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第二次“辽沈之战”?东北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_东北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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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国务院发展中心在《中国跨世纪战略发展的关键之地与关键一役》的课题报告中提出:“国民经济战略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难题集中于东北,对国民经济威胁最大的矛盾集中于东北,但中国发展与改革新的期望也在于东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至今已二十年,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是国有企业为此付出了巨大成本,特别是东北地区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代价。然而,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工厂停工、职工下岗、资源待尽。如何打好第二次“辽沈战役”,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而且也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进一步发展。

进入九十年代后,东北经济虽然也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与全国相比较,却是不断地滑坡。

1.东北三省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位次后移

改革初期,除了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外,在全国二十七个省、自治区中(除台湾外),东北三省是名列全国之首。见表一:

1978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分别名列全国的第一、第四和第二位,其中辽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94年之前,一直名列第一,到了1995年,辽宁名列全国第4位,黑龙江为第8位,吉林为第11位。

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为15.3%,而东北三省都低于这个平均值,辽宁为13.7%,吉林为14.6%,黑龙江为13.4%,其平均增长速度分别名列全国的第20位、第16位和第22位。也就是说,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我国贫困的省份如山西、甘肃、宁夏、青海、江西、西藏等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差无几。

2.优势产业失去优势

东北三省曾经以全国的重工业基地而著称于世,然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往日的优势产业今天却成为夕阳产业,如阜新煤矿如果按年产1000万吨煤计算,也只三、四年的生命期;抚顺集所有的产业门类于一身,矿山、机械、石油、冶金、轻工、纺织、制药、商业、农业等,国有大中型企业竟然无一盈利。大批职工失业,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类似现象,在东北主要大城市中随处可见。

按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来看,东北地区第一、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均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东北工业经济发展明显出现萎缩现象,中国重工业基地、中国的粮食基地的辉煌已经成为了历史。

3.技术改造投入大但收益低

“六五”以来,国家为了进一步推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先后投入了几千亿元的技术改造资金和固定资产投资。但是由于缺乏东北“一盘棋”的整体性,造成改造中的各自为政、分散决策,使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明显,重复建设、相互掣肘的现象时有发生。其结果是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结构性矛盾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老的支柱产业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减弱,新的支柱产业又没有及时形成;产品结构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少,中低档大路货多,缺乏竞争能力;还有相当数量的技改项目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建成投产,或者建成投产后不能满负荷生产和发挥效益,难以偿还改造贷款,致使部分企业背上了债务包袱等。

以辽宁省为例,目前,辽宁省仍然以石油化工及化学、冶金、机械、电子这四大传统产业为主要支柱,从“九五”期间开始到现在,总投资额达到1415亿元,比“八五”期间增长99%。增加704.3亿元。其中,基建投资440亿元,技改投资975亿元,分别比“八五”增长52.1%和131.3%。然而,这四大支柱产业的实施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存在许多问题。

石油化工及化学:

加工深度浅,如轻油收率只有54.8%,低于全国60%的平均水平。加工1吨原油利润只有30元,而中石化系统平均利润是90元;

技术装备落后,大多数石化企业的生产装置是五、六十年代建设的,由于多年来技术改造力度不够,致使技术落后,产品成本高,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管理体制上还未打破地区、行业的界限,形成条块分割、地区分割,使资源难以得到合理利用。

冶金工业:

技术装备落后,在全省重点和骨干企业中,10吨以下小电炉仍占总数的81%;

消耗大、效率低、效率差,如吨钢综合能耗比先进产钢国高20-30%,黑色金属1995年的实物劳动生产率只有30吨钢/人年,仅为日本新日铁的1/27。

机械工业:

辽宁省的机械工业从总体上讲表现为三“过”:过长的是低水平的产品生产能力,过多的是低素质的企业,过大的是一般产品的生产规模;

机械工业整体水平与国外差距为20年左右,数控、精密等高效设备不足5%;

管理体制分散,组织结构不合理,由于计划单列,把全省机械工业分割为三大块,打乱了分工和布局。

电子工业:

电子行业在全国的位移已由“六五”时期的第3位,下降到现在的第11位,工业总产值不到广东省的1/6;

电视机的生产规模是100万台,而辽宁省电视机的生产厂有沈阳、大连、抚顺、丹东4市6个生产厂,总生产量也仅在50万台左右;

4.城市问题日益突出

由于东北经济的不断滑坡,城市问题日显突出。首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均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跟不上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道路拥挤、交通事故增长;其次,失业人口增长,离婚率提高,犯罪率上升;再次,城市环境不断恶化,凡是涉及到城市主要技术指标要素,其恶化程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与城市质量下降的矛盾十分突出。

辽宁省土地资源不足、水资源短缺、能源缺乏已构成阻碍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与建国初期相比,全省耕地减少了2000万亩,人口增加了2000万人;全省缺水16亿立方米,全省总水量362.89亿立方米,是全国的1/200。人均占有水量是全国的1/3,是世界的1/12,居全国倒数第三位;长期以来,辽宁省是资源输出省,现在是资源缺乏省,辽宁省能源消费总量居全国首位,而人均煤炭资源占有量仅为160吨标准煤,为全国的人均占有量的1/4。每年需要从省外调入大量煤炭。预测到2000年,需要从省外调入煤炭6600多万吨,占全省耗煤总量的50%左右。此外,辽宁省平均每年缺电70亿瓦小时,致使工业设备生产能力20-30%不能有效发挥。

二、东北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的差距

为什么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改革进程明显滞后于全国总体水平,而社会利益矛盾的激化程度却高于其它地区,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东北地区具有与内陆地区差距性造成的。具体表现为:

1.经济体制影响的差异

从经济体制上说,东北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殖民经济时期。众所周知,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最初形成于日伪时期,由于日本对中国的资源掠夺,在东北地区先后建设了许多工厂和矿山,如抚顺煤矿、阜新煤矿等。二是计划经济时期。东北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最早、发展也最为完善的地区。建国以后,国家于“一五”、“二五”期间、以及60年代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从而形成了今天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的经济基础。长期以来,东北经济运行一直按计划经济模式进行操作,自己缺乏主观能动性。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浪潮是从南方涌到北方的,东北地区进入市场经济大约是从1993年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开始的。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东北地区仍然受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双重影响,东北经济也是在双重体制摩擦下艰难地增长。例如,东北地区许多国有企业尽管已经停工停产了,但是企业职工宁可在工厂“坐以待毙”也不去走向市场,仍然抱着国家不会不管国有企业这种传统观念不放。目前下岗职工绝大多数是因为企业改组等原因,被企业推向市场的,这一点与南方一些地区企业职工主动走向市场又有明显的差异。

2.国有企业比重的差异

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数量之多、比重之大、产业结构重型化,是中国任何一个地区无法比拟的。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运行,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经济运行方式,即服从多于自主,特别是东北地区开始脱离原来的体制进入市场经济不过三、五年,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理解还比较肤浅。例如,东北地区国有企业领导人是由政府任命的,那么,厂长、经理只能是按照政府的旨意去指导企业的经济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又当如何去走向市场?尽管一些国有企业搞了现代企业制度,只不过是形同虚设,换汤不换药。虽然一些大企业按照国家要求,建造了所谓的“航空母舰”,但却缺乏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如果遇到大的冰山,难免沉船。

再者,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恶化的程度。国家实行“拨改贷”,尽管出发点和目的性是好的,但是却违背了财政的本质特征,使国有企业流动资金严重匮乏,为了维持简单再生产,只能到银行去借贷。银行明知借出去的钱无法收回,但又不得不考虑政府的意图,考虑社会因素,只好贷款。目前,东北地区的金融机构的呆账中,至少有70%是无法回收的。

3.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

东北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不过三、五年,市场发育还处于初级水平,与内陆地区相比,也具有明显的差异。首先,人们的观念、意识习惯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处于陌生状态,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经济;其次,宏观经济调控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命令代替经济手段,行政手段过多地应用于经济运行中。再次,法律环境不健全,有法不依等现象层出不穷,人治大于法治;第四,尽管一些国有企业改制后纷纷上市,但绝大多数都是经过细致的包装、弄虚做假后入市的,缺少必要的监督机制;第五,一部分效益比较好的企业,生产上并不需要资金,但是,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政绩,逼迫企业上市,导致企业资金反而过多,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加大了产品成本。

4.文化基础的差异

东北地区位于长城之外,历史上属于塞外边陲,是少数民族居住区。清兵入关建立清朝政府后,满族贵族统治集团考虑到根据地的巩固问题,从山海关到长海一线,共建立了二十一道“柳条边”,严格限制汉人进入东北这块“满洲故国”、“龙兴之地”。汉族人大批进入东北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对东北地区的影响处于主导位置,是从清朝中、末期开始的。1840年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东北从咸丰八年(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牛庄(后改为营口)为通商口岸。咸丰十年(1860年)才将“柳条边”拆除。也就是说,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东北地区影响距今不过138年的历史。在东北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文化现象。如辽宁省阜新市是东藏(与我国的西藏相对应)的发源地,在阜新市的海棠山上仍然记录着蒙古民族的起源,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文化等。然而,这些文化随着历史时光而流失了,并没有真正地被继承下来。我们在研究东亚问题时,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背后,都有一种文化现象在支撑着。如日本是由多种文化构成的社会,且多种文化能够有机的融合;去韩国访问的学者都会发现一种“民族魂”随处可见;台湾、新加坡等成为东亚“小龙”,又是与继承了中华传统的文化分不开的。东北经济之所以曾繁荣一时,也是与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度信仰有直接关系。因此,笔者可以断言,繁荣经济的背后,必然有一种精神文化在支撑着,如果没有文化支撑的经济,是不可能繁荣的。那么,目前的东北地区的文化是什么?精神是什么?这也是东北地区进入市场经济后产生众多复杂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

三、打好第二次“辽沈战役”的战略思想

中国版图如同一只雄鸡,无腿(指海南、台湾)不行,无翅(中原腹地)不飞,无尾(新疆、西藏)不全,无头(东北地区)则不鸣。可见东北地区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性。“东北问题解决了,全国问题也就解决了”。那么,如何打好第二次“辽沈战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又在何处?笔者认为:

1.认清第二次“辽沈战役”的长期性

不同于第一次辽沈战役,它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首先,在战略上、人们的观念上、意识上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充分考虑东北问题的复杂性,要树立起坚持长期性、打持久战的信念。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体制转轨、工业转型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如法国的工业转型和日本北九洲地区的工业转型几乎用了20年的时间。如此说来,东北地区国有企业转轨、转型问题能够在下一个世纪的头十年妥善地解决,就已经是高速度了。其次,侧重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应该从小孩抓起,把老子、孔子、孟子等有益的精神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深入到他们的心中。因此,我们对待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必然要引发社会大震动。

2.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确定

国家对国有企业问题制定“抓大放小”战略,是从全局来考虑,只有抓住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由于东北问题的特殊性,“抓大放小”却难以实施,例如,抚顺煤矿是中国的特大企业,国家为什么不再抓了,就是因为资源待尽,企业严重亏损,国家难以继续承受巨大的包袱。目前,辽宁省除了铁法煤矿由国家统筹管理之外,其它所有的十几个大煤矿统统交给了地方。因此,“稳大扶小”是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

“稳大”并不是指国有大中企业仍然维持原有的企业管理模式,是指企业改革不要急于求成,能改就改,不能改的可以暂时维持。例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但大连的一个乡镇却仍然是集体经济,凡是参与集体经济的农民都成为富裕户,搞个体的却仍然处于相对贫困。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改制不能搞一刀切、一阵风,成熟一户改制一户,同时,改制要经过充分论证其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

“扶小”是指扶植国有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使之成为东北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东北地区改制的重点应放在国有中小企业上。国家劳动部有过测算,非国有企业安排一个职工就业,国家就要少支付2000元,因此,要从根本上破除“资”与“社”、“公”与“私”的观念,无论性质如何,都是民族经济,这一点是不变的。所以,要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至少要取消对非国有制经济的限制。

3.从根本上解决银企危机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银行与企业是两个共同的主体,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大多还要依靠间接金融来实现,因此,建立紧密型的银企关系,实现经济利益一体化,才能有效解除银企之间的信任危机。

纵观世界各国银企关系的发展现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企关系模式主要有两种类型:松散型与紧密型,其主要区别是债权与股权在其信用结构中的比重的大小。在松散型的银企关系中,银行持有企业的债权比重较小,股权投资则被严格禁止,企业外部融资主要依托于市场;而在紧密型的银企模式中,银行是企业的主要债权人,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向企业直接投资,企业外部融资对银行中介的依赖性很强。根据我国目前的现状,笔者认为,选择紧密型的银企关系适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当前,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从根本上说,并不应该全部由企业来承担,剥离企业债务,解决银企之间的危机,首先要大致算清帐,即哪一部分债务由企业来承担,哪一部分债务应由国家来核销;其次要通过主力银行制度,建立银企命运共同体。即实现银企双方地位的平等性、经营行为的互惠性、经营目标的共同性和银企关系的信用性。

4.设立东北经济管理机构,健全区域宏观调控体系

目前,一些城市提出要建立政策试验区的建议,笔者认为,这只是本位主义的一种反映,并没有考虑东北全局。要想把东北经济搞上去,必须对东北经济进行全盘考虑,因此,设立东北经济管理机构(相当于50年代的东北局)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选择。其利有三:

第一,可以使国有资产在东北区域内实现战略大调整、大重组,按照生产力布局原理,科学地进行资源利用与配置。同时,把有限的资金合理的使用,既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又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出现“大而全”的现象;

第二,可以精简不断臃肿的政府机构,实现小政府、大服务,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益。

第三,可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宏观调控的组织机构是否完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性即宏观调控机制对经济运行的作用程度、大小和方向以及作用效果等。因此,由东北局承担起东北经济区域的宏观调控职责。一方面可正确理解中央改革的精神和意图;另一方面可以在全局内实现资源有效配置,重现东北经济往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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