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与国民党政权的覆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国民党论文,政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仅仅维持了22年的时间即告覆灭，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甚为罕见的。个中原因很多，既有政治、军事因素，也有经济原因。而通货膨胀则是它走向崩溃的经济根源。本文拟就1935-1949年国统区通货膨胀的方方面面与国民党政权覆亡的关系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
一般说来，通货膨胀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对纸币的客观需求量，从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普遍上涨。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是以法币的发行为滥觞。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在全国统一发行一种“不兑现”纸币——法币，规定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使用现金；所有银元立即缴存政府，将白银收归国有，禁止流通；还规定法币与英镑、美元汇价，由指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等等。不难看出，这一改革，一方面使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独占了货币发行权，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另一方面，使国民党政府通过政治权力这一杠杆“把纸币变成了金”①，找到了掠夺财富的隐蔽手段，为通货膨胀开了方便之门。
国统区的通货膨胀轨迹可分三个阶段：
1、通货轻度膨胀阶段(1935.11-1939.1)
法币的膨胀，从它出现之日起就开始了。1935年12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及8家商业银行的法币发行额为8.58亿元，1936年12月底增至13.3亿元。但在1939年以前，由于国民政府采取偶尔抛售外汇的方法以弥补财政不足，再加上抗战初期人民凭着爱国热情购买了相当数量的爱国公债，法币的膨胀还处于缓和阶段，物价上涨幅度也没有超过法币的增长速度。以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6月法币发行额为14.1亿元，指数为1；至1938年12月发行额为23.1亿元，指数为1.64，一年半内法币发行指数增加64%；而同期上海物价指数只从0.99增至1.15，上涨16%②明显低于法币增长幅度。显而易见，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还是比较轻的。
2、通货恶性膨胀阶段(1939.1-1945.8)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屡遭失败，接连丧失沿海、中原及湘桂等大部分富庶地区；同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公债的发行亦因公众对政府的债券丧失了信心而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导致国民党政府财源日益枯竭，财政走向穷途。为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国民政府加足马力开动印钞机器，滥发钞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增发法币的政策，声言“供应军费，收买物资，使用多量法币，则筹码之流通，自无不足之虑”③。亦即国民党在财经政策上将“使用多量法币”，竭泽而渔，走通货膨胀之路。这一政策为通货迅速滑向恶性膨胀洞开了大门。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法币发行额达5569亿元，指数为398.84，比1938年12月的指数增长了238倍以上，而同一时期的物价涨幅更快，1945年8月上海物价指数达到86400④，比1938年12月的指数增长75000多倍，物价涨幅远远超过法币的增发速度，意味着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已进入恶性发展的阶段。
3、通货崩溃阶段(1945.8-1949.7)
对于恶性发展的通货膨胀，国民政府完全可以利用抗战胜利的大好时机进行财政改革，予以治理和整顿。并且，此时的国民政府已有相当的整合实力，存有黄金400万两，美汇9亿元，加上接收的大量敌伪物资，经济实力大增，是可以整理币制，制止通货膨胀的。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已经利令智昏，根本未曾想到整顿通货膨胀，休养生息，以创造一个秩序正常的经济环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反而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随着内战机器的加速运转，造成了军费的激增和财政赤字的日益庞大，恶性通货膨胀更如脱缰野马，疯狂奔腾。1946年，国民政府发行法币37261亿元，1947年突破331，885亿元，到1948年8月则窜至6，636，946亿元，1948年8月比战前的1937年6月法币发行额增长了47万多倍。法币的超量发行，招致了货币的迅速贬值和物价暴涨。以战前的1937年6月为标准，载至1948年8月，法币贬值400万倍；物价上涨近500万倍⑤，国统区经济陷入全面危机，法币体制已根本动摇。国民政府在四面楚歌之中，尤作困兽之斗，进一步搜刮民间金银外汇，于1948年10月又一次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由此导致了通货膨胀走向彻底崩溃。按国民政府的规定，发行20亿元金圆券作为本体币，限期以金元券1元比法币300万元的比价收兑法币。而事实上，当时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合起来的发行量，用金元券2亿即可收回。那么，20亿的最高发行额就为固有的通货膨胀又预备了10倍的数额，因而金圆券发行不到两个月即告崩溃，到1948年11月，金圆券的发行额就突破20亿的限额，至次年5月更达679，458亿元，折合法币2万亿亿元⑥，金圆券贬值的速度比法币更快，“币制改革”彻底破产。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发行“银元券”，但这不过是通货膨胀的余波而已，其实际影响范围和作用仅限于广东一隅，为时也甚暂，旋踵间便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而烟消云散了。
二
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从出现到恶性发展，最终走向彻底崩溃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中国四大家族掠夺了中国人民二百万万美元的财富，其中从实施通货膨胀，增加纸币发行掠夺的财富就在150亿银元以上”⑦。四大家族掠夺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手段是通过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实施的。在法币之前，四大家族主要通过“承购公债”，独占公债利润，采买军火，捞取“回扣”等手段来聚敛财富。法币政策出笼后，四大家族便利用对中国金融网络的垄断，独占法币发行权，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孔祥熙曾嚷道：“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⑧，其敛财过程真可谓不打自招。仅在法币政策实施后的一年内，四大家族即以“不兑现”的纸币凭空掠夺了3亿多元的民间财富⑨。除此之外，四大家族尤其注重利用滥发纸币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大肆从事投机活动。在众多的投机活动中，尤以黄金和外汇投机为甚。
黄金投机 国民政府所实行的黄金政策，表面上似乎是政府牺牲大批黄金，以收缩通货，制止通货膨胀。而事实上恰恰相反，这一政策只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段，以制止膨胀为名，行进一步膨胀之实，四大家族则从中大捞好处。1939年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间不得私存黄金，黄金由“四联总处”的“金银收兑处”收兑，搜刮了一大笔金银。1943年，四大家族看到掌握的金银数额差不多了，就又宣布准许黄金自由买卖。国民党的黄金政策不是按规定的比价出售黄金，而是高价出售，中央银行所定的黄金价格不断被哄抬。1943年11月8日黄金每市两官价为1.2万元，12月3日上升为1.3万元；1944年2月1日升至1.5万元，9日升为2.15万元，到1945年6月8日停售黄金期货后高达5万元。而黄金黑市价的涨势则更加惊人。1945年6月8日每市两官价为5万元，当日黑市价每市两竟涨至18.2万元。黄金价格的上涨同时刺激着物价的疯狂奔腾，法币加速贬值。四大家族利用其独占金银收兑的特权，一会收兑，一会抛售，低价进，高价出，把黄金市场搅混，从中“混水摸鱼”，大发横财。1946年5月11日，《周报》杂志载文对此作了深刻的揭露，指出：“在黄金政策的幌子下，翻云复雨，作浪兴风，又不知制造了多少暴富。这种暴富唯有制造消息的权贵，方有十足把握。试想开战停售至于今日，一会儿宣布黄金国有，一会儿解除国有恢复自由买卖，一会儿实行平衡买卖，一会儿又实行官价平价”，而且“每次变动前后，市场总是谣言四起，作浪兴风。最后，谣言几成为事实，则其内幕如何，也就可想而知”(11)。
外汇投机 1938年3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宣布，禁止外汇自由买卖，变自由买卖外汇政策为外汇统制政策。这一政策为四大家族从事外汇投机提供了便利，它们利用其政治上的种种特权，恣意套取外汇，操纵黑市交易，牟取暴利。当时，美钞与法币的官方比价虽被维持在1美元兑换20元法币的水准上，但其背后的黑市交易异常活跃，黑市价格高得惊人。如1944年8月法币与美钞的黑市比价为786.43∶1；1947年2达到了12657∶1(12)，其后更是不可遏止。四大家族利用外汇比价的动荡大搞投机活动，从中渔利。外汇升值成了通货恶性膨胀的催化剂，加速了法币的贬值和物价的上涨，把法币推到了崩溃的境地。
二是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22年里，为了内外战争尤其是反革命内战的需要，一直维持着一支庞大的近代化军队，给南京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1930-1936年间，历年军费均在3亿元以上，均占年度财政总支出的40%左右；抗战期间达到70%左右(13)。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心要打内战，军费开支更是有增无减，数额日益庞大。魏德迈在1947年8月20日的一份报告中披露，国民“政府预算至少80%作军费用”(14)。为了筹措巨额军费，南京政府除了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剥夺和出卖主权举借外债外，主要手段是求助于滥发纸币，实行通货膨胀。
由上可见，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是国统区通货膨胀的直接诱因。四大家族掠取财富的数额与通货膨胀的程度完全是成正比的，掠夺愈多，法币发行指数愈高，通货膨胀益甚，而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又极大地促长了四大家族的敛财过程，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不可收拾；而庞大的军费开支是国统区通货膨胀的催化剂，并将其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三
通货膨胀给国民党政权的打击是致命的，不仅导致了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的全面崩溃，而且侵蚀了国民党的政权机构和军队，毁掉了国民党政权的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最终把国民党政权送向了断头台。
1、通货膨胀促使国统区经济走向总崩溃。
通货膨胀严重摧残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程，给民族工商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众所周知，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本来就很脆弱，在经历了8年抗战之后依然如履薄冰，其境况没有多大的改善，反而随着战后通货膨胀的发展而日趋恶化。我们知道工业生产从购买原料到出售成品，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生产和流通过程，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产业资本经过一次周转以后，货币数量将大大增加，从形式上看确实获得了不少盈利，但却不能购买到生产开始时同等数额的原材料以维持简单再生产，所以从实际上看则是亏本了，即“虚盈实亏”。物价上涨愈快，工厂和企业虚盈实亏的现象也就越严重。同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必然引起原材料和产成品的价格不断上涨，动摇了消费者的信心，促使抢购风、囤积居奇的现象愈演愈烈，使市场更趋疲软，工厂、企业的生产环境日益恶化，使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秩序遭到破坏。更有甚者，国民党政府凭借帐面数字的扩大，胡诌民族资本家在抗战中发了国难财，要他们缴纳高达50%的所谓过分利得税。这样，民族工业资本被零星宰割，纷纷停业倒闭。据统计，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海、南京、天津、广州、重庆等20多个城市民资工厂倒闭者达2.7万多家。1946年，上海开工的工厂不及战前的1/3，到1949年4月则不足1/10。由于普遍的停工、停产或倒闭，工业总产量急剧下降。1949年与1936年相比，重工业下降了70%，轻工业下降了30%(15)。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及工业税收增加等因素，大大助长了商业投机活动。商业利润奇高，银行大量增加对商业的放款和投资，促使工业资本纷纷向商业资本转型。如1942年，重庆工商业资本中，商业资本占73%，工矿业资本仅占27%(16)。出现了“以商代工”、“以商养工”的畸型经济发展现象。
通货膨胀同样给正常的商业活动带来了灾难。由于物价疯狂奔腾，行市早晚迥异，作为售价回收的货币，尽管在数量上不断增长，但其贬值的速度更是突飞猛进。这不断增长的货币，经过一卖一买的转手周期后，根本不能买进与售货等量的商品，最终连老本都要蚀个精光，纷纷破产。难怪时人讽刺说：“在百业不振的情况下，只有印刷钞票的工厂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国统区的农业后于工商业崩溃，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传统心理使得农民对现代货币信心不足，暂时压抑对现代工业品的需求和追逐。因此，最初农业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的。但是，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农村已不可能永远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在经受了一次比一次猛烈的通货膨胀恶浪的冲击后，中国农村经济也日趋走向崩溃。由于内战的影响，运输遭到破坏，加上国民党政府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粮食，使得国产稻米和麦子的真正价格反而低于战前；而受通货膨胀影响，同一时期布、种子、肥料、农具及农民其它必需的工业品价格却猛烈上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的剪刀差愈来愈大。到1945年4月，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上涨指数就拉开了4.91倍(17)，而且农民出售农副产品换回来的又是即将进一步贬值的法币，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得放弃农业，背井离乡，外出谋生，造成农村田园荒芜，农业生产严重下降。据统计，1948年土地抛荒面积在河南、湖南、广东等省中，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20-40%，主要农具减少了30%。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2263.6亿斤，较战前1936年的水平降低40%(18)。
通货膨胀造成了国统区空前的经济危机，使广大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工人大批的失业，1946年上海产业工人失业者30万人，北平失业工人70万人，成都失业工人10万人，重庆失业工人6万人，昆明失业工人5万人(19)。工人失业即断绝了生活来源，全家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即使是在业工人，也因国民党政府强行冻结工资和通货膨胀的涤荡，实际收入越来越低。如中纺天津分公司，工人平均工资，1948年9月折合玉米面347.27斤，10月份只折合玉米面49.18斤，1个月内竟下降了85.7%(20)。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十分悲惨。成都市国民小学教师的月薪不到100万元法币，平均每小时只合4000元，而当地的物价，寄一封平信要5000元，喝一碗茶要8000至12，000元。结果，成都500余名小学教师不得不忍饿罢教，上街请愿(21)。不少大学教授也因薪水不足以维持生计，不得不兼做别的事，白天奔走于几所学校兼课，晚上或担任家庭教师或摆地摊干些拍卖书籍衣物的营生。有的困难到无以维生的地步。1946年2月，北平法学院66岁教授宁协万，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自杀身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最严厉的抗议(22)。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把国民党政权连同其怪胎通货膨胀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2、通货膨胀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国民党的政权机构。抗战以来，特别是3年内战时期，随着印钞机器的高速运转，通货的恶性膨胀，使各种社会腐败现象也恶性发展。官僚资本家、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以及宪、警、特、流氓、地痞等一切社会渣滓，纷纷倾巢出动，掀起了一股劫夺民财，暴敛财富的狂潮。军政大员利用职权操纵了各类“国营”企业，并利用他们对外贸易的垄断来从事市场投机，不择手段牟取暴利，使得官倒私倒、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种种腐败现象蔓延成风，社会风气日益糜烂下去。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南京政府内“做官不贪脏、不纳贿，真是凤毛麟角，什么人不到政界而已，一旦有地位，便想腰缠万贯了”(23)。上梁不正下梁歪，政府的统治层既然如此，下级官吏的腐败就更可想而知了。在通货膨胀中，公务人员的实际收入越来越少，1937-1943年间，平均降低了85%，造成行政效率低下，政纪松懈，贪污舞弊现象严重。官吏身兼数职，安插眷属于政府机关，利用职务之便从事经商活动，甚或赤膊上阵横征暴敛，公开劫夺。如果说，腐败是国民党的固有特质的话，那么30、40年代的通货膨胀便为腐败的滋盛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腐败侵蚀着国民党政权的机体，使其在溃烂中迅速走向死亡。
3、通货膨胀加速了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溃败。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发动旷日持久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源于它有充足的兵、钱和粮。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国民党通过强制手段迫使农村为其绵绵不断供给战争资源。但是，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导致农村经济凋蔽破产，农民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厌憎，纷纷躲避征粮、征税和征兵，从而使国民党失去了进行战争所需要的基本人力和物力，很难持久坚持下去。
同政治腐败一样，国民党的军队也受到通货膨胀的侵袭而腐化。1948年11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伯给华盛顿的报告称：“自从我来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胜利。……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24)政府原来提供的为数不多的军饷绝大部分被军官们中饱私囊，拿去投机。缺衣少食的士兵走投无路，到处抢夺。士兵对军官的腐败极为不满，视作战为畏途；人民群众则视国民党士兵为瘟疫，不予支持。显然，这样一支贪污腐败、民心丧尽的军队根本无战斗力可言。因而从1948年起出现兵败如山倒，一溃千里的局面是不足为怪的。军事实力是政权生存的支柱，随着军事的溃败，国民党政权的倾覆也就不可避免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几乎与国民党政权生死攸关，离开了通货膨胀，国民党政权一刻也无法苟延下去。然而，玩火者必自焚。正是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把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推向崩溃的边缘，并最终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永远沉入历史长河的底层。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很值得后人深思。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9页。
②④(12)(17)参见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155，160，144-145，177页。
③《财政年鉴》续编第1卷，第66-67页。
⑤⑥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209，215页。
⑦(14)杨培新《中国通货膨胀论》，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57，33页。
⑧《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59页。
⑨凌耀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441页。
⑩《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238页。
(11)《周报》第36期，1946年5月10月。
(13)参见《银行周报》，1936年11月第976号，第21页；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82页。
(15)荣孟源《蒋家王朝》第295页。
(16)《商务周报》，1943年4月20日。
(18)参见《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166-193页。
(19)参见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下，北京师大出版社1985年版，第819-820页。
(20)《北国春秋》1960年第3期，第25页。
(21)《观察周刊》第12页。
(22)《解放日报》1946年4月19日。
(23)《蒋总统集》第1册，第494页。
(24)（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第269页。
标签：国民政府论文; 法币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外汇黄金论文; 物价水平论文; 美国四大家族论文; 国民党论文; 外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