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情报科学研究的若干重点与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方向论文,科学研究论文,情报论文,重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情报科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专门学科。究其历史，一般认为它以V.Bush 1945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如我们所能想像的》为开端，迄今仅50余年历史；即使把其肇始向上追溯到P.Outlet和LaFontain创立国际目录学会(IIB)的1895年，也不过短短一个世纪。而“情报科学”一词的最早使用者，据P.Ingwersen的研究，是1958年在英国成立的情报科学家协会(the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tists,IIS)的创始人J.Farradane。这些简要的史实表明，年轻的情报科学还是一个成长中的有机体。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欠缺、不完善以及种种难如人意之处，都是正常的，在科学史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对此，我们应该持一种释然的态度，因为我们今日所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将是未来成熟的情报科学之广厦的坚实砖瓦。
世纪之交的情报科学研究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始何在新的信息环境下把这门学科深入研究下去，而不是未经深思熟虑地否定它，或者伤心失望地远离它，或者割裂历史与现实地“改造”它。本文将对西方国家情报科学研究的若干重点和发展方向进行讨论，目的有两个方面：其一，为国内学术界深入推进情报科学研究提供思路和借鉴；其二，吁请国内学术界充满热情地密切关注西方情报科学的发展历程和现实走向。
1 情报科学研究中有待加强的重点领域
情报科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H.Borko博士1968年给情报科学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情报科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研究情报的特性与行为、控制情报流动的力量、为最优的可存取性和易用性而处理情报的方法。它关注着与情报的产生、组织、收集、存储、检索、解释、传递、转化和利用等有关的知识体系。……它既有纯科学的一面——研究与其应用不相干的主题；又有应用科学的一面，开发系统、产品和提供服务。”
70、80年代，有许多学者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社会条件和信息环境特点，提出一些表述各有侧重的情报科学定义。如J.Becker1976年指出：“情报科学是研究人们怎样创造、使用和交流情报的一门学科”；1987年T.Wilson撰文指出：“情报科学是研究情报的产生、组织、传输和利用的学科，它既关心情报的本质、通道或载体以及用户，又关注情报系统和情报服务的设计与评估，从公共图书馆到计算机情报检索系统都是情报科学关心的对象”。
1992年，著名学者T.Saracevic指出：“情报科学是致力于科学研究和专业实践的一个领域，它探讨人们在社会、机构和个人等不同情境中有效地交流知识和知识记录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情报科学尽可能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我国台湾学者赖鼎铭博士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简要地把“资讯科学的定义分成资讯的产生、资讯的组织与处理、资讯的传输与利用三大部分。”
尽管Borko之后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仔细对比之后，我们会看出Borko 1968年的定义影响了其后30余年学者们的认识，70～90年代的代表性定义都没有超越出Borko 1968年的定义影响了其后30余年学者们的认识，70～90年代的代表性定义都没有超越出Borko 1968年对情报科学的界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Borko的定义既是经典性的，又具有科学性。
为了解过去几十年间人们在探讨情报科学时着力最多的方面，我查阅了在情报科学领域权威性很强的《情报科学技术年评》(ARIST)1966～1996年（第1卷至第31卷）30年关键词累积索引，统计出如下一些最受人们重视的研究领域：
·情报系统与情报服务 共33篇评论文章
·图书馆自动化共16篇评论文章
·情报检索共14篇评论文章
·情报需求与使用 共11篇评论文章
·信息网络共11篇评论文章
·自动化语言处理 共8篇评论文章
·数据库 共8篇评论文章
·信息经济学 共6篇评论文章
这八个方面是1966年以来情报科学领域讨论最集中、成果也最突出的子领域。ARIST中许多高质量的综述文章在文章最后都列出了近期有待加强的重点研究课题。D.Shaw和K.Fouchereaux对1989-1991年ARIST载文指出的重点研究课题进行了整理，笔者又对1995年和1996年度的ARIST按照上述两位学者拟定的框架进行了归纳，并补充了"Journal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Journal of Documentation"、"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Theory and Practice"等知名专业刊物所载文章指出的发展方向，归纳整理出当前情报科学研究中有待加强的几个重点领域。
(1)自动化系统方面。包括：
·图书馆自动化与数字化图书馆；
·使用自动化系统中的认知过程；如何在实际运转的系统中施用这些研究成果；
·自动化系统中的标准应用；如何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开发可增强系统互操作性的标准；
·自动化系统的评价问题；保证系统成功运行的数据问题；
·自动化系统对组织、对人／社会的交互产生的影响；
·电子信息系统涉及的法律问题。
(2)信息经济学方面。包括：
·信息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如何用情报计量学方法有效地评价某一组织的生产率；
·对信息的经济价值的测度；
·电子信息的营销、收费机制与价格策略。
(3)标引方面。包括：
·标引和分类中涉及的认知过程；
·不同情报系统中的书目情报要素；
·如何组织机读数据以便于人们更好理解并增强检索功能；
·数字化图书馆中文本和图像的标引问题。
(4)情报需求与使用方面。包括：
·情报需求的跨学科研究；
·各类用户的情报需求和使用特点，如何从这些了解和相关研究中获益；
·在发展用户的信息查询技能时，何种教育或学习策略最为有效。近年来西方图书情报界兴起了一个研究领域，即信息识知(Information Literacy)研究，其中的重要方面即是研究用户的信息查询能力和行为；
·情报的获取是怎样改变用户的信息查询观念的，而手工的或计算机化的情报系统又怎样适应用户的这些变化；
·如何把情报系统的概念模型扩展到更大的领域。
(5)情报检索方面。包括：
·数字化图书馆中情报检索技术的有效性；
·情报检索中的认知过程，情报检索研究从物理方式向认知范式的转变；
·以用户为中心的情报检索研究和分析方法；
·情报检索系统的人机界面；
·人工智能与情报检索；
·如何恰当评价基于计算机的情报处理与检索系统。
(6)信息资源管理方面。包括：
·认识信息资源管理的技术角度和集成角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结果和研究取向；
·信息资源管理的关键组成部分和实施步骤；
·信息资源管理对组织结构和行为、效率的影响；
·网络化组织(networked organization)的信息资源管理；
·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管理。如因特网信息资源的采集、筛选、分类、编目、序化等方面的研究。
2 情报科学研究的范式转变
“范式”(Paradigm)一词最早见于科学哲学家T.Kuhn所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 Kuhn认为“范式是公认的科学成就，在某一段时间内，它们对于科学共同体而言，是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解答的范例。”美国学者F.Miksa借用Kuhn的范式理论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情报科学领域的基本范式。他认为范式是“一整套思想(ideas)，它们表征着本领域的核心现明，充当了本领域系统的知识和研究的一个框架。”Miksa提出了机构范式(institution paradigm)和情报运动范式(information movement paradigm)，他认为这两种范式是本领域中特征最明显的、最广为人接受的，但它们并不排斥其他可能并行存在的范式。
2.1机构范式
机构范式是把图书馆视为一种社会机构的一组思想和观念。它起源于20、30年代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的学者们的工作，当时他们用社会学和教育学方面的研究思想和方法论创建了这一范式。这一范式迄今对本领域仍有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它为图书馆实践工作者们提供了描述其工作的语体，主导了图书情报学界在图书馆情报机构我行政与规划方面的研究。
机构范式将图书馆视为一个界定明确、独一无二的社会机构，存在的目的主要是使某一群特定的公众有可能使用其文献收藏和设施。围绕这一目的，图书馆还有几项从属性任务，如收集、组织、储存所采集到的资料，在检索点提供恰当的工具和个人帮助等。
2.2情报运动范式
这一范式包括的一组思想和观念与作为一种人类传播系统的情报运动过程有关。它产生于50年代，当时，一些通信工程师和控制论学者成功地用数学术语表述了符号传输系统的特性，而这些人的思想成为随后许多文献检索模型构建的基础。
这一范式把情报运动过程视为本领域的核心现象，它既构成了当代情报检索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基础，又为图书情报从业者报供了描述其活动特征的一整套全新的术语。Miksa指出，该范式特别关注某一系统中发生的情报运动，该系统根据个人发出的要求查询和检索代表着知识的物件（即文献）。在情报科学领域中，这种一般化的情报系统模型不仅被应用为图书情报机构基本文献检索过程的一种模型，也被用以刻划图书情报机构的一般特征，以及在并非图书情报机构的具体环境中构建情报运动模型。因此，被视为一种文献检索系统的图书情报机构，可以充当不同情境中其它类似系统的一个模型，这些系统将根据人们的情报需求对文献或其替代品进行查寻和检索。于是，文献检索模型就可以普泛化到所有相关情形中。
情报运动范式为我们这一领域带来了基本概念方面的三个显著变化，即情报流可以控制；情报是可以分割和测度的单元；情报运动有物理和语义两方面的意义。前两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的前半部分是把信息做为一种商品或一种事物。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M.Buckland博士对此做过详细的研究。它们意指情报是一种可以控制的、可以测度的、可以很好地组装的、可以成批收发的商品。不过，现在人们的研究兴趣已开始从纯粹的物理意义转向语义(semantic)方面，即第三种观点的后半部分。Miksa也指出，现今情报科学的研究兴趣正在转向产生于人工智能和综合认知情境中的主题。
2.3范式的转移：从系统观到认知观
如果说情报科学从机构范式转向情报运动范式是一次巨大的进步，那么，从70年代末期开始至今，情报科学的研究取向上又在酝酿着另一次重大的转变，即从系统观转向认知观。
Saracevic在文献中指出，情报科学的研究取向或曰范式正在出现从系统观走向认知观的重大转移。情报科学的研究日程最初制订于50～60年代，集中探讨的是应用层面上的科技与文献的结合、有效的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以及基础层面上的申农(shannon)意义上的情报本质问题。从7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系统取向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保证本领域的持续进步。Saracevic认为这些研究者倡导的是面向知识结构[代表理论是B.C.Brookes的基本知识方程N.Belkin的知识非常态状态(Anormalous State of knowledge,ASK)理论]或是面向用户与情报利用[代表理论是B.Dervin的意义建构论(Sense-making Theory)]，或者是面向认知的情报科学研究。
从系统取向转向认识取向，意味着情报科学研究的重点从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和开发，转移到强调情报消费主体的知识结构、情报行为、人机交互和情报查询等方面，其实质是从情报系统转向人的一个重大变化。
下文特对情报科学认知观的发展做一概述。
认知观崛起之前，系统观在情报科学、尤其是情报检索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系统观的正式确立，是以1957年在英国克兰菲尔德理工学院进行的一系列情报检索试验和测试为标志的。克兰菲尔德试验所代表的系统观在当时的积极意义可概括为：
·它代表着情报科学、尤其是情报检索发展史中的一个真正的里程碑，它把人们对情报检索系统的认识方式从思辩和推测的方式转变为一种试验和基于经验的方式；
·克兰菲尔德试验中包含的检索系统测试方法，成为日后众多试验和操作性研究的基础；
·克兰菲尔德试验吸引了一大批研究人员，为他们提供了应用范围很广的研究课题；
·在克兰菲尔德试验所建立的框架内，研究者们可以进行各种界定清楚的经验型研究工作，而不用怀疑该框架的有效性；
·在始于克兰菲尔德试验的系统观支配下，情报检索领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如最佳匹配检索算法、查询与文献匹配、相关理论、查全率和查准率、全文检索、化学结构式检索等方面。
这种在历史上对情报科学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系统观，在70年代末期受到了挑战。其原因在于，系统观过于强调图书情报机构系统的内部过程和计算机化情报系统的内部程序，过于关注人工制品（如文献）或物理媒介所记录的知识的表达，而忽略情报系统的用户，经常从系统的角度看待情报利用的主体，要求用户适应系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强调理解人的知识结构变化，人在情报使用和查询情境中组织与处理情报方式的认知观应运而生。
1977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情报科学研究的理论与应用国际会议”上，许多知名的研究者注意到，在情报科学研究的取向方面，从理性主义（唯科学观）和系统驱动出发的研究取向，同由用户驱动并使用心理学——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取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正是在这次会议上，M.DeMey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情报科学的认知观，而且会议也对Belkin的“知识非常状态”(ASK)理论展开了热烈讨论。
·M.DeMey指出情报科学认知观的核心思想在于：任何情报的处理，无论是知觉的(perceptual)还是符号的(symbolic)，都是由构成了情报处理器（如人）的世界模型的一整套范畴或概念来传达或协调的。
·以情报科学基本方程而为我国学者熟知的B.C.Brookes，被推崇为情报科学认知观的第一位鼎力支持者。Brookes强调，为了更有效地组织知识（而不仅仅是文献这种载体），人们得考虑主观和客观的认知结构与过程。Brookes很清楚他所提出的基本方程式(K[S]+△I=K(S+△S])并没有解决问题，而只是提出了问题。他把解释这一基本方程视为情报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并称：“解释此方程的适宜途径在于，通过考察人与记录在已发表的文献中的客观知识的相互作用，更多地了解主观知识结构。”
情报科学认知观的另一位倡导者Ingwersen,1992年对Brookes的基本方程又做了发展。他在方程式中加上了情报的产生和接受这两方面，引入了“潜在情报”(potential information,pI)的概念，认为可改变知识状态（知识结构）的情报(即△I)来自于情报消费主体对pI的选择和利用，而新的知识状态又会产生对其它人有潜在意义的新情报(pI')。Ingwersen把Brookes基本方程进一步表述为：
pI→△I+K[S]→K[S+△S]→pI'
虽然Ingwersen用新的概念丰富了Brookes的方程式，但我们认为它太一般化了，因为它未能更精确地把个人的情报查询和使用情况表现出来，如个人是如何从pI中抽取出△I来改变知识结构的，这一问题就无法回答和体现。无疑，这又是一个新问题。
·Belkin是使情报科学认知观得以深化和体系化的一位关键人物。Belkin从1978年开始，在文献中展开了他从认知角度对情报科学的研究。他认为情报科学的基本问题是“促进所需要的情报在情报生产者和情报用户之间有效传播”，因此情报科学关注的论题包括：①人类认知传播系统中的情报；②情报与情报生产者间的关系；③情报与用户间的关系；④所需要的情报；⑤情报的效用与情报传递的效用。确定上述五方面内容后，Belkin试图寻找适合情报科学需析“情报概念”，而不是解决“情报是什么”这种殊难回答的问题。他认为有用的“情报概念”应符合下述条件：
①必须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情境中的情报；
②应把情报作为一种人类社会传播过程来说明；
③应解释被要求或被需求的情报；
④应解释情报对接受者的影响；
⑤必须解释情报与知识状态（生产者和用户的）关系；
⑥应解释以不同方式呈现的情报的各种影响。
Belkin根据他对情报科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和上述六个条件，通过引入一个辅助概念——文本——来确立他认为对情报科学研究有用的情报概念。他认为文本(text)是传送者有目的地组织起来的、意在改变接受者、概念结构的符号集。而情报，是生产者修正过的（根据目前、意图以及对接受者知识状态的了解）概念结构，它构成了文本表层结构的基础。
Belkin最知名的理论还是他所提出的“知识非常态状态”(Anormal State of Knoweldge,ASK)理论。他认为，之所以有情报需求产生，是因为用户认识到自己存在着知识的非常态以致于无法面对某种问题与情况，而且，用户一般也无法精确描述需要什么来解决这种非常态。因此，情报科学、尤其是情报检索的目的在于描述和解决知识的非常态。
Belkin1990年又对情报科学的认知观作了总结。Ingwersen、Vakkri又分别在1992年、1994年对Belkin的一些思想进行了评述。概括而言，Belkin的有关思想和理论对于情报科学认知观的贡献可归结为三个方面：
①Belkin通过使用“所需要的情报”(the desired information)这一术语，把情报科学的观念同用户（主体）的观念紧密联系起来。由于把研究的焦点置于“某人需要使用的情报”，这就在观念上有一种从系统驱动到用户驱动的重大变化。
②Belkin提出情报科学同情生产者和情报用户的内在知识状态有关。为了在情报检索系统中促进所需要的情报在情报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有效传播，情报科学自身的研究必须关注情报生产者和情报用户的概念结构。Belkin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强调，无疑把情报科学指引到了新的本体论领域。Vakkari指出，以前情报科学对Rarl Popper“三个世界”理论中世界2的对象和现象很少关注，对世界3中的对象也很少进行概念化研究，而Belikn的认知观则打破了这一冷局，用新的对象和关系(objects and relations)充实了情报科学的研究。
③Belkin的ASK理论作为情报科学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在情报检索领域已经有了相当一部分追随者。Ellis博士在分析情报检索的发展方向时，曾指出：情报科学的认知观从Belkin开始，在与系统观的抗衡和随即的互补中，已取得了优势比较明显的地位，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在情报检索领域中的应用，这种优势更加突出。
·另外一位对情报科学认知观贡献较大的人物是Brenda Dervin。他从1976年开始至1990年连续撰文十余篇，集中阐释了他的代表性理论——意义建构论。在文献中，他把意义建构论的内涵精炼为三个方面，即：①情报使用是一种建构，而不是一种传递；②应该从用户而不是从观察者的角度看待情报使用和情报系统；③情报使用应该被视为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恒定的状态。Dervin的意义建构论比较复杂，上述三个方面只是一种简约的表述。文献对Dervin的理论进行了评述，此处不再赘言。
·1991年，“情报科学理论与前景国际研讨会”在芬兰的Tampere大学召开。来自17个国家的100多位学者认为，情报科学认知观在指导和推动学科理论与实践进步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也的确注意到，西方的情报科学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情报传递中人的要素，越来越重视人与信息技术之间的交互过程。在情报检索方面，从系统与用户的相互作用来派生模型，从用户的认知世界而不是从系统本身来展开模型，已成为情报检索系统设计的立足点。B.Hj
rland和H.Albrechtsen在1995年发表于JASIS上的长文《迈向情报科学新的地平线：领域分析》中，对情报科学认知观进行了较全面的回顾，指出“认知观对于80年代的情报科学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90年代以来，从认知科学角度研究情报的本质、情报检索、情报待等情报科学的问题，已汇集成一种强大的潮流。”（两位作者在文中列举了1990～1994年间发表的30篇论文，用以支持他们的上述论断。）
3 情报科学研究中若干哲学理论的引入
在研究情报科学的认识论基础(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时，人们比较熟悉的哲学理论包括Kuhn的科学哲学理论和Karl Popper的科学哲学理论。Popper的三个世界理论对Brookes乃至情报科学界很多人都产生过很大影响。联机公共检索目录(OPAC)的早期倡导者Don Swanson即是其中的另一位著名学者。他试图把Popper的哲学思想实际地应用于情报检索中。Swanson 指出：图书情报机构在知识增长中的角色是促进“面向问题的知识存取”，也即是，需要按照Popper所言的知识增长方式来组织和设计书目等检索工具，我们的检索工具和系统的设计应该受知识增长中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 and refutation)的一般原则指导，它应该成为我们开展情报检索研究的一般认识论基础。Archie L.Dick在评述Popper哲学思想在情报科学领域中应用的现状时指出，情报科学领域过去关注Popper三个世界中的客观知识（即世界3），并把它做为情报科学理论的基础，以致于Popper哲学思想呀春它有益的方面被忽略了。的确如Dick所言，一定受Popper思想支配的情报检索研究，过于强调人工制品方面（如文献、索引、文摘、数据库，即世界3的物件），却忽视或牺牲了人的因素，如作者、标引员、文摘员和用户等。直到认知观兴起，人的因素才重新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
自从Auguste Comte创立“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一哲学术语以来，实证主义已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对整个科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证主义认识论也被认为是“仍在控制着大多数严肃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与工作的哲学认识论。”实证主义的几个流派，如简约主义(reductivism)和马赫的现象主义(pheonmenalism)等，在图书馆学、情报科学研究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如美国伊里诺大学图书情报学研究生院教授Herbert Gddhor在其著作《图书馆学科研究导论》中开篇即敦促人们“应用实证主义者的试验和测度方法论来发现图书馆变量之间的广泛联系。”受马赫的现象主义哲学影响，Charles H.Busha和Stephen P.Harter在合著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技术与解释》一书中（此书在我国有中译本并有相当影响）声称：“为了研究与图书馆、情报、交流等有关的现象，必须设计出一些方法来测度它们，或者在特殊设备的帮助下用感觉来认识它们。”
但是，对实证主义哲学的批判在图书馆情报学领域也是多年来不绝于耳的。撰写过名著《西洋图书馆史》的Michael H.Harris在1986年指出：“图书馆情报科学受实证主义影响之大，致使我们盲目迷恋方法问题，遮住了我们正确地发现问题的眼睛。”John M.Budd的观点出现于90年代中期，他的态度更加鲜明：“图书馆情报科学的生存问题愈发引起人们关注。欲使外界理解我们这个领域的存在目的，首先我们得实现自我理解。方法、数据、证据和分析都有助于这种理解，但肯定还有更基本的。……研究表明，我们这个领域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决定主义(determinism)认识论的，它是内在于实证主义的一种认识论。我们需要重新评价和思考以前的方法和实践——它们多是以考察有限的变量或现象的某些方面为基础的。我们不仅要用修止的思维探讨行为的结果，也要深究情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诸如政治、社会、文化和认知等情境。
早在1974年W.lser就尝试过用现象学(Phenomenology)理论来研究阅读过程。80年代末以来，应用现象学和解释学(Hermeneutics)等哲学理论研究情报科学问题的主要工作有：
·D.Benediktsson应用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和(Martin Heidegger)的解释学理论，研究了情报检索中书目组织和检索、标引问题。他认为，解释学中的阐释方法(interpretivemeans)的应用将提升情报科学的理论基础。
·G.P.Radford运用现象学理论研究了图书馆的目的及其存在的理由，他的文章受到了高度评价，被称为“极富思想性和创新价值”。
·I.A.Hoel在《情报科学与解释学——情报科学应该被解释为一门历史的和人文的学科吗？》一文中，指出情报科学的基本概念近些年没有取得大的进展，给理论工作的指导也是很有限的，而解释学的应用则为情报科学理论的进步提供了可能。他以伽达默尔(Hans-Geory Gadamer)的哲学解释为出发点，运用解释环(hermeneutical circle)、效应历史(effective-history)和视域(horizon)等理论具体阐释了情报用户理解文本时的过程。他的此文的最后指出，对于情报来说，离开了使用它们的人，则不可能把情报做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R.Capurro在《情报科学的哲学观》一文中，首先批评了情报科学的三种范式：①表达范式——情报科学只关心情报的表达、编码和合理使用；②源——通道——接受者范式——情报科学的出发点是人类交流现象；③“柏拉图主义”的范式——这种范式否认知识的产生和利用是一种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过程，它把知识简单地客观化于人之外的载体中。Capurro随后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以及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分析哲学理论入手，提出了情报科学的认识基础。他标新立异地提出“情报意味着共享一种共同世界的可能性。”
在我国图书情报学界，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现象学、解释学、分析哲学等西方哲学理论对图书馆学、情报科学研究的可能价值。1994年，武汉大学的傅清波博士和北京大学的周庆山博士在其各自的毕业论文中，均借鉴了上述西方哲学中的理论和术语，初步讨论了文本阐释问题，只不过前者重在研究文献揭示原理，后者意为分析文献传播的微观过程。虽然这两位青年学者的研究还很粗略，但无疑是一个可喜的开端。
当然，西方的解释学和现明学及其它一些哲学理论，对国内学界而言还比较陌生，这些晦涩难懂的理论在情报科学中的应用仍需要假以时日。但我认为，国内学界应该敏锐地注意到我们的西方同行最近的理论动向，应该对情报科学的发展趋势了然于胸。这是把我国的情报科学研究深入研究下去并引导其进入21世纪的一个基本手段。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96AJQ008)资助的系列论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