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与保持党的先进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基本路线论文,保持党的先进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阶级基础先进、政治纲领先进、指导思想先进、根本宗旨先进，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四大基本因素，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四大基本条件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四大基本目标。如果说阶级基础是从阶级性上、指导思想是从思想理论上、根本宗旨是从科学群众观上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前提，那么政治纲领是从路线方针上保持党的先进性的确实保证。
党的纲领是党的政治主张、奋斗目标以及行动路线和方针的集中概括和反映。恩格斯说过：党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我们党的纲领由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所组成。最高纲领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最低纲领是在现阶段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7年6月，邓小平指出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同年7月，首次提出“基本路线”的概念，并阐述了它的主要内涵：“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① 10月，党的十三大在此基础上，郑重提出并全面阐发了这条基本路线。它的正式名称，是“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它的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它的总体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它的实质，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政治路线，亦即党的最低纲领。
毛泽东早在1939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说过，党的失败和胜利，后退和前进，缩小和扩大，发展和巩固，都同党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息息相关，从而形成了党的建设要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的重要思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明确作出了“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的论断，并指出这是党八十多年来“最根本的一条”历史经验。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一点离不开坚持党在现阶段的根本政治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才能从政治纲领上保持党的先进性
党的基本路线不同于党的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它是总揽全局、统帅党的一切工作的路线和政策，也就是总路线和总政策，因此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特殊的意义，历来备受党的高度重视和特别关注。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阐发这个问题时说，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记住了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而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工作。邓小平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并警告“谁要改变”这条基本路线，“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2001年4月，江泽民在全国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把党的基本路线称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纲”，在其他一系列讲话中，也多次阐述过基本路线决不可动摇的思想。
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是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复杂情况作出的科学论断。
民主革命的历史曾反复证明，一旦党的政治路线发生错误，党的先进性就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战斗力就受到严重削弱，党的事业就受到严重挫折；而党的政治路线走上正确的轨道，党就定会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就具有克敌制胜的巨大力量，就能够推动革命事业走向兴旺发达。我们党正是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制定了正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才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初期，党制定了正确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才比较顺利地实行“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就使党的先进性也随之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党在人民中的威望空前提高。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八大审时度势，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制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的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路线。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② 这种“严重挫折”，突出表现是“大跃进”的重大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其重要原因，是党的政治路线从1957年下半年以后逐渐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直至发展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路线。应当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为一般政治哲学命题，是合乎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思想的，是可以成立的。只是因它被赋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特定含义，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这种革命既无经济基础也无政治基础，于是走向反面，在实践上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与此同时，党自身也大伤元气，党的先进性，党的战斗力、号召力、凝聚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和损害。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逐渐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在它的指引下，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如今已迈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这期间基本路线也受到过“左”的和右的各种干扰，但是由于党采取了一系列正确、妥善的举措，不断排除这些干扰，坚持了基本路线，才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然而这类干扰不会销声匿迹，在一些同志中有时还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动摇，因此如何始终不渝地坚持基本路线，仍是需要经常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论断，正是根据新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而作出的，绝不是杞天之虑，无的放矢。
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是根据基本路线的特殊性和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得出的必然结论。
党的基本路线之所以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除了实践证明它的正确和因此得到最广大人民的认同、拥护外，从理论上说，是因为：
首先，既然基本路线是关系全局、指导全局、决定全局的路线，就必须长期保持稳定。党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一般说也要保持稳定，但是随着实践和形势的发展，难免及时作这样那样的调整，所以这种稳定只能是相对的。基本路线则不然，它是党的统领一切工作的总路线总政策，如果发生变化，必将对全局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后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稳定是绝对的。这就是说，有了正确的基本路线，仅仅是事情的一半，事情的另一半，是如何使之真正得到贯彻执行，而不致犹豫狐疑，半途而废。
其次，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大体上说，从上世纪50年代“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至少需要经历上百年时间。基本路线既然要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也至少要坚持一百年不变。在这一长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可见，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绝非主观的设想，而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决定的一种客观必然性。
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是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关键
以什么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历来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问题。这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这个问题的实质就在于：究竟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任务，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对这两者如何抉择，成为判别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分水岭。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以一波三折，乃至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挫折，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任务，而把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放在次要的地位，即党的政治路线出现了重大偏差。邓小平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③，就是指的这种情况。与此相联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制定和执行了“五十字建党纲领”，从现象上看似乎增强了党的先进性，实际上是干扰了党的建设，损害了党的先进性。这就进一步印证了党的先进性与党的政治路线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对坚持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依赖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深刻反思和总结历史的基础上，果断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决策，开始实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即基本路线。其中“一个中心”是根本的，“两个基本点”是由“一个中心”决定的，是服从和服务于“一个中心”的。所以十四大报告提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是：
第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根本任务。列宁对此有过大量经典式的论述，足以成为我们的理论指导。例如：1918年，他就说过：“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④ 1921年，他还说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⑤ 1923年，他又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⑥ 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广义的，它首先指的是经济建设，同时也包括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建设，也就是列宁在1920年曾说过的“国家建设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政治”⑦。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在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中重新肯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并作了规范化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自从十三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来，我们党一直把这个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十五大报告强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当然，强调这个主要矛盾，绝不是也决不能否定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第三，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物质基础。邓小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曾说过，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他还说，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据此，他得出了“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的结论。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又提出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个论断，强调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国际竞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实力问题；提出了“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新论断，十六大报告并把它与党的先进性密切联系起来，指出“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而“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讲过这个问题。1980年，他就指出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1985年，他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冷静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⑧。针对历史的经验教训，他尖锐地提出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而“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正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据此，他反复强调必须把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首要任务”、“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现在有些同志把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割开来，似乎这是对“一个中心”的纠偏乃至否定。其实，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旨在进一步解决好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使发展真正走上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轨道，所以其前提和核心、起点和归宿还是发展，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当然，科学地发展也是而且更是硬道理，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和统领整个经济建设，更好地为坚持“一个中心”服务。
把两个基本点辩证地统一起来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任务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最基本国情。这个最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以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但是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政治保证，以改革开放作为根本途径，这就决定了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相统一，构成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
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一贯精神，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牢牢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这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所谓“立国之本”，指的是：国家的各项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制度，都要以它为基础来确立、完善和发展；党的各项重大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都要以它为依据来制定、贯彻和实施；人们的一切政治性质的言论和行动，都要以它为准绳来要求、约束和规范。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导致国将不国，谈何按正确的方向发展生产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⑨。忘记了这一点，就是丢掉了根本。
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邓小平贴切而形象地把它比喻为“成套设备”，但是他多次说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它的一个“核心”和“要害”，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⑩。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邓小平最终把它归结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两条根本原则”。所以衡量我们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就要以是否坚持了这“两条根本原则”作为最基本的依据。
三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但是过去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和对老祖宗学说的某些片面理解，我们在对它的认识和实践上发生过偏差，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几经折腾的一个重要原因。针对这一历史教训，邓小平在1985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11) 就是说，我们要正确地而不是教条式地去坚持，要用科学的而不是僵化的态度去坚持，关键是要赋予它以新的时代精神和时代内涵，要把它置于改革开放的总的历史背景下，与改革开放密切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促进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的有力保障和可靠保证。
同样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一贯精神，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我们要牢牢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并对其中“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结论作了深化。早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他就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区分开来，一方面充分肯定前者是好制度，必须坚持，另一方面又指出后者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认定这些弊端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矛盾的集中而突出的表现，强调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1991年，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又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992年的南方谈话，进而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命题，把毛泽东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论断，演进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从而深刻揭示了我们要在改革中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在改革中前进的真理。
二是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邓小平一再阐明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尖锐地批评在部分人中出现的把改革变成改向的倾向，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2) 他还特别指出：“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13) 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庆祝建国四十周年、纪念建党七十周年的讲话，都提到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反复强调要划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与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
三是改革开放一定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邓小平说过：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4)。因此，改革开放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充分体现中国的特点。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改革要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尤其是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关键是如何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此我们党在认识上和方针政策上曾走过不少弯路。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斩钉截铁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休、阻碍改革开放前进的问题，终于得到了一个清楚、透彻的总回答，从而在十四大上正式确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正是经济上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和集中反映。
总之，党的基本路线有两个基本点，而不是一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是唇齿相依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无论何时都必须一起坚持，不可偏废，并把它们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在认识和处理两个基本点的关系上发生任何偏差，都会伤害党的先进性，削弱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
时下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是要不要、能不能和怎么样反思改革，两种不同观点针锋相对，争论激烈，其实质和核心无非是两个基本点的关系问题。笔者对此有四点认识：其一，反思改革是正常的。反思就是回顾过去，总结经验，以便进一步明确方向，更好地开拓未来。我们搞任何工作都要经常反思，改革开放已经快三十年了，为什么不能反思？其二，反思改革是必然的。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付出的代价也令人愁肠百结。公有制主体地位渐见削弱、贫富两极日益分化、数以亿计的工人农民等社会主人翁成为弱势群体、腐败现象继续蔓延之类的严重社会问题的存在，都使人们疑惑不解，自然引起反思。其三，反思改革是必要的。产生这些严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一些学界人士的理论倾向和一些党政部门的政策导向上说，是搞了一系列的“割裂”，例如：割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往往只讲初级阶段，不讲社会主义；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往往只讲中国特色的具体道路，不讲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割裂基本经济制度，往往只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不讲公有制为主体，只讲发展非公经济一个“毫不动摇”，不讲两个“毫不动摇”；割裂基本分配制度，往往只讲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不讲按劳分配，只讲部分人先富，不讲共同富裕；割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往往只讲市场经济，不讲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只讲市场放任自由，不讲国家宏观调控；如此等等。这一系列割裂，归根到底是对“两个基本点”的割裂，往往只讲坚持改革开放，不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毋庸讳言，多少年来，尽管僵化的“东教条主义”依然存在，但毕竟已告式微，而自由化的“西教条主义”盛行却形成比较明显的倾向，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乃为有目共睹。既然如此，难道还不需要反思？其四，反思改革绝不是也决不能否定改革和动摇改革。反思的目的在于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反思的结果应是促进和推动改革。如果说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那么同样地，改革开放必须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焦点和要害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改革朝什么方向推进和深化。可以说，一般地搞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也能做到的事情，共产党人的高明之处，就是把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如其不然，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何在？政治优势何在？先进性何在？
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是我国现实政治、经济、思想领域一切关系中之最基本的关系。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引导广大干部党员正确、辩证地认识和处理这个关系。能否做到这一点，事关全局，意义重大。我们的一切工作犯不犯错误，根本界限就在这里。二十多年来党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基本经验教训，也在这里。新世纪新阶段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事业能否顺利进行，关键同样在这里。如何从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在这里。
注释：
①②③⑧⑨⑩(11)(12)(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8、2、141、117、141、149、134、297、63页。
④《列宁选集》第3卷，第490页。
⑤⑥⑦《列宁选集》第4卷，第623、773、308—309页。
(13)《邓小平年谱》(下)，第1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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