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7）06—0010—03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有自己特殊的文学问题，但是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今天研究这个问题，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要用其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核心是以人为本。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以人为本的理论含义作了经典性阐释。他说，“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这段阐释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一贯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人为本的具体对象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生活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具体的人民，但是却使用了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表述作为新时代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标准和价值目标。这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要以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人类共同的发展目标，尊重人民作为人的主体地位，作为人的各项权利、利益，保障人民获得改革开放的成果。
我认为，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完整地结合起来的理论原则，对于我们现在来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中，也有人的文学和人民文学两种主要的文学观。如何认识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在新时代汲取其理论资源，建设当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很有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同时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作知识谱系学的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与中国现代革命文化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概括了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革命”的四个阶段，其实也就是总结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文化的历史。这一历史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随着中国革命文艺发展而不断建构的历史。对于五四运动在文艺以及文艺观念更新上的意义，毛泽东有如是评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2]。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对于当时开始初步建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言，其核心思想就体现在毛泽东所说的“提倡新文学”的问题上。而事实上，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也始终围绕着什么是时代所需要的新文学来展开。李大钊在1919年12月8日《星期日》社会问题号上发表《什么是新文学》的文章，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关于文学艺术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提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初的文学观。他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3]276。这里提出的文学观有三个要点，一个是文学要写实地反映社会，发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一个是在作家主观思想中要具有关怀民众的博爱之心，不要沽名钓誉，用文学博取个人利益；一个是以文学为本位，为文学本身的发展而创作。这里既明确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深刻影响，同时又明显地吸收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启蒙现代性的文化观念、特别是贯注着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李大钊所说的“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与“人的文学”有一定联系。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人的文学”就是人道主义的文学，“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4]。李大钊主张新文学应当以博爱之心作为基础，就是应该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但是这种人道主义是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人道主义。李大钊的新文学观中的“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思想。他认为文学应当有自身的形态、特色和规律，不能把文学作为牟取文学之外的利益而创作的工具。他说，他提出的文学观强调的是“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3]185。这三个要点是文学“爱真爱美的素质”[3]184。如果说前两点主要是爱真，那么这一点则突出了爱美。对于这一点，李大钊直接的论述不多。但是他在《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中指出，劳工除了争取“工作八小时”之外，还应该争取“修游八小时”的权利。“修游”即娱乐是人的生存的需要，“游玩应与教育一样重视”[3]386。从这些论说可以知道，他坚持文学应当是优美的，是对文学审美特性的高度重视。
从以上分析看出，李大钊在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所提出的人的文学，一方面是张扬了博爱之心，另一方面是着眼于文学本位。这里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李大钊在宣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时候，自觉地吸收了启蒙现代性的文化观念，这是一种成功之举，还是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不成熟的表现呢？
这个问题在1928年后期创造社对五四运动的批判上，被提到了历史的日程上。1928年后期创造社创办《文化批判》，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用以批判中国的文艺、政治和经济，提倡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说，文学革命时代的《新青年》的两大导师是德先生、赛先生，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文学革命的两大口号，反对贵族文学就是反对封建文学，提倡平民文学就是提倡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学。因此五四的“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表征”[5]。后期创造社在此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理论主张。1928年对革命文学的倡导成为一次对于五四文学及其建制的批判，于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代替了“人的文学”。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面对国内严酷的阶级斗争，后期创造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由此而引起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批判和否定，其中包括对五四运动对西方启蒙现代性某些思想的吸收的批判，则是值得研究的。左联的主要理论主张与后期创造社有一定联系。左联的某些领导人对鲁迅的疏离和排斥，实际上延续了后期创造社在1928年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对鲁迅的批判立场。
而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总结革命文化发展的历程时，并没有完全接受后期创造社和左联的一些观点，而且对他们所一直批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这个运动的杰出作家鲁迅作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总结“文化革命”基本问题之后，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的重要理论命题和主张，提出了人民文学的理论。我认为，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文学论，把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放在人民身上，而且把人民具体化为工农兵等实际存在的、活生生的人群，这也是对五四运动人的文学的继承。但是，在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之后，中国的文艺理论界出现了把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对立起来的倾向。在后来的极“左”思潮的发展中这个倾向越演越烈。
1947年袁可嘉写了一篇名为《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文章。我认为，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的提炼很准确，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也很有启发。袁可嘉说，五四以来到1947年新文学运动有两支潮流，一是人民的文学，一是人的文学。人的文学其基本精神是两个本位，“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或功用说，它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活动形式对照着说，它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6]113。人民的文学也有两个本位，“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说，它坚持人民本位或阶级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相对照说，它坚持工具本位或宣传本位（或斗争本位）”[6]116。他并不反对人民本位，“‘人民文学’正是‘人的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部分”[6]118，但是反对把“人民”抽空为抽象的政治概念，将政治活动代替人的真实的生命活动。他也并不反对工具本位，但是强调必须回归艺术本位才能发挥工具作用。袁可嘉的总的观点是“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我们必须坚持文学的艺术的立场”[6]124。这些观点今天也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学运动与1928年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关系，吸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两个主要理论与实践的资源中的有益的东西，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解决好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关系。
收稿日期：2007—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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