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马华女性文学的几个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近年论文,特征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以八十年代以来的马来西亚华人女性作家群为研究对象，从她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具有的文化特色、特殊的创作环境以及作品的内容、艺术风格等几方面初步探讨马华女性文学的基本特征。
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发展较快，而且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女性写作人特别踊跃，且成绩斐然。本文中将女性文学界定为女性作者创作的、表现女性视野的文学作品。
在海外华文文学中，马来西亚华人因为是马来西亚国家重要的一支构成部分，从而马华文学创作也逐渐形成特色，并日渐兴旺。以至马华作家自信地宣告：“以后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重镇，必定是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1]这支日渐发达的队伍中，女性文学创作也是功不可没的。马华女性作家日积月累的辛勤耕耘，使马华女性文学在发展中也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
本文归纳马华文坛八十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的表现，就马华女性文学的几个特征做初步探讨。
一、马华女性作家带有鲜明的海外华人妇女的特征
作为海外华人，首先有一个特征，即和中国本土的华人比较，虽然也一脉相承了许多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在她们身上没有几千年文化的重负感。移民的流动性特点，使祖先的所谓风俗制度、规规矩矩很难体现为一成不变的束缚，对她们而言，生存的需要远远大于对条条框框的遵循。她们可以不为该做什么，该吃什么，或该穿什么而遵循大家共同的“戒律”，一定意义上她们是自由的。她们可以非常幸运地摆脱种种意识形态、礼仪制度等对妇女的多年过份重压，在她们身上没有很深层的文化感，所谓的中国文化的重负在她们身上没有留下太深烙印。从积极的方面看，文化背负少，走得轻快，可塑性较强；从消极的方面看，文化贫乏，易显苍白，在向前发展中，有一种回归意识，一种回归中华民族的意识。
另外，海外华人妇女和中国妇女比较，其特性还在于她们在承载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又接触、接受了其他种族的文化。钟怡雯在散文《门》中表达“我逐渐炼就了和伊答相处的要诀：不即不离、不粘不散、像入口即化的宁波年糕，嚼到该离齿的时候便毫不眷恋的下咽。”居住国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方面给她们的影响，使她们在对照中生活，客观上也容易摆脱本族传统对妇女的不利束缚，从而将自己置于较有利的处境。特别是东南亚一带国家，浓郁的热带风情养成了妇女勤劳的天性，海外华人妇女当然也不例外，保持了吃苦耐劳的秉性。同时，南洋社会又是传统的重商社会，颠沛流离的移民一般来说已没有传统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安土恋家意识，商业的冲击使人变得更趋于精明，更长于权衡利弊。在这种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华人妇女的选择是多方面的，华人妇女文学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
由于海外华人妇女不象中国本地妇女对文化及旧制度的压抑体会较深，所以对妇女的解放问题关注不很迫切，对她们而言，整个种族的存亡比仅仅关注妇女问题更为重要。同样是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女作家，华族和马来族就有很大的不同。马来族女作家揭示较多的是绝对服从男人的指示、女性不需要进步等错误观点和不合理现象，爱情和家庭题材作品占了很大比重，宗教气息和南洋热带风情较为浓烈。通过作品反映她们的不满心声，女性立场很鲜明。阿迪芭·雅明在《爸爸不再酗酒》中强调不应把妇女当做落后及懦弱的一群，需学习进步；亚妮丝·萨毕玲在《女人》中以黑市姨太太为题材，描写这位女性勇敢做出决定，为自己的美好前途，离开操纵她的男人。诸如此类，马来西亚本土作家强调教育意义。相反华人女作家大多关注现实的社会，女性主义意识不很明显，她们首先直接反映的是自己作为华族的生活状况，对妇女问题强调较少。也许，这正是马来族和华族在马来西亚国家是主客民族之分的结果，因为对海外妇女作家来说，整个华族的权利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妇女权利的获得与解放。马华女作家的出现，首先是以马华作家的身份出现的。总之，马华女性文学带有强烈的侨民文化的特点，它有一种强烈的文化底蕴，既不同于中国大陆，也不纯然是南洋色彩，而是介于二者之间，有自己的特殊性。应该肯定，两个世界中的中国华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女作家融融的中篇小说《前路》是一篇文化关怀的典型作品，女主人公素薇的婚姻悲剧，实际上是她陷身于传统之家的文化束缚中的必然结果。作者在这里进行了文化的反思，而素薇的最后努力则是对文化的一种重新选择。
二、马华女性文学体现出较多的国家及文化认同
马华女作家一类是本土作家，是现代都市生活中舒适的小字辈，虽说是华裔，但土生土长在马来西亚国，不象自己的父辈、祖辈执著于浓厚的中国意识，相反，更容易对生养自己的土地产生乡情，而且耳濡目染，对马来西亚文化认同很多。在一个种族众多的国家里，大家和睦相处，不论风土人情，还是思想感情，流露出马来西亚华裔热爱马来西亚国家的真挚感情。被誉为“马来西亚当代华文文坛最杰出的女小说家”商晚筠的《看戏》中，无论自然景观，还是人伦常情，都已不再是一种纯中国式的，整个背景是以马来西亚国家为基础的。爱薇在自己的一篇名为《祖国山河》的散文中，盛赞自己的祖国马来西亚的成片成片的大棕油园、橡胶园，并且深情地表示“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祖国山河都没有一点感情，怎能期望他去爱这个国家？”“时至今日，本地几乎再也没有写作人称呼中国为‘祖国’了。这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2]
另一类女作家是移民者，她们在女作家中占了较大比重。著名女作家中，永乐多斯、戴小华等都是出嫁来到大马。她们作为移民，能很快地与大马华人移民群体融为一体，作为海外华人有较为一致的社会心理，到异地去移民相互间不会有太陌生的感觉。其次，女性天然的依赖心态，使许多女作家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式的环境适应意识。她们能很快进入状态，在当地的生活中找寻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入乡随俗，认同居住地的文化背景。戴小华在文学剧本《沙城》中如此熟悉地勾画出大马华人在大马的繁衍生息，很难想象出她是在台湾出生、台湾成人的。她在马来西亚文化的大背景上，将华人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上一代的历史、下一代的未来以及人的价值观念和生存状态的变化表现得极为充分。马来西亚前辈作家方北方在评论文章中说：“至于《沙城》的地方性，是作品的内容和艺术表现，都具有马来西亚人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它可以媲美港台作品，十足是反映地方文化色彩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3]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华人作家关注自己所来自的故国的乡土、人情的丝丝缕缕。在游记散文集《天涯行踪》中，戴小华同样质朴真切的抒写了自己热爱中华的拳拳之心和对中华故国的美好未来的向往之情。
总之，“第二代马华散文作家，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他们对热带的土地有着真挚的爱情，就象一株植物在这里生了根，开枝发叶，是不可以移易的了。他们爱国主义的精神，就反映在爱乡土，爱人民，爱风物的篇什上。这将长远地影响我们的广大读者群。那么，他们辛勤创作的文章，便是马华文坛的收获了。”[4]马华作家由移民者的作客立场转变成永久性定居的主人翁立场，作家由关心原来母国的立场转变成关心生活着的马来西亚社会现实的立场。这种深刻的转化，既符合了文学发展的规律，也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三、马华女作家有明显的职业女性特征
南洋社会是传统的重商社会，马来西亚也不例外，从生存的角度看，作家作为职业无以为生，许多女作家身兼二职，同时也从事着相关的文字工作，以报刊编辑、记者、学校教员居多，特别是八十年代的写作人表现比较明显。刘培芳，有散文集《我心深处》出版，公开身份始终是记者；戴小华，现为马来西亚新闻传播学院讲师；雅白，曾为幼稚园教师，现为中医师；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马华女作家由于工作的关系，接触面广，视野较少受到限制，就创作而言有很多很好的素材。表现为作品形式，也是千姿百态。广播剧、电视剧、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齐头并进。由于商业化倾向影响到文化阵地，发表园地的小而快导致作品形成小而快的趋势。
受职业的影响，马华女作家在选材方面又有集中的一面。商界、教育界、新闻界多有反映，而且各有千秋。翠园，在自己的散文集《书灯絮语》中关注着方方面面的事情，但最得心应手的还是教育问题，这和她几十年在中学的工作经验关系密切。爱薇在《爱的召唤》、《雁过留声》中，对马华文学的前途的忧思之情与她本身从事的编辑工作是一致的。而戴小华，因家庭环境的影响，对商界的争争斗斗、你死我活感触很深，《沙城》写来顺理成章。这和本土马来西亚女作家不同，马族女作家关注的是本民族生生不息的土地，有较强的土地意识，这是一种马来族意识。华人女作家作品中反映较多的则是华人妇女在商业社会的作用。女作家因为心感体受，或者是亲历其境，写作常常能搔着痒处，所以也往往能一炮打响，一鸣惊人。
同样也是受职业的影响，女作家的写作寿命通常很短，作者写作停留在自发的冲动，以自觉的眼光看待文学的较少。这和中国大陆的许多女作家在家专事写作迥然不同。“有人若是当上全职作家，文坛上人马个个以他为荣（反正他饿死了也是他一个人的事）！谁知最后他象逃避瘟疫似的逃开了，找份工作来养肚子是最实际的事。”[5]马华女作家的间断性特色也正是与这种以生存为前提的非自觉的写作观有联系。据马华著名学者方修分析，这是因为当地文化低落、贫乏的缘故。在南洋这个重商的社会里，人们都是惯于以金钱衡量一切的，收入多，社会地位自然高，收入微薄，便也没什么社会地位可言了，写作是不能作为职业或半职业的。文化活动蓬勃时有一批人出来干一下子，退潮一来，或迫于生活压力，只好另找出路。“很少再做既花时间又费精神而没有报酬的玩意儿（写文章）了。”（唯雁〈连啸殴〉语）[6]
四、马华女作家长于表现女性自身的心灵世界
女性本身心理、生理结构的特殊性，更适合叙述，适合再现生活的表达方式，所以女性文学通常会让人觉得很真切，特别是在表现自身世界方面显得更有特长。马华女性文学在这一点上，和女性文学有共性。马华女作家重视或长于表现女性自身的心灵世界，比如，女性追求柔美的审美视角、女性依赖性的文化心理、女性扮演的主妇型的家庭角色、女性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的地位，等等。特别是注重爱情心理的细腻、真切刻画。
李忆莙，以探索现代都市中男女婚姻困境的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为主，《痴男怨女》就是其中之一，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刻画，将中国式的典雅和马来西亚式的热情奔放结合，写得细腻动人。
朵拉，以揭示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爱情、婚姻的遭遇为核心，《等待铃声》中将林宜敏待嫁的迫切及挑挑拣拣的良好自我感觉渲泄得淋漓尽致；《沉思的向日葵》中将吴玲华受上司方永翰戏弄、抛弃的带有普遍性特征的经历表现得含悲忍泪。朵拉以一种女性的体察，透过系列的生活细节写出现代家庭深刻无法避免的人性矛盾。
愈是细腻真切，愈是显得小家碧玉，很难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显得小气，这是不足。这种情况与马华作家的作品没有较好的生长发育基地也有关系。文艺副刊在传统上被视为文坛枯荣的征象之一，最低限度，文艺副刊的多寡与文艺气氛有密切的关系。马华作家的文学活动，历来的主要工作阵地是报章副刊，文学杂志的出版较少，作家们最多的是以同人组织的形式，开展些文学方面的活动。加之华教式微，华文有绝响之虞，作品难以进入国家主流文学的行列，大气磅礴的作品很难找到发育的基地。因为如此原因，作家如若结集出版，困难重重，自费出书是常有的事。翠园的散文集《夜窗闲话》出版后需赠人发散，对作家而言，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五、马华女性文学的港台味十足
马华女性文学同台港女性文学的接触及同根文化的影响，港台味十足。这是作为一个大文化群体中的小群体，相互间有意识地学习、模仿而产生的结果。马华女作家中大学教育在台湾修完的较多，永乐多斯毕业于台大外文系；岩沐留学台湾；商晚筠旅居台湾；陈桦台大植物系毕业；陈质采高雄大学医学系毕业；林缓迅留学台湾；苏燕卿台师大中文系毕业；素素台湾“国立大学”政治系毕业，等等。台湾相对深厚的民族文化对这些女作家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马华作家翱翱说过：“每一个回台升学的所谓‘侨生’都必须承认，那四年的经验，无论苦苦、甜甜，都是一种感情的培植……”很多台湾留学回去的人员纷纷拿起笔来，一抒情志。抒的是什么样的情呢？“美女爱英雄”式的台港文化情。对民族文化的亲切接触，从情感上容易向民族文化靠拢。
从女性之间的一致性而言，马华女性文学很容易和港台女性文学产生共鸣，两地之间的女作家都擅长于散文、诗歌创作，擅长于表达一种随感式的心情。以游戏、业余的眼光看待文学，文学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工作结束后的一点个人爱好而已。在这些方面，正如骆耀庭在《误读指南——马华文学怎样变》中所言：“马华作家运笔沉吟之际，心目中的规范，隐隐大抵是中国台港的作品”。此时，作品是马华作品还是台港作品，界限不清，特色不显。挖掘马来西亚华人的特殊的文化或心理不够。
马华女作家和台港的女作家双向交流少，多是台港、中国大陆的文艺书籍流入马来西亚国，流出很少。是一种单程交流。这种单方面的冲击，对马华女作家形成强势商业文化的压力，这种一边倒的倾向，使马华女作家作品显得有些营养不良。当然，这样一种单程交流无疑对马华的文艺市场有丰富、充实的积极影响，但也正由于这种单方面的冲击，马华文学能否形成自己的特色受到严峻挑战，特别是经济逐渐开始影响文学创作，文、商逐渐结合之时，对并不兴旺的马华文学无疑是雪上加霜的打击。
六、一点思考
总体而言，马华女性文学的状况不容乐观。虽然她们渐渐地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但还是十分单薄。而且有一定影响力的也只是极个别作家而已，大多数作家还是随波逐流，自觉意识不够。对文学的批评以及文学的创作方式的努力上显得不足，没有文学评论与创作的相互碰撞，文学的高质量发展就没有动力。文学就是生活，文学不能高于生活或指导生活时，文学的悲剧也就来临了。在这样的氛围中，马华女性文学基本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让人觉得有些可惜，也有几分无奈。今天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致，多年以来马华的特殊背景，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结果。我们期望马华女性文学的发展，如戴小华借马丁路德·金的话：“期望将来我们女儿，不管她们想扮演什么角色，不会再有我们这一代妇女曾有过的罪恶感、压力、痛苦和自我怀疑。将来她们有的只是实际的问题，而不再是妇女问题。”基实，这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事情，马华女作家应该共勉。
注释：
[1]1992年4月15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导。
[2]孟毅：《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四集导论》。
[3]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副刊1988年9月11日。
[4]赵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三集导论》。
[5]《马来西亚日报》副刊1996年8月12日。
[6]见《新马文学史论集》，方修著，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8年联合出版。
参阅书目：
1.《马华新诗史初稿》，原甸著，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7年联合出版。
2.《新马文坛扫描》，马
著，书辉出版社，1991年版。
3.《新马华文文学散论》，周维介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新加坡文学书屋1988年联合出版。
4.《清风明月》，爱薇著，南马文艺研究会1991年出版。
5.《炎黄子孙——华人移民史》，潘琳著，陈定平、陈广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出版。
6.《印尼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选》，王受业译，海峡文艺出生出版社1986年出版。
7.《马来西亚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百粲、郑淑萱等译。
8.《海外文坛星辰》，梦花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