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重建要寻求新的人文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精神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3月29日出版的《时代》周刊，选出了本世纪20 位最伟大的智者。入选者包括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物理学家，也包括给人类带来电视和万维网等新事物的发明家。至于哲学家，只有逻辑实证主义者维特根斯坦一人。《时代》周刊的倾向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注重实际与效益，注重知识理性或科学技术一类工具理性，至于人文科学及其价值理性，是不值得一顾的。即便是维特根斯坦的入选，也是因为他苦苦钻研数理逻辑，注重语言分析，而最终得出了“所有形而上学不过是废话”（注：《北京青年报》（北京）1999年3月23日，第12版。）的结论。
这个消息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人文科学究竟应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处什么地位？形而上学究竟还有没有用？精神大厦或道德重建，光靠浅薄的知识论哲学行不行？
（一）道德重建要超越浅薄的知识论哲学
我这里所说的浅薄的知识论哲学，就是指西方近现代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它是物的哲学，是物的知识或经验实在的哲学，是实证的哲学，逻辑分析哲学，或所谓的科学哲学。不管怎样称呼它，这种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物，是物的经验实在或客观实在，即使研究社会，研究人，研究人心，也是把它看成是物的存在，看成是生物有机体，看成是一个个血肉之躯，或一块块的血肉。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其研究方法，就是经验实证，就是数理统计分析。在这类哲学家看来，凡是不能经验实证的，凡是不能用数学表示或统计分析的，皆不存在，皆算不上科学知识，亦即算不上有用的知识。因此，这种哲学所追求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可操作的工具理性，又称为科学理性、技术理性或知识理性等。至于那些极为抽象、看不见、摸不清、无形实有是理的存在，那些不可逻辑、不可统计分析的情感合理性或价值合理性，如信仰、信念、道德情操与美好的精神境界等，则是被排除在这种知识论哲学之外的，因为它们都是不可经验实证的。这种知识论哲学不仅表现在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与逻辑分析中，更影响了一般哲学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伦理学、心理学等，成了这些学科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其声势浩大，不可一世，可以说是处于霸主地位。
现在物理学、数学等号称“精密”的科学，其知识，宏观上已可观测100亿光年以上的宇宙，微观上已深入到量子世界的结构， 而且科学技术知识给人类带来的电视、万维网等物质文明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其属浅薄的知识论哲学，或者说它的整个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对于人的心灵，对于人的几微内心世界，对于人类极深厚、极博大、极高明的精神现象及其活动，无法给予深刻的理解、领悟与说明。它在物质层面的研究上，在极物之精或极物之真上，是极富成就的，可以说在实验或实证研究上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但这种物质层面的研究不管怎样精确，怎样深入与广大，它较之人的心灵，较之人的几微的内心世界，或纯纯不已的精神世界，也是浅薄的、粗糙的、外在的。因此，它在开物方面虽然是极富成就的，然而就人的心灵来说，还是不能给予理论上真切的说明与解释的。虽然现在心理学也很流行，然而从19世纪冯特开创的实验心理学到现代华特生、斯金纳的行为心理学，都不过是把人看成是生物有机体，把人心看成一块血肉，观察、试验，看其刺激反应。至于人内心世界灵的存在，魂的存在，神的存在，则完全不见了。即使存在，它也是无法解释的。而且愈是彻底地把人心看成是一块血肉存在，这种灵的存在，魂的存在，神的存在等等，就越没法解释。
关键是在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或浅薄的知识论哲学影响下，各种现代科学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把人物化了，或者说是仅仅把人看成是物的存在，看成是物的客观实在，而没有把人看成是活泼、灵性、自由、充满生命精神的主体性存在。在这种浅薄的知识论哲学影响下，只要你不把人当成人看，当成灵性或精神的主体看，而只是把他当成物的存在，当成客体或物的客观实在来看待的时候，你事实就已经把人当成物一样去占有他、奴役他、统治他了。这就是浅薄知识论哲学对于人的统治，对于世界的统治。
这种哲学不仅把人作为研究对象给物化了，使之变成了没有灵性、神性的存在，而且由于它追求物的实在，追求工具理性，反对价值理性，其理论也把人类社会及整个世界给物化了，使之变成了没有精神，没有价值和意义的冷漠存在。人是物质，人的内心也是物质，是“黑箱”，是黑洞的宇宙。外部世界呢？也是一个黑洞洞的宇宙。正如罗素信奉的那样，人“只是原子的偶然组合的结果。没有哪一种热情，没有哪一种英雄主义，没有哪一种强烈的思想和情感，能超越坟墓而维持一个个体生命。古往今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奉献，所有的灵感，所有如日中天的人类天才，都注定要在太阳系的无涯死亡中灭绝。而整个人类成就的殿堂，必然无可避免地被埋葬在毁灭中的宇宙碎尘下”（注：“一个自由人的崇拜”，《罗素文集》第2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或者如金斯（秦斯）所说，整个宇宙“将无日光，也无星光，只有辐射的一道冷辉，均匀地扩散在空间”（注：（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30页。）。如此讲，如此看， 人类还有什么前途和希望呢？这不仅是个别哲学家、物理学家的讲法看法，而是代表了当今世界一种哲学与社会思潮。请想想看，当人们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搬到人类社会中进行生存竞争的时候，当人们把一切按照个人或集团利益进行生存斗争都看成是符合道德的时候，或者当某些人相信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活着只是块肌肉，死后化为尘土，因而我享受，我腐败，我堕落，我刺激反应，我游戏人生的时候，他们是受着怎样一种哲学观念支配的呢？还不是受一种物的或浅薄的知识论哲学支配？而且这种哲学随着现代高科技知识及电视、网络一类工具性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伴随着商品化或物化形式的大量资讯，诚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愈来愈公开、合法地侵入人们日常生活的领域，使之物化成了一个没有精神，没有任何文化的意义的世界（注：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230、493—494页。）。
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不仅把它的研究对象物化了，并物化了整个世界，而且它的研究方法，对于人的灵性，对于人的道德精神世界的研究，也是很成问题的。现在从量子物理学到哲学社会科学，都服从一个经验实证的方法，都服从一个数理统计或逻辑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参数，虽然可以对理论假设做出较为确切的描述，但是，如果在一切领域包括道德领域、审美领域、以及信仰与信念的精神领域等等，都要我们服从一个经验实证的真理，服从一个逻辑分析或统计学的真理，那就非常荒唐了。因为并不是任何东西都是可以经验实证的，都是可以数理统计或逻辑分析的。《春江花月夜》那种美好的音乐境界怎么统计分析？《雨打芭蕉》那婀娜多姿的雨中音乐形象怎么统计分析？人的美好心灵，内心的几微之变，以及信仰、信念等等精神世界，又怎么统计分析？如果也给它量化，或封闭起来看其刺激反应，那岂不荒唐吗？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注：《庄子·知北游》。）。那不言、不议、不说者，又如何去实证？庄子的思想与天地精神独往来，飘然远引，忽而归乎无始，甘冥乎无何有之乡，忽而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这种不为物役、不为形累的精神变化，恐怕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也是跟不上它的！其提神太虚、无形无象，而又遗世独立、纵横驰骋，恐怕最伟大的实证主义哲学家也是无可奈它何的！经验实证哲学家，逻辑分析哲学家，其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就在于他们不知道有不数之数，不知道有“智固有所不知，数固有所不及”（注：《吕氏春秋·似顺论》。）者，不知道演天地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其一不用，“不用之用以通，非数之数以成”（注：王弼《周易大衍论》，见韩康伯《系辞注》引。）的道理，更不知道人类灵性、自由、高尚、广大、悠远的道德情操与精神世界，是不能实证、不能进行逻辑分析的。
为什么呢？因为道德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物的实在，并不是从属于社会集团利益或经济利益的，而是自我对“刚中而应，大亨以正”的天道天理或宇宙法则的体验、领悟所进行自我道德立法。宇宙的法则，天道天理，是“无声无臭”、“于穆不已”的，是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又是实有是理的存在，是刚健中正、不偏不倚、违背不得的。如果你凭着灵明之心，凭着纯纯不已的道德本性，体验、领悟到它的存在，并按照它的法则去做，得之，也就谓德，宜之，也就谓义。是故，德者，得也；义者，宜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马”（注：王弼《老子注》第38章。）。《易传》讲“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注：《周易·系辞上传》。），也是这个道理。有人把道德分为信仰道德与责任道德（如马克斯·韦伯），有人把道德分为宗教道德与社会道德（如李泽厚），而在我看来只有一种道德。那就是对天道天理领悟所获得的明德。此道德向上提升，可以达谓天德或天乡之德，而往下落实，则是仁、义、礼、智、信，或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正常之德，也就社会道德或责任道德。故人伦者，天秩也。所谓“天叙有典”，“天秩有礼”（注：《周易·系辞上传》。），即指此也。不论对道德怎样分类，从根本上说，它都不是物的存在，都不是仅仅从属于社会集团的利益或把道德看成是经济的附属物。如果人各自以自己的利益之争符合道德，那也就没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可言了，而及至天下纷争不已，皆失去道德本性，那么整个社会也就没有常德常性所言了，而物的哲学或浅薄的知识论哲学家恰恰不知道这一点。
那么精神呢？精神虽然也是意识，但它并不是一般的知识、认识或意识，更不是感觉、感知、直观、欲望、需要、冲动一类本能或低级的思维形式，而是超越欲望、需求、本能冲动、利害之情，抽象、提高、升腾出来的纯价值、纯道德、纯知识一类思维形式，是属于真、善、美的范围的。这些同样是不服从利益之争或利欲之情的，是不能等同于社会集团的利益、目的、功能需要的。如果把精神的建设看作是服从狭隘的政治目的或经济利益之需要的东西，那也就不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存在，而变为狭隘的群体意识了。而当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或浅薄的知识论哲学把道德及整个精神活动看成是经济活动或阶级斗争之产物的时候，它事实上已经把高尚的精神活动置于庸俗不堪的欲望、需求之中了。这样还有什么纯纯不已的道德精神境界可言呢？还有什么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境界可言呢？还怎么可以建设博大、深厚、高明、悠远的精神大厦呢？精神，只有经过一般意识发展的一段相当长的路程，才能从欲望、需求、冲动、利害之情一类意识或本能中提升出来，才能成为无所需要的最高需要，或纯价值、纯道德、纯知识的思维活动，而如果把它降而为服从于狭隘政治目的或经济利益的需求冲动与利害之情，那也就谈不上深厚、博大、高明、悠远的精神建设了。
总之，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浅薄的知识论哲学，不论是它的理论追求还是研究方法，都是不能承担起重建道德或精神大厦的任务与使命的。相反，由于它过分地强调物的经验实在，强调可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则不仅亵渎了灵明的人心人性，也玷污了神圣的道德精神殿堂，使本来可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的人类及其精神活动，沦为了为物累、为形役的奴仆。人性变得如此低下，精神变得如此萎缩，谁之过与？原因虽然很复杂，但从文化上讲，则主要是浅薄的知识论哲学造成的。因此，我们必须超越这种哲学，发展人文科学，寻求新的人文精神。
（二）寻求新的人文精神离不开形而上学
现在让我们看看形而上学吧，看它是不是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一切形而上学都不过是废话，都应该保持沉默？
“形而上学”的名称原出于《周易·系辞传》：“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它的意思是说，道是超越形器之上的存在，及至流于形而下者，也就是具体事物的形器之道了。它后来用于翻译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之后的著作，即论自然的书之后有关本体、本原、终极的存在、第一原因或第一原理的书，为《形而上学》。因此，形而上学也就是哲学本体论或根本理论的一种学说，它与通常所说的用静止的、不变的观点或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所谓形而上学，根本不是一回事。
那么，形而上或形而上学是不是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无用、那样令人讨厌呢？实际上，不论是哲学家还是一般人，任何时候或随时随地都没离开形而上或形而上学。形而上即超越形器之上，即超越具体事物想问题、看问题。只要你用抽象的范畴、概念说话，只要你用观念、理念说话，用抽象的思维形式想问题，而不是像抽象思维能力不发达的原始人类只会用具体的事物或形器交流思想，表达看法，你就已经进入了形而上，进入了超越形器之上的范畴。如果你再把这种形而上的存在当成一种理论学说，当成一种根本的存在，那么，你也就是形而上学家或本体论的哲学家了。请想想看，有几个人是离开具体事物或形器不能想问题的呢？又有几个人不能利用抽象的范畴、概念、理念、观念想问题，交换意见的呢？恐怕一个人也没有。推理，想象，抽象思维，利用范畴概念想问题，形而上地思考问题，是人类智慧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表现。不会这样想问题，只会利用具体事物或形器进行思想交流，恰是人类处于低级蒙昧阶段抽象思维不发达的表现。古代希腊民族、印度民族及中国民族，所以伟大，所以有智慧，所以能站到人类智慧之巅，就在于他们能抽象地想问题，就在于他们能超越形器之上去思考那无形无象的存在，思考那形而上学的本体存在及其纯粹的真理性。如果我们今天退化为离开具体事物，离开形器，离开物的经验实在，再也不会思考问题了，再也不会思考那形而上学的存在及其纯粹真理性了，那岂不变成爬行动物了？还有什么巨大智慧和道德精神可言呢？还怎么是一个深厚博大、高明悠久的民族呢？
事实上，任何哲学或理论都离不开形而上学。即使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的哲学家，浅薄的知识论哲学家，不论是他们先进行理论假设，后用事实验证，还是先收集事实，后进行理论归纳，都没有离开先验的范畴概念。例如当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家波普尔用“纯粹逻辑的理由”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时候，或者像作为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用“本真的数理逻辑”反对一切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存在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另一种形而上学，另一种本体论。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形而上学，要不要本体论，而在于要什么样的形而上学，什么样的本体论，才能真正有利于人文科学的发展，有利于寻求新的人文精神。
第一，惟有最高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存在，才能作为最高标准与价值源头，以建立人的信仰和信念，发展人的高尚的道德精神。而现在一些人讲本体论，讲形而上学的本体存在，不是在严格的形而上或超越形器之上意义上讲的，不是在最高的、绝对的、无条件意义上讲的，而是一种物在，一种根本存在或重要的存在。如海德格尔讲人失落状态的“此在”或“亲在”，卢卡奇讲“劳动”本体论，以及一些人讲科学技术一类工具本体论或人的情感本体论等等。这些从西方哲学来看，无疑也是一种本体论，一种形而上学。但这些存在都不是在最高、绝对、无条件意义上讲的，因为在它们之上或之外还有更高、更无条件的存在，而且它们都是变动不居的。而变动不居的存在，如何能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建立人的信仰信念呢？如何作为最高的价值源头发展人的精神世界并成为人的精神家园呢？不要说那些“劳动”本体论、工具本体论不行，即使是人的“此在”、“亲在”或情感本体论，也不行。人为什么会处于失落状态？无非失去了精神家园，失去了“此在”、“亲在”的最高本体论根据，所以才像被无端地抛弃到尘世来。人的情感、心理为什么总是不平衡？无非是失去了常德常性，失去了“刚中而应，大亨以正”的最高价值标准。失此常德常性，失此最高标准，讲心理平衡，也只能平衡于东，失衡于西而已。如果能以那“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天道天理为最高标准，如果能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对待一切，那万物之动及外部世界的各种刺激，又能奈我何？所以现实生活中，不能只有相对主义，没有绝对真理。不然的话，就会陷入无是无非，陷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甚至整个社会历史生活就会陷入荒诞无稽，陷入没有真理性。现在，外部世界花花哨哨，愈来愈诱惑人，愈来愈有刺激性，因此，也就更需要形而上学为人培植价值源头，建立精神家园，以“寂然不动”的最高标准，建立起人的信仰和信念。惟此，才能使人摆脱琐碎、鄙俗的欲望，培养起高尚的道德情操，发展出至诚至明的道德精神生活。
第二，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存在不仅是最高的，而且应该是可生可化的，具有真实无妄的“本体”或“本原”性质，惟此，才具有最高的真理性，才能真正成为价值源头与知识源头，也才能使人真正参赞化育、至诚不息。人无信仰信念不行。但信仰信念不能建立在“乌托邦”一类理想上，也不能建立在上帝存在一类善良意志或虚假的理论之上，而必须建立在真实无妄的真理上，建立在实有是理的最高存在上。中国形而上学的道体存在就是这样。不管把这个形上之道，这个大道本体论的存在，说得多么神秘，多么玄而又玄，它都是中华民族凭着灵明之心，凭着“好是懿德”的道德本性与高度的智慧，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洞察一切生生死死，从宇宙万物无所不存在的阴阳化育法则秩序中，抽象、提高、升腾出来的纯粹价值思维形式与抽象形式，是一种纯法则、纯价值、纯知识、纯范畴的存在（注：参见司马云杰：《文化价值哲学》第4卷《大道运行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这个存在周流宇宙，贯通万物，它虽然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是真实无妄的存在，实有是理的存在，而且不仅是本体论、价值论的存在，也是最高知识论的存在。在西方哲学中，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三者是分家的，而中国哲学，这三论却是完全统一的。惟其统一，才可以从道的真实无妄的本体论、价值论存在中，建立起至诚不息的信仰和信念，断天下之疑，解天下之惑，才可以建立起国家民族的精神家园；同样，才可以从道的知识论存在中，“知周乎万物，道济天下”，因为它是真知至知，是最高的知识，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知识。会得此道此理，则“天地我立，万物我出，而宇宙在我矣”（注：《陈献章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7页。）。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是他们从道的存在中获得的最大自由。几千年来至诚不息、参赞化育，全凭的是这个。因此，发展人文科学，寻求新的人文精神，不是不要知识论，而是不要停留于浅薄的知识论，追求最高的知识论，追求与形上本体论、价值论相统一的那种广大悉备的知识论体系。惟此统一，惟此不割，中华民族的“两个”文明才能建立起来，而哲学的存在，形而上学的存在，才既是国家民族精神的大厦，又是其最高知识的殿堂。
第三，道德形而上学极为重要。这是一种人获得道体存在的内在的形而上学。道体即心体，即德体，即内在的道体之光。所谓良知，所谓灵明之心或虚灵不昧之心，并不只是在自然本性或心的自然意义上讲的，更是在道德形而上学意义上讲的，即在道的继善成性成仁的意义上讲的。惟此心，才是最大的知觉眼明处，才是灵明不昧处，才能装得下古往今来，装得下天地万物。此是纯理之心，是道德之心，是经过哲学的蓄养、涵化，提升起来的纯粹之心。惟此存在，才能明明德，体万物，达于至善；才能廊然大公，无物不将，无物不迎，才能将生生不息之理周流万物，弥漫宇宙，流行发用，而成就深厚博大之事业！“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因此，寻求新的人文精神，重建道德与精神的大厦，不可不要道德形而上学也。
形而上学不仅是本体论，也是方法论。一切人文科学的发展，要想寻求新的人文精神，要想在重建道德与精神的大厦中建功立业，都不能停留在物的实在上，都不能只是忙于形器之道。小知而不能大决，小能而不可大成，顾其小而不知大论，不知形而上学，不知根本理论，则必不能成就大学问。只有站在形而上学的高度，只有站在宇宙本体论或“寥天一”的高度，去掉一切偏颇偏执，去掉一切自私的想法和可能带来的偏见，来透视宇宙的生命，看待纯粹的真理，哲学才可以达到至真的境界，道德才可以达到至善的境界，艺术才可以达到至美的境界，宗教或神学才可以达到至神的存在！是故一切人文科学发展要达到最高境界，不可舍弃形而上学也！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形而上学，诚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就像一座庙，其它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注：《逻辑学》上卷，第1版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在国家民族需要重建道德与精神大厦时，怎么可以继续批判废弃形而上学呢？怎么还可以张扬一切形而上学都不过是废话呢？
最后我要说的是，不论形而上学作为本体论还是方法论的存在，都离不开人的灵明之心，离不开人的道德自然本性。惟此心此性存在，才能恢复重建形而上学，才能恢复重建中国形而上的大道本体论哲学，并重建道德精神的大厦。一切经济建设，一切科学发展，一切社会的现代化，都是为了人的存在，都是为了最完美的人心人性。如果连这个灵明之心都保不住，这个本心本性都保不住，那外在的一切东西，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我们无疑反对神性的先验或超验的目的论，但是，如果人文科学反对一切价值论或目的论，那就变得非常荒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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