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我国投资的角色转换：一个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角色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令世界瞩目。2006-2012年年均增速更是高达10.4%，是世界平均3.5%增长率的2.9倍，其中投资对GDP拉动作用一直保持在40%以上。但长期投资政策的实施也成了近期经济发展转型的一大阻碍，这不仅表现在投资所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长期难以消除，还表现在拉动GDP增长的投资政策的退出造成了经济发展减速。因而在现实中，我国政府主导投资推动增长的实际效果远比西方财政政策模型复杂。 理论上，西方学者一直将积极财政政策视为解决短期内产出波动的工具。尽管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政府支出对长期增长的影响，例如卢卡斯(Robert Lucas，1988)从教育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的角度，Barro(1990)从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长期增长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但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中的投资一般是企业依据市场所作的决策，不存在政府主导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问题。因此，Wursler曾说在这方面的研究“只有很少的早期文献(a small prior literature)”。而对于产能过剩的测度，Greenwood et al.(1988)首次在实际商业周期(RBC)模型中加入产能利用率，对实际商业周期理论进行了扩展。Simon Gilchrist and John C.Willliams(2004)进一步拓展了加入产能利用率的RBC模型，在弹性一刚性技术下引进微观决策因素[1]。 国内，靳涛(2008，5)认为，以政府主导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属于非完全市场条件下的自组织增长模式，存在着低效率和价格扭曲。耿强、江飞涛(2011)等学者认为，在现有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受财政和政治晋升激励，通过低价供地等补贴导致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韩国高(2011)认为，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是我国产能过剩形成的深层原因。纳鹏杰、纳超洪(2014)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但高经济增长光环下却是低质量的价值创造，其根源在于“重资产和轻价值”的投资模式，此发展模式事实上已经难以为继。尽管多数学者认为治理高投资率的主要对策是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但是仍缺乏对投资拉动增长政策多年来一直难以真正实现退出原因的深入分析。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政府主导投资与多维失衡和产能过剩 (一)高投资中的多维失衡与投资效率下降 所谓政府主导投资，是指我国的各级政府部门利用自身掌控的资源、政策制定便利和其他非市场手段，主动扩大或减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行为。尽管我国长期实施的高投资政策有力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也确实导致了很多负面效果的出现。
一是宏观经济出现多重失衡局面。其中消费与投资、初次分配，以及产业结构失衡最为突出。1985年我国最终消费占比为65.7%，其中居民消费占比为52.2%，但在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49.8%。另一些估算认为，我国劳动总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50%，下降到了2005年的37%，而同期的家庭消费份额也从49%下降到了36%[2]。尤其自2009年以来按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我国投资率逼近50%，到2013年已高达54.4%，从而形成了高于世界平均投资率20%的“超额投资”，致使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失衡，主要表现为低端制造业增长过快，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发展过慢。目前，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仅高于高收入国家23个百分点，也高于中低收入国家12个百分点，但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甚至低于最不发达地区。
二是投资效率显著下降。随着投资额攀升，我国与世界相比的投资效率也在逐渐下降。例如1999-2012年，每创造100元的GDP，美国仅需要17元的投资，但我国需要50元。从2008年出台4万亿刺激政策起，我国的综合投资效率已经从215%下降到了2012年的74%[3]。一些测算还显示，我国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每提供一个2—3年期限的就业岗位，就需要20余万元的年均资金投入，但巨额资金给每个劳动者带来的年均收入仅为3万—4万元。 三是投资推动增长模式长期化，经济增长与投资政策相捆绑。长期以来，投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的经济增速。2013年，我国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超额投资规模已高达15万亿，占当年GDP的26%以上，与投资相关的就业也达到了6000万左右。一旦投资率回归到正常水平，不仅直接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显著下降，与投资相关的就业和收入也会逐渐减少。 (二)财政、银行信贷资金扩张与资金错配 产业投资(新建各类基础设施和企业等)一直是我国政府主导投资项目的一个核心内容，但事实证明，政府过度侧重产业投资、尤其是侧重于少数垄断行业的投资，不仅引起了市场供需失衡和价格波动，还导致了资金错配和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尤其是从2009年至今，重化工业不仅成了投资的重点领域，而且是出现资金错配的重点区域。这导致了一些行业的重复投资，以及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资源过度浪费和难以为继的局面。因此，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政策不仅与投资变量一起扭曲了经济结构，还推动了第二产业、尤其是技术含量较低的矿产品加工和简单制造业的畸形增长，并造成多数企业劳动力技术和收入的低端化。再加上我国引进外资中过度偏向于制造业的低附加值环节，更加重了这一趋势。 不仅如此，资金错配也导致了我国投资的资产回报率持续下降。一些研究显示，尽管自2003年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年均34.1%上升到了89.3%，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贡献率却从年均47.3%下降到了年均-4.08%，边际资本产出率也由2002年的0.61降到0.28[4]。 与此同时，我国投资规模的持续扩张加剧了财政和金融风险。而地方政府建立了数目众多的融资平台以从银行融资，金融部门的影子银行也快速扩张。这不仅造成了货币信贷的超额发放，也造成地方政府债务加速累积。统计显示，到2012年年底，我国地方政府融资性债务高达15.9亿元。显然，资金错配与产能过剩受到政策红利、审批和资金优惠的影响。 三、政府主导投资及其产业链的形成 (一)政府主导投资与有效需求的增长 近些年来，经济学界在讨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时，一直呼吁直接使用降低投资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份额的措施。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要想实现政府主导投资政策的退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投资退出所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图1 政府投资、价格上涨、投资潮涌与结构失衡 实际上，创造新的有效需求增量，是我国政府主导投资推动增长政策效果的核心内容。该过程一般是：政府利用增加投资所形成的短期购买支出，创造出了规模巨大的有效需求。而根据新古典理论，大规模投资可以引致局部的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然后通过需求拉上型通胀效应，推动投资项目所需的原材料等产品价格快速上涨，由此造成局部行业的投资景气。而投资景气又会推动大批企业的“投资潮涌”，即为数众多的企业会追加投资，以生产高利润预期的投资需求品，造成多倍的社会资金跟随政府的项目进行投资以营利，并由此导致市场失灵和供需失衡，相关产品价格呈现螺旋式上升。例如在1992年、1998年和2003年的三次投资高潮开始后，我国生产资料的价格都呈现了快速上涨。2008年新一轮投资的启动，也使得大部分重化行业产品、尤其是钢铁和水泥等需求量和销售价格大幅上升。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政府主导投资的产品需求成了相关企业的收入来源。一部分GDP也与政府投资变量形成函数关系。 不仅如此，长期的投资政策还创造出了与产品需求相关的新产能，并形成了围绕投资需求的新产能和产业链条，我们可以称之为投资的产业链。根据一些研究数据的推算，1999-2008年间，我国与投资需求相关的黑色金属行业产能，占到了该行业全部产能21%，有色金属的相关产能达到23%，石化炼焦的相关产能为11%，矿物制品的相关产能为17%左右。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和交通设备制造等行业也存在着与投资相关的产能。同一时期，我国有八个重化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各年份的波动幅度均大于轻工业，并出现了若干次产能过剩[5]。到2014年，我国产能过剩仍集中于与投资项目相关的重化工业，以及受优惠政策刺激的房地产业，其中钢铁、水泥、石化炼焦、化工、有色金属和煤炭等行业，成了产能过剩的集中区域。因此，“投资潮涌”更多反映的是政府投资政策所造成的新需求和价格引诱，并非真正源于科技进步所创造的需求。 (二)价格上涨与投资潮涌和产业链的形成 而政府主导投资的产业链主要经由两个路径生成：一个是投资的总量或规模路径；另一个是投资结构路径。前一路径能直接导致市场上与投资需求相关产品价格快速上涨，以及产能的快速扩张；后一路径主要是在投资的项目结构发生改变后，市场上的产品需求结构和价格结构也随之改变，这不仅会造成市场上出现新的产品需求，同时还造成投资的产业链中出现过剩产能。而这两个路径的实现又主要是依赖高投资所创造的特殊价格机制，这一价格机制的的特征是：投资的增加会造成那些与投资相关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和价格的快速上涨，与此同时，那些过剩要素价格上涨(例如劳动力)却具有滞后性。例如，我国钢铁行业获得高利润不仅要依赖投资项目的需求，更依赖投资过程中的不对称价格变化，即大规模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等行业的投资造成钢材价格上涨1倍左右，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仅能增长20%—30%。
图2 投资品价格上升引诱投资潮涌 图2显示，不存在政府投资政策时，需求与供给基本均衡，其价格均衡点为A。一旦政府增加投资，同时假设供给曲线的变动具有滞后期，那么，由投资造成的新需求就会导致相关需求产品价格曲线
的快速上升。若此时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
)仍保持稳定，则
与
之间的差距将造成新的利润空间，由此引起民间资本对价格上涨产品投资的涌入，投资曲线位置也由
移到
。故此，企业追随政府投资主要是从生产要素价格的不同增长率中获益。而在价格引诱机制中，劳动价格在短期内能否保持基本稳定，是民间企业追随政策投资的一个要素条件。但西方国家一般不存在这种条件，主要是由于西方国家的就业通常较为充分，失业也主要是由经济衰退引起的，但我国是一个拥有无限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 在此条件下，只要政府减缩投资规模，就会立即显现出有效需求不足，并造成与投资需求相关的产品价格的大幅回落。很多与政府投资项目关系密切的企业必然出现产品滞销和利润空间收窄，并引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产能过剩和价格下降。但是，那些与政府投资项目关系不密切的耐用消费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基本不出现快速价格上涨和投资潮涌的现象，也就是与居民消费需求相关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一直比较高。以1999年为基年，指数为100，到2007年我国原材料定基指数上升到了297.5，而同时期耐用消费品的定基指数下降到了79.2[6]。因此，我国长期政府主导投资推动增长模式下的经济转型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投资的特殊价格机制起着阻碍作用。
图3 政府投资引致价格变化并推动“投资潮涌” 四、投资的边际就业与边际劳动报酬递减 库兹涅茨(1973)认为，现代经济的增长过程一般表现为人口在空间和产业两个层面的转移，而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换，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多数国家的工业化经验也表明，在技术进步过程中通常表现出劳动力的知识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持续上升。但我国自1998年逐步加大政府主导投资推动增长政策的实施力度以后，却出现了相反的现象：伴随着几千万国有企业的正规职工的下岗，不仅我国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类似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数量也得到了快速增长[7]。因此，我国的高投资在推动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投资的边际就业与边际劳动报酬的持续下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 第一，大量投资资金进入了高耗能和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使得投资的就业和收入弹性逐渐下降。尤其在1993-2012年间，我国的农民工数量增长了72倍左右，年均增长18%以上。这造成了我国劳动市场中的低技术、低工资和非正规就业占比，由1993年的23%上升到了2012年的79%，使得投资的收入乘数从2000年前的2.2，下降到了2013年的1.1左右。因此，按照传统的线性就业效应模型估算，2008年四万亿投资总共会拉动4263.4万人就业[8]，但一些实证研究显示，“四万亿计划”的实际就业人数仅为1735.9万人，远低于线性就业效应模型估计的水平[9]。而在2010-2013年间，我国由超额投资所造成的就业收入增加量，据表1估算仅为2万亿—3万亿元，仅为当年投资总额的1/10，远低于制造业和服务业30%左右的劳动报酬率。这主要是由于多数投资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属于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雇佣大量低技术的农民工，就业岗位通常又具有较低的劳动报酬率。不仅如此，这些就业岗位随着项目的完工和投资高潮的衰退而终止、并造成失业，因而这类就业岗位具有低工资和非稳定性特征。
图4 全国劳动密集型就业需求量与高校毕业生增加量的对比(单位：万人) 第二，我国政府主导投资中的相关企业的盈利，主要是依靠高投资导致的结构型价格机制，这必然造成投资过程中原材料和产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同时，一般员的收入很难得到增长或者是低增长，其边际就业和边际劳动报酬比边际投资要小很多。 第三，自改革以来我国政府掌控着庞大的资源、并形成强大的干预经济能力，使得政府投资政策具有市场需求资源的能力。这不仅造成一些国有企业对国家政策优惠的依赖，还造成很多企业过度重视对政治关系的投资。因为投资政治关系具有与投资固定资本和劳动要素一样的功效。 但是，企业过度投资于政治关系必然影响其内部要素报酬的分配方式和分配比例。例如一些研究显示，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一般都是显著低于无政治关系的企业，且政治关系越紧密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对此的解释是，政府主导投资的多数领域存在着政治关系租金。而企业家的收益中来自政治关系租金的比重越大，由于劳动者很难分享政治关系租金，该类企业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就下降得越多[10]。因而，由投资政策造成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扭曲，在激励企业更多的使用非市场资源的同时，还会刺激企业降低研发新技术设备的投资和忽视对技术创新核心团队的培育，仅依赖简单扩大再生产、使用廉价劳动力和复制低端产品的方式经营。 五、结构调整对策：短期与长期 (一)短期：调整转型过渡期的对策分析 在已经形成投资的产业链的情况下，减缩投资肯定会直接带来相关就业、收入和消费的下降。因此，如果提升就业、收入和消费的新措施不能及时跟进和奏效，必定形成巨大的有效需求减缩额，造成失业与产能过剩并存的局面。从这一角度看，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需要一个过渡期，以保证新的有效需求逐步生成并能够替代由投资政策引致的有效需求。
图5 投资—消费转型过渡期曲线 当前，我国新常态下的发展不仅需要直接提高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还需要众多的生产投资品的企业转型为生产民用消费品的企业，这必然需要一个转型过渡期和相关的政策支撑(图5)，因此，我国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可能比预期的要复杂，需要财政、信贷和税收等相关鼓励企业转型政策的相互协调配合才能完成。而我国短期内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在投资政策退出时需要市场型调控政策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即通过减税、所得税改革和刺激消费信贷等综合措施，来对冲因投资下降和劳动成本提高所带来的负增长。尤其在短期内要尽量避免快速的减缩投资，及时配套出台一些措施以使供—需结构的改变相匹配，这些措施应该包括：第一，适度保持对国内急需的部分基础设施和相关产业的持续投资，搞渐进型投资政策的退出；第二，在投资政策退出和经济转型的过渡期内，财政和银行应及时采取扩大消费需求和稳定就业的政策；第三，在信贷和税收政策上，要扶持相关企业调整劳动力和技术设备，以转向民用品的生产。 不仅如此，由于短期调整效果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效应，因此，政府在调整中应注意保持手中具有较充足的资源、资本和政策空间，来对冲由经济调整所带来的意外冲击。尤其是注意调整工作的系统性、连续性和科学性，多做预案分析和不利后果的准备工作。 (二)长期：支持创新与公平分配并重 马克思曾指出，近代英国的很多发明之所以首先在美国、而非英国得到广泛利用，是因为英国的低工资造成企业使用劳动力比使用机器更便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是利用了农民工和廉价土地等低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尤其在当前，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技术、低工资就业不仅占据了我国劳动市场最大份额，而且这一建立在单一廉价基础上的旧版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可是在当今世界，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企业生产价值增长的主要模式。因此，逐步弱化政府投资引诱、鼓励产业创新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这需要转换政府角色和经济增长模式，逐步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激励和创新收益的保护，以及对依赖血汗工资进行粗制滥造的企业的惩罚。 尤其在当前，我国人力资源水平和结构均已发生巨大变化。2013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同时期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700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也超过800万人，因而我国的知识技术型劳动力已达到当年全国新增劳动力的70%。然而在2013年，我国80.9%的企业用人需求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建筑业。2014年春季各行业岗位需求中，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仍保持着最大的需求量。多数大中城市的企业更希望招募农民工，农民工逐渐成了稀缺资源，说明我国企业对那些低知识低技术的简单操作型劳动力需求仍最强劲，多数企业仍遵循血汗工资法则、而非技术创新来谋求发展。
图6 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政策 因此，政府投资角色转换的关键，首先是从投资引诱向市场型间接调控转型，并以此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即在我国民间资本日益丰沛的情况下，逐步建立起劳动就业的市场型政策机制，促使企业建立起自身的核心劳动者队伍，加强核心技术人才的聚集和开发能力，真正做到通过市场激励来引导众多企业自主投资技术创新事业。政府还需要改革市场利率、税率、设备开发和创新补偿机制，以此来调节市场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企业的边际成本。 尽管政府主导投资推动增长比较符合我国的要素结构特征，但这一发展模式是建立在资金和自然资源的高强度投入、而非内生科技进步基础上的，具有不可持续性。 未来，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应该是多层次和全方位的。而短期内最迫切的改革措施，首先是在减缩投资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量并调整结构，以保证投资的产业链转型所需的时间。其次，要注意评估投资退出对各行业的产量和就业量的不同影响力，即在减缩投资引起需求规模和结构改变的同时，及时调整总需求与总供给在量和结构上的平衡，以保持经济均衡。而在长期，不仅需要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还需要通过对劳动工资和就业制度的顶层设计，逐步建立分享型工资和相对稳定的就业制度，以倒逼企业在劳动成本上升过程中更注重使用自主技术设备创新手段，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扩大企业的利润增长空间。尤其在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日益扩大的有利条件下，要通过配套改革来增加知识技术劳动力的比重。即由大量使用低端劳动力逐步向利用知识、技术和创新型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转换，以创造出比较优势升级版。 转型过渡期的政策搭配对顺利实现发展转型至关重要。这不仅需要压缩过剩产能、引导相关企业转产，还需要政府从单纯投资的角色逐步向普惠型技术创新激励政策转换，同时要逐步加强政府对社会就业和劳动报酬的管理力度，强力解决拖欠劳动者工资等问题，加大正规就业市场的建设力度，逐渐减少非正规就业比重，通过稳定的就业和高收入预期来激发居民消费欲望，以有效提升总需求规模，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和均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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