨。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再平衡和内外调整的分析,主要包括对短期的估值效应的金融调整渠道、中期的人民币汇率调整渠道和长期的贸易渠道的探讨,并基于DFG(2005)和Ball (2009)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实现中国经济再平衡的适用分析框架。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实现中国经济的动态良性调整,已顺利完成储蓄到投资的有效转化的路径,并提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陈凯[3]2015年在《基于习惯形成和地位寻求的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文中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投资和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中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无论是从边际消费倾向还是平均消费倾向数据来看，居民消费越发低迷，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特别在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央政府已清晰的意识到过度依赖投资、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率，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环，只有真正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切实拉动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可能破题。目前，关于中国居民“高储蓄”的成因，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详细探讨，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居民消费行为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1978年开始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国际上并无可以借鉴的先例。随着改革的推进与深入，中国居民消费行为也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其他经济体的典型特征。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并未全面考虑到经济快速增长及经济转型期中国居民的众多典型消费特征，如经济快速增长下消费的惯性与刚性，新的社会分层下为追求社会地位而进行地位攀比，经济体制变革下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带来的收入与支出的双重不确定性，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的流动性约束，经济转轨期消费者非终身效用最大化，家庭消费决策的动态跨期优化过程等，而是仅抓住上述某一个或某几个特点展开分析，得出的结论难免有失偏颇，全面性不够。因此，本文对当前中国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全面分析，详细分析了中国居民消费行为众多重要典型特征，并以此为契机构建了符合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现代消费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从习惯形成以及地位寻求视角探讨了长期以来造成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行、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并对当前中国居民“高攀比”与“高储蓄”并存的现象进行了合理解释。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及方法、研究内容以及本文的可能创新点。第二章在简要介绍消费理论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主要对国外习惯形成理论及地位寻求理论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并简要回顾了国内学者研究中国居民“高储蓄”现象的相关文献，通过对现有研究的评述，寻找不足之处，为接下来的研究奠定基础。第叁章到第五章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第叁章在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期及经济转型期居民消费行为典型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能够将这些典型特征全部包括其中的居民消费理论模型。理论模型表明，家庭的每期消费支出是其家庭财富、可支配收入、上一期的消费水平、地位性支出以及收入和支出方差的函数，家庭财富越多、可支配收入越大、上一期的消费水平越高，本期的消费支出就越多，但家庭设定的地位性支出和所面临的收入和支出双重不确定性越大，家庭便会降低当期消费水平，消费行为将变得谨慎。我们发现：①由于消费惯性的存在，前期消费的影响越大，也即习惯形成参数越大，家庭可支配收入的边际倾向就越小，这是由于习惯形成的存在促使消费者为了保持消费的长期稳定增长，迫使其降低当期消费水平并将可支配收入中的更大比例用于储蓄，因此习惯形成影响下的家庭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表明习惯形成能够合理解释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现象。②习惯形成的存在降低了收入及支出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消费的惯性越强，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也就越小，并且习惯形成的存在还降低了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这表明习惯形成迫使消费者积累更多的财富以降低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③虽然追求社会地位的动机会驱使消费者倾向将资源分配给具有外部“显示性”的地位性商品，但是为了能够获得这类地位性商品的消费能力，消费者会未雨绸缪提前储蓄，从而对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这就使得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现象。我们还发现，习惯形成降低了地位性支出对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表明理性消费者并不会为了追求社会地位不顾日常消费而一味增加对地位性商品的支出，而是在保持日常消费逐年稳步增长的前提下，考虑最大限度的将资源用于地位性支出方面。可以说，习惯形成和地位寻求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现象，而本章使用宏观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习惯形成与地位寻求均对城镇居民当期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第四章使用微观数据从地位寻求角度实证分析了中国居民“高攀比”与“高储蓄”并存的现象。本文认为，当今中国居民“高攀比”与“高储蓄”并存的现象，与人们追求社会地位的动机密切相关，这一动机会促使人们增加具有“显示性”特点的地位性支出以维持或提升现有社会地位，这种地位性支出越大，就越会对人们的总体消费起到抑制作用，进而促使人们增加储蓄以获得进行地位攀比的能力，直白一些说，人们进行储蓄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相互之间的攀比，可以将人们之间的这种消费攀比看作是地位攀比，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合理解释了现阶段中国居民消费“高攀比”与“高储蓄”并存的现象。本章的实证分析结果也支持了我们的分析，通过使用CGSS（2010年）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无论对于城镇居民家庭还是农村居民家庭，地位性支出均挤出了家庭总消费支出，且农村居民受到的影响要更大；而对于按照收入分组后的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来说，低收入家庭受地位性支出的影响要更大。第五章对习惯形成与地位寻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本文发现，习惯形成与地位寻求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方式不同，习惯形成探讨的是过去消费对现期消费的影响，而地位寻求探讨的是未来消费对当期消费的影响，二者都会使得消费者变得谨慎，从而增加储蓄，抑制消费。分析出二者之间联系与区别，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的解释当前中国居民消费低迷的原因。为此，本文分别构建了地位寻求和习惯形成的消费理论模型，并对比两个模型中消费的欧拉方程，发现它们都使得消费者的效用不是完全来源于当期消费量的大小，而是“净消费量”。只是前者的净消费量为总消费支出扣除地位性支出的部分，后者是总消费支出扣除习惯存量的部分。地位性支出和习惯存量分别是前期净财富的加权总和与前期消费的加权总和，都受前期消费量的影响，因而均可破坏函数的时间可加性。这样本期消费量的增加会使得下一期需要扣除的部分增多，即对后期效用产生负影响，因而理性消费者在进行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不仅关注当期消费水平的即时效用大小，还关心其对未来效用的影响，两个模型均可使得消费者行为具有“瞻前顾后”的特征。另外，我们发现两个模型中“净消费”的欧拉方程均与经典消费模型一致，并且二者均可以在效用函数不变的情况下，得到一个较低的消费跨期替代弹性，从而可以用于解释消费的过度敏感和过度平滑现象。第六章是本文的政策建议。结合前面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从完善消费金融市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以及建立房地产长效防控机制等方面提出一些合理的政策建议。
吴敏[4]2006年在《论法律视角下的银行破产》文中研究表明银行业在创造信用支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也为自身积聚了大量的风险。银行的支付风险，其根源在于银行的负债具有充分的流动性，而银行的资产缺乏流动性，一旦银行的流动性资产不能支持流动性负债支付需求或不能筹集到足够的额外资金支付到期债务，银行就会出现支付危机，银行经营就会面临倒闭的风险。而且，由于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具有传染效应，当某一银行退出市场时，存款人由于担心其他银行重蹈覆辙，便会去挤提存款，对其他银行产生逆向影响。还会引起其他银行削减贷款数量，甚至造成社会支付体系的混乱，进而影响整个社会产出减少和经济衰退。事实上，银行风险当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银行风险也就变成了银行危机，银行的倒闭与银行的破产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是立足在这样一个基点：银行改革不仅仅是建立一个康复机制以促进银行的发展，根本的目标应是建立适应市场发展的优胜劣汰的机制；尽管我国已有了处置危机银行的制度，如接管、行政关闭、政府注资等，但是由于倚重行政手段，使国家在处置危机银行中承担了巨额的成本，实践证明，没有完善、配套的银行破产法律制度是无法满足危机银行的处置需求；有人认为，中国银行业已出现危机，但绝没有到了需要破产的地步，这本身是一种颠倒因果的主观臆断，在我国数量巨大的银行机构中，除了国有控股的大银行外，大量的中小银行的危机有的已到了破产的境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决不能从还没有银行的破产实践中得出我国目前还没有破产的银行的结论，这对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是极其有害的。 当前，工、农、中、建行四大国有银行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金字招牌；同时，我国没有一家银行破产的实践成为认为银行不破产的逆向心理支撑；更重要的是特别是在我国如此高储蓄率、银行与家家户户利益相联，政府的对银行的隐性担保强化了人们对银行的心理预期，对于老百姓来说对无论是银行会不会破产还是能不能破产的问题等这样沉重的问题都有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总之，在国人的心目中银行破产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事。事实上，银行乃一般公司企业，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的生态规律，银行没有不适用的理由。而且系统银行整体的平静从来不能掩饰个体银行的危机与问题，有的还是很严重的问题。在当前我国有叁万多家法人型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健康状况的迥异，以破产为退出手段的机制的选择
苏阳[5]2014年在《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是其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经营条件在收支结构方面的综合反映，也是决定其盈利能力、价值创造能力及市场竞争力的前提；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体现出组织内部资本积累的成效和水平，较好的盈利能力，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保障银行资产安全，降低流动性风险，进而维持信用体系稳定。实际上，受制于政策、市场、客户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影响，我国银行业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目前该方面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层面。因此，运用定量的方法研究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盈利模式转型升级的角度探索增强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银行业盈利模式为“以利差为主要利润来源、以信贷规模扩张为主要业务形式、以分业监管为主要监管模式”。银行业的市场化竞争机制尚未建立，但随着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将“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以及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不仅意味着银行业市场化机制建设提速，我国商业银行的高利差时代也将终结。同时，以余额宝、活期通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也将加快推进金融脱媒化进程，促使商业银行重新审视自身的金融创新能力、调整业务发展战略。此外，我们看到，自2010年12月国际清算银行的巴塞尔金融监管委员会发布第叁版巴塞尔协议（以下简称巴塞尔协议III）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面临更为严苛的资本监管约束①，亟需调整战略，应对全新监管要求。金融环境的变化启示我们，我国商业银行当前信贷业务主导的盈利模式必须转型。长期以来，宏观层面受到高储蓄和高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影响；中观层面受到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市场结构制约；政策层面受到利率管制及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限制，导致我国商业银行当前的盈利模式存在“两个主体”的现状：一是利差收入占主营业务的主体，二是批发业务占利差收入的主体。与此同时，中间业务发展滞后，呈现叁方面特点：第一，中间业务品种较少、附加值低、创新力不足；第二，重规模、轻效益、缺乏统一规范，中间业务创收能力低；第叁，业务电子化、网络化程度低，服务手段科技化水平有待提升。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现盈利模式的转型。本文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问题的理论框架，构建了用于综合评价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指标体系。然后针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现状进行分析，从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特点、成因、转型的障碍及驱动因素等维度展开研究。之后，以美国、德国、瑞士和香港的商业银行盈利模式为研究对象，对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与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总结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我国的启示。然后，本文以我国15家上市商业银行（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代表）2005年-2012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利用Stata11.0作为分析工具，运用面板模型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及因子分析等方法开展了商业银行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的相关性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整体上来看，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和盈利能力间存在较为显着的相关性，以“非利息收入占比”作为衡量标准的多元化盈利模式与商业银行综合盈利能力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从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来看，比起国有四大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对综合盈利能力的正向拉动作用更大，因而今后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在业务战略调整上可向非利息收入业务倾斜；第叁，与传统存贷业务相比，开展中间业务为代表的非利息业务对营业利润的提升更为有效，且这种趋势在加剧，这也为我们倡导的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由传统信贷业务主导向信贷业务与中间业务协调发展的多元化业务模式转型提供了数据支撑。第四，我们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商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税前人均利润、总资产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贷存比、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成本收入比九个方面的指标进行了提取及合成，该合成指标可以测查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资金流动性管理、未来成长能力、资产质量管理、股本扩张能力、成本管理水平、资本获利水平等若干方面的能力，通过运用此指标体系对15家样本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进行的排名，可以发现国有商业银行落后于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此指标体系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跟踪监测自身的综合盈利能力，从而及时调整业务重点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但在转型过程中，应当重点把握“一个目标，四个维度”。一个目标即：盈利模式由传统信贷增长的粗放型高风险模式向利差模式与中间业务均衡发展的多元化集约型盈利模式转型。而四个维度即：以维持当前净利息水平为基础，以拓展非利息收入为着力点，以增强创新研发水平为驱动，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为保障。以期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未来战略发展和盈利模式转型提供一定的角度和思路。
宋琪[6]2016年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少儿人口抚养比快速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缓慢上升,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引起的经济效应问题已引起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人口年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可以加深对增长、消费、储蓄等经济现象的认识,也能为应对已经到来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对策和建议。为此,本文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为主线对此课题进行研究,首先,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阐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然后,具体分析其对劳动力供给、消费、储蓄和养老保险等经济发展中间环节的影响。从现有成果来看,已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正、负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红利阶段或老龄化阶段,其中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促进经济增长、产生人口红利已得到学者们的共识,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存在争议,已有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还缺少全面性,也不够系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时变的、动态的,随时间推移,人口年龄结构从高少儿人口比例、高劳动人口比例再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存在不同的影响模式。此外,由于缺乏严密的数理论证和分析框架,使得学术界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储蓄是否存在显着影响、存在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等问题至今未达成共识,很多研究忽视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影响的复杂性和阶段性,直接使用静态分析方法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很大差异。明确不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阶段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探讨被抚养人口比例增加是否会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摸清人口生育政策和延迟退休政策调整对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潜在影响,分析少儿、老年人口抚养比变化对居民消费、储蓄的作用,预测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冲击,判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存在正向还是负向的经济效应,这些问题的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全文共分为叁个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包含第1、2、3章,为论文的研究基础,主要包括绪论、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基础。其中,第1、2章主要介绍文章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阐述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并从研究方法和主要结论上对国内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问题做出详尽梳理,指出已有不足及本文的研究方向。第3章着重介绍本文研究所依据的人口转变理论、生命周期理论、抚养负担假说和连续世代交迭模型等相关理论。第二部分包含第4、5、6、7、8章,为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劳动力供给效应、消费和储蓄效应及社会养老保险效应。其中,第四章先建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框架,并做出比较静态分析,再判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第五章主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未来人口规模和劳动力供给的潜在影响,预测在基准、中、高叁种方案及不同劳动参与率下未来劳动力供给趋势。第六、七章扩展连续世代交迭模型,分别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储蓄的非线性关系,论证不同抚养负担阶段人口因素对居民消费、储蓄的正、负影响效应及各自的拐点。第八章主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第叁部分为第9章,总结全文的主要结论,并给出政策建议。在研究过程中,论文注重微观与宏观、定性与定量、静态与动态、结构和总量相结合的方法,得出的主要结论为：一、构建人口年龄结构与资本投入和经济增长的数理模型后,本文从理论上发现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能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效率,强化物质、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抚养负担减轻已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理论模型基础上,本文实证发现：抚养负担减轻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25.7%；老年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存在先正后负的影响趋势；在物质、人力资本投入增加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中,少儿人口抚养比的作用弱于老年人口抚养比。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虽然在近几十年持续增加,但从2011年开始,这个数值出现下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2015年达到最大,随后,无论生育率采用高、中、基准何种方案,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都将下降。但如果中国人口生育变动按高生育方案进行,则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会在2060年出现反弹,高生育率方案下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呈现U型结构。与固定劳动参与率相比,可变劳动参与率下的未来劳动力供给存在以下趋势：青年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速度快、老年和总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速度慢；延长教育年限对劳动供给数量的减少效应弱于延迟退休对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加效应；在基准、中、高叁种方案下,延迟退休年龄对老年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加效应弱于提高生育率对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加效应,虽然延迟退休可以使总劳动供给规模得到暂时扩大,但无论何种方案,这些政策均不能改变总劳动力供给下降的事实。叁、论文引入跨代际向上和向下的财富流动函数扩展连续世代交迭模型,从微观和宏观视角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内生消费、储蓄的影响进行了数理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少儿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存在倒U型的动态关系；老年人口抚养比和总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存在U型的动态关系。少儿人口抚养比与居民储蓄率呈U型的动态关系；老年人口抚养比和总人口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存在倒U型动态关系。与少儿人口抚养比相比,老年抚养比才是影响居民消费、储蓄行为更重要的人口因素。这意味着随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是我国居民消费低迷、储蓄高涨的重要原因。四、鉴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老年人口上,论文构建人口老龄化水平与个人养老保险收入的理论模型,并得出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结论。建立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后,论文发现：老年人口抚养比和政府财政支持水平与养老保险支出呈正相关关系；居民受教育程度、经济增长因素和城镇化水平与社会养老保险支出负相关。放开生育限制、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增加政府投入、提高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加快经济增长速度,都能弱化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有利于减轻社会抚养负担。从总体来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具有双向性和阶段性,现阶段中国已充分获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正效应,实现了“人口红利”,但从未来趋势上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少儿人口抚养比继续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对经济增长、劳动力供给和社会养老保险均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当前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正逐渐消失,消极效应悄然显现。因此,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刻不容缓。
宋丹[7]2005年在《我国居民存款“超储蓄”现象协整分析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居民存款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高储蓄率支持了高水平的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率，而资本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当一个国家有大量储蓄时，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和潜在产出水平都将快速增长。然而如果居民存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就会阻碍经济发展。 我国目前的居民存款出现了“超储蓄”现象。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报显示：截至2005年2月，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达12.78万亿元之多，同比增长15.5％。另外，我国的储蓄率(扣除物价影响)多年来保持在35％以上，居世界之首，并且储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居民存款过多，必然导致消费需求的相应减少、扰乱经济秩序、阻碍经济健康发展。鉴于我国“超储蓄”现状及其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寻找一条行之有效的降低储蓄的途径是当务之急。这里主要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结合储蓄相关理论和以往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居民存款的“超储蓄”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找出问题并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 首先，阐述了我国的“超储蓄”状况及其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危害，分析“超储蓄”的特征及根源。 其次，对居民存款和居民收入(扣除物价影响)进行了协整性分析，确定储蓄的误差修正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储蓄与收入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该模型优于以往的模型的主要方面是它既能反应短期的效应(即储蓄对当期居民收入的弹性高达0.8)，又能反映长期的相关关系，即居民收入的滞后变量(前两期收入)均对储蓄有影响。 再次，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重要结论：我国居民现有的收入分配结构极为不合理，有待改进；说明“超储蓄”现象存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由于长期储蓄习惯的形成，储蓄增量不仅来自于居民增收，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居民的“超储蓄”，意味着平均消费倾向的长期下降和民间投资意愿无法满足。 最后，针对我国的实际国情，结合运用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对如何改善我
唐兵[8]2010年在《建国以来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消费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需求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基本上处于以短缺经济和数量扩张为基本特征的发展阶段,居民消费从总体上讲属于供给约束型。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整个国民经济在支撑其发展的叁个轮子——投资、消费和外贸的拉动下逐渐呈现有序、平稳的发展态势。然而,进入“九五”以来,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不足开始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1998年我国提出了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方略。之后,国家连续几年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手段对于有效地抑制经济的下滑趋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效果并不理想,居民消费率持续下滑成为制约目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强调,研究经济现象关键在于捕捉那只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看不见的手”。消费是个人或组织的一种行为活动,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具有社会性和外部性。从消费者主体意识看,消费者行为存在理性、有限理性和非理性之分；从消费与国民经济的内在联系看,消费者行为对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生活质量等都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中国消费问题研究应以中国消费者行为作为逻辑起点。本文认为,20世纪后50年的中国,不仅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最后的20年余间,又开启了一场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在波澜壮阔的经济制度变迁中,中国消费者行为必然会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巨大的变化。立足于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镶嵌于中国市场化的制度变迁这一基本事实,本文通过回顾建国以来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变迁历程及阶段性特征,描述了建国以来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状况,并基于制度、结构、心理建立起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深入探讨了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的决策机制、动力机制和选择机制,为进行政策研究奠定基础。全文分为九章：(1)第一章：导论。着重说明论文的选题背景、目的与意义和研究内容。(2)第二章：对国内外消费者行为相关理论进行综述。通过对国内学者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现状的分析,指出西方传统消费者行为理论解释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局限性,旨在为建立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理论分析框架做好铺垫。(3)第叁章：系统地总结中国消费者行为特征与变迁状况。指出建国以来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的特殊状况,即变迁的影响因素由单因素向多因素转变；变迁的速度幅度由慢浅到快深；变迁内驱力由强转弱；变迁周期呈现长一短一长波动特征。(4)第四章：基于制度、结构、心理的视角,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机制。指出消费者行为有内因决定论,外因决定论,内、外因决定论叁种决策方式,不同的人性假设前提下消费者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决策特征；消费者需要具有动态演化特征,它是消费者行为变迁的内部动力。此外,经济结构演进是消费者行为变迁的外部动力。外部动力机制包括经济周期与居民消费支出变迁的互动机制、产业结构演进与消费结构变迁的联动机制、和投资结构演进与消费结构变迁的牵制机制；制度及制度变迁是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的根本原因。制度推动消费者行为变迁的实现途径有叁种选择模式,即自然演化模式、政府强制模式、制度适应模式。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经历了政府强制模式、制度适应模式等两种模式。(5)第五章：主要是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作出制度上的解释。指出,尽管有文化变迁引发消费观念变革的线索、有“生产决定消费”的逻辑下引致的人们生活方式变革的线索,另外还有消费需求自身的变化等因素,但体制改革引发的一系列制度变迁是导致中国消费者行为发生特殊变迁的根本性原因。(6)第六章：主要从心理学和制度经济学角度,着重研究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的内在心理机制和非正式制度约束。指出,非正式制度诸如盲从心理、过度节俭心理、悲观预期心理、逆反心理以及信任危机在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的不同阶段都有所表现。这些因素对消费者行为变迁都起到消极阻碍作用,是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疲软”的原因之一。(7)第七章：主要从结构方面,展开论述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外部动力机制,着重对经济周期波动、投资波动、产业结构演进与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第一,建国以来至2005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周期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并不呈现规律性。就波动形态而言,消费波动发生频率略高于经济周期波动,就波动强度而言,在改革之前,消费周期的波动剧烈程度弱于经济周期波动,改革后,消费波动的剧烈程度强于经济周期的波动；第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居民消费增长的总体变化趋势是相反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波动总体上超前于居民消费增长率波动,并且波动幅度大于消费周期波动。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投资增长率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基本上以消费周期推动；第叁,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消费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调整几乎不存在引导作用。到8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需求导向型工业化战略后,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诱导效应增强。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不断高涨的消费需求和投资结构的失衡,使中国消费品供需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导致消费者消费结构升级受阻。(8)第八章：主要运用制度、结构、心理等理论对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在消费者行为现状分析基础上,预测消费者行为变迁的六大趋势。这六大趋势体现了四个显着特征,即消费观念转向享受生活、消费心态成熟稳定、消费内容崇尚个性品位、消费方式追求便捷舒适。(9)第九章：全文的结论和观点,并结合现阶段中国消费者行为特征和宏观经济运行形势,从增强消费者信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消费者与政府的信任关系、倡导新的消费理念四个方面提出引导消费者走出“低消费陷阱”的政策建议。本文内容与分析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1.从微观机理研究宏观问题,并以制度、结构、心理的视角构建起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2.描述了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状况。3.从人性、外部环境和经济形态的演进逻辑,分析了消费者需要的动态演化机理。4.概括了建国以来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的两种选择模式,即政府强制模式和制度适应模式。5.论证了制度变迁通过“防御心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作用机制,指出了阻碍消费者行为变迁的非正式制度因素。6.提出了引导消费者走出“低消费陷阱”的政策建议。主要不足之处有：1.在本文的数据采集方面,某些数据的准确度有待进一步检验。2.缺乏对正式制度变迁以及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消费者行为变迁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3.对于消费者行为变迁表现出的差异性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少中外消费者行为决策的比较研究。4.对策措施深度不够,有待进一步深化。
周建再[9]2014年在《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全面推进的世纪。在工业化、城镇化和老龄化的多重冲击下,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多样化是必然的趋势。当前,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农民的社会养老金水平低仍很低,商业保险尚未真正开始参与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但这种现象必应改观。基于完善中国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考虑,应在政府主导推动和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参与下,通过政策推动和经济激励等方式提高商业保险对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参与水平,以促进城乡的公平发展及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效率提升。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政策论点。现代商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市场属性保证了它可以在农村养老领域充分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商业保险参与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可以有效打破政府包揽一切养老负担的制度惯式,充分发挥市场在农村养老保险体系中的作用,提高养老保险系统的运行效率。围绕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这一问题,论文沿着“为什么要参与、参与什么”、“参与的机遇是什么、困境是什么”、“政府如何推动、商业保险如何参与”的逻辑顺序展开,研究了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中国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背景、困境和方式。具体包括叁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第二,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现状、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机遇与困境;第叁,提升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中国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水平的长期、中期和短期对策。关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农村养老体系建设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论文基于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方面,从公平与效率角度分析了政府、市场、个人在农村养老系统中的关系,详细探讨了在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制度中,农民相对于城镇居民长期处于养老保障待遇的不公平地位,未得到有效的养老保障待遇。出于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考虑,城镇经济应对农村养老体系进行反哺；通过精算方法,得出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保制度)的参保人的未来实际待遇水平偏低的结论；基于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现状,分析了城乡居保制度个人账户基金的精算不平衡性和不可持续性。通过上述分析,论文认为商业养老保险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充作用不可替代。另一方面,分析了商业保险参与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历史与现状、商业养老险在农村发展的环境,得出结论：政府的推动是保证商业养老保险在农村发展的直接推动力,且在存进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方面,政府公权力的作用必不可少。政府的推动包括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完善、对保险公司各种优惠制度的建立等,还包括对农民的保费补贴、保险意识培养等方面。论文基于优化理论,分析了政府保费补贴(包括对商业养老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对理性投保人终身效用提高方面的作用,以及对人们参保决策的影响；分别基于农村一部门和城乡二部门经济系统的假设,研究了政府补贴对社会稳态产出和社会公平的影响：政府补贴将减少社会储蓄,进而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但可以有效促进社会的公平。该部分内容的分析表明,商业保险参与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提高效率,政府实行激励性措施可以促进理性个人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第叁方面,分析了商业养老保险相对于社会养老保险的优势：在农村经济水平快速发展,农民购买力水平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可以满足人们差别化的养老需求,提高人们的养老保障水平；对农村商业养老保险进行补贴,可以在推动保险市场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提高社会公平性。第四方面,分析了商业养老保险对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参与方式：首先,保险企业应从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提高自身发展角度重视农村养老保险事业的重要意义,并在条件允可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参与的核心途径是提供合适的保险产品,为农民提供养老储蓄的替代工具,发挥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充作用；其次是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办服务,提高农村养老系统的综合效率；最后是参与养老保险基金的商业化运营,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效率。关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机遇与困境,论文从叁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中国农村保险市场供给不足,需求乏力。由于经营成本高、市场不成熟、缺少政策推动等原因,保险公司不太愿意介入农村保险市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农民保费负担水平低等原因,在缺乏政府有力推动的前提下,农民对商业养老保险需求乏力。其次,传统的养老文化和储蓄文化是商业保险参与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阻碍因素。中国人的家庭养老观念和养老文化根深蒂固,人们往往依靠子女或家人养老,或者通过自助方式养老。中国人具有很高的储蓄倾向,但对带有储蓄性质的商业养老保险缺乏信任,通常把钱存入银行或个人持有。最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对农村民生问题的重视将提供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农村养老制度建设的良好契机。为实际分析农村养老现状和农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论文对江苏苏南典型农村地区的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相对潜力进行了多因素综合评价,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村养老现状和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现状,并对需求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首先,基于县域视角,收集宏观数据,通过专家咨询,遵循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并考虑数据的可及性,建立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潜力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苏南农村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潜力进行了评价。其次,进行整群抽样,并根据抽样所得的样本数据,对苏南典型地区农村常住成年居民的人口社会学特征进行分析,对调查对象关于商业养老保险的态度、认同感、购买意愿和缴费能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苏南农民总体上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同度低、缴费能力不足。关于提升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中国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水平的对策,论文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研究了部分典型国家和地区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制度特征,对其可供借鉴的经验进行了总结。研究表明：一方面,多支柱共存并协同发展是系统性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的必由之路,单纯依靠政府提供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在人口结构不断趋向于倒金字塔结构时必然不可持续；第二方面,政府对提高商业制度参与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具有根本性作用。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下,在政府的优惠政策推动下,商业养老计划才能得到良好发展；第叁方面,政府应充分意识农民养老保障的需求特点,通过良好的制度设置和政策优惠来提高其养老保障水平；第四方面,政府应通过激励措施,鼓励富裕农民参加商业保险计划,以作为示范,从而引导和提高农民通过商业保险提高个人养老水平的意识。二是分析了推动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对策。一方面,从长期看,应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城乡五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在该体系中应适当强化和提升商业养老保险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从中期看,应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式推动商业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发展,并且,政府在商业养老保险的条款设置、费率厘定等各方面应发挥主导性作用。同时,可考虑将各种涉农补贴统一到商业化运营的养老保险统一账户,以提高人们的养老保险参与意识、提高养老保险的替代率水平。在该过程中,保险企业应当遵从保本微利的原则参与相关保险产品的经营。第叁方面,从短期看,政府应通过政策优惠措施推动商业保险参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保险企业应足够重视农村养老市场,针对农村市场的需求特点,加强产品创新,以满足农民多层次、多样化的保险需求。
郑纯雄[10]2008年在《中国最优储蓄率的决定及宏观经济效应》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上的中国储蓄率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关注。高储蓄率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充裕资金来源,是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源源不断的资金流保证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增强了银行的稳定性。与此同时,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化弊为利,使之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服务。论文运用现代经济分析工具,尝试通过建立一个新的最优储蓄率分析框架来解释其决定机理,然后,从数量上深入考察最优储蓄率的决定机制,构建最优储蓄率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求得我国最优储蓄率,进而从储蓄主体这一新的视角考察其对消费、投资及金融等宏观经济效应,最后,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化解机制,抑制经济风险与危机的发生。在导论部分,论文首先对国内外最优储蓄率研究的文献作了一个系统的梳理,评析了以往理论的贡献与不足,针对中国储蓄率新的实践,迫切需要作出理论解释以指导实践,但已有理论不能满足迫切的理论需求。论文的第一章,尝试利用一个新的框架来解释最优储蓄率的决定机制。首先对最优储蓄率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通过对储蓄模型演变的描述,引入其经济性影响因素,接着分析了最优储蓄率决定的制度性因素,最后,通过在考察按储蓄率高低分类的世界叁类典型国家储蓄率的决定因素的基础上,比较研究其决定因素。在论文第二章,进一步从量的角度,考察了最优储蓄率的决定机制。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别基于索罗模型、拉姆齐模型、迭代模型及凸性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构建最优储蓄率的量化决定模型,并从叁个不同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最优储蓄率,发现我国当前储蓄率,有偏离最优储蓄率的趋势。论文的第叁、四、五章,从投资、消费和金融叁个层面考察最优储蓄率的宏观经济效应。第叁章和第四章,首先分别考察了储蓄与投资、消费的关系,着重从储蓄内部居民、企业和政府叁主体这一新的视角深入分析。然后,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分析其对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效应,接着结合我国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及低消费率现象进一步分析其经济效应。最后,进行国际视角的比较分析。论文的第五章,重点审视了其对金融的经济效应:主要从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两方面考察,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角度,即从储蓄内部各主体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储蓄率,发现储蓄率高的影响有利有弊,我们要早作准备,密切关注其对我国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造成的风险。论文的第六章,通过对储蓄内部居民、企业和政府叁个主体的决定因素的未来演变趋势的考察,对我国最优储蓄率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论文第七章,在前面六章分析基础上,为促进中国储蓄率收敛于最优储蓄率。提出构建了一个分“叁步走”的收敛控制系统设想,以使储蓄率尽快回复到最优储蓄率的政策建议。第一步是健全收敛的支撑体系,接下来第二步是完善收敛的平台,最后第叁步是改善收敛的调节机制。本文中,作者主要进行了如下理论思考:1.构造了一个新模型,即中国最优储蓄率模型。2.进行了一次新实证分析,即搜集最新数据,运用基于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索罗-斯旺及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叁种最优储蓄率决定方法进行中国最优储蓄率的实证研究。3.提出了一个新思路,即促进储蓄率收敛于最优储蓄率的“叁步走”收收敛控制系统。4.提出了一个新视角,即从储蓄主体结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最优储蓄率,从而完成对消费、投资和金融等宏观经济效应分析。5.提出了两个新观点:(1)启动内需,扩大消费可考虑从降低储蓄着手。(2)保持最优储蓄率对当前金融健康稳定运行特别重要。
参考文献：
[1]. 中国当前高储蓄现象的制度分析[D]. 熊嘉赋.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总体特征研究[D]. 王博. 南开大学. 2010
[3]. 基于习惯形成和地位寻求的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D]. 陈凯. 山西财经大学. 2015
[4]. 论法律视角下的银行破产[D]. 吴敏. 西南政法大学. 2006
[5]. 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转型研究[D]. 苏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6].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D]. 宋琪. 辽宁大学. 2016
[7]. 我国居民存款“超储蓄”现象协整分析与实证研究[D]. 宋丹. 东北大学. 2005
[8]. 建国以来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研究[D]. 唐兵.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9]. 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研究[D]. 周建再. 武汉大学. 2014
[10]. 中国最优储蓄率的决定及宏观经济效应[D]. 郑纯雄. 中共中央党校.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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